蘇小和：馬克思與斯密的學術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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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小和：馬克思與斯密的學術關係

發布時間:2012-09-26 09:40 作者:蘇小和字型大小：大中小點擊:206次

　　這幾年，人們討論中國經濟的發展路徑，總是習慣性地在哈耶克自由市場的路徑和凱恩斯政府主導的路徑選擇上進行討論。前不久，中南海邀請諸多市場派經濟學家如周其仁、許小年等人討論經濟，這被很多人視為中國經濟下一階段可能部分回歸市場的信號。在此之前，人們普遍認為，自從2008年以來，中國經濟在凱恩斯政府主導經濟的路徑上，可以說已經信馬由韁，而諸如老一代的市場派經濟學家如吳敬璉，據說多年來不再被中南海看重，他們的聲音事實上被邊緣化已經很久很久。

　　如何解讀這樣的經濟理論導向問題，的確很具有中國特色。一個重大的理論事實有必要指出，如果站在1978年以來的經濟發展脈絡上看，中國經濟理論的路徑，事實上不是在哈耶克和凱恩斯之間進行選擇，更加本質的局面，應該是在亞當？斯密和卡爾？馬克思之間做出決斷。

　　亞當？斯密有一點點自閉症。他喜歡一個人自言自語，還經常一個人在黃昏散步，不過有一次走得實在是有點遠，天都黑下來了，他幾乎找不到回家的路了。後來的人們開玩笑地猜測，也許那個時候的斯密，滿腦子都在思考，人類社會怎樣才能實現普遍的富裕。

　　的確，有一個經濟史的常識需要再次提及。一部人類的歷史，上下五千年，除了極少數手握特權的人之外，人類社會的常態，其實是貧窮。由此，古典經濟學的出現，其使命當然就是思考如何擺脫貧窮，思考究竟是什麼原因讓這個世界上的一部分人終於在差不多300年前，呈規模地走向了富裕。我說的是以英國為標誌的工業化革命，以及最先受到英國技術影響的周邊國家，如荷蘭，或者歐洲，以及新大陸美利堅，他們為什麼最早展開了經濟增長的進程。

　　這正是亞當斯密思考經年的問題。

　　「在一個政治修明的社會裡，造成普及到最下層的人民的那種普遍的富裕情況的原因，是各行各業的產量由於分工而大增」。（《國富論》第一章）

　　斯密的表述，似乎主要是強調財富主要來自分工，引起產量的大幅度增加，經濟增長是商業社會發展的結果，在健全的商業社會裡，每個人都從事專業化的活動，秉承自由交換的秩序，社會因此繁榮。但別忘記了，在分工的前面，斯密加了一個不容置換的修飾性狀語，政治修明。

　　19世紀後期開始全球膨脹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增長理論，使用的是另外一套解釋術語，比如商品，資本家，剝削，但貫穿起來的意思，卻和斯密並無明顯差別。馬克思認為18世紀發生在英國的巨大產出性增長，原因正在於商品生產體系的發展，他使用體系一詞，事實上就是斯密的迂迴分工，分工鏈越長，產品越豐富，分工的環節越多，創新的機會越多。有趣的是，後來中國人大搞社會主義公有制計劃經濟，按照意識形態表述經濟生活，瘋狂使用剝削、剩餘價值等辭彙，到80年代初期，終於覺得這有一些畫地為牢，一些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學究開始重讀馬克思，才發現老人家使用了商品經濟這個詞語，於是如獲至寶，將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改成了社會主義的商品經濟。

　　事實上馬克思比中國的徒弟們看得要稍微周全一些。他用商品這個詞語，指出資本家為了贏利、而不是為了消費進行的生產，但卻同意斯密描述的分工秩序，全面延伸到了社會的各個層面，以至於市場中的每個人都被捲入到了一個巨大的生產體系中。按照中國50年代的經濟學見解，意思就是，每個人都在遭受資本家血淋淋的盤剝，每個人都在為資本家貢獻剩餘價值。這個世界因此變得極為不公平。這的確是馬克思的經濟學體系用力的地帶，由此他將斯密描述的商業社會換了一個名詞，叫做資本主義社會，而他構建的烏托邦理想，就是與資本主義對立起來的共產主義社會或者社會主義社會。

　　但是，如果越過這些呲牙咧嘴的意識形態陳述，人們能夠看到，馬克思事實上完全承認，斯密描述的商品社會，以私有制和利潤索取權為特徵的生產體系，雖然有太多的缺點，但卻能為人類社會提供巨大的財富。關於這一點，馬克思是這麼說的：

　　「資產階級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時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機器的使用，化學在工業和農業中的應用，輪船的行駛，鐵路的通行，電報的使用，整個大陸的發現與開墾，河川的通航，彷彿用法術從地下呼喚出來的大量的人口——過去哪一個世紀能夠料想到有這樣的生產力潛伏在社會勞動里呢」？

　　這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里說的實話。他不僅說出了他所處的時代商業市場經濟蓬勃發展的豪邁景象，而且說出了一個未來的事實。在他過世之後的一百多年之內，他所說的資本主義社會，也就是斯密所說的商業社會，物質成就可謂氣吞萬里，到21世紀初期，人類社會的財富蔚為大觀，連傳統的農業中國也趕上了市場經濟發展的大好勢頭，在短短30年之內，從一個幾乎要崩潰的貧窮大國，一躍成為這個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

　　所以，有人說馬克思是反斯密的，這是對馬克思的誤讀。作為一名經濟學家，馬克思可能只是想標新立異而已。事實上，熟悉古典經濟學史的人們，必然知道一個醒目的事實，到今天為止，任何一個有志於在經濟學領域有所建樹的經濟學家，都必須而且只能在斯密的學術框架之內尋找發展的可能性，這意味著，無論是推崇亞當斯密，還是懷疑反對斯密，每個後來的經濟學家，都只能是斯密的學生。馬克思也不會是一個例外。

　　當我這麼陳述，我想會有很多馬克思的擁躉不高興。但這不是我的錯，是斯密實在是太開闊了，他說：

　　「許多利益的分工，遠不是人類智慧的結果，儘管人類智慧預見到分工會產生普遍富裕並想利用它來實現更大範圍的普遍富裕」。（《國富論》第二章）

　　斯密的意思是，分工的發展其實是緩慢的，漸進的，沒有人能夠設計這個歷史演進的過程，甚至沒有人想過要設計它。不是國王，不是政府或者某個團體要設計這種分工的秩序，事實上是一個個獨立的市場個體，在每個人的專業化的過程中獲得好處，人們用各自的方式進行專業化活動，每個人的決策使得他人的決策更加有效，更加容易，商品社會因此慢慢形成一種有效率的制度，一種自由交換的秩序，交易成本逐漸降低，人們在這樣的過程中獲得了來自市場的普遍的祝福。

　　這就是人們反覆念叨的市場中那隻看不見的手。為了講述得更加清晰，亞當斯密喜歡拿貨幣作為例子。貨幣的確是一個可以反覆分析的市場現象，它如此重要，但人類的貨幣制度卻沒有一個可以說出姓名的發明者，它是商業社會中各個參與交換的人共同合作的結果。斯密的這種深遠的眼光，受到了他的老師亞當？弗格森的影響。弗格森的著作《論市民社會的歷史》是這樣寫的：「國家偶然發現了現存的社會體制，這是人類行為的結果，並不是人類任何計劃的推行。人類社會常常經歷最偉大的變革，但其中卻沒有一個變化是人的計劃，即使那些自以為是的官員，他們也永遠不可能用計劃的方式將國家的經濟帶到何處」。

　　這種將計劃完全從人類行為的方式中抽離出來的價值觀，來自聖經。這是另外一個不得不反覆訴說的細節。弗格森和亞當斯密都生活在傳統的英國教會的秩序之下，他們對上帝的敬畏，幾乎是與生俱來的。市場中那一隻看不見的手，只能是上帝之手。人，面對上帝，面對市場，除了敬畏，除了順服，不能做一些什麼。任何試圖改變市場秩序的計劃，都是一種短視。任何試圖在地上建立天國的烏托邦思想體系，都是對人性的無知。我想，只有在這裡，我們才能真正找到亞當？斯密和卡爾？馬克思的區別。

來源: 一五一十部落 | 來源日期：2012年9月25日 | 責任編輯：鄭子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