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沒解決「壞皇帝」問題嗎？

        不久前，福山先生在《金融時報》發表了一篇題為「中國沒有解決"壞皇帝』問題」的文章，還是堅持去年6月他在上海《文匯論壇》與我辯論中國模式時表述的觀點，即中國歷史上遇到了「好皇帝」，朝代就興旺發達，遇到了「壞皇帝」，就一蹶不振。與上次不同的是，他這次以薄事件為例來佐證自己的觀點，認為中國除掉了一個潛在的「壞皇帝」，但中國還沒有建立一個「正式的制度和真正的法治」，所以還是沒有解決「壞皇帝」問題。

        上個月在倫敦書展「中國浪潮」論壇上，《金融時報》的一位資深評論員也對我提出了同樣的問題，並認為中國模式看來還是靠不住。我坦率地回答了他的問題。我說，薄的事情還在調查之中，與其聽信各種傳聞，不如耐心一點，等待正式調查結果的出爐，現在就說薄是潛在的「壞皇帝」，恐怕還難以服人。

        我還告訴他，西方主流媒體今天也不否認中國下一屆最高領導人的人選已經定下，這是第一位的大事；下一任總理的人選也已定下，這是第二位的大事。以我之見，這本身已說明中國高層接班制度的順利運作。至於薄事件，所涉及的是政治局常委其他人選的安排，這固然重要，但已是第三位的事情，所以薄事件不會影響中國最高領導人接班大局，硬要扯上「好皇帝」「壞皇帝」，實在是過於牽強附會。我還勸他關注一下薄以外的人選：他們幾乎都擔任過兩任省委書記，並都有一定的政績。我說，中國一個省的規模大約相當於四、五個歐洲國家，治理好不容易，中國這種基於選賢任能理念的制度安排，雖然還有改進的餘地，但有一點是肯定的，它已經可以保證中國不大會出現像美國小布希這樣低能的領導人。

        從這個角度出發，我們也可以更好地了解中國是如何解決所謂「壞皇帝」問題的。中國基於自己的政治文化傳統，也借鑒了西方的有益經驗，在過去30多年裡進行了政治制度的一系列創新：首先，中國最高領導人不是世襲的，而是靠政績干出來的；其次，中國已經廢除了領導人終生制，建立了嚴格的任期制，最高領導人最長任期為十年；第三、中國最高層實行集體領導，這意味著任何一個領導人的觀點明顯地偏離集體共識是要被拉回來的；第四、基於選賢任能的歷史傳統，中國最高精英決策團隊或者說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資歷基本上是兩任省部級的履歷，而且是在全國範圍內選拔的，所以總體上看，中國領導人的治國理政的經驗和能力都明顯地強於西方政客。第五、在選賢任能的基礎上，中國還引入了不同形式的「選舉」。這種「選拔＋某種形式的選舉」模式很有競爭力，中國政治制度雖然還可以完善，但確實已經不害怕和美國的政治制度競爭。

        至於歷史上的「壞皇帝」、「好皇帝」問題，我去年6月和福山先生辯論時就講過這樣一個觀點：「既使是中國歷史上所謂的好皇帝和壞皇帝時代，我粗略算一下我們還是有七個朝代的歷史比整個美利堅合眾國歷史還要長，整個西方的近代史也就是兩三百年，當中經過多少的戰爭衝突，奴隸制度，兩次世界大戰等等，也不能保證現代西方這個制度可以持續下去」。

        我當時還坦率地告訴福山先生，我擔心的不是中國「壞皇帝」問題，而是美國的「小布希問題」。小布希八年治國無方，美國國運便直線下降。誰也保證不了下一個美國總統能比小布希強，再來個八年國力直線下降，美國也賠不起，整個世界都可能跟著一起遭殃，就像這場源於美國而禍害全球的金融海嘯那樣。至於福山先生反覆強調的「正式的制度和真正的法治」，有其一定的道理，因為西方一些國家的成功確實與這個因素有關。中國自己制度創新的一個主要特點也是更多地重視程序和制度安排，更多地體現法治精神，但我亦認為一個國家的成功與否，主要不是取決於是否有「正式的制度和真正的法治」，而是取決於這些「正式的制度和真正的法治」是否符合一個國家的民情與國情，是否能夠與時俱進。

        印度似乎早有了「正式的制度和真正的法治」，但是印度方方面面幾乎都落後於中國，其多數社會治標甚至還達不到中國西藏地區的水平。日本似乎也早有了「正式的制度和真正的法治」，但日本像走馬燈一樣的換政府，十年九相，治國乏力，經濟衰退也持續了20來年。美國當然也早就有了「正式的制度和真正的法治」，但這一切似乎日益演變成了一種「僵化的制度和真正的法條主義」，這恐怕也是美國金融危機的主要政治起因，自然也應該是美國體制中最需要改革的地方。

        在這種僵化的制度下，美國共和與民主兩黨尖銳對立，使美國的各種體制改革步履艱難。在這種法條主義模式下，美國的社會治理成本異常高昂，引來公憤的危機明顯增多，例如，一場使美國百姓資產銳減20－25％的金融危機，四年過去了，還是一筆糊塗賬，沒有任何一個人為這場危機承擔責任，而造成這場危機的金融大鱷還可以以「法治」和「合同精神」的名義，心安理得地領取上億美金的獎金。

        西方「正式的制度和真正的法治」今天看來確實需要好好改革了，否則西方將難以避免全面走下坡的命運。美國《新觀點季刊》主編內森?加德爾斯（Nathan Gardels）認為西方民主制度屈服於「即時新聞」和「一人一票」的「短期暴政」，導致民粹主義泛濫，「這種制度缺乏長期思考、策劃，缺乏持續統治的政治能力，遠遠無法回應中國的崛起」。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的主持人扎卡利亞不久前也感嘆，「在一個快速發展的世界裡，其他國家行動迅速且具遠見，而我們(美國)的政府卻癱瘓了。不停地說我們擁有世界歷史上最偉大的體制確實很好，但在其失去功能的情況下還這樣說，就很像那些沒有腦子的拉拉隊了。」

        中國人今天的眼光一定要超越西方這種全面走下坡的制度和模式。中國正在進行著人類歷史上範圍最廣的變革，中國正在探索全新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制度，並已經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在這個過程中，我們需要借鑒世界各國的經驗，但絕不能失去自我，絕不能失去中國自己的許多優良傳統。中國人今天進行的探索必將為世界政治、經濟、社會秩序的未來發展做出寶貴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