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逸夫爵士離世 傳奇人生回顧
邵逸夫爵士離世 傳奇人生回顧 創建於：2014-01-07 10:17
邵逸夫(1907年10月4日—2014年1月7日)，原名邵仁楞，生於浙江省寧波市鎮海鎮，祖籍浙江寧波。香港電視廣播有限公司榮譽主席，邵氏兄弟電影公司的創辦人之一，香港上海商會成員，香港著名的電影製作者。多年來，邵逸夫捐助數以百億計款項，為內地、香港兩地建設教育、醫療設施等。1974年獲英女王頒發CBE勛銜。1977年獲英女王冊封為爵士。1990年，中國政府將中國發現的2899號行星命名為「邵逸夫星」。1991年，美國舊金山市將每年的9月8日定為「邵逸夫日」。2003年創立邵逸夫獎，每年選出世界上在數學、生命科學與醫學及天文學卓有成就的科學家進行獎勵，2011年退休。2014年1月7日早上8時，邵逸夫爵士被發現昏迷在西貢嘉澍路清水灣大廈住所內，救護車到場將昏迷的邵逸夫送院搶救，最終搶救無效，享年107歲。從1985年起，邵逸夫開始將關注的目光投向祖國內地。當年他向中國保護敦煌畫展工程和浙江大學分別捐資1000萬元。有關部門特立碑予以紀念。甬上文化人王重光先生1996年曾前往敦煌考察。大漠深處，類似的紀念碑不止一個，但惟有同鄉邵逸夫是炎黃子孫。1985年後，邵逸夫平均每年都拿出1億多元用於支持內地的各項社會公益事業，對於中國教育事業更是情有獨鍾。正如他所說：「國家振興靠人才，人才培養靠教育，培養人才是民族根本利益的要求。」邵逸夫視教育為立國之本，為此多年來他盡心盡責，不遺餘力。據不完全統計，截止至2008年，邵逸夫捐助內地事業的資金達32億元，受惠學校及教育項目近5,000個，遍布31個省、市及自治區，「逸夫樓「也遍布中國大地校園。幾年來邵逸夫還不顧耆耋之軀，多次親臨大江南北、長城內外、視察捐贈項目。此外,邵逸夫在英國、美國、新加坡及香港等地都有巨額捐贈，合計金額早已超過30億元。在古今中外捐資助學史上，邵逸夫當之無愧可稱為第一人！1980年，邵逸夫以最大的私人股東身份出任香港「無線」董事局主席。隨後他集中力量經營所屬的明珠台和翡翠台，使其收視率長期在港島獨佔鰲頭，影響擴及中國內地、澳門、台灣和世界各地華人社會。與此同時，邵逸夫還投資房產物業、股票市場等，開展多元化經營。1994年「邵氏」年報顯示：物業出租收入達2.3億元，而電影放映收入僅2924萬元。香港素為藏龍卧虎之地，富商豪賈雲集，但以經營影視而步入香港富豪排行榜前列的惟有邵逸夫一人。2014年1月7日，香港邵氏電影王國的「王者」邵逸夫在香港逝世，享年107歲。而邵逸夫與他的邵氏王國，見證了香港電影從五十年代的起飛到八十年代中期的逐漸繁華，儘管也在八十年代後期香港電影的繁榮階段時激流勇退，但偶爾的投資製作，卻是從某個側面見證了香港作為亞洲電影王國的沒落。
邵逸夫，一個時代的傳奇，而邵氏電影，也永遠的銘刻在香港電影的史冊里，熠熠生輝，就如張徹在《張徹回憶錄·影評集》中所說，「邵逸夫在香港的電影史上很重要，香港的電影史可說由他改寫!現在的電視史上也占重要篇幅」。
早期歲月：
邵逸夫生於1907年的寧波鎮海，出身於名望家族——父親邵行銀(號玉軒)開了一家規模不小的「錦泰昌顏料號」。邵逸夫是邵行銀的第六個子女(所以也常被稱之為「六叔」)，名仁楞，字逸夫，英文名則為Run Run。他自幼聰慧悟性過人，年少時被送到了美國人在上海開辦的英文學校「青年會中學」就讀，而受到新式教育的洗禮與熏陶，畢竟當時的國內的教育儘管受到五四運動的洗禮但整體上還是相對的迂腐陳舊。
但邵逸夫的電影生涯的直接影響人，還是他的大哥邵醉翁。當時，因為舞台劇在二十世紀初很受歡迎(電影在中國深深受到戲劇的影響，到二十年代末仍然被稱為「影戲」)，邵醉翁購買下因為經營不善而意圖出售的法租界的「小舞台」劇場，並改名為「笑舞台」，以通俗劇吸引了大量的觀眾。而此時上海的明星影片公司憑藉《孤兒救祖記》風靡一時，也使得眾多商人看到投資電影的前景，於是，邵醉翁也成立了電影公司，即「天一影片公司」，意圖要「天下第一」，並提出「注重舊道德、舊倫理，發揚中華文明，力避歐化」的拍片宗旨，拍攝了《立地成佛》、《女俠李飛飛》等多部賣座作品。
而邵逸夫，在天一公司成立之初就已經被大哥委以外埠發行的重任，並自學攝影、編劇等，甚至是自己擔任導演，如1937年的《鄉下佬探親家》，就由邵逸夫編劇、導演，此外還有《珍珠塔》、《孫行者大戰金錢豹》等由邵逸夫擔任攝影。年少時候的邵逸夫，就已經在哥哥的幫助下，在電影製作方面學習、嶄露頭角。
而促進邵逸夫在電影的發行、製片上邁出重要一步的則是天一公司在數部影片的成功後，受到明星公司等製片公司與電影院的聯合圍剿，尤其是其中一條，「任何發行商和他們簽訂了合同，就絕對不準購買『天一』出品的影片，必須嚴格遵守，不得違反」。這迫使邵逸夫這位負責外埠市場的才子跟哥哥邵山客相繼離開上海，遠赴新加坡(因為當時的那裡比較的封閉保守，社會經濟與人民生活非常落後，大眾的生活也比較的枯燥單調，缺少娛樂消遣，而且當時那裡的華人佔了重要比例——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南洋地區對於香港的電影發展起著重要的意義，不止是在二三十年代接納了邵逸夫這位才子，而且為五六十年代的香港電影的繁榮提供了重要的條件，此外到九十年代後期的金融風暴前也都是香港電影的重要外埠市場)，拓展市場。而經過了不少的努力，邵逸夫不但使得天一公司在新加坡取得一定的影響力，並且收購影院等，逐步的展開垂直模式的電影經營方式。
三十年代初日軍加劇了侵華的步伐，根在上海的天一電影製片公司為了長遠的打算，而將主力南遷至香港，在九龍成立了「天一港廠」，後來改名為「南洋影片公司」。據余慕雲先生在《香港電影史話·第二卷：三十年代(1930年-1939年)》中記載，「天一」在香港設立分廠的最主要的原因是，「一九三三年『天一』投資和代為攝製的，薛覺先主演的《白金龍》，替『天一』(包括在南洋打天一的邵仁枚、邵逸夫兄弟)賺了大錢，『天一』發覺當時的主要電影市場之一的南洋(主要是馬來西亞)，最受歡迎的是粵語片，拍粵語片會賺錢甚至賺大錢，於是『天一』的大老闆邵醉翁親自到香港創辦『天一港廠，專門攝製粵語片」。而關於這部《白金龍》，就如早期香港電影研究者周承人所說，第一，是使香港/中國影人，認識到粵語片在南洋使有利可圖的事情，第二，為香港早期電影創造了新的類型——改編自粵劇的歌唱片，也即粵劇片，第三，由天一港廠開創的通俗電影文化成為當時電影的主要特色，一直影響到以後，第四，開創了香港電影的伶星合一的傳統，第五，其帶動了香港早期電影業的發展，同時帶動了上海電影人員南下香港之風，補充香港電影人材之不足。
「天一」港廠開拍的第一部作品是湯曉丹執導的《哥哥我負你》，但第一部上映的是《泣荊花》，也是一部粵劇電影，其中主題曲《禪房自嘆》和插曲《後園拍門》都是流行一時的歌曲。翌年天一港廠又出品了11部粵語片和香港第一部大型新聞記錄片等，逐漸的成為香港最有影響力的電影公司之一。但天一港廠的命運並非一帆風順，如在1936年的一年之內，兩度失火，使得元氣大傷，而改名為「南洋影片公司」;1937年又因為中日戰爭的爆發而一度停止營業等。
而這時期的邵逸夫，主要仍然是負責外埠市場的開發拓展，直到五十年代才到香港主掌邵氏公司。
邵氏風云：
五十年代後期，隨著香港電影業競爭的激烈，而邵氏父子公司因為種種緣故顯示出逐漸不如同期的國懋等電影製片公司時，邵逸夫從南洋回到香港，主持邵氏公司的製片工作，也拉開了風雲數十年的邵氏電影的序幕。
關於邵逸夫回來香港的時間，在香港電影研究學者余慕雲的《香港電影史話·第五卷：五十年代(下)》中，作為香港電影當年的大事記載了下來，但其記載並非完全準確，他說，「邵逸夫是一九五八年三月六日由星加坡抵達香港接替他二兄邨人主持『邵氏』的香港業務的。他來港主持主持『邵氏』業務後，『邵氏』的經營作風有了很大的改變，有如加速興建『邵氏影城』、大力網羅和提拔電影人才、大投資製作巨片等，使『邵氏』在各方面都突飛猛進」。因為事實上，邵逸夫早在1957年就已經回到香港，不過是在1958年3月才宣布成立「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以區別於之前的「邵氏父子」。如研究香港電影的產業的鐘寶賢在《兄弟企業的工業轉變——邵氏兄弟和邵氏機構》一文中所說，「1957年，身在南洋的邵逸夫隻身赴港……這一年邵逸夫已年屆五十，兄弟倆決定在業務上分道揚鑣，六弟以每平方尺45仙的價錢向港府購入清水灣220號地段一幅46公頃的地皮，削山建造邵氏影城」。而從1958年12月4日上映的《妙手回春》開始，「邵氏兄弟」這個標誌正式的被融入於影片當中。
建立影城是邵氏兄弟發展的基礎，因為其垂直模式決定了其必須要有一定量的影片生產來保證片源，如在邵逸夫來港主掌之前，年產量最多是1957年，13部，而1959年邵氏影城正式投入生產後，年產量超過20部，儘管六十年代初有所減少，但由1966年到1983年，每年的年產量都超過30部，甚至在1974年時達到了50部的高峰。
而另一方面，招攬人才也是這個時期的當務之急，因為需要幫手才能撐起這塊影城的天地。通過朋友的介紹，邵逸夫認識了鄒文懷也聘為宣傳主任，開始了兩個人之間在數十年間的恩恩怨怨，而鄒文懷的就任，也找來何冠昌、梁風、蔡永昌等親信到邵氏公司擔任要職;導演演員方面，邵逸夫則相繼聘請了張徹、李翰祥、楚原、井上梅次、林黛等，也培養了姜大衛、狄龍、陳觀泰、劉永等明星，使得邵氏公司的明星被形容為如天上的星星一樣的多。但更多的是，邵氏出品的佳作，也同樣非常的多，從早期的《梁山伯與祝英台》、《西廂記》到六十年代中期的《大?俠》、《獨臂刀》再到七十年代的《刺馬》、《愛奴》、「香港奇案」系列等，甚至是八十年代的《非法移民》等低成本的作品，都是值得收藏的佳作。
邵逸夫主掌邵氏公司的早期，與陸運濤所主掌的國懋公司形成激烈的競爭關係，雖然邵氏略佔上風但整體上各有千秋，不過後來因為陸運濤的遇難而國懋的一蹶不振，六十年代後期的邵氏公司可以說是一支獨秀，直到七十年代初鄒文懷帶著何冠昌、梁風等出走邵氏而建立嘉禾公司之後，一支獨秀的局面逐漸的發展為雙雄的對峙，而八十年代初則是加上新藝城的三足鼎立局面，而邵氏基本上結束製片工作後，香港影業也基本上是一種獨立製片的方式了。應該說，垂直整合的經營模式還是適應於六七十年代的香港電影的，因為當時還是處於一種起飛的狀態，就如李翰祥、張徹、王羽、陳觀泰等導演或演員也曾一度離開邵氏公司自組公司等，但後來還是回來;而成功的是鄒文懷，因為也剛好藉助了李小龍的風靡的條件。
這時期的邵逸夫對於香港電影的貢獻(不僅僅是對於邵氏電影的貢獻)，是有目共睹的，也使得香港電影成為了「東方好萊塢」。他的主要貢獻在於：第一，儘管是出於競爭的初衷，但其以大投資資助李翰祥拍攝《武則天》、《王昭君》等黃梅戲，既吸引了觀眾的關注也使得邵氏電影在香港市場處於領先，隨後又勇於嘗試「新武俠世紀」等類型電影，促進了香港電影的男性化過程，也促進了類型的多元化發展;第二，培養了大量的電影人才，也推動了香港電影新浪潮的發展，如蔡繼光的《男與女》、許鞍華的《傾城之戀》(blog)等，都是由邵氏出品;第三，學習、引進大量的日本的電影工業與人才，促進港日之間的電影文化交流，也推動香港電影的發展，為香港電影在八十年代的步入黃金時期打下良好的基礎……
在《回顧香港電影三十年》中，張徹說到邵逸夫與香港電影的關係，「邵逸夫之成為香港電影『起飛』的人，正是時勢與英雄的配合。第一，他本人的性格、天資對電影的熱忱;第二，他的錢，由於他在新加坡的財力龐大，新加坡和香港的銀行融資相通，他可以在香港銀行無限額透支(據他那時親口告訴我);第三，他是新加坡兩個平起平坐(他和邵仁枚)的老闆之一，並不需要唯新加坡之命是從(如鍾啟文，甚至作為他二哥的邵邨人)，而他也有自己獨立的見解。香港在所有中國人社會(新加坡也是中國人社會)中最不保守，政府也少干預，本是具有『起飛』的較佳條件，但若處處聽命於新加坡，則無異把較有利的條件降低同新加坡一樣，這也由於邵逸夫之來得以打破」。
影業之後：
「基本上，『邵氏』的興衰，是美國影都好萊塢(港譯『荷李活』)興衰的縮影。香港產業發達的過程自遲過美國也快過美國，故『邵氏』與好萊塢已日趨衰落之時，而興衰過程也比好萊塢『濃縮』了。這是隨著社會經濟發展而興，隨著社會經濟更進一步發展而衰。所以卧前面說，邵逸夫來香港時，香港電影已具備了『起飛』的條件，而好萊塢與『邵氏』的衰落，也非任何個人力量所能阻止……」張徹如此的談到邵氏公司在八十年代中期的衰落甚至基本上停產。其實，邵氏公司在七十年代後期已經逐漸的衰落的趨勢，既在影片的產量上減少，票房上表現也不如意，影片整體上的質量也無法像十多二十年前那樣的優秀，甚至，邵氏還要聯合嘉禾對抗新藝城的崛起，如論者所說，邵氏出品的影片，在票房上明顯不敵競爭對手，包括嘉禾、新藝城和承租邵氏兄弟院線的德寶等新興電影公司，這些新公司熟悉新行情，可以準確掌握觀眾的欣賞口味，而製作出來的作品比較賣座……
邵氏公司淡出香港電影製片，但並不代表他就退出了娛樂圈，而是他逐漸將工作的中心轉移到電視業方面，而在1980年時，他就擔任了無線電視的董事局主席。不過，偶爾，他還是會投資拍攝一些電影，如吳天明(blog)導演的《變臉》、杜琪峰導演的《十萬火急》、王晶的《我的野蠻同學》等，而且，2003年時，邵氏公司與中國星合作投資11億元興建「香港電影城」，方逸華也表示邵氏將再與演員簽約，拍攝新片。
而邵逸夫如何處理無線的股權，亦一向惹人關注。在邵逸夫售出「電視企業」的時候，就已經有傳媒指邵逸夫有意將無線賣盤，但一直未獲證實。至2006年7月25日，邵逸夫抱恙入院。三日後，無線大股東邵氏兄弟宣布，正洽售無線或邵氏的股權，引起社會迴向，媒體相繼猜測無線可能易主，報道指不同投資者都有意收購。但邵逸夫康復後，邵氏於11月28日己宣布暫停洽售。雖然，邵氏自此再未有表明售股意向，但里昂證券指無線電視已經成為私募基金的主要併購對象之一，更認為大股東邵逸夫步入百歲壽辰，市場對併購仍有憧憬。2007年5月30日，無線表示，邵逸夫考慮退任無線的行政主席，並將物色繼任人選。2010年11月19日，邵逸夫出席無線43周年台慶。
此外，邵逸夫也致力於慈善事業，身體力行地為香港與內地作出回報……
2014年1月7日早上8：39，邵逸夫早上在家中去世，終年107歲。
邵逸夫，香港電影黃金時期的領導人物，也是香港電影的傳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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