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釗｜「聖之時者」：儒學的興起與毀掉x

文｜理釗

魯迅先生曾引孟子的話稱孔子為「聖之時者」。孔先生趕過時髦，這固然也是有的。然而，真正做了時代「弄潮兒」的，其實還是他的後世弟子。

現在，人們都知道儒學大搖大擺地走上政治舞台，是在西漢，即所謂漢武帝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僅從這一點上看，孔夫子的弟子們確乎是很爭氣的。想當年，孔先生坐在牛車上，輾轉多少國家，吃過多少苦頭，受過多少羞辱——以至於魯迅先生曾考證出落下了慢性胃炎的毛病——來推銷兜售他「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學術思想。但奔波一生，卻終無所成，以至落了個「恍恍若喪家之犬」的名號，至今還在受著人們的「戲落」。可是，僅僅數百年之後，他的弟子們，卻是將儒學推上了「國教」的至尊，孔先生大約也是很可以含笑九泉的了。

漢朝的皇帝為什麼不像春秋時代的國王們，竟然「買」——那時的學者們是信奉「學得文武藝，貨與帝王家」的生意哲學的——下了儒學呢？原因是漢朝的儒士們摸透了帝王的脾性，把個儒學稍加改造，弄得讓皇帝們喜歡起來了。改造的方法，說白了就是「引法入儒」，亦即余英時先生所說的「儒學的法家化」。這正如對一件老舊的產品，給予了改進，使人喜愛起來一樣——有一些儒士追趕了時尚，投了「消費者」的所好罷了。

劉邦打敗項羽，得到天下之後，雖然對儒生們多有羞辱，以至於曾拿了儒生的帽子做了便器，但儒生們還是願意積極地向他靠攏的。因為，「入世」做官，幫助天子「治天下」，是儒學的最高理想之一。又因為儒家是不主張自己來做王的，這從他們主張的「孝道」中可以看出——孝親是為了忠君，不像西人柏拉圖，主張由極聰明的哲學家來做王，即「哲學王」，也不像劉邦，看見秦始皇的威風，但好生羨慕地大嘆「大丈夫當如是也」。所以，要想實現這一理想，第一要務就是得到天子的信任。可是要得到皇上的信任，卻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尤其是要得到劉邦的信任，則更不容易，因為多少有點兒潑皮性的劉邦原本就是看不起書生的。然而，漢初的儒生叔孫通，卻是在劉邦那裡得意得很，因為他幫助劉邦找到了做皇帝的感覺。

劉邦做了皇帝之後，那些同他一起打天下的功臣們，由於差不多都是與劉邦相同的出身，除了會打打殺殺之外，於禮節上實在是乏得可憐。史書載：「群臣飲酒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高帝患之。」這個景像，確實是有點不成樣子，畢竟不是呼嘯山林的大王了，劉邦怎會不有些憂慮呢？這個時候，叔孫通便看了出門道，提議由他到魯地，也就是孔子的家鄉去徵召他的弟子來，「采古禮與秦儀」後「共起朝儀」。

叔孫通曾經做過秦朝的博士，對所謂的古禮知道多少不敢妄猜，但對秦儀自然是很熟悉的。所以，從他為劉邦設計的朝儀看，其實倒是貨真價實的「秦儀」，也就是「尊君卑臣」的那一套。果然，朝儀一行，劉邦大為賞識，高興地說：「吾乃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除此之外，公孫通又提出了「人主無過舉」的高論，也就是說皇帝是永遠是對的。這就更得了劉邦的心。所以，從那時起，「人主無過舉」便成了對待皇帝的金科玉律，把個皇帝的尊嚴弄得至高無上。叔孫通得到了劉邦的賞識，看上去是給儒生們長了一個大臉，可實際上卻是由此而始，儒學已是明裡頂了儒學的帽子，暗中向著「法家」眉來眼去，陰相交通了。司馬遷於史記中說：「叔孫通希世度務，制禮進退，與時變化，卒為漢家儒宗。」

現在，不妨來看一看「法家」。以韓非等為主要人物的法家的主要觀點是：「故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為教；無先王之語，以吏為師；無私劍之捍，以斬首為勇。」而在具體的治國方法上，則是強調「聖人之為國也，壹賞，壹刑，壹教。」也就是說，在「法家」統治下的國家裡，只有「法」這一種東西，對有功臣的人賞以功名利祿，對犯上作亂的人，不論高低貴賤，有無功勞，一律處以死刑。其他，便全都要遵從「一教」，也就是「知萬物之要」的明君的教育，這就是除了把個皇帝捧得高高在上，其他人全都微不足道了。

「法家」，說到底，治國的方法無非就是嚴刑竣法，對治下的子民予以赤裸裸的武力管治而已。秦始皇的秦朝，據史書載，到後期，全國受過酷刑的人數已經多於正常人的數量了。秦皇何其雄武也，以偏僻之國，用史傑鵬先生的話說，就是靠了「數人頭（割下來的人頭）、賞功爵」辦法，一舉橫掃中原，一統天下。可惜，凡事總是有一利必有一弊，奉行了「法家」之術的始皇帝，雖然一心想著一世、二世，以至萬世，但未曾料到的是二世剛始，被「法制」治得漸漸沒了生路的黔首，只好「與汝皆亡也」地造起反來。結果，結果自然是讓劉邦得了利了。

漢朝在立國之初，除了缺少「朝儀」之外，也很為確立何樣的治國思想，或者說是用什麼樣的治國之術而費了不少腦筋的。強秦快速滅亡的教訓還在眼前，法家之術是不敢再明目張胆地用了。所以，儒士們還得再開動腦筋，想一些更高明的「學術思想」，以補舊儒的不足。

這當然不乏後人，緊接而來便是有名的漢家儒生是公孫弘。這個人在政治上是大耍「兩面派」的，比如他與眾公卿事先約定好上奏的事情及觀點，但到了武帝面前，卻又違背之前的約定，去順從武帝的意思。都尉汲黯曾因此對公孫弘不滿，直接在廷議上指責公孫弘：「齊地之人大多欺詐而不說真話！剛開始與我等一起提出這個建議，現在卻完全違背在之前的說法，為人不忠誠。」武帝於是問公孫弘此事真假。公孫弘卻側面回答說：「了解臣為人的人認為我忠誠，不了解我為人的人認為我不忠誠。」武帝贊同公孫弘的說法。此後但凡有在武帝身邊的寵臣詆毀公孫弘的，武帝反而越發厚待他了。

武帝之所以厚待他，拜相封侯，我覺得主要還是公孫弘的「學術」更對劉徹的心思，比如公孫弘主張「人主廣大，人臣儉節」，把「尊君卑臣」的主張推廣到了日常生活方式之中。（余英時《儒家的法家化》）尤其重要的是，公孫弘與漢武時的另一個重要大儒董仲舒，發明了一種至絕的辦事方法，那就是「緣飾」「潤飾」吏事。關於公孫弘，《史記》載：「於是天子察其行敦厚，辯論有餘，習文法吏事，而又緣飾以儒術，上大悅之。」《漢書·循吏傳》中載：「孝武之世，唯江都相董仲舒、內史公孫弘……，三人皆儒者，通於世務，明習經文，以經術潤飾吏事。天子器之。」

皇帝為何對「緣飾」大悅之，對通「潤飾」者器之呢？天子對那些犯了法的人要施之於刑，這似乎是天經地義，人們自然也是知道的。然而，儒生們辦起這類案子時，不但要依法而刑，還要引經據典地數其罪惡，用現在的話說，對於犯法之人，不但要殺頭，還要將其批倒批臭。不但要毀滅他的肉體，還要毀滅他的精神。董仲舒在這一方面是堪稱專家的，為此他著了一部《春秋斷獄》，使人每遇案，便可引經書春秋判決。後世學者戴震說：「人死於法，猶有可憐者，死於理，其誰憐之？」所以，這種法子在政治上真稱得上是至絕之術。而後世帝王所搞的「誅心」「腹誹」之類的文字獄，也正是由此而來。

這些漢儒們如此地為天子賣力，天子自然是高興的。於是，發明了「春秋斷獄」的董仲舒更進一步，提出了「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僻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也就是說，凡異於儒學的全部定為異端邪說，予以打擊和壓制。

現在，法家提倡尊君，儒學也已經將皇帝奉為永遠不會犯錯的天子了；法家講以法治民，儒學也制定了春秋斷獄法；法家要一統思想，儒學也要一統思想，所不同的是法家要用「一教」，也就是皇帝的思想來一統，而儒生們則是要用儒學來一統罷了。至些，儒學算是徹頭徹尾地法家化了。

現在想來，漢武帝之所以最終接受儒學為一統全國的學說，肯定也是經過一番仔細度量的。一方面，經過漢朝「聖之時者」的改造，儒學已經很是合於皇家的口味了；二則，這經過「引法入儒」了的儒學，治起國來確也是比只講實用的「法家」好看得多。

所謂「法家」，嚴格地說起來，算不上是一門學問，它除了有心狠手辣之術外，實在是沒有什麼自成一體的理論思想，實乃一門實用性的技術而已。而且，那一套法術也確是太過於直露，不過「殺，殺，殺」。如果將這一套「學問」像後來推廣儒學那樣，讓全國的學子們都來「學而時習之」，帝王之道還有什麼秘密可言呢？況且，如果真的將「法家」之術在全國赤裸裸地推而行之，也一定會引起人們在精神和心理上的逆反。將「法家」定為獨尊的秦朝短命而亡，就是最好的例子。

可是，一旦將法家之術披上了儒學的外衣，便大有不同了。儒學是講「仁義」求「道德」的，仁、義、禮、智、信，雖也不太成體系，但也頗有「理論思想」的樣子，念起經書來也極為動聽，不像法家那樣，滿口儘是誅呀殺呀地使人恐怖。可是，當年孔夫子為什麼到處推銷儒學而不售？就是因為當時的儒學雖有治國思想，內里卻是缺少治國之術的。現在，經過他的精於趕時髦的後世弟子這麼一改造，可謂成了「兩全之學」了，外面講著仁義道德，內里則又布滿了法家之術，既好看又好用起來了。這樣的好理論，好思想，只要不是糊塗蛋在做皇帝，哪有不將其定為一尊的道理呢？

這樣「外倡儒學，內行法家」，有一個問題似乎就出來了，那就是後來的儒生們，從小學習的都是講著「仁愛」的儒學專業，可進入皇家機關後，使用的卻又全是法家之術，這中間是不是會有一道隔膜需要打通呢？或者說那些初進皇家體制的儒生們會不會有一種「專業不對口」的痛苦呢？

這種擔心是多餘的，一者自漢家儒生們始，後世儒生所學的儒學，是已經過「聖之時者」的精心勾兌的儒術了，法家的精髓已經不動聲色地融合進了儒學之中，正像調合好了的油彩，你已經很難分出哪是「原儒」，哪是「原法」的東西了，比如「春秋決獄」之法，誦讀的時候，除了覺得它天經地義之外，哪裡又會覺得那原本是法家的技術呢？

更重要的是，儒學是最講「道德治國」，最看不得有人「背德亂道」的，現在引「儒經」而斷獄，不但於肉體，還於精神上懲罰那些「敗德壞道」者，其實正暗合了儒家要義。孔子是儒學的宗師，他曾在魯國掌過一段時間的小權。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很快就殺掉了少正卯。也就是說，從邏輯上講，講道德講到極至，就已暗含了「以德殺人」的合理性了。這也是從學術上，法家正從儒家中發展出來的原因——韓非正是從荀子一派的學生。

再從現實的一面說，其實法家的「學說」是太合人的心性和慾望了。皇帝的慾望是他要獨享尊榮，獨掌權力，統治萬民，不受節制，恣意而為。其實，這樣的慾望和心性，又豈止天子和能夠做天子的人有呢？恐怕是所有心智正常的人所共有的，尤其是在中國這個沒有超驗精神追求，只講物質享用的國度里，人們所求的不就是這些東西嗎？所以，後世儒生，即便是學得滿腹經綸，一心要廣大儒學，一旦經過徵召、選舉、科舉進入皇家廟堂，在皇帝面前雖低微得像個孫子，但在他所管治的小民面前，卻是可以做做老子的——這自然可以滿足一點人性的權力慾望。加上又代皇家收收錢糧，過手之間，又可以弄一點餘裕肥己，這又是可以滿足一下人性的物質慾望的。

倡導儒學理想固然重要，但滿足個人慾望可能更具有誘惑力。因此，儒生們進入「皇權體制」之後，雖然所行的不是儒學之道，但於心理上也不會有太大的彆扭。而這，也正是那些官員們在大堂之上大講仁義道德，而在大堂之後卻是從容使用著法家之術的原因。

還是凡事有一利必有一弊。這樣的「明儒暗法」，看上去是完美的兩全之策。可施行得久了，人們便會慢慢地看出，或是親身體會出其中的門道：原來滿口的仁義道德，不過是好看的裝飾而已；背後的殺頭與奪掠，才是真的面目。結果是，儒學的信念與理想悄悄地坍塌掉了，而法家的法術，也沒有人去真的信仰與遵守——現實中的遵守，不過是迫於強權的應付而已。這就是中國歷史一副「道德不行、法治不興」的模樣的真相與原因。這一點，與歐洲中世紀時教權與皇權合一時，並無二樣。

然而，不知道是守著明白裝糊塗，還是自以為得計的真糊塗，歷代的王者對這一套治國之術，卻以為是民眾毫無所知的寶貴的「秘密」，千方百計地愛著、用著、守著、護著。比如歷朝的官家那麼在意的修史。

後一王朝雖然大多用了血雨腥風取代了前一王朝，但天下坐定，修治前朝之史時，把關卻是格外地嚴格，不但要精選信得過的人修史，修完之後還要「御覽欽定」：前朝之所以被替代，是因為他們的仁義道德講得不好，沒有愛民如子，以至慾望無窮，盤剝無盡，天道不行。以此來證明現今的自己是仁義之君、愛民之王。共同保守「外儒內法」的秘密，倒也是諸姓皇帝們心照不宣的契約。其實呢？自漢朝以來的儒士們可能也是心知肚明的，他們不出來揭破，也是他們歷來心照不宣的契約，因為這正是他們生存的買賣。當一個社會上，士人的生存只能靠著這樁惟一的生意時，誰還會出來挑起「貿易戰」呢？至於「世風日下，人心不古」的道德墜落，真的儒學信仰的倒掉，不但不以為意，反倒正是這樁「生意」的由頭呢！

2018年4月20日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