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政評論】誰能當香港特首

0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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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盡忠職守，遵守法律，廉潔奉公，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服務，對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和香港特別行政區負責。」

這是董建華、梁振英和曾蔭權在宣誓就任香港特首時說過的同一段話。正如近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李飛所說的：「愛國愛港是行政長官在法律上必須履行的責任。」那麼，誰有資格為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負責？什麼又是愛國愛港呢？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法律委員會主任委員喬曉陽在於部分香港立法會議員座談時，曾經提到「愛國愛港」的一項標準：最主要的內涵就是管理香港的人不能是與中央對抗的人。

目前，香港2017年特首普選能否順利展開，成為了香港上下關注並牽動內地各界人士的事情，我們這裡暫且撇開各種爭論，談談過去幾任香港特首如何愛國愛港。

背景可不同，立場需堅定

正如在誓詞中講的，港首需要對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負責，而負責的前提首先是要得到中央政府的信任。有意思的是，三位港首中有兩位，其人生中的政治航線有過彷徨和曲折。

（董建華與夫人年輕時照片）

董建華在香港另一個為人熟知的身份，是航業巨頭董浩雲的長子。12歲時，出生於上海的董建華隨父來到香港，其後在英美求學和生活了數年。董浩雲逝世後，東方海外瀕臨破產。董建華在趕去參加可能是最後一次債權人會議前，他一度決定自戕，在機場打電話給朋友說，「如果我死了，請你照顧我的家人。」

幸運的是，在那次債權人會議上，董氏集團最大的債權銀行滙豐銀行決定提供8億港元的備用信貸，霍英東隨後注資1.2億美元，幫助董建華重組家族公司債務結構。

霍英東是著名的愛國人士，「中國共產黨的親密朋友」。他堅決擁護「一國兩制」政策，深度參與了香港回歸、過渡及發展。有人猜測，1986年，正是因為霍英東的注資幫助東方海外走出困境，並使曾一度高調公開其親台及中國國民黨傾向的董家轉變態度，轉而傾向中央政府。

（霍英東與鄧小平）

而對曾蔭權來說，當選港首也歷經坎坷，因為他的某些事迹實在有些「不合時宜」。就在英國把香港歸還給中國的前幾個小時，時任香港財政司長的曾蔭權卻在接受查爾斯王子封予的騎士稱號。不僅如此，他還是一名虔誠的羅馬天主教徒，忠誠於梵蒂岡教皇。

事情後來開始有了轉機。香港前任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於2001年下台，這為曾蔭權升任港府第二號人物鋪平了道路。4年後，董建華提前辭去特首職務。這讓曾蔭權既驚又喜，人們看到曾蔭權輕鬆地吹著口哨，漫步走進香港政府辦公樓去參加緊急會議，而他吹的曲調正是中國國歌。

在升任港府第二號人物後，曾蔭權的言論更向成為特首的要求靠近。比如針對香港貧富差距過大的問題，他說，貧富懸殊是資本主義下的必然產品，當局希望透過創造高的社會流動力，使人人都做到資本家，但要真正解決貧富懸殊，只有共產主義。

與前兩任特首相比，梁振英的經歷則顯得更理所當然。1977年，內地百廢待興，正處於新的歷史機遇期。擁有留學經驗、胸懷報國理想的梁振英找到了他的用武之地：深圳。作為香港「專業人士促進現代化協會」的會員，他常常利用周末去蛇口工業區技術幹部培訓班「授業解惑」。回顧深圳的變化，他說：「深圳是我義務工作最多的地方，能為國家的改革開放做點事，能為深圳做點事，我自己覺得不負此生。」

（1977年，梁振英從英國布里斯托理工學院畢業。）

1988年，梁振英接替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社長毛鈞年，被任命為基本法諮詢委員會秘書長。1997年，香港特區政府成立，梁振英被委任為行政會議成員，參與特區政府最高決策機構的工作。1999年，擔任行政會議召集人，直到2011年底宣布參選特首。

對港人負責，受國家信任

2009年，在談到下任特首的條件時，曾蔭權曾稱：「執行能力要充分，要得到香港人的信任，得到國家的信任才能夠辦到事。」其實，三任港首在任時，無不需要處理好與香港人和中央政府的關係，有時需要平衡二者之間的矛盾。

要處理好與港人的關係，首先要處理好與立法會議員的關係。曾蔭權曾說：「某個（特定的政治改革）一籃子計劃，不難得到公眾的支持，」他補充稱，「棘手的是，你如何能在立法會得到三分之二的多數票。」針對這個問題，曾蔭權的經驗就是「通融」和「妥協」。當反吸煙法等商界不喜歡的措施得不到足夠的支持時，曾蔭權則必須「通融地」求助於立法會裡平時給自己投反對票的議員。

（1996年時任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和香港財政司司長曾蔭權參加亞太經濟合作組織會議。）

在被問及一些敏感話題時，香港特首回應的立場都很明確。在中國人誰應該獲諾貝爾和平獎這件事上，梁振英就認為，鄧小平令中國民眾脫離貧窮，對中國和平繁榮做出貢獻，更應成為首位獲得和平獎的中國人。

在近期的佔領中環浪潮中，梁振英也選擇堅定地站在反佔中陣營的一邊。2014年5月22日，梁振英出席立法會答問會時就表示，政府不會向任何癱瘓中環的人發出不反對通知書。7月，「保普選、反佔中大聯盟」收集市民反佔中簽名，梁振英也明確表態會簽名反佔中。

「你問我支持不支持？我說支持。」原國家主席江澤民在回答香港記者是否支持董建華當選特首的提問時，如此回答。可見，就在當選之前，董建華就取得中央的信任了。

卸任後的香港特首

2005年，在卸任香港特首不久後，董建華被選為全國政協副主席，並擔任至今。他並沒有脫離政治，今年還參與了「保普選反佔中」大聯盟的網上簽名，並表示，我們大家渴望的是一個民主法治的社會，一個繁榮安定的社會。

2010年，在政協常委會上，董建華還談到了中國能成功的原因：「其實中國的政治制度就是一種優勢，是可以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可以宏觀的看問題，有著眼未來的舉措，而且實施的政策的出發點都是『以人為本』。無論政治或經濟層面，一切都是為人考慮的，這種考慮不是今天的、明天的，而是從長遠的國家利益出發的。」

除了參與政治事務外，董建華還重新回到了闊別多年的商場。今年6月，董建華接受阿里巴巴集團的邀請，出任其獨立董事。他說他認同集團為致力協助小企業在任何地方都可以發揮所長，拓展業務的宗旨，也認同其以持續發展為經營宗旨，而非尋求短線利益。

卸任後的曾蔭權並沒有延續董建華在政協任職的做法，他曾表示，在卸任行政長官職務後，中央有關部門曾詢問他是否有意參與新一屆全國政協的工作。而鑒於他當時正在接受廉政公署的有關調查，慎重考慮後，答覆現階段不適合參與全國政協的高層工作。

其實，早在曾蔭權即將卸任時，他就說自己卸任後會不問政事，不會從商，也不寫回憶錄。因此，與董建華卸任後忙於政事不同，曾蔭權的「退休」生活則顯得更為普通，他也要像平常人一樣擔心住房問題。2011年，他就坦言，由於自己是特首，參與制定房屋政策，為免市民憂慮官商勾結，他並不方便置業，這導致他卸任後差點「無家可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