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夏文化-魏晉風尚和隱士文化

魏晉風尚和隱士文化

文/邢賁思魏晉文人放浪形骸的生活方式和談尚玄遠的清談風氣的形成,既和當時道家崇高自然的思想影響有關,也和當時戰亂頻仍特別是門閥氏族之間傾軋爭奪的形勢有關。知識分子一旦捲入門閥氏族鬥爭的旋渦,就很難自拔。魏晉以迄南北朝,因捲入這種政治風波而招致殺身之禍的大名士就有:何晏、稽康、張華、潘岳、陸機、陸雲、郭璞、謝靈運、鮑照等。所以,當時的知識分子有一種逃避現實的心態,遠離政治,避實就虛,探究玄理,乃至隱逸高蹈,就是其表現。這種情況不但賦予魏晉文化以特有的色彩,而且給整個六朝的精神生活打上了深深的印記。魏晉清談風氣之盛、之烈,後人很難想像。清談又稱「微言」、「清言」、「清議」、「清辯」等。這種清談經常通宵進行,所謂「微言達旦」;有人耽溺清辯,到了忘食的地步,所謂「左右進食,冷而復暖者數四」;更有甚者,有的名士為了在清談中應對制勝,竟至徹夜苦思而累病甚至累死的。晉人衛體弱而好清談,一次在和謝鯤的通宵辯論中發病而亡,大概是死於心臟病發作。這種清談並不是漫無目標,而是圍繞著當時的文人比較感興趣的問題進行。比如「才性之辯」,就是當時一個熱點問題。又比如,由於道家思想流行,對老莊之學感興趣的人漸增,此外,同樣被視為闡發玄學精微的「易」學,也受到人們的重視,於是探討「老、庄、易」(並稱「三玄」),也成了清談的重要內容。不少名士,精通「三玄」,不僅在清談中才思敏捷,侃侃而談,而且著述有成,成了一代玄學家,如曹魏時的何晏、王弼、稽康、阮籍,魏晉之際的向秀,西晉時期的郭象、裴等。魏晉風尚對這一時期乃至稍後的南北朝的文化影響很深。例如在當時特殊環境下生成的「隱逸文化」,就是一例。「隱逸文化」的表現是多方面的,最直接的表現就是這一批名士遁跡山林,當起隱士,這本身就是一種特殊的文化現象。儘管儒家創始人孔子說過「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隱」;孟子也說過:「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文人得意時仕,失意時隱,自古而然。但六朝隱士之多,恐為歷代之冠。「隱逸文化」的另一個表現,就是出現了對隱居生活由衷讚美和吟詠的「隱逸詩」。有的詩的標題就用了「招隱」二字。比如西晉張載的《招隱詩》有這樣的句子:「來去捐時俗,超然辭世偽,得意在丘中,安事愚與智。」因寫《三都賦》而洛陽為之紙貴的左思,也寫了兩首《招隱詩》,其中有句曰:「惠連非吾屈,首陽非吾仁,相與觀所向,逍遙撰良辰。」詩中提到的惠連是指柳下惠、魯少連,曾屈已受祿;首陽的典故則是指不食周祿、寧願餓死首陽山的伯夷、叔齊。意思是說,無論是惠連的曲意求仕,還是夷齊的捨身全節,都與我無涉,我只知倘佯逍遙,怡然自得。東晉大詩人陶淵明有「千古隱逸詩人」之稱,他雖沒有以「招隱」為題的詩篇,但他的詩卻達到了「隱逸詩」的巔峰。最有名的當然要數那篇題為《飲酒》第五的詩:「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辯已忘言」。這樣的「隱逸詩」,真是到了超凡脫俗的地步。和「隱逸詩」同時,流行起來的還有山水詩,這也是「隱逸文化」的一個表現。山水詩和「隱逸詩」可說是孿生姐妹。要隱逸,就必然會得意於丘中,倘佯於林泉,這必然會擁抱山川、讚美山川,吟哦之間,形成寄情於景、借景抒情的山水詩。和前朝山水不同的是,六朝的山水詩,更多一分超然物外的意境和逍遙自適的心情,詩風則更加輕靈飄逸,文筆則更加婉約雋永。有人認為,六朝詩風過於浮靡,這如果是指部分詩作,特別是後期的某些所有的詩都歸結為浮靡,是失之偏頗的。有人喜歡把六朝的詩同漢賦相比,認為後者氣勢雄渾,而前者則纖巧有餘,凝重不足。這是一個審美取向的問題。猶之聽慣了黃鐘大呂聲響的人,往往會不喜歡絲竹輕音。其實,漢賦也好,六朝詩作也好;黃鐘大呂也好,絲竹輕音也好,凡是優秀的,都有其美學價值,而不能用一根尺子來衡量。拿六朝的山水詩來說,就不乏佳作。像左思的詩句「未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謝靈運的詩句「雲日相輝映,空水共澄鮮」和「望山白雲里,望水平原外」;謝的詩句「天際識歸舟,雲中辨江樹」等等,其意境之美,可和盛唐的山水詩相媲美。鍾嶸的《詩品》,對謝詩的評價是:「一章之中,自有玉石」;「奇章秀句,往往警遒」。清代的王夫之在講到謝的詩時說「『天際識歸舟,雲中辨江樹』,隱然一含情凝眺之人,呼之欲出。從此寫景,乃為活景,故人胸中無丘壑,眼底無性情,雖讀盡天下書,不能道一句。」說得很中肯。當然,六朝的詩作包括山水詩,也有平庸的,也有一味堆砌辭藻而流於浮靡的。劉勰在《文心雕龍》中所批評的「鬻聲釣世」、「淫麗煩濫」,就是指的這種文風。   總之,一個時代的文風、文韻,受當時的影響很大。六朝是如此,其他時代不也是這樣嗎?「隱士」就是隱居不仕之士。首先是「士」,即知識分子,否則就無所謂隱居。不仕,不出名,終身在鄉村為農民,或遁跡江湖經商,或居於岩穴砍柴。歷代都有無數隱居的人,皆不可稱為隱士。《辭海》釋「隱士」是「隱居不仕的人」,沒有強調「士」,實在是不精確。《南史·隱逸》云:隱士「須含貞養素,文以藝業。不爾,則與夫樵者在山,何殊異也。」而且一般的「士」隱居怕也不足稱為「隱士」,須是有名的「士」,即「賢者」,《易》曰:「天地閉,賢人隱。」又曰:「遁世無悶。」又曰:「高尚其事。」……是「賢人隱」而不是一般人隱。質言之,即有才能、有學問、能夠做官而不去做官也不作此努力的人,才叫「隱士」。《南史·隱逸》謂其「皆用宇宙而成心,借風雲以為氣」。因而「隱士」不是一般的人。《孟子·滕文公下》中所稱的「處士」(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也就是隱士,指的是有才有德而隱居不仕的人。但這個「處士」,是指從來未做過官的人。先官後隱如陶淵明也叫隱士,卻不能叫「處士」。舊時認為隱居的人不求官,不求名,不求利。《舊唐書·隱逸》稱「所高者獨行」,「所重者逃名」。《易·蠱》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隱居求高,即是人品高尚的人,所以「隱士」又叫「高士」。江蘇常熟至今尚保存元代大畫家隱士黃公望的墓,墓道石碑即刻「黃高士墓」。元代另一位大畫家倪雲林也被人稱為「倪高士」。晉宋時戴逵和他的兒子戴勃、戴顒都是著名的大畫家、大雕塑家、大音樂家,他們都隱居不仕,所以《歷代名畫記》稱之「一門隱遁,高風振於晉宋」。戴氏父子是大藝術家,然而傳記不列入「文苑」,也不列入「藝術」,卻列入「隱逸」,是因其有才藝才被稱為「隱士」,因其「隱」,方有「高風」。《史記》中記古人語「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看來隱士是立了「德」,所以正史皆為隱士立傳。但德在何處?卻是值得研究的。比如嚴光,拒絕了漢武帝的親自徵召和封賞,而隱居富春江。范仲淹《嚴先生祠堂記》中說:「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據說這「風」,原寫作「德」。在范眼中,嚴光之德崇高如山。而南宋詩人楊萬里就在《讀〈嚴子陵傳〉》一詩中說:「客星何補漢中興?空有清風冷似冰。早遣阿瞞移漢鼎,人間何處有嚴陵!」朱元璋說的更是擊中要害,他在《嚴光論》一文中說:「漢之嚴光,當國家中興之初,民生凋敝,人才寡少,為君者慮,恐德薄才疏,致民生之受患,禮賢之心甚切,是致嚴光、周黨於朝。何期至而大禮茫然無所知,故縱之,飄然而往。卻仍凄岩濱水以為自樂。……假使赤眉、王郎、劉盆子等輩混淆未定之時,則光釣於何處?當時挈家草莽,求食顧命之不暇,安得優遊樂釣歟?……朕觀當時之罪人,罪人大者莫過嚴光、周黨之徒。」(見《留青日札》卷十一《子陵耕釣處》附)朱元璋雖是大老粗,又是暴君,但他這段話卻有值得思考的內容:隱居的人德就高嗎?實際上,從來隱士,大抵可以分為十種:其一是真隱、全隱,如晉宋間的宗炳、元代的吳鎮等,從來不去做官,皇帝下令徵召也不去,而且也不和官方打交道。其二是先官後隱,如陶淵明。陶是著名隱士,傳列《晉書》、《宋書》、《南史》三史中的「隱逸」,其實他不是一個純粹的隱士,他當過官,因對官場不滿才隱居。明代的沈周,一天官未當過,傳列入《隱逸》。而他的學生文徵明,只在京城當了一年翰林,然後便安心隱居至死,但其傳就未被列入《隱逸》而列入《文苑》。陶淵明也是先官後隱,但其「隱」的名氣太大,超過其詩名,不過陶淵明後來是真隱了。像陶淵明這樣先官後隱的隱士較多。其三是半官半隱,如王維,開始做官,後來害怕了,但如辭官隱居又沒有薪水,生活沒有保障,於是雖做官,而不問政事,實際上過著隱居生活。這類人從名分上不能算做隱士,但有隱逸思想。有隱逸思想表現在意識形態上是相同的。其四是忽官忽隱,如元末明初時王蒙、明末董其昌,做了幾年官,又去隱居,朝廷徵召,或形勢有利,又出來做官,做了一陣子官又回去隱居。這種人不果斷,拖泥帶水,王蒙創造了拖泥帶水皴,董其昌的畫用筆含糊不清,太暗而不明,就和他們的性格有關。其五是隱於朝。這種人身為官但思想已隱,做官不問政事,「居官無官官之事,處事無事事之心,」隨波逐流,明哲保身。這種人對國家損害最大。其六是假隱,如明代陳繼儒,雖不做官,但好和官家打交道,有人寫詩譏笑他「翩翩一隻雲間鶴,飛去飛來宰相家」。其七是名隱實官,如南朝齊梁時陶弘景,人稱陶隱士,雖然隱居山中,朝中大事還向他請教,被稱為「山中宰相」。這種人身為隱士,實際上不具隱士思想,他不做官只是為了更自由而已。其八是以隱求高官,如唐代的盧藏用。劉肅《大唐新語·隱逸》記,盧藏用考中進士,先去長安南的終南山隱居,等待朝廷徵召,後來果然以高士被聘,授官左拾遺。後來,另一隱士司馬承禎亦被徵召而堅持不仕,欲歸山,盧藏用送之,指著終南山云:「此中大有嘉處。」這就是「終南捷徑」。用這種隱居手段以求高官者,實非真正的隱士。其九是不得已而隱,實際上從事最熱心的政治,如明末清初的顧炎武、黃宗羲等,他們「隱居」只是為了表示不與清王朝合作,實際上從事最激烈的反清鬥爭。石溪也如此,他反清失敗後,為了逃避迫害,隱於禪,但他終生都忠於明王朝,終生反清,情緒十分激烈,一直沒能靜下來。這一批人也不是真正意義上的隱士。其十是先隱居,基本上是真隱,但等待時機,等到時機就出山,等不到就隱下去。如殷商時伊尹、漢末諸葛亮、元末的劉基等。其次還有一種不得已的隱者,如明末清初的弘仁,早年攻舉業,明清易祚之際,他奮起反清,失敗後不得已而隱,但後來一變在思想上真的隱了。只要思想上真的隱了,在意識形態上表現出來的都是以「淡」、「柔」、「遠」為宗的。隱士在每一個時代的情況都不同,但總的來說,還有一個時代性的問題。談起歷史,「安史之亂」可以作為封建社會的一個轉折點。「安史之亂」前,封建社會蒸蒸日上;之後,每況愈下。時代對知識分子有一定影響,而知識分子對時代的影響更大。因為任何時代,社會的實際領導階層只能是知識分子,知識分子凝聚起來,一齊為國家著想,國家就有希望,否則便會相反。從群體上看,唐代之前,知識分子都能為國家著想。漢代馬援那句名言:「男兒要當死於邊野,以馬革裹屍還葬耳,何能卧床上在兒女子手中邪?」(《後漢書·馬援傳》)激勵無數志士仁人為國捐軀。唐代的知識分子們「不求生入塞,只當死報君」,「報君黃金台上意,提攜玉龍為君死」,「要得此生長報國,何需先入玉門關」,「黃沙百戰穿金甲,不破樓蘭終不還」。唐朝的君臣們共同努力,擰成一股繩,使國家強大起來。宋朝的知識分子也還是好的,雖然沒有唐代知識分子那樣報國心切,而且也有一部分人頹廢,但大多數知識分子尚能為國憂慮。北宋的知識分子「進亦憂,退亦憂」,「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南宋的知識分子「一身報國有萬死」,「位卑未肯忘憂國」。南宋早期有岳飛、陳東為國事努力,中期有陸遊、辛棄疾等詩人拼搏於抗金第一線,晚期還有文天祥、張世傑、陸秀夫等為國捐軀。而且厓山、海陵山的抗元軍民們是集體犧牲,無一叛降,這是何等的氣概,元以後便沒有了。唐以前,是君臣共同努力使國家強大。宋就不同了,臣民為國,而君相卻賣國。名義上國家是屬於皇帝的,而毀壞國家者,恰恰是皇帝。北宋敗於宋徽宗及蔡京、童貫等六賊之手。南宋的支持者是宗澤、岳飛等人,而賣國的恰是高宗趙構和宰相秦檜等。南宋末,國事也正敗在宋理宗、宋度宗、丁大全、賈似道等君相手中。當宋朝的臣民抗元正激烈時,皇帝、太后卻投降了,而且命令臣子投降。臣之努力正是為了報國報君,而君卻如此,所以南宋之後,知識分子都寒了心。元朝的知識分子則不再過問國事,元曲有「體乾坤姓王的由他姓王,他奪了呵奪漢朝,篡了呵篡漢邦,到與俺閑人每留下醉鄉」,「葫蘆今後大家提,想誰別辯個是和非」。元代士人不問國事,終日在勾欄妓院中和妓女優伶一起鬼混,也和元的等級制度有關。元代的士人幾乎是集體退隱。明朝的情況又特殊。朱元璋是個天才,他由一個貧苦的農民、叫花子,依靠士人當上了皇帝,但又總是懷疑士人看不起他,因而他大殺了一批士人,還發明了「批頰」即當面打士人的嘴巴,動輒便把士人打死、摜死,這是他自卑心理造成的,從而造成了士人的自卑。一個人只有得到別人尊重時,才能更好地為國為民著想;一個人得不到別人尊重時,他想到的往往只是他個人,甚至會毀壞國家、損害他人。所以,歷代的功臣和士人都能儘力維護國家,而太監、佞臣等靠自殘或迎逢而深居宮廷,他們得不到別人的尊重,往往就會損害他人、損害國家。明朝的士人不被皇家尊重,在高壓政策下,他們不得不為君所用,但也決無發明,僅是虛應故事而已。一旦高壓解禁,曾被輕蔑的士人便只考慮個人,而不再考慮國家。當國家危難之時,很少有人挺身而出。明永樂年間預修過《永樂大典》的慧暕和尚說:「洪武間,秀才做官吃多少辛苦,受多少驚怕,與朝廷出多少心力,到頭來小有過犯,輕則充軍,重則刑戮,善終者十二三耳。其時士大夫無負國家,國家負天下士大夫多矣。」到了永樂後期,國家尊重知識分子,對士人採取寬鬆政策,很多知識分子開始還心有餘悸,後來膽子大了,一部分知識分子以傳播畫藝等為名,到國外去定居,在國外搞得好就不回國,搞不好又回到國內來,來去自由。這個時候,慧暕和尚又說:「今日國家無負士大夫,天下士大夫負國家多矣。」(見陸容《菽園雜記》卷二) 朱元璋時代,知識分子雖然無負國家,但因心驚膽戰,只能順著朱元璋的意思去辦事,個人的才智都沒能很好地發揮。到了永樂年間,高壓政策解除,知識分子得以解放,但曾被輕蔑又因失去了對國家的信任,大都為自己著想,很少有人願為國家獻身,所以說「天下士大夫負國家多矣」。但明代早期知識分子尚能知重名節,而中期至後期的知識分子連名節都不要了。《明史·閹黨傳》上有一段總結云:「明代閹宦之禍酷矣,然非諸黨人附麗之,羽翼之,張其勢而助之攻,虐焰不若是其烈也。中葉以前,士大夫知重名節,雖以王振、汪直之橫,黨與未盛。至劉瑾竊權,焦芳以閣臣首與之比,於是列卿爭先獻媚,而司禮之權居內閣上。迨神宗末年,訛言朋興,群相敵讎,門戶之爭固結而不可解。」最後說:「患得患失之鄙夫,其流毒誠無所窮極也。」歷代的知識分子對閹人是不屑一顧的,而明中期之後,知識分子為了個人利益,竟附麗於閹人,充其羽翼,而且「列卿爭獻媚」,何其鄙也。到了這一步,這一批人已失去了知識分子的起碼人格。明末天下大亂,正是知識分子為國盡忠之時,可是朝中知識分子紛紛逃離。李自成打到北京城外時,崇禎帝敲鐘召百官議事,竟無一人上朝。崇禎帝臨死前寫在衣襟上一段話就強調:「皆諸臣誤朕。」(《明史·庄烈帝》)「諸臣誤朕」實從洪武年間的「朕」不尊重「諸臣」積累而至。明末陳洪綬目睹朝中官員所為,他總結當時官員「皆身謀而不及國」(見《寶綸堂集》)。當年君待臣太狠了,君不把臣看重,臣也就不會把君看重,不為君謀,只好為身謀,也許是臣的素質低下原因之一。明末清初,身為明朝高官並為一代名人的錢謙益、吳偉業、王時敏、王鐸等等一大批文人都投降了清朝,心安理得地為新王朝服務。錢謙益的名詩:「春風自愛閑花草,蛺蝶何曾揀樹棲」,正代表這一批知識分子的心態。自古以來,忠臣不事二主,而錢謙益卻自比蛺蝶,無須擇樹擇主,真是太沒骨氣了。清初,統治者開始整治這批沒有骨氣的文人。據康乾時王應奎的《柳南續筆》卷二所載《諸生就試》所云:「鼎革初(清初),諸生(明所遺秀才)有抗節不就試者。後文宗(主試考官)按臨,出示:『山林隱逸,有志進取,一體收錄。』諸生乃相率而至。人為詩以嘲之曰:『一隊夷、齊(伯夷、叔齊,周初忠於商朝的隱士)下首陽,幾年觀望好凄涼。早知薇蕨終難飽,悔殺無端諫武王。』及進院,以桌凳限於額,仍驅之出。人即以前韻為詩曰:『失節夷、齊下首陽,院門推出更凄涼。從今決意還山去,薇蕨堪嗟已吃光。』聞者無不捧腹。「(按《清朝野史大觀》有相同記載,文字略異)清王朝告示隱逸之士,如果出來應試,朝廷便會錄用。這些沒有骨氣的「隱士」便紛紛參加考試,一參加考試,就是想當清朝的官,也便失了節,便不是隱士了。但清朝錄用的人數很少,大部分人都被趕回老家,官未當上,隱士也當不上了,好不凄涼啊,雖有怨也無法出於聲,只好藏於心。清王朝在明清易祚之際殺了一批抵抗的文人,然後又收買一批有才學之士,隱居之士中有才學之士又一次被收買,對剩下的文人便愚弄一通,一腳踢開。有怨聲又能怎麼樣?無非是咒罵幾聲。於是清統治者採取第三步措施,大興文字獄,把一批有怨聲的文人抓起來判刑,割去腦袋,腦袋一割,就不能再咒罵了,其他的文人也就老實了。軟硬兼施,威恩並濟,清統治進一步鞏固之時,文人們也被整苦了。從此,文人們無所適從,只好繼續鑽到故紙堆里考證點文字。無所適從之後,便是無不適從。清中期黃易寫了一聯云:「左壁觀圖,右壁觀史;無酒學佛,有酒學仙。」正是文人們的生活寫照。明朝君待臣開始硬,後來軟;清朝的政策是一硬二軟再硬,這軟硬交替用於士人身上,士人們既失去了剛性,又失去了韌性,失去了士人在社會中的領導形象和作用。「無所適從」還反映了他們的苦痛,「無不適從」則自己變自己為無足輕重的小人了。洪亮吉那段名言:「士大夫漸不顧廉恥。有尚書侍郎甘為宰相屈膝者;有大學士七卿之長且年以倍而求拜門生為私人者;有交宰相之僮隸並樂於抗禮者……有人前長跪以求講官者……士大夫之行為如此,何以責小民之誇大夤緣?輦轂之下如此,何以責四海九州之營私舞弊?」士大夫為什麼會如此?因為他們被朱元璋和清統治者整得不再尊貴了。古時候,士大夫有很高地位,很體面的身份,明以前士大夫(臣等)與君議事不用下跪,乃至「刑不上大夫」,現在他們動輒下跪,被打、被抄殺,與小人無異,甚至不如小人自由,身價如此,什麼事還干不出來呢?時代如此,文人如此;文人如此,時代如此,清王朝也就漸漸軟弱了。早期隱士,有自己的追求和志趣。有的確是厭惡官場生活,隱居後,致力於文化建設;有的隱居後,仍然關心國家大事。如商山四皓,如陶弘景隱居山中,從事道、儒、佛的研究,但仍為朝廷謀劃大事,被稱為「山中宰相」。孔子曰:「隱居以求志。」隱居為求其志,而非消極無所求。明清時期,朝中的官員都「身謀而不及國」,隱士們隱於山林、隱於市、隱於朝而皆無所追求。他們隱居是無可奈何,因此,明清的隱士隱也無所謂隱,官也無所謂官。只有一批抗清復明的志士在不得不隱的情況下而隱,後來卻變成了真隱。不論早期還是後期,隱者總的說來都是弱者。他們既不能面對現實拍案而起,或奮而反抗,或鑽營求進,只好退隱,但卻有更多的時間從事文學藝術等創作。他們或過著悠閑的田園生活,或結廬于山林之中,所以中國的田園詩和山水畫特盛。而且,隱士們筆下的山水畫和田園詩雖然也風格各異,但在大的方面卻有一個總的風格,這和隱逸者的性格基本一致有關。如前述隱逸文化總的風格有三:其一是柔(弱),其二是淡,其三是遠。這個問題值得注意。儘管陶淵明也曾「金剛怒目」,但他隱居後的詩風總的傾向還是「柔」,鮮有剛猛雄渾的氣勢;王維也如此。「南宗」一系山水畫從王維到董源、巨然到黃公望、吳鎮、倪雲林等畫風也都以「柔」為特色。到了明文徵明、董其昌及清「四王」,其畫更柔。「柔」是老、庄的境界,特別是莊子的境界。和歷史上隱士一樣,早期的「柔」和後期的「柔」大有不同。老、庄的「柔」是外柔而內剛。《老子》曰:「柔弱者勝剛強」,「柔之勝剛」,「柔弱處上」,「守柔曰強」,「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因之,老子守柔為了剛強和「處上」,「至柔」為了「至堅」,為了「攻堅強」;「無為」為了「無不為」,莊子同之。莊子的「柔」,更以無限的力量和衝天的氣勢為內蘊,以俯視宇內為高度,所以《莊子》第一篇談的是「逍遙遊」,其游固逍遙,然「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其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其背「不知其幾千里也」,「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這是何等的氣勢,何等的力量。他還要「乘雲氣,御飛龍,而游乎四海之外」,沒有十分偉大的內在力量是無法實現的。老莊之學在六朝時期最盛行,六朝人讀老、庄,談老、庄,學老、庄,外柔而未嘗失去內剛。嵇康學老、庄,敢於「非湯武而薄周孔」,敢於嘲弄貴公子鍾會至遭殺身之禍而不惜。阮籍學老、庄,敢於裝醉酒而拒絕帝王的拉攏,敢於長嘆「時無英雄,而使豎子成名」。直到唐代李白學老、庄,仍不失為豪邁氣概和傲岸作風,他們的作品都不曾有過軟弱柔媚之氣。唐人之前的畫,線條雖然是柔而圓的,但卻內含至大至剛之氣,包蘊著蓬勃的生命力量。宋元人學老、庄,外柔已向內滲透,但內在的生命律動仍躍躍欲試。而明清人學老、庄,早已失去了老、庄的內在本質,只見柔媚而不見剛強了,這在董其昌和「四王」的畫中皆可見到。正是時代精神使然。即使不剛強、不反抗,仍然動輒被腰斬、殺頭、批頰、摜死,召之即來,驅之又必須即去,嘆一口氣都有文字獄等待。為了生存,如前所述,士人們既失去了剛性,又失去了韌性,因而形之於「態」(文學藝術作品),何來剛強?所以,早期的「柔」和後期的「柔」大為不同:早期的「柔」是柔中見剛,後期的「柔」則是柔軟無骨而萎靡了。淡:老、庄的「淡」固然指自然無所飾,也就是「朴」,朴而不能巧,《莊子》云:「吾師乎,吾師乎……覆載天地,刻雕眾形,而不為巧。」此外,《莊子》的「淡」還有純、靜、明白之意,《莊子》云:「純粹而不雜,靜一而不變,淡而無為,動而以天行。」「明白入素,無為復朴。」則早期的「淡」都有自然無飾、純、靜、明白之意。金人元好問說陶淵明的詩「老翁豈作詩,真寫胸中天」。黃山谷《題子瞻畫竹石》雲「東坡老人翰林公,醉時吐出胸中墨」。這在早期的文學作品和繪畫作品中觸目可見。但後期的「淡」雖然看上去似自然無飾,然而刻意追求的「淡」卻無法掩飾,完全靠技巧刻畫而成。前期的「淡」,猶如大自然中的真山真水;後期的「淡」,卻如花園中的假山假水,固然也追求和真山真水相同,而人們在相同中卻能看出不同。當然,後者的技巧比前者要高得多。董其昌、「四王」的畫技巧皆高於前人,但人們在其畫中僅見技巧,而見不到一種特殊的精神狀態,如果說後者有精神狀態,那只是一種萎靡的精神狀態。像惲南田算是真正的隱士了,他的畫以「淡」為特色,但卻可以看出是高度的技巧而成就的「淡」,非自然而然的淡。遠:逸士之所以成為隱士,是因為他們遠離政權,遠離官場,他們或不願爬上高處,或從高處退下來,都立在「遠」處,「心遠地自偏」,心遠,其詩其畫也自有「遠」的感覺。陶淵明的「悠然見南山」,王維的「開門雪滿山」,都給人「遠」的感覺。我曾寫過《詩有「三遠」》一文,說:「陶淵明『悠然見南山』是平遠,李白『登高壯觀天地間』是高遠,杜甫『群山萬壑赴荊門』是深遠。」而隱士們的「遠」只是「平遠」,鮮有「高遠」和「深遠」。具有隱逸思想的畫家畫山水也只求「平遠」一種。元明清的畫家甚至視「高遠」和「深遠」為壓抑和險危,幾乎所有的山水畫都是「平遠」之景。黃公望、吳鎮、倪雲林等尤甚。影響所至,無隱逸思想的畫家也都向「平遠」方面發展了。其實,「高遠」和「深遠」更有氣勢,而隱士們(包括隱於朝、市的「隱士」)「百年心事歸平淡」,只在「平淡」上著眼,「平遠」更近於「平淡」。他們還要「化剛勁為柔和,變雄渾為瀟洒」,連「剛勁」和「雄渾」都要反對,因為這和「平遠」、「平淡」不合,平遠給人以「沖融」、「沖淡」的感覺,不會給人的精神帶來任何壓迫和刺激。一般說來,「平遠」的用墨較淡,只畫中景和遠景,鮮畫近景,淡而遠,平而和,在平和、淡遠中把人的情緒思維也引向「遠」和「淡」的境界,這更符合隱逸之士的精神狀態,也是山水畫在藝術上更成熟的境界。最後還要談一個問題。歷來學者對隱士都是持反對態度的,認為隱士逃避現實,應負國家衰亡之責。當然,隱逸不宜提倡,年輕人隱逸不僅不宜提倡,還應加以反對。但隱逸者所創造出燦爛豐富的文化卻不容否定。而且,隱逸的根源在政治渾濁和強權統治,應該鞭撻的正是這一批獨夫民賊和卑鄙之徒。《南史·隱逸》有云:「夫獨往之人,皆稟偏介之性,不能摧志屈道,借譽期通。若使夫遇見信之主,逢時來之運,豈其放情江海,取逸丘樊?不得已而然故也。」天下事,能努力的,當然應該努力,但有時是努力而無濟於事的。蘇東坡《大臣論》有云:「天下之勢,在於小人,君子之欲擊之,不亡其身,則亡其君。」結論曰:「非才有不同,所居之勢然也。」如武則天、慈禧,只一婦人,然天下勢在其手,千軍萬馬都不能奈其何,又何況一手無縛雞之力的士人呢?當然強者可以反抗,雖失敗也不要緊。弱者呢?只好退隱,總比同流合污要好。隱士表面上超脫,在意識形態上也表現出超脫,實則內心都有無窮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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