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史令人心碎

讀史令人心碎

年輕時讀史，常常激動也憤慨。激動，是因中國歷史的輝煌燦爛與文明久遠；憤慨，是因幾千年來的華夏大地充滿了血和淚，尤其19世紀以後國力越來越衰弱，國民性改造沒有成效。老年再讀史，激動與憤慨之情倒是少了不少，但又有不忍細看的感受，借用一本歷史散文集子的書名「青史讀來總短腸」來比喻心情還是很貼切的。作家黃文山就說過，「歷史不忍細看。歷史如何能夠細看？一細看，便好比用高倍放大鏡看美人，光潔圓潤全然不見，入目都是鱗紋交錯、毛孔賁張、瑕疵畢露。」（黃文山《歷史不忍細看》，載楊耀文選編《文化名家讀史錄》，，中央編譯出版社 2011年版，第212頁）歷史的悲劇重複上演，幾乎貫穿了中國歷史的各個時期。讀到中國歷史上的悲劇越多，越加感受什麼叫「災難」，也會促使人們從理性上進行反思。

一

說到歷史悲劇，不得不說說南宋初年最傑出的抗金將領岳飛之死。

岳飛領導的岳家軍是南宋幾支抗金隊伍中軍力最強、紀律最嚴明、戰功最顯赫的一支軍隊，是南宋王朝一道堅不可摧的長城。岳飛本人因累累戰功加官至太尉、少保，是正一品的官員，在武將中軍階最高，位居三公之列。但高宗皇帝為什麼一定要殺岳飛呢?過去就認為是主和派秦檜之流所加害。現在看來，這裡首先有制度原因；其次也有個人性格原因。

先說說制度原因。 宋太祖趙匡胤960年，作為後周的一名禁軍軍官，謊報契丹聯合北漢大舉南侵，發動「陳橋兵變」，建立宋朝。他黃袍加身後一直患有「恐奪權症」，生怕他的臣下如法炮製奪取趙氏大權，採取了一些「國策」：杯酒釋兵權，削弱禁軍將領和藩鎮兵權；設以文制武的文官管理制度，派文臣代軍人掌握地方行政，朝廷設樞密院，為國家最高軍事機構，樞密使這個職位相當於現在的國防部長，由文官擔任，直接對皇帝負責。

南宋第一個皇帝趙構，廟號高宗，他實行的「積極安內，消極攮外」的政策。南宋國內的政治上分為主戰和主和兩派，鬥爭很激烈，力量此消彼長的，宋高宗就是調節天平的那隻手。從抗擊金兵上說，宋高宗是鼓勵和使用抗金力量的，包括韓世忠、岳飛等人。但大宋立國策略是文官掌權，限制武官掌握重權。所以樞密使張浚雖是主戰派，但也是文官，由他直接負責全國的抗金軍事行動。高宗趙構剛登基就被金人攆著屁股打，手下的一班文臣只會跟著逃命，如果沒是韓世忠、岳飛等打退了金兵，南宋也無法保有長江以南的大片國土。在這種情況下，迫於大敵壓境，軍人的作用便凸顯起來了。岳飛最初只有正兵萬人，但在鎮壓太湖楊么、鐘相起義後，總兵力增至十萬。這本來是件好事，但卻引起了朝廷的不安。朝廷以「三十將為額」，想以軍官數量來限制岳家軍的擴張。但隨著岳家軍不斷打勝仗，隊伍也在不斷擴大，不久即增至八十四將，大大突破了朝廷的編製限額。另外軍隊作戰，要有固定的防地便於徵糧等後勤，因此岳家軍所管轄的州縣比其他部隊要多出好幾倍。加之大批讀書人來到岳家軍，參與謀劃政治和軍事行動。這正是執政的文官集團最不願看到的。宋和金簽訂紹興和議後，以秦檜為首的文官集團立即著手解決岳飛等人的兵權，將部隊的指揮權直接收歸樞密院。不久，在高宗皇帝的默許下，宰相秦檜等人對岳飛下手了。岳飛之死，與其說死於宋高宗和秦檜等在文官手上，還不如說死於宋朝的制度：軍隊只是一架作戰機器，不應該有自己的思想，不應該發出自己的聲音。

再說說個人原因。趙構1137年30歲，尚未子。二月初八岳飛密奏趙構建議皇子人選。接班人問題是皇家最諱莫如深的事，即使文臣被皇帝問及接班人的看法，也會以皇家私事為由而不予發表意見，而岳飛一個手握重兵的武將卻干預皇帝繼承人的事，真不知岳飛是那根神經搭錯了。第二天岳飛被趙構召見，在這次秘密召見中，趙構當時還比較坦誠對岳飛說，「卿說這話雖是出於一片忠心，但是你在朝外手握重兵，這事不是你該過問的了。」岳飛悻悻而退。在這之前發生了岳飛意氣用事的一件事，也是導致岳飛與趙構之間增加矛盾的原因。趙構曾解除了抗金將領劉光世的淮西軍的兵權。趙構讓宰相張浚與岳飛商談淮西軍接管事。張浚先後提出王德、張俊、楊沂中等人選，這幾人還都是當時的名將，但都被岳飛否定，張浚生氣了，難道淮西軍只有交給你岳飛統領才最合適？面對張浚的責問，他一氣之下向皇帝申請解除兵權，不等朝廷回復，就跑到廬山為母親姚氏守墓去了。對這種賭氣行為，趙構多次下詔他回來，岳飛一直推辭不出，趙構有點生氣了，讓岳飛手下捎話，如果再不回來就要被殺頭，岳飛這才害怕向趙構請罪。趙構在用人之際，就寬恕了岳飛。還有就是岳飛不懂為官之道，岳飛公開打出的口號是，要收復河山，迎回被金國掠走的徽宗、欽宗。這明擺著對當今皇帝的天子地位的挑戰。隨著議和成功，軍事壓力減輕，岳飛的政治價值就降低了，以前被趙構不滿意的這幾件事，終於成為岳飛被殺頭的理由了。

岳飛的性格缺陷以及他的不諳官場，碰上宋朝的政治制度和國策，釀成歷史的悲劇也是順理成章了。

二

南宋發生過岳飛的悲劇，在二三百年後的明代末期又重演了，這就是袁祟煥之死。

袁崇煥的死更冤屈。他沒有兵敗失地之過，卻生生被誣陷為叛敵。袁崇煥是明末傑出的軍事家，也是文學家。萬曆四十七年中進士，後在兵部任職。當時對明朝構成嚴重威脅的是山海關外的清兵。袁崇煥曾單騎出關考察，還京後自請守衛遼東，築古寧遠城(今遼寧興城)衛戎。天啟六年，清太祖努爾哈赤率軍進攻，被袁崇煥打敗，努爾哈赤中彈身亡。寧遠大捷極大地振奮了朝野的士氣，意義和影響都是空前的。然而袁崇煥因不附奸佞魏忠賢而被解職。明思宗即位後，在朝臣的紛請中還朝被任命為兵部尚書，執掌軍政大權。崇禎二年袁崇煥以尚方寶劍誅殺了大將毛文龍。同年皇太極率十萬大軍，兵臨北京城下。袁崇煥聞訊帶兵兩日急行軍三百里，但他沒有在薊州、通州一帶與敵決戰，卻在諸將反對下率兵入京，在廣渠門外大敗清軍。此間，皇太極施反間計，一方面將袁崇煥議和之事大加渲染，廣為擴散，並把殺毛文龍稱為袁崇煥向清討好的舉措；另一方面，親率大軍繞道喜峰口，攻破邊牆，直逼北京城下。致使京師上下震動，紛紛傳說袁崇煥通敵。這時，生性多疑的崇禎皇帝再也沉不住氣了，下令將袁崇煥逮捕，以「通虜謀叛」、「擅主和議」和「專戮大帥」三項罪名「磔死」。此時滿朝文武竟然沒有一個人站出來為袁崇煥說話。一代名將袁崇煥便這樣成了一場特大冤案的受害者。

袁崇煥死在誰的手裡呢？

首先，是死在崇禎昏君的手裡。明朝末年已經風雨飄搖，卻又迎來了一個廢物皇帝——崇禎。崇禎皇帝雖然勤政，然而性格和能力上的巨大缺陷使得他只能算作個庸君。他執政17年，內閣輔臣換了50個。他是個逃避責任的掌權者，明朝曾近有和皇太極和談的大好機會。和談在當時看來是一個非常丟人的事情，但對於緩解明朝軍事壓力、爭取喘息時間卻是大大有利的。崇禎偷偷偷摸摸地和兵部尚書陳新甲計劃和滿清和談，卻不料消息走漏。當反對派群起質問的時候，崇禎卻把責任全部推到陳新甲身上，殺之了事。於是沒有大臣願意為他全力工作了。袁崇煥文武雙全，為人正直，在國難當頭的關鍵時刻，他不計個人安危，挺身而出，但戰事不順時又想通過和議暫時中止清軍凌厲的攻勢。然而這就留下了禍患。崇禎皇帝做了「自壞長城」的蠢事。「自壞長城」是康有為在袁崇煥祠墓廊柱上撰寫對聯云：「自壞長城慨今古，永留毅魂壯山河」中說的。

其次，如果袁崇煥的性格不是那麼剛直、剛愎而是善於聽取意見和建議，也許不會白白送掉性命。袁崇煥在寧遠城下讓努爾哈赤中炮重傷，以致不治身亡。有了這資本，開始驕傲起來，在崇禎皇帝和朝臣面前發表了不切實際的言論。崇禎元年七月，當清軍大舉進攻錦州時，皇帝召集眾朝臣開會。皇帝憂心忡忡地問袁崇煥東方戰事何時能了，袁崇煥居然十分輕率地回答：五年為期吧。沒有一位朝臣相信袁崇煥的大話，但皇帝卻大加讚賞。袁崇煥還逼著大臣在皇帝面前逐一表態，不僅要保障他的大軍物資供應，而且他提出的要皇帝讓他便宜行事，用人調兵上一任所為，不得掣肘，並且不許朝臣干預乃至議論。在這也就是朝中許多大臣攻擊袁崇煥借皇帝重用之機，要挾需索，鉗制言官的重要原因。然而戰事並未像他預言的那樣順利，他便想通過和議暫緩清軍的攻勢。可是他沒有看到崇禎皇帝是一位剛愎自用而又敏感多疑的君主。崇禎皇帝看袁崇煥如此行事，心生不滿與恐懼，朝中大臣也藉機議論紛紛。袁崇煥由於自己的性格和處事風格把自己一步步推向死亡的深淵。

更為悲劇的是，當時北京的老百姓都相信袁崇煥「通敵」，對其恨之如骨。據《石匱書》所載，「劊子手割一塊肉，百姓付錢，取之生食。頃間肉已沽清。再開膛出五臟，截寸而沽，百姓買得，和燒酒生吞，血流齒頰」。（轉引自張秀楓主編《青史讀來總斷腸》的「序言」，二十一世紀出版社2013年版）封建專制制度下的老百姓，按魯迅先生的說法，只有兩種人，即「看客」和被看者。順民和暴民是一枚錢幣的兩面，一面是民眾的愚昧；一面是民眾的殘酷，袁崇煥的死法真是令人感到悲涼，也讓我們看到了國民性中醜陋的那一面。

三

歷史人物的個人悲劇，肯定與個人的特質有關的。同樣，一個民族的悲劇是不是也與其的缺陷有關呢？我以為也是有聯繫的。

讓我們再來看看史書記載的「揚州十日」。

在「揚州十日記」我們除了看到清軍的血腥，但也看到了國民的奴性。1645年4月，清軍對揚州城內人民展開的慘無人道的大屠殺。南明弘光朝兵部尚書史可法督率揚州軍民抗禦清軍入侵的守衛戰失敗以後，清軍對揚州城內人民展開了大屠殺。當時倖存者王秀楚所著《揚州十日記》中記載，屠殺共持續十日，僅被收殮的屍體就超80萬具，故名「揚州十日」。 揚州十日時，只要遇見一個滿洲兵，「南人不論多寡，皆垂首匍伏，引頸受刀，無一敢逃者」。一個清兵，遇見近五十名青壯年，清兵橫刀一呼：「蠻子來！蠻子來！」這些人便戰戰兢兢，無一敢動。此清兵便押著這些人青壯年赴屠場，其間無一人反抗，一人敢跑。至刑場後，清兵喝令：「跪！」呼啦啦全部跪倒，任其屠殺。滿清大屠殺死亡人數是中國曆次改朝換代之最，死亡人數遠超5000萬，甚至超一億。

歷史到了1937年12月，日軍進佔南京城，發生了6周的屠城。

南京大屠殺時，日本人抓住國軍後，進行甄別，在押的上萬人中潛有換了兵裝的師長團長。日本人喝道：「誰是當官的？站出來！」頓時眾手齊指那些師長團長們。但結局卻無異，指人者與被指者統統一死。抗戰時的山西農村，經常是一個鬼子攆著全村人團團轉，讓跪下就跪下，說趴下就趴下。美國華裔作家張純如因《南京暴行：被遺忘的大屠殺》一書獲名，但隨著南京大屠殺研究的深入，其困惑越來越深，最後竟以自殺結束生命。自殺前她與身邊親友說：「在訪問南京大屠殺的時候，我發現不僅僅是日本人的問題，還有中國人的奴性，中國人有一種極其惡歹的心理，在世界民族中也罕見！從來沒有一種人，因為不同的主子，可以作踐自己的同類，到了極其殘忍的地步，我原本想拿大刀砍向鬼子，可是發現需要砍的，還有自己的同胞。」侵略者的血腥與國民的奴性同時展現了出來。

順民會在社會動蕩時變成另外一種人，比如說是亂民、暴民。比如中國歷史上的所謂「農民起義」，有的雖然完成了改朝換代，但也同時顯現出巨大的破壞性。

現在有許多學者指出，中國古代社會的主要矛盾不是地主階級與農民階級的矛盾，歷史上的所謂「農民起義」都不是農民發動和領導的。許許多多史實說明「農民起義」的破壞性是毋庸置疑的，有的還觸目驚心。比如，黃巢大規模地吃人，發生在圍攻陳州（今河南淮陽）時，因軍糧不足，就開始吃人。陳州守軍也出來搶人吃。黃巢看到官軍來搶人，乾脆下令將周邊所有的活人都殺了，竟採用了大規模的手工作坊的生產方式，將活人粉碎，以人肉作軍糧。陳州四周的老百姓被吃光了，就「縱兵四掠，自河南、許、汝、唐、鄧、孟、鄭、汴、曹、徐、兗等數十州，咸被其毒」。史家估算，當時被黃巢軍吃掉的人數，超過三十萬。明朝末年張獻忠在成都、在四川各州縣也進行過滅絕種族的大屠殺。這些都被歐洲傳教士利類斯和安文思二人親眼目睹，載入了他們所著的《聖教入川記》。經過張獻忠和後來清軍的幾番屠戮，四川的人口由明中葉的310餘萬陡然下降至清初的9萬餘人。再有太平天國戰爭，戰爭之前，中國人口為4.3億；太平天國失敗後，中國人口只剩下2.3億人。一場農民戰爭使中國損失了2億人，是人類歷史上人口損失最多的戰爭。羅爾綱先生1937年出版了《太平天國史綱》，胡適收到他贈書，胡適說：你寫這部書，專表揚太平天國，中國近代自經太平天國之亂，幾十年來不曾恢復元氣，你卻沒有寫。做歷史家不應有主觀，須要把事實的真相全盤托出來，如果忽略了一邊，那便是片面的記載了。這是不對的。

像中國歷史上的農民起義的「革命」所表現的破壞性，直到近代也有展現。比如，中共領導的土地改革，用暴力分配了土地資產，同時也用暴力消滅了一二百萬地主的肉體；至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則是一種「群眾專政」，即用多數人來剝奪少數人。這些都與中國古代史上的所謂「革命」有傳承的因子。這種「革命範式」對「改革」「改良」是不屑一顧的，比如對洋務運動嗤之以鼻。

四

著名史學家戴逸在《18世紀中國與世界·導言卷》中說：「歷史的悲劇只有在悲劇造成以後很久時間，人們才會感到切膚之痛。」我越讀史越體會到「宋亡之後無華夏，明亡之後無中國」，說得比較到位的。宋之後的中國，確實已是另一個中國，一個與漢唐時期完全不同的中國，而我們今天繼承的中華文明，基本來自宋之後的這些。宋以前的中國是很有血性和義氣的，但宋朝從開國起就崇文抑武，到南宋已經無法扭轉了。文科科舉進士授職正八品，三四年一升遷，武將科舉優等授職正九品，七年才一升遷。邊防大事不到萬不得已都不派武官而派文臣，如文官范仲淹就當過鎮守西北的統帥。宋朝兒童啟蒙讀物《神童詩》，第一句就是「天子重英豪，文章教爾曹，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民間流行的俗語則是「做人莫從軍，做鐵莫做針」。商鞅變法獎勵軍功的軍爵制度、漢唐時期從軍報國的風氣，在南宋之後就成了過去的歷史了。當然，我們也要看到秦漢以後，中國作戰方式和戰爭理念，都是只求勝利，只問結果，不擇手段，往往出現大規模的屠城現象，滿城殺光，一人不留。這點從秦漢到明清始終沒有改變，歷史上的勝利者一個比一個殘暴。這倒驗證了吳思先生「血酬定律」和「暴力最強者說了算」的「元規則」。

改變中國民族性的重要歷史節點，就是南宋理學的出現以及理學的官方化。到南宋末年，官方獨尊了朱熹學派一種，並將其官方化。以儒學為思想基礎的宗法專制的核心是嚴格的上下、親疏、貴賤等級體系，個體的婚姻自由，經濟活動的自由，思想和言論的自由，都被剝奪或受到嚴格的限制，個體的尊嚴和創造無從談起。

梁啟超評論中國人身上有奴性，表現有三：甘於帝國的統治，甘於暴力的統治，不敢反抗；缺乏公德意識，只有私德意識；缺乏尚武精神。梁啟超提出要改造中國，關鍵是改造每個人，思想啟蒙，克服三大弊病。梁氏不主張改變制度的，而是主張改變國民性的。這點與胡適、魯迅都極為接近。梁啟超認為，凡是經過重重內亂的國家是不可能產生純潔國民性的，內亂會在老百姓心目中培養起六種傾向：僥倖、殘忍、彼此傾軋、虛偽狡詐、冷漠涼薄、苟且。我們這個國家，從20世紀第一個十年，大清帝國終於決定施行新政了，然而晚矣。革命派等不及了，辛亥革命爆發了，君主立憲不可能了。共和體制確立後，本應全面更新社會運行規則，然而又有變數，「二次革命」、「護法戰爭」、北洋各派內戰、「國民革命」、國民黨各派內戰、國共內戰，一個接一個。這接連不斷的內亂對國民性的副作用不可低估。唯有抗日民族救亡運動，團結了民眾，純潔了國民性。可惜抗戰勝利之後不久內戰又起。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雖然結束了國內戰爭（如果炮轟金門及海戰不算），但大陸階級鬥爭、繼續革命，花樣翻新，「八億人民不鬥行嗎」成為國策，人們熱衷於相砍相殺，「文革」中國民性中的醜陋一面表現得登峰造極。改革開放後，經濟上實現新自由主義，人們長期被壓抑的私慾無所顧忌地表現出來了，梁氏說的六種傾向大有愈演愈烈之勢。魯迅致力於國民性批判，至今並沒改掉多少，說明是我們的體制與文化都有問題。「以德治國」是要的，但那還是用意識形態去改造國民性，用史學家黃仁宇對這個問題的說法，只是這種做法成本最低；但寄希望通過意識形態的辦法，把人的貪慾約束到最小的程度，可能就是一種美好的願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