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比韓國人少什麼》
05-26
張宏傑
不一樣的民族 當場上的比賽是在中韓兩隊之間進行時，你不免就有一種擔心。即使是在中國隊大比分領先的時候，你仍然不能揮去心頭不祥的預感。一個屢試不爽的預測是，中國隊在最後幾分鐘被對手翻盤。 在無數次中韓對抗中，中國足球一而再再而三地遭受恥辱的「黑色三分鐘」。 ２００２女排世錦賽上，中國女排史無前例被韓國隊擋在四強之外。每一局都是在最後幾分的爭奪中被韓國隊反超。豐田杯圍棋賽，二十多歲的王磊在佔盡優勢的情況下，被五十歲的曹熏鉉用亂戰拖垮……
奇怪的是，同樣的錯誤被一次次重複，簡單到了令人難以置信的程度。２００２年釜山亞運會男籃比賽的前一天，《體壇周報》已經把金牌記到了總獎牌榜上。第二天的比賽中，中國隊一路領先，因為太沒懸念了，我在最後幾分鐘里離開了電視機。然後，在隨後的體育新聞里，我聽到了中國隊在最後五十二秒被韓國擊敗的消息。 又是敗在最後。 盤點二ＯＯ二年的重大比賽，男排、女排、男籃、女足、女乒、圍棋，中國隊都是敗給了韓國人或者朝鮮人。 你不能不承認，中韓運動員之間存在著差別。雖然他們都長著同樣的面孔。 中國人和韓國人從外表看沒有什麼區別。 文化上也沒有什麼差異。 歷史上，中韓兩國如同一家，韓國與中國內地的聯繫密切甚至超過中國內地與邊遠地區的聯繫。 可以說，在世界上一百多個國家中，韓國是與中國最相似的國度。 然而，兩國人在許多方面的表現，卻又是截然不同。在韓國旅遊，路邊的山上都是鬱鬱蔥蔥。韓國六十年代還遍地禿山，現在全部都已綠化。在韓國不論城市還是鄉村，到處都是乾乾淨淨，極少見到亂扔垃圾的現象。
韓國的公務員五信條之一是「美化並保存我們民族永遠的家園」，即「國土保存」。韓國的飯店裡用的是澱粉製造的綠色牙籤，無論多豪華的賓館都沒有一次性牙刷、牙膏和拖鞋。在韓國購物，沒有人會提供你塑料袋，你得自己購買紙袋。韓國人象愛護自己的客廳一樣愛護國土。 在中國旅遊，沿鐵路公路你會看到一條白色垃圾帶，塑料袋快餐盒迤邐不絕。中國北方道路兩邊，禿山多於青山。 西雙版納的森林覆蓋率由６０% 已經下降到了３０% 。中國草原三分之一都已退化，並且以每年２萬平方公里的速度發展。全國水土流失的速度是每年一萬平方公里，沙漠以每年２４６０平方公里的速度增加。可是在中華環保基金會的調查中，有四分之一的人不知道什麼是環境保護，近三分之一的人認識不到我國的環境問題。 中國的文物流失速度驚人。美國最大的博物館大都會博物館收藏的東方文物，絕大多數來自中國。美國各博物館的中國石雕比故宮還多。萬里長城目前只有三分之一基本完好，另有三分之一殘破不全，三分之一已不復存在。祖先留下的千姿百態的民間文化和歷經萬年的鄉士藝術、民俗器物，大部分在還沒有得到完整的記錄和保存前，就已經消失。中華民族近８０００年的民族民間文化面臨斷裂的危險。和中國的豐富文物比起來，韓國的文物古迹並不多。韓國人對這點微薄的家底萬分珍視。為了保護一處小小的古建，韓國人可以拆了大樓，改了馬路。在韓國，一處不起眼的小陶窯遺址，一段亂石砌成的古牆，一座小廟，都可能是國家重要的「有形文化財」，被鄭重其事大興土木地建館保護。韓國人非常重視民族傳統的教育。到節假日，許多年輕的父母帶著他們的孩子，去參觀博物館，耐心認真地給孩子講解裡面的韓國文物，介紹古代韓國人是怎麼生活勞動的。 中國人把「四書五經」、「忠孝仁義」當做封建糟粕，把建祠堂修家譜祭祀祖宗當做封建迷信活動，各地孔廟大多在×革中被砸毀，傳統典籍被束之高閣。韓國的孔廟大部分還完好，韓國人每年二月和八月初一都要祭祀孔子。在韓國，至今的社會共同道德，仍然是中國宋代提出的「八德」：「孝弟、忠信、禮義、廉恥」。韓國人重視家譜，中秋節全國放假三天，所有的人都要回家祭祖，感謝祖先帶來豐收。 ２００１年，小泉首相敬拜靖國神社。中國人大常委會再一次發表嚴正聲明，表示強烈不滿。２０名韓國青年，身披韓國國旗，聚集在漢城獨立門公園，集體砍下自己的手指，寄往日本駐韓大使館，表示強烈抗議。不久，日本發生修改歷史教科書事件，中國人大常委會再次嚴正聲明。韓國則採取了外交上最強硬的的行動，召回了駐日大使。漢城多次發生群眾遊行，人們焚毀了日本國旗，踐踏日本領導人的頭像。在日本侵華戰爭中，在中國發生的幾次刺殺日本軍人的行動，居然都是韓國人所為，並無中國人做出這樣的舉動。
中國人喜歡看美國大片，近年來韓國電視電視風靡中國。《鐵達尼號》上演之際，在中國創了電影票價的歷史紀錄，這部電影比任何一部影片賺的錢都多。然而當時在韓國居然有成千上萬的人抵制觀看《鐵達尼號》，理由很簡單，如果有３００萬韓國人看這部電影，那麼韓國所有的外匯儲備都會流到美國去。電影學家還分析說： 「韓國人在一定程度上，相對於好萊塢和歐洲片，他們對本國影片更為偏好。」 不止是電影。韓國人提倡身土不二，以用國貨為榮。而中國人則更喜歡進口貨。 中國人從小教育孩子不要吃虧。在中國的大學食堂，打飯時學生們總是擠做一團。然而留學韓國的中國人卻發現，韓國學生自動排隊，飯票都是自己扔在盒子里，無人監視。到韓國生活的中國人發現，韓國公園裡陌生的小朋友之間也會互相分給對方一些正在吃的零食，「初來時我有點不習慣，不敢讓孩子接受。時間長了，我也慢慢教育自己的孩子分一些零食給其他小朋友吃。」 足球就不用比較了，可以對比一下球迷。韓日世界盃期間，韓國球迷的表現給全世界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他們在場上服裝統一、用具統一、口號統一，數萬人掀起紅色巨浪，高呼「大韓民國」，讓人感覺到強烈的震撼。而中國球迷人數也不少，可是都是四五十人各自為戰，從服裝到口號，五花八門，形不成合力，只感到雜亂。比完賽，韓國球迷都要收拾好身邊的雜物再走。可是中國球迷所到之處，垃圾遍地，其中竟有許許多多的小五星紅旗！ 中國人的口碑 中國的國民性為人垢病早已不是什麼新聞了。 一個玻利維亞籍華人在網上發了一張貼子，說他在這個南美國家屢遭歧視。在這個國家，如果你是日本人，他們會肅然起敬；如果你是韓國人，他們也會和你套套近乎，說韓國貨不錯。可是你要是說你是中國人，他們立刻會換上一副嘲諷的表情，怪聲怪氣地喊：ＰＯＬＬＯＲＥＣＯ（雞好吃，因為華人在這裡開餐館叫賣烤雞的多）。原因是近年來偷渡到此地的華人日益增多，「五花八門的失身份、傷國體的事出了許多」。 這個貼子讓我深受刺激。我聽說過發達國家歧視我們，把我們當成《大紅燈籠高高掛里》那些留著辮子的「清國人」，可是頭一回知道原來受中國援助的第三世界小國國民也一樣看不起中國人！ 從那以後我開始稍為注意此類信息，結果屢屢讓人震驚。一個在美國生活了半年的中國學生在文章里說：「問十個中國人，有九個知道美國總統是誰，而問十個美國人，也許會有一個勉強知道中國主席是誰。在他們眼中，並不像我們想的那樣，認為中國是大國。在他們眼中，中國是落後的，是沒有人權的……而中國人是愚昧的，是低級的，是性無能的……」。一個西方國家在《中國旅遊指南》中告誡旅遊者，中國人有如下不同：「一、缺乏公共道德，如隨地亂扔東西，買票購物不排隊；二、缺乏守法精神，如不守交通規則；三、服務態度差，上班聊天……」
在有些國家，「ＣＨＩＮＥＳＥ」或者「中國人」是一個用來罵人的詞…… 不再舉例了，例子不勝枚舉，再舉下去會有更多讓人無法忍受的說法和辭彙。我終於明白了，外國人對中國的看法，並不完全是旅遊者面對鏡頭或者話筒的滔滔不絕的友善之詞，也不並完全是參考消息或其他媒體上轉載的對中國取得的巨大成就的連篇累牘的由衷讚美。 當然，上述所引僅僅是一種偏見，僅僅是部分外國人的說法，他們接觸到的僅僅是部分中國人。對於他們的這些歧視和偏見，我們有理由義憤填膺，有理由痛加駁斥，也有理由找出各種原因加以解釋。 然而，我們沒有理由一笑置之或者不屑一顧。我們不應該只搜集外國人的溢美之詞而聽而不聞他們的刺耳語言。那些偏見偏激甚至惡毒，然而既使是謾罵也不會是無緣無故地產生的。反思一下這些話語，也許更有利於我們客觀地認識我們這個民族給其他國家的印象，更有利於準確地認識自己，也更有利於我們向著民族復興的偉大目標前進。 我們這個民族自身是否有著嚴重的缺點，只要隨便舉幾個例子就可以一目了然： 走遍國內的大小城市，最引人注目的是遍布大街小巷的「辦證」廣告。幾乎是中國城市每條街每面牆上都堂而皇之地公布著造假者的聯繫方式。在世界各國中，這應該是獨一無二的風景了。面對這樣的怪誕荒唐，公安機關和市民們一樣視而不見，習以為常。 一個在國內也廣為流傳的說法：美國的中國留學生髮明了一種打國際電話不付費的方法，也就是用一根線把硬幣穿起來去打：投進去後還可以再取出來。 許多中國人都知道日本人對在日中國人的歧視，可是很少有人知道，在日犯罪的外國人中，中國人佔了一半以上。 ……我們痛恨歧視，可是更重要是的，我們必須反思我們為什麼被歧視。因為，僅僅憤怒是解決不了問題的。
中國人，你為什麼這樣 都說江山易改，本性難移。不過，民族性格卻不斷變遷。翻開《春秋列國傳》，你會發現，那時的中國人特別有血性。趙氏孤兒、七百壯士、聶政刺俠累、荊軻刺秦王，一個個動人心魄的事故，演繹了那個時候男人們的壯烈與決絕，告訴後代什麼叫輕生重義、生死相許。 讀春秋故事，你會驚異於他們的單純和透明。春秋戰國時的中國人，活得有聲有色，死得爽快清白。在後人看來，他們也許有點稚拙，有點簡單，但卻象少年人一樣讓人感覺到生命的挺拔和亮麗。 在周邊民族還處於沉睡中時，中國人已經開始了思想啟蒙。那個時候的中國人思想活躍，智慧奔放。智者輩出，學說林立。進入思想青春期的他們充滿了創造的衝動和訴說的慾望，在早期中國文明史的天空中噴發成一道道絢麗的朝霞。 可惜的是，好景不長。一個叫嬴政的外表孱弱內心冷酷的男子揮劍過早結束了中國的青春期。秦始皇的過錯不在於他統一天下，也不在於他修長城，而在於他視天下人為自己的獵物。他的老師韓非子告訴他，人是一種本性卑劣的動物，他們渴望的只有利益而懼怕的只有暴力，所以，人不值得尊重也不能相信。統治天下的方法就是 「執長鞭以御宇內」，用法、術、勢來束縛和操縱，就象對待拴在車子前面的牲畜一樣。 這個歷來被中國人視為雄才大略的人創立了一整套暴力基礎上的統治方法，把所有人都變成了奴隸，變成了勞工，變成了為他駕車的牲畜。他「焚書坑儒」、「以吏為師」、「以愚黔首」，取消了民眾的自尊和思想，終於達到「偶語者棄市，腹誹者誅，道路以目」的程度。中國人的群體人格受到了第一次粗暴摧殘，人的尊嚴大打折扣，不擇手段的實用主義者開始更能適應這個嚴酷的社會。漢高祖劉邦就是一個典型代表。楚漢戰爭中，劉邦被殺得大敗，帶著一對兒女和謀士滕公坐著一輛大車逃跑。為了讓車子跑得快點，劉邦好幾次把兩個孩子推下車，都被滕公又拉了上來，氣得劉邦「欲斬之者十餘」。項羽威脅劉邦要殺了他的父親做肉醬，劉邦卻一副嘻皮笑臉，告訴項羽做成了肉醬別忘了分他一杯嘗嘗。 史書記載，「高祖不修文學，而性明達，好謀，能聽，自監門、戍卒，見之如舊。」他極富親和力，看門的和大頭兵和他都能一見如故，然而一轉臉又能忘恩負義，剛剛坐定了天下就開始殺戮那些為自己賣過命的戰友。這個滿嘴粗話的地痞的勝利，宣告了中國人精神上的第一次劣化。他證明，項羽式的高貴、矜持、理想主義已經不適於中國，而隨機應變，不擇手段的卑劣之徒卻能脫穎而出。隨著項羽在烏江邊的引刀一快，中國人身上最後一縷春秋精神也隨之東流。 秦漢以降，中國被安置進一套日趨成熟的「王霸雜用」的統治制度中，中國社會雖然沒有了春秋戰國時的青春活力，卻保持了長時期的和平穩定，中國人民在相對封閉的環境中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保留了上古社會一脈相傳的質拙單純。中華文明選選領先於四鄰，中國人民充滿了泱泱大國的自豪和自信。這種自信在盛唐時達到頂峰。 盛唐是中國人永遠的回憶。那個時候，中國是全世界最富強的國家，中華文明的燦爛光華一直幅射到歐洲。中國的四鄰紛紛向中國表示由衷的敬意，毫無保留地向中國學習。長安的大街上，陳列著歐亞大陸各國的貨物，隨處可見來自各國膚色各異的商人和求學者。那時候中國人人格的基調是陽剛、開放、樂觀、健康、進取。他們還沒有學會裹小腳、談道學、立牌坊，沒有發明出那麼多莫名其妙的清規戒律。女子喪夫可以再嫁，夫妻不合可以離婚，文人用華美的詞賦公開歌頌性愛，詩人們用清新的詩歌表達生命的熱情。中國歷史上人格最健康的皇帝唐太宗出現在那個時候，他為人理智而又富於人情味，雄才大略又懂得尊重民眾。最偉大的詩人李白也出現在盛唐，並且也只可能出現在盛唐，他飄逸豪放的詩風充分表達了那個時代的胸襟和氣魄。答案很簡單，那就是千方百計扼殺民眾的活力，不惜一切代價維持社會穩定。為此，就要防止人們獨立思考，阻止人們自發組織，消滅任何能對皇權構成威脅的勢力。
不論統治者在整個社會中所佔的人口比多麼微小，然而只要他掌握了絕對權力，社會就會不可避免地向著他所希望的指向發展。不管這個方向是多麼荒謬，對絕大多數人們來說是多麼的不合理。於是，一千三百年間，中國社會始終堅定不移地走向越來越嚴密的專制和越來越死寂的僵化。 繼秦始皇創立了大一統制度以後，漢武帝又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開始推行思想專制。唐太宗通過科舉制度，把全社會的智力資源集中到功名利祿這一個指向，有效地防止了智力活動的多極多向發展。元朝皇帝們強化里甲和連坐制度，不許漢人使用兵器，甚至不許用菜刀。文盲皇帝朱元璋則取消了丞相制，憑藉小農本能，把中國社會退變成了一個大村子，他自己充當事事都要管的村長。全國老百姓穿什麼樣的衣服、住什麼樣的房子、房後種什麼樹、院子里養幾隻雞都得由他一人規定。清代乾脆連內閣也取消，徹底把天下變成一個人的天下。為了不讓人們亂說亂動，清代最偉大的三代帝王康熙雍正乾隆更是把文字獄推向極峰。一個道士提出人是用大腦思考而不是用心思考，被康熙認為是「危險人物」處決。精神病患者發病時自稱皇帝，被乾隆凌遲處死。文字獄的盛行甚至使朝廷的大臣們之間都不敢相互通信，不敢寫日記，生怕被人抓住把柄。 皇帝們的智力接力，使得中國的專制制度達到了近乎完美的地步，中國社會終於融成了鐵板一塊。這個社會的本質特性就是超穩定，對任何改革的願望都給以毫不留情的打擊。由於不惜代價以換取穩定，千餘年下來積累了無數的弊病，然而想要改變一點，卻幾乎不可能。數億人的智力被牢牢禁錮，活力被有效扼殺，每一個社會成員，都如同帶著沉重鐐銬的囚徒，就象清朝末年的外國觀察家所說的那樣，極端麻木然而又極端富於忍耐力。 中國歷史越往後翻撿，人文氣息就越淡，高貴、仁慈、寬容、尊重這些美好的字眼越來越稀少，代之而起的是越來越重的猜疑、自私、殘忍和卑鄙下流。中國文化在高度成熟之後散發出腐爛的霉味兒。政治家一個比一個多疑、陰毒、殘忍，士大夫的骨頭一天比一天軟，文學藝術作品一篇比一篇氣質委靡，缺乏創造力。朱元璋的兒子朱棣奪得皇位後，把敵人的女兒們送到妓院去當妓女。有一天，太監稟報他說，這些妓女們平均每天被二十條漢子輪姦。年小的都懷身，節除（夕）夜生了個小龜子，又有個三歲的女兒。朱棣聞聽，哈哈大笑，說道： 依由他，小的長到大，便是搖錢的樹兒。 明朝後期，太監魏忠賢在朝廷畸形的權力變遷中居然成了主宰大明命運的人。這個賭博喝酒之外一無所能的文盲加地痞把大明天下攪得天昏地暗，然而卻有無數翰林進士公卿大臣拜倒在他門下，做他的乾兒子。知識分子們的氣象里沒有了孔子的隨意自然、司馬遷的獨立自我，李白的放縱洒脫、蘇軾的達觀平和，越來越多的是司馬光的拘束保守、黃道周的泥古不化、王念孫的尋章摘句、海瑞的自我折磨。而普通老百姓則百鍊鋼化為繞指柔，他們象阿Ｑ一樣能安然接受一切不合理現象，能對別人的痛苦不聞不問無動於衷，他們在極端窮困的物質環境中卻還樂天幽默，把一點點的現世享受咀嚼得有滋有味。 上述分析當然是粗線條、感性化、不成熟不周密不嚴謹不全面的。然而，有一點是不證自明的：正如任何一種性狀背後都有基因的決定一樣，中國國民性的所有負面表現都可以在漫長的中國歷史上找到原因。 鴉片戰爭後來到中國的西方觀察家們對那時中國人最深刻的印象無過於他們的忍耐、麻木。中國人在任何不合理的現象面前都選擇了屈服和忍耐。「這種忍耐力導致了在中國所看見的最悲慘的景象：富人的食物多得吃不完，很容易奪取，然而近處卻有成千的人默默地餓死了。對這種古怪現象，中國人已經習以為常。」外國人奇怪的是，災荒年月那些飢餓絕望的難民，「卻不團結起來，向地方官員要求一些救助」。外國人反覆地詢問這些災民，得到的回答是：「不敢」。 在暴力和專制面前，中國人也曾經進行過壯烈的抗爭。蒙古人征服歐亞過程中遇到的最頑強的對手是中國人。滿洲人入關之初頒布剃髮令，無數南方城市奮起反抗，不少城市寧可全城人被殺光也拒不剃髮。中國歷史上有過無數次轟轟烈烈的大起義，掀翻過一個又一個專制王朝。然而，不論反抗多麼頑強多麼壯烈，中國最終還是沒有逃脫被異族征服的命運。無數次的揭竿而起，以血流成河人口減半的代價，並沒有換來人民權利的伸張，反而使專制制度越來越嚴密。
曾經有無數熱血沸騰的仁人志士，看到了這個社會的重重弊端，挺身而出進行改革。然而從王安石變法、張居正改革到康有為維新，幾乎所有改革家的下場都是身敗名裂。 幾千年的經驗教訓終於讓中國人意識到，要改變中國社會中的任何一點都是幾乎不可能的。就象一個屢次越獄屢次失敗的犯人，除了安守獄規之外，他還能做什麼呢？ 中國歷史上也曾經有過不少坐言立行信守原則的剛強男子，比如清官海瑞。他讀書時就發誓要信守聖賢教導，終生按儒家標準堂堂正正地做人。結果他在官場上一生都遭到排擠，終生報負不能施展。在中國官場上有一條著名的「淘汰清官定律」，清官在官場里註定混不下去，貪官卻能如魚得水。 由於統治者放棄一切地追求社會穩定，造成了不合理的制度得不到及時調整改革，社會制度越來越僵化越來越行不通。於是，在表面制度之下，出現了一種不能公開卻行之有效的潛規則。那些堅守原則的人成了「道學家」、「傻子」，被社會競爭無情地淘汰，而那些把道德口號喊得山響，在實際行動中卻完全遵守利益原則的人卻輕易成功。由此造成了中國國民性中為人垢病的另一點：表裡不一，沒有原則。中國人精通表態和行動之間的區別。每位讀書人都會背誦清正廉潔的口號，可是做了官之後大部分都貪污受賄。人人都會大講忠君愛國，實際上則只愛自己的一家一姓。中國人的造假能力在清朝就受到外國人的關注，「中國的店家在招牌上沒有不寫上『童叟無欺』、『貨真價實』、『真無二價』的，但十有九家賣假貨」。 現在中國人的造假能力更是舉世聞名。除了滿大街人們見怪不怪的辦假證廣告外，還有許多其他民族永遠想不到的獨創： 往油條里摻洗衣粉，可以使油條挺拔好看。 在宰羊前注射阿托品，能使肉質鮮亮，還可以使羊因口渴而大量飲水，從而增加重量。 在質次的漚黃米粉中摻入甲醛次硫酸鈉，可以做成潔白的上等米粉。在麵粉里摻上滑石粉，降低了成本，又使麵粉增白。
給陳大米拋光，可變成新大米。 用尿泡水果，可以使水果看起來非常水靈。 給黃鱔喂避孕藥，可以迅速增肥。 …… 中國人是個缺乏堅定信仰的民族。整個中國幾千年來就是個劣性競爭的大舞台，越是心狠手辣背信棄義表裡不一如劉邦朱元璋慈禧太后者越有可能取得成功，當然他們必須有足夠的演員素質，能裝得仁義無比；而越是天真仁慈的人越遭到慘敗，比如那個好面子的項羽和聖賢之書讀得很好的建文皇帝朱允炆。由於帝王們的無恥表演和破壞性使用，仁義道德三綱五常的效用實際上很早就部分破產了。中國人在歷史上經歷了太多的欺騙，所以他們早就不信任何東西，並且也不相互相信。皇帝總懷疑功臣們要奪取皇位，所以必須殺了他們才能放心。連最仁慈的皇帝李世民在玄武門殺了自己的兄弟之後，還毫不手軟地把他們的兒子們都殺光。 所以中國人缺乏合作能力。朋友合夥做生意，最後會因為錢而成為仇人，因為誰都懷疑對方多吃多佔；在封建大家庭中，充滿了勾心鬥角小肚雞腸。每一個中國人都精明無比，而捆綁在一起則立刻開始窩裡斗。所以有了那句著名的流行語：一個中國人是一條龍，三個中國人是一條蟲。 至於中國人沒有公德心，中國人髒亂差，這更容易在歷史上找到解釋。正如魯迅所說，中國歷史上只有兩種時代，一種是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另一種是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中國人從來沒有過當家作主的感覺，這個國家只是別人的私產。他不過是別人的奴隸，所以沒有必要替別人去珍惜什麼東西。中國人只會愛惜自己院牆之外的東西，對院牆之外的東西，他們有著旺盛的破壞欲。路燈雖然並不礙自己的事，但是一定要打壞；漂亮的廣場，可以毫不心疼地弄髒；雖然一家只得到了一塊磚，但雷峰塔也一定要倒掉。 中國人不認真，差不多就行。中國人講究中庸、圓融。只有沒有楞角的人才能在這個規矩畸形的社會裡如魚得水吃得開，而過於叫真的人註定被潛規則淘汰。 中國人殘酷，缺乏同情心，是因為中國人的生活環境過於殘酷，自己被生活所虐待。中國沒有照顧殘疾人的習慣，中國人對生活中的殘酷現象習以為常，甚至有時候，中國人樂於從虐待他人中得一點心理補償。 徒勞的「改造國民性」 在來到中國前，西方人的頭腦里裝滿了關於中國的美好想像。伏爾泰說，中國人「被認為全世界最聰明最禮貌的一個民族」，「應該置中國於所有民族之上。」憑藉流傳到歐洲的中國書籍，他們想像中的中國物質豐富，文化發達，由賢明的皇帝進行著有效的治理，人們彬彬有禮，道德高尚。 然而，隨著鴉片戰爭的艦船來到中國的西方卻被眼前的景象驚呆了。他們看到的中國城市骯髒污穢，看到的中國人麻木獃滯。這些中國人如同帶著鐐銬的犯人，「腦力衰弱」， 「缺乏創造力」，「利已心強」，「因循守舊」，「理智混亂」，「沒有時間觀念」，「含糊對付」，「沒有同情心」，「愛撒謊」，「不守信用」，「表裡不一」…… 對中國人性格進行過深入研究的傳教士明恩溥在和中國人接觸三十年後得出了這樣的結論：「中國多方面的需要，歸根結底就是一個迫切的需要——人格與良心。」 隨著中國國門的逐漸打開，越來越多先知先覺的中國人意識到了國民性的問題。他們反觀自我，感覺到的痛楚失望比外國人要痛切得多，所以分析和批判也較外國人激烈鋒利得多。從嚴復、梁啟超、孫中山到魯迅、胡適再到柏楊、龍應台，人們連篇累牘地列舉分析、一代一代地痛心疾首。他們不約而同地擎起「改造國民性」的大旗，在先改造制度和先改造人的選擇面前，大部分人認同了後者。人所公認的旗手魯迅在一九二五年說了這樣著名的話：「此後最要緊的是改造國民性，否則，無論是專制、是共和、是什麼什麼，招牌雖換，貨色照舊，全不行的。」 在那一代人眼裡，中國人國民性中的劣根性是一切問題的罪魁禍首。只有中國人全體都脫胎換骨，重新做人，中國才有可能推行現代化的各種制度，中國才能復興和強大。否則，不論什麼好東西，一到中國，立刻就變了樣。 那麼怎麼樣才能脫胎換骨呢？傳教士明恩溥提出的對策是引進基督教，幫助中國人建立真誠品質和利他精神，建立起堅定的信仰。梁啟超這樣的老派改革家則提出「新民說」，靠每個人的意志力來滌盪自己頭腦中積累的千年污垢。魯迅、陳獨秀等激進主義者則提出全盤掃蕩傳統文化，「不讀中國書」，以破壞民族性賴以產生的文化基礎。他們的學生毛澤東最徹底地貫徹了他們的主張。 毛澤東是改造國民性運動中最偉大的鬥士。與其說毛澤東一生的奮鬥是為了推翻舊中國，建設新社會，不如說是為徹底改造中國國民性更為恰當。早在青年時期，毛澤東就認定只有徹底改造國民性，才能救中國。他說： 國人積弊太深，思想太舊，道德太壞。吾國思想與道德，可以偽而不真、虛而不實之兩言概括之。五千年流傳到今，種根期深，非有大力不易摧陷廓清。 他提出中國的出路在於，「有大氣量人」，「從根本上變換全國之思想」。毛澤東一生根深蒂固的理念是思想意識決定一切，因此一切建設都應該從改造思想入手。毛澤東一生都在努力做這樣的「大氣量人」。在四個偉大中，他只喜歡「偉大導師」這一稱號。他以摧腐拉朽般的宏大氣魄掀起了一場摧毀傳統文化的社會運動，通過揭發批鬥等手段，破四舊，立四新，進行文化大×命，力圖徹底清除中國人頭腦中盤踞了數千年的封建文化，代之以嶄新的共產主義情操，使中國人「在靈魂深處暴發革命」，一變而成為共產主義新人。 然而，將近百年的轟轟烈烈的改造國民性運動，取得的成效卻似乎並不令人心慰。梁啟超臨死時看到的中國，比他出生時更令人失望。魯迅則是帶著對改造國民性的灰心絕望去世。而毛澤東對中國人的改造，在他死後被發現似乎產生了相反的效果。「反×」、「文化大×命」，似乎進一步摧毀了人們互信的能力，空前發展了相互猜忌、相互提防，使人們對理想、崇高、純潔這些字眼敬而遠之。中國人的道德素質在×革中出現了有中國以來最大的一次滑坡， 改革開放後現代化路途上中國遇到的核心性問題，越來越多地表現出和民族性的相關：國民素質、官員素質、信仰危機、道德危機、誠信危機、貪瀆習慣、公德缺乏、內耗爭鬥、反應遲鈍、精神麻木…… 雖然經濟增長速度驕人，雖然中國的外表日新月異，雖然中國的部分地區已經宣布完成「現代化」，然而許多中國人的頭腦並不比一九一一年以前清醒多少，一些中國人的所作所為讓人想起中世紀：據２００２年８月３１日《齊魯晚報》消息，某縣一包工頭李某開著小貨車將一老者撞成重傷。李某下車把老人扔進溝中，任其死去，而車上１０名民工對此竟無動於衷。《生活日報》報道，９月２日，湖南瀏陽一１６歲少年在網吧被５少年亂刀砍死，在整個砍殺過程中，旁觀的數十人如同在看暴力片一樣投入，居然沒有一個人打電話報警！ 瀋陽市慕馬大案案發後，瀋陽人並不恨這些貪官，他們認為拿錢辦事的貪官比不辦事的還是要好一些。「他們雖然犯了罪，卻也為瀋陽人民幹了些事情」。甚至有人認為他們還不算特別貪，在官員里尚屬比較清廉，只是不幸撞上了「槍口」。 當這樣的消息經常進入你的視線時，你當然會不自覺地聯想到魯迅當年談到的「看客心理」。現在的看客們，居然比魯迅當年批評的要更加冷漠。如果客觀地評價當下中國人的整體道德素質，我們只能說比魯迅當年是更加惡化了。所以，才有了報紙雜誌上痛到絕望的批評，才有了前面所引的外國人對中國人的種種負面看法。 積累了一百年的失望，形成了這樣一個結論：中國人的劣根性是天下最頑固的事物。每個中國人一生下來，身上已經攜帶了「過濾性病毒」，並且終生無法治癒。日常生活中，你常會聽到這樣的議論：中國人，沒治…… 中國人只有造假的本事是世界第一…… 再過一百年，中國人還得是這個熊樣，永遠不會有出息…… 自我放棄、妄自菲薄經常出現在流行的話語中，不論是海內還是海外。 龍應台在《中國人你為什麼不生氣》中有這樣的描寫： 有一天黃昏，和一位瑞典朋友去看淡水的落日。河水低潮的時候，密密麻麻的垃圾在黑色油膩的污泥中暴露出來。好不容易找到一塊離垃圾遠一點的地方，剛坐下來，就看到這個毛毛頭，五歲大的小男孩盯著我們，轉身對抱著布娃娃，更小的小孩，用很稚嫩的聲音說： 「妹妹，我會聽英文，這個外國人在說我們台灣很不進步……」 我愣住了——因為我的金髮朋友一句話也沒有說。這個小毛頭在捏造故事，可是他捏造了怎麼樣的放棄啊！中國民族的自卑感已經這麼深了嗎？ 一樣又不一樣的韓國人 在青海的龍羊峽我第一次見到了上游黃河。流了一千多里的黃河仍然清澈見底，這讓我驚訝不已。原來，黃河也有過少年一樣的清純。只不過越到下游，遭遇的土地越貧脊，匯入的支流越多，終於混濁不堪，成了舉世聞名的濁流。中華民族也如它的象徵物黃河一樣，漫長的歷史使它憔悴，許多東西不再分明。 韓國人曾截取了一脈上游黃河，注入鴨綠江。由於水短流直，地處偏僻，鴨綠江大部分水身保持著清澈碧綠，直到入海才有一點輕微污染。和韓國人接觸久了，你會覺得，韓國人身上有著中國春秋時代人物的氣質，他們簡單、直爽、剛強、輕生重義，他們的本性沒有受太多污染。 朝鮮歷史的源頭與中國糾纏難分。 傳說因為殷紂王昏庸無道，他的叔父箕子一氣之下，遠走朝鮮，建立國家。這是朝鮮半島第一次出現國家。 秦漢更迭時期，數萬名燕人避戰亂進入朝鮮。其中一個叫衛滿的燕人頭目趕走了箕子的後代，建立了衛氏朝鮮。 漢朝征服朝鮮，把朝鮮變成了漢朝的四個郡。 漢朝滅亡，三國爭雄，朝鮮漸漸脫離中國，獲得獨立。不過，朝鮮與歷代中原王朝保持著極為密切的宗藩關係，在文化上受到中國的強烈幅射。唐朝時期，許多朝鮮讀書人千里迢迢到中國來參加科舉考試，考中了就在中國當官。宋元時期，朱熹理學在中國流行，朝鮮也把朱子學說做為本國人的道德準繩。明朝中國出現了大儒王陽明，朝鮮讀書人也開始研究陽明學。朝鮮也因為自己受中國文化影響最深而十分自豪，認為自己是世界上除了中國之外的第二個文明國家，自稱為「小中華」。 同質的社會、一樣的文化，兩國的民族性當然會有太多的共同點。朝鮮國王很好地學習了中國皇帝的統治術，如果說有什麼不同的話，那就是他們的專制統治比中國還要嚴密。朱元璋要求老百姓無故不許外出，要出門百里就要開通行證。而朝鮮乾脆給所有老百姓都掛上胸牌，上邊寫上自己的姓名、年齡、出身和住址，官府衙役可以隨時翻看行人的號牌。朝鮮一樣實行科舉制，一樣表彰「節婦」、「烈女」，官員一樣貪污腐化，讀書人一樣保守頑固。宮庭中充滿了血腥和殘忍，承平之日，大臣們也全神貫注於窩裡斗，「東人」、「西人」、「老論」、「少論」掐得你死我活。韓國人和中國人一樣的崇拜權威、官本位。在經濟起飛前，韓國人的髒亂差比中國還甚。 尹保雲在《韓國的現代化道路》中這樣描述古代朝鮮社會： 封建主義的束縛下，廣大人民一直處在極端落後愚昧的狀態，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過著散漫的、糊口水平的農業社會生活。同舊中國的廣大人口一樣，他們習慣於儒教的傳統的統治方式，重人情，講關係，不重法律，不講原則。老百姓習慣給官送禮，請官吃喝，搞好關係，遇到問題也可以通融。官也習慣於吃喝和受賄，在酒席桌上變賣國家的原則。只要在官府找到靠山，日子就好過得多，稅收也可以減免。即使觸動了刑律也可以買通官府而得到寬大處理。 僅僅讀這一段描寫，你能分出它是中國還是韓國嗎？ 然而在如此多的相同之下，卻隱藏著一些微妙的不同。 韓國人和中國人最大的不同就是一剛一柔。 中國國土廣袤，氣候變化很大，東西南北的民性本也有萬種差別。千百年來，由於不斷遷移融合，逐漸形成了寬容和平，隨遇而安的統一性格。 朝鮮國土面積狹小，只相當於中國一省，地理環境比中國還要封閉，幾千年來逐漸形成了單一民族。由於地理接壤，朝鮮人的性格氣質與中國東北人相近，都是粗朴豪爽，剛強不屈，並且由於半島和山區的封閉性，朝鮮人形成了特有的固執堅定。 中國歷史上經歷了很多變故，有過很多次的逆來順受。所以，中國人經驗豐富，深通妥協的智慧，善於隨機應變，打得過就打，打不過就跑。 朝鮮自古與外界交往不多，歷史簡單得一張紙就可以寫盡，所以民族性格中保留了許多上古遺風，血液里還殘存著游牧於阿爾泰山時代的兇悍野性。 從漢末到清末的兩千年間，朝鮮屢遭外族入侵，但卻從來沒有接受過異族的直接統治。他們在危險和挑戰面前總是毫不猶豫地選擇直接抗爭，並且總是從自己的倔強剛強中得到回報。６１２年，好大喜功的隋煬帝率領水陸兩部共一進一十三萬三千八百人浩浩蕩蕩遠征朝鮮。這個數字幾乎和當時的朝鮮全國人口差不多了。當時，隋朝正值全盛，四夷賓服，漢朝版圖全部恢復，只有這個小小的朝鮮還沒有屈服，以如此巨大的兵力來征討此彈丸之地，每個隋朝人都認為易如反掌。如果按照中國人的思維方式，朝鮮人的最佳選擇當然是俯首稱臣。然而朝鮮人卻不懂什麼叫「識時務者為俊傑」，他們選擇了「以卵擊石」，並且居然憑藉難以置信的頑強，硬是在遼東城和平壤城前擋住了隋軍，隋軍損失慘重，大敗而回。 隋煬帝惱羞成怒，他傾全國之力，再三再四揮兵東指，然而，還是不能深入朝鮮一步。隋朝因為遠征朝鮮而耗盡國力，不久滅亡。 時隔二十年，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皇帝唐太宗又率兵來到平壤城下。他不相信朝鮮人象傳說中的那樣頑強，他認為隋朝的失敗是因為隋煬帝的無能。這個十八歲起兵所向無敵的皇帝希望自己為中國挽回面子。然而，同樣是三次遠征，同樣是三次慘敗。 朝鮮人就象一把沒有彎折過的鋼刀，一次次的反抗象一次次淬火，結果是使這把刀越來越鋒利。面對外族，他們沒有中國人這樣深刻的屈辱記憶和心理傷害。所以他們不懂什麼叫「屈服」、「隱忍」、「大度」、「圓融」。他們只知道「以血還血」、「以牙還牙」。雖然經過了千年死氣沉沉的封建統治，他們的血性並沒有消磨，他們的骨頭一如以往的硬。當他們在二十世紀醒過來之後，這種剛健立刻化為經濟建設中的奮鬥精神，化為體育場上的拼搏意識，化為國際交往中的強硬不屈。 韓國人和中國人另一個本質上的區別是一個認真一個不認真。 幾千年來，中國的經濟文化一直領先於朝鮮。中國地大物博，人口眾多，文化普及，經濟發達，社會流動性大，人際之間的競爭也就非常激烈，中國人在這種磨練中變得越來越精明。而朝鮮社會長期經濟十分落後，文化也不普及，普通百姓長期處於閉目塞聽狀態，所以社會成員受中國文化的負面影響也較小。正象中國邊遠地區的人們通常都比較淳樸自然一樣，朝鮮人身上也保留了更多的自然本性。 中國人的信仰可虛可實，可進可退。如同太極一樣空靈玄奧。積極進取時，信奉的是入世的儒學，遇到挫折時，又可以退隱到佛道兩家。在號召和呼籲時，是堂皇正大的禮義綱常，然而在處理實際問題時，又常常迂迴前進，緊貼利益。在中國，能夠通達權變的人才是真正的英雄人物。歷代偉大的君主或者傑出的大臣都是深通陰陽兩道的人物，他們一手緊握道義，一手緊握利益，兩手都抓，兩手都硬，進退自如，功成名就。 而朝鮮人則遠比中國人心實。他們不懂什麼叫融合、遷就，既然接受了儒學就要徹底放棄佛教。因此，在儒學傳入朝鮮後，儒教與佛教之間發生了一場「你死我活」的激烈鬥爭，把佛教徹底趕出了意識形態領域。韓國學者黃秉泰稱韓國的儒學類同於「原教旨主義者」，堅持學說的絕對純潔，毫不走樣。黃秉泰說：「由於繼承了朱熹理學這一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文化體系，韓國儒學一直忠實地搬用它，並嚴格地奉行它。」「它的目的不是滿足韓國社會制度和人民的文化需要，而是要求韓國社會制度和人民必須遵循的永恆而又普遍的道德、政治準則。」「韓國的理學雖然來自中國，但它卻比中國的理學更為周密、更為正統。」 在中國，真正嚴格信奉儒學的只有讀書時的知識分子和道學家。讀書人一旦走入社會，就學會了「變通」，不再做書獃子；而道學家則歷來是被人嘲笑的對象，「道學」兩個字成了罵人的代名詞。至於普通百姓，則從來沒有理會過那些天理人慾的大道理，他們更多是遵照習俗活著。 朝鮮歷史上沒有對傳統道德進行破壞性過度使用。朝鮮每一代王朝都延續很長時間，「忠孝」這種價值理念從來沒有受到過嘲笑。朝鮮社會經濟文化不發達，所以也沒有形成中國那樣發達的潛規則和中國老百姓那些彎彎繞的奇怪智慧。古代朝鮮的讀書人普遍都「認死理」、「讀死書」。他們緊抱朱子學說的教條不放，並且貫徹到日常生活中，一舉一動都到書上查根據。在他們的帶動下，程朱理學在朝鮮被世俗化了，成了普通百姓的生活準則。現代儒學家杜維明教授指出：「另一有趣的現象是儒家傳統的民間化」，「韓國人說韓國是儒學的母國，不能說完全沒有根據。」 韓國人和中國人的第三點不同是一個急躁一個從容。 韓國人的褊急性格是舉世聞名的。到了韓國，你會發現韓國人最常用的口頭語是「快點快點」。韓國人什麼都快，走路快，開車快，經濟發展快，當然蓋好的大樓有時候倒的也快。韓國人的最大缺點是沒有耐性，考慮問題容易偏激片面。 而中國人的慢性子也是聞名遐邇。在中國，政府官員的首要素質就是「成熟穩重」，什麼事都要「研究研究」。中國人看問題最講究全面辯證，四平八穩。麥喜溫說： 「中國人的另一個長處是悠然的態度。中國人來訪時，無論讓他怎麼等，他都不會生氣。神經麻木、悠然和韌性的結果使中國人總能達到目的。中國人認為發火是白耗體力。」 形成這種反差的原因同樣在於地理和歷史。由於面積小人口少，朝鮮作為一個國家，反應能夠相當迅速。一片雲彩過來，全朝鮮都要下雨；國王的命令，第二天就能得到回應。由於歷史簡單，文化較淺，對挫折的記憶不深，朝鮮人也很少有中國人那樣患得患失心理。 而中國的體積使它的動作不能不緩慢悠然。這就象一隻大象，再怎麼敏捷，看上去也是笨頭笨腦。在資迅時代以前，一個消息從中國一端傳到另一端，往往需要數個月甚至半年的時間。皇帝的命令，即使是十萬火急，用六百里快馬日夜兼程地傳遞，等到了目的地，也可能成了昨日黃花。中國太大，情況太複雜，任何一項措施，慎之又慎，否則很可能覆水難收。莊子在幾千年前就對此有明確的見解，他說，「治大國若烹小鮮。」意思是一個體積龐大的國家經不起折騰，否則就會象煎小魚一樣，翻騰幾下，這條小魚就碎了。 由於這種龐大，使得歷代中國政治家的大腦不堪重負。於是，他們選擇了偷懶的辦法，什麼事都一刀切，什麼事都按舊例來。遇到矛盾最佳選擇就是進行擱置，不予處理。於是問題越來越多，制度越來越畸形。黃仁宇老先生一再痛切中國沒能實行「數目字上的管理」，其實就是由於手工時代，「數目字上的管理」根本無法應付中國的巨大和複雜。所以，科學理性的管理最終在西歐小國而不是中國這樣的大國發芽發展起來，並且在韓國這樣的小國被迅速應用，而中國至今仍然不得不藉助一刀切的老法寶。由此也可以得出結論，中國的停滯，中國人的工具理性缺失，中國人缺乏時間觀念和忽視精確，都與中國的體積密切相關。從這個角度，我們也可以更清楚地看到秦始皇統一中國的豐功偉績的另一面。老人和少年 中國人習慣喝茶，越燙越好。一壺在手，可以消磨一個下午。韓國人沒有喝茶的習慣，他們喜歡喝涼水，即使是大冬天，也是一揚脖子，咕咚咕咚灌下去。 中國曾經大富大貴過，也曾經幾度敗落；中國有過長時期的天下太平，也有過記不清的暴×、混亂、災難。在漫長的歷史中，所有可能發生的事情都在中國都發生了。中國人實在是世界上最見多識廣的民族，所以他們也積累了最豐富的生存智慧。中國太老了，他退盡了火氣，磨光了銳氣，一切都不相信，一切都別太認真，一切都慢慢來，一切都四平八穩，全面辯證，水來土掩，兵來將擋。 而韓國人則如同一個未經多少世事的少年人，還沒有被世事磨去楞角，還沒有失去信的能力。他血氣方剛，身手敏捷。 當危機到來的時候，老人和少年的反應當然不同。 西方炮艦的重擊驚醒了睡夢中的中國。屢遭重創之後的中國慢慢清醒，開始了自強過程。由於頭腦長久不用，關節銹得太死，一生積習太深，所以自強的過程異常艱難痛苦。在迫人而來的形勢面前，中國的舉動顯得過於遲鈍，軟弱無力並且猶豫不絕。他時時刻刻擺不脫過去的經驗束縛，動不動就習慣性地想走老路。在一再的打擊下，他徹底喪失了自信，從原來的極剛愎頑固一變而為極懦弱自卑。他環顧自己家裡，覺得樣樣不順眼，處處不如人。於是把自己的舊家底起名叫「四舊」，一把火燒光，一點點地搬進西方傢具。可是由於房屋格局和西方不同，洋式傢具怎麼也放不下。於是「對付」的老本能又發揮作用，折掉一條腿或者去掉一扇門，甚至把電冰箱當成大衣櫃使，弄得不倫不類，還起名叫「有中國特色」。 環顧整個世界歷史，沒有哪個國家的現代化進程比老大中國更曲折、更艱難、更痛苦。一百多年來，我們一直認定文化是罪魁禍首，一再為選擇什麼樣的新文化而不斷爭吵，長期陷入主義之爭的泥塘而不能自拔。老祖宗流傳下來的儒教文化和優良傳統，被我們當成「封建」扔得差不多了；然而幾千年形成的頑固積習，直到現在仍然沉重地壓在中國人身上。這一事實讓我們再一次看清，「文化」和 「民族性」並不是完全一致的。「文化」是一種觀念，而「民族性」則是一種習慣，一種更多屬於下意識的東西。就象挖鼻孔一樣，觀念上明知不雅，可有時手指不知不覺就循著快感伸了進去。 在１８４０年中國驚醒的那一刻，朝鮮還在中國的身邊睡大覺。中國都開始洋務運動了，朝鮮人還沒有醒。直到被日本人吞併了，韓國人才猛醒過來。 韓國人少年一樣強烈的自尊心受到了強烈的刺激，剛剛經受的恥辱象火一樣每分每秒都在燒灼著他。急躁的性格讓他匆匆忙忙地踏上了現代化之路。 由於政治環境和急切性格，韓國人幸運地沒有陷入「主義」之爭，他們另闢蹊徑，務實地選擇了經濟發展這條道路。 韓國人的頑強和剛烈在經濟發展中表現出來。他在現代化過程中用極大的意志力去克服幾千年養成的惰性，以「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今後種種譬如今日生」的決絕去改變自己舊日的生活習慣。他說到做到，雷厲風行。 １９６１年，朴正熙發動政變，閃電般地奪取了政權，用鐵腕結束了韓國獨立後十多年間的政治軟弱和社會混亂。朴正熙給韓國政府注入了一種強烈的軍人氣質。他推行「更生」政策，對腐敗的舊政府進行了一次大清洗，使大批年輕軍人掌握了政權。在此後十多年間，他一次又一次掀起反腐敗運動，禁止官員們喝咖啡、跳舞、聽日本音樂。他一次又一次數量驚人地清洗哪怕有輕微腐敗的官員，用專制手段建立了一支唯意志力和清教徒精神的官員隊伍。 在其他後發展國家，腐敗的集權官僚隊伍都是社會進步的最頑固障礙。而朴正熙卻借用了韓國社會根深蒂固的權威主義傳統，用官僚集權專制，把全國組織成了一支發展經濟的軍隊。韓國人的服從意識、秩序意識、集體意識、等級意識在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韓國公司都有點象軍事化組織，要求僱員剪短頭髮，穿灰色制服，左胸口袋上雖著姓名標誌，還使用許多軍事術語式口號，如「工業戰士、邊建設邊戰鬥」、「出口戰」、「佔領１００億美元出口高地」等。企業家把員工的思想統一起來，使他們象孝敬父母一樣忠於公司，使他們能忍受惡劣和條件，在低收入情況下加班加點。 韓國人的急性子和勤奮是經濟發展的內燃機。一九六Ｏ年以前，韓國人曾經被認為是一個懶惰的民族。然而現在，韓國人以一種完全不同的風貌出現在世界面前。韓國人的步速世界第一，比香港、東京還要快。七八十年代，普通的韓國人都自願加班加點工作，不要加班費。結果，僅僅幾十年，韓國就成長為一個經濟巨人，由世界上最窮的國家變成第十一個經濟大國。 韓國人的認真專註，一絲不苟，使他們在學習西方過程中從不應付苟且，而是做就要做到最好。十幾年前還有許多經濟學家嘲笑韓國的汽車想打入美國的想法。而今天韓國的汽車產量超過百萬量，大宇集團的汽車就定下目標每年４５萬量出口到美國。韓國手機起步很晚，然而短短几年，三星手機就在世界手機世界佔據領先位置。 經濟發展所收穫的並不僅僅是物質財富，更重要的是造成了社會結構的變化。朴正熙用鐵腕手段去打擊不合理的社會制度，對整個政治體系進行徹底的改造。官僚機構由過去抑制社會活力的工具變為服務於經濟發展的現代型管理機構。改變了「官本位」、崇尚「主義」、「空想」的社會風氣，創造出尊重科學、理性和個性以及重視實利的社會精神氣質。 隨著教育的普及，韓國人的參政意識、參政能力大幅度提高。他們用韓國人特有的不屈不撓精神去爭取民×，為了國家的前途和民族的昌盛大聲呼號。雖然人口比中國少很多，在爭取民×的過程中，他們流的血卻是中國的許多倍。在學生運動和示威遊行中，即使面對比自己強大數倍的軍警和強烈的催淚瓦斯，人們仍然猛衝而不會退卻。經過民眾的犧牲和一些開明的政治領袖的順應潮流，使韓國幸運地比較順利地由權威型政治轉變成了民×政治。 社會進步使韓國人的精神面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在六十年代以前，韓國是世界上最窮的國家之一，韓國人也是世界是最被人瞧不起的民族。梁啟超在《朝鮮滅亡之原因》中甚至把朝鮮亡國歸因於朝鮮人的國民性。他認為朝鮮人是個愛說空話、窩裡斗比中國還嚴重、厚顏無恥、性格陰險、貪圖安逸的民族。 韓國人自已也承認民族性存在著致命缺陷。朴正熙上台的宣言中，就直言不諱地指出了韓國人的缺點： 缺乏獨立精神、懶惰和不勞而獲的願望、缺乏開創精神、缺乏進取精神、可惡的自私自利、榮譽感的缺乏、缺乏良好的判斷力。 他舉出「人民的缺點如逍遙自在、趨炎附勢、遊手好閒、奴才主義，以及依賴別人的惡習」。 他宣布：「我們的革命的最終目的是消滅我們的祖先留下的不幸的遺產：相互憎恨和宗派主義、浪費、混亂、懶惰、不誠實。」 現在，我們可以看到，朴正熙的目的大部分都已經達到了。韓國人現在在世界上以團結、民族主義、勤奮好強、整潔、認真而聞名。 從韓國人的變化看改造民族性 近幾年來，到韓國旅遊的中國人越來越多，談韓國廁所的人也越來越多。幾乎每篇訪韓遊記中都要提一提韓國的「化妝間」。２０００年一位遊客在遊記中寫道： 漢城的公共設施很完備，最感慨的是公廁。不要說賓館飯店的廁所，就是小到只有幾張餐桌的小店其廁所都十分乾淨。我沒有見過有收費的廁所，但所有公廁都提供衛生紙洗手設備和鏡子，大單位的廁所還有供殘疾人用的專位，設計得十分周到。相比之下我們許多公眾場所的廁所簡直令人可怕。人家那把廁所稱為化妝間，真是名符其實，我在那總能看到韓國婦女在鏡前描眉畫目。 廁所在這裡成了衡量中韓差距的一把尺子。不少去過韓國的人因此得出結論說，「韓國人是出了名的愛乾淨」，「韓國人是個極重整潔的民族。」自然而然，廁所被提升到了民族性的高度進行解讀。然而，一百年前一個中國武官考察東三省，順路入朝鮮境。他看到的朝鮮卻是驚人的「髒亂差」。「府城牆高不過八尺，皆亂石堆砌，樓堞頹壞，內無街道，民居錯雜，住低小草房，門前污穢。」 「城內荒陋至極，民苦可知。朝鮮民情太惰，種地只求敷食，不思蓄積，遇事尤泥古法，不敢變通，讀書幾成廢物，平居好游，文理欠通，筆談數十句，多半費解，談時務輒加菲薄，可憎可憐。」 朝鮮之游給聶士成留下的印象是朝鮮的貧窮，朝鮮城市的骯髒，朝鮮男人的懶惰，朝鮮上層社會的拘泥古法，不思進取，不敢變通。那個時候，中國人的觀念已有所變動，開始向西方學習，興起洋務運動。而朝鮮還堅持閉關鎖國，對外界不聞不問。 一百年前，中日韓三國農村的廁所處於同一水平。都是在地上挖一個坑，上面放兩塊木板。 一百年後，日本人發明了一種新式便器，便後它會自動噴出溫水把人的屁股沖洗乾淨，然後再進行烘乾。日本人的廁所簡直跟閨房一樣，裡面不僅芳香撲鼻，還像工藝展覽室一樣放置著各種花束等裝飾品。 韓國２０世紀６０年代末，開始在廁所里採用水沖設備。經過幾十年發展，已經接近於日本廁所的衛生水平。而且，韓國人還獨出心裁，把廁所的名字改為化妝室，引起中國人的陣陣驚慕。農村經過新村運動，也基本都用上了現代化廁所，不過，在邊遠地區，個別地方還在使用旱廁。 而在中國，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許多高級廁所比日韓還要豪華。不過，在廣大農村，基本上還是和一百年前一樣，沒有絲毫變化。廁所是中國人自卑的原因之一。一個多世紀以來，外國人到過中國，印象最深的除了長城、故宮的輝煌，也許就是中式廁所的惡臭了。不少老外把對中國廁所的印象形諸文字，許多次地被《參考消息》轉載回來，讓中國人無地自容又無可置辯。 中日韓三國在開國之初都被認為是缺乏公德心的社會。津田左右吉在１９１６年在《我國國民思想的研究》中指出日本國民性中「公共意識不發達」。韓國教育家金在恩也曾經說「韓國人的心靈深處潛藏著權威主義、利已性、無秩序主義等等。」 中日韓三國的球迷看球都有過亂扔垃圾的習慣。最早是日本球迷從西方學到了退場時帶走垃圾的良好習慣。然後是從來不向日本人服輸的韓國人也開始這麼做。 或者我們應該重新定義「國民性」。事實上，許多所謂的「劣根性」反映的是前現代化的社會性格。散漫、一盤散沙、懶惰，這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小農社會生活節律相適應；不敢獨立思考、缺乏開創性、因循守舊，這是專制社會培養出來的順民品質；而缺乏自尊、沒有原則、動物式生存，則反映了嚴酷的生存條件對人性的扭曲。而諸如「團結、合作、愛國、清潔、開放、學習」之類的優秀品質是現代社會對人們的要求。現代社會的高效率讓人們必須善於自我組織、自我教育，現代社會的物質成就使人們有條件建立自尊和自信，現代社會的激烈競爭讓人們培養出強烈的創新意識。 所以，我們是不是應該把大部分的「劣根性」或者所謂的「中國國民性」改名為「前現代化社會性格」？ 我們社會中屢屢為人批評的沒有公德心，不遵守規則，即是因前現代化的社會體制使廣大民眾沒有充分體會到國家主人的感覺和對規則的充分信任，他們自我感覺基本還是幾千年來被政府管理的被動者，所以沒有做主人的自豪感責任心和積極性。所以他們往市政府的廣場上亂扔垃圾。在他們的眼裡，這個耗資巨大的廣場建設的時候並沒有徵求他的意見，也不考慮普通市民的喜好，只是官員們的政績工程，所以他們激不起珍惜之情。所謂中國人善於忍耐，是因為中國人表達的渠道還不夠暢通，或者反映的問題並不能得到有效解決。如果建立了有效的機制，中國人也會眼睛雪亮，雷厲風行。幾千年的積習之所以現在還有力地影響著我們，是因為還有適合它們生存的土壤。 對一個人來說，性格決定命運，命運又反過來影響性格。對一個民族來說，歷史決定性格，性格又反過來影響歷史。 一個人不走出自己的思維誤區，不改變自己錯誤的行為模式，而僅僅要改變自己的性格，是不可能的。同樣，一個民族，不謀求社會機制的改革，而單純要改變落後的民族性，也是不可能的。只有充分現代化的社會，才能產生「現代性格」，否則，無論用多麼大的力量去進行思想改造、進行宣傳鼓動，進行典型引路，都如沙上建塔，是一種不可能成功的本末到置。 中國是個多災多難的國家，中國人的性格氣質因此存在許多缺陷。只有象韓國人那樣奮然前行，用大力氣卻改變社會制度機制中至今仍然存在的種種不合理，才能使中國人的性格氣質發生根本性改變。反思國民性的努力應該最終指向對制度對經歷的反思。只有在中國真正雄起在世界上之後，只有在一個成功、公平、每個人都能揚眉吐氣的社會裡，中國人才能重拾春秋的剛強和盛唐的自信，重新找回一個泱泱大國人民的感覺。 中國人身上並沒有「過濾性病菌」，中國人的缺點並不是什麼無葯可治的「劣根性」。換句話說，中國人沒有必要自卑，更沒有理由放棄。適用於其他民族和社會的方子到了中國，大抵也會藥到病除。但是，如果我們非得堅持「中國特色」的診斷，採取「中國特色」的療法，只在家裡跳大神，或者走街串巷找什麼「豬肉燉大棗」「糖水熬白梨」之類的偏方，那可是真正的危險了。為什麼日本政府向韓國道歉而不向中國道歉？ 為什麼中國足球總踢不過韓國？ 為什麼韓國人不坐外國車而中國人熱愛外國車？ 為什麼小小的韓國能掀起「韓流」，淹沒東亞特別是中國數億家庭的電視頻道？ 中韓兩國的文化背景如此相近，為什麼韓國的發展比中國要迅速得多合理得多？隨著中國人對韓國越來越熟悉，中國人對韓國人的問號也越來越多。《中國人比韓國人少什麼》這本書解答了這些問題。 作者張宏傑認為，韓國人和中國人秉性上確實有不同之處。由於歷史和地理、氣候原因，韓國人和中國人性格一剛一柔。文化的發達和爛熟，使中國人過於圓滑和精明。而朝鮮社會長期經濟十分落後，朝鮮人身上也保留了更多的質樸本性。 韓國人和中國人的另一個不同是一個急躁一個從容。韓國人最常用的口頭語是「快點快點」。而中國人的慢性子也是聞名遐邇。作者認為，形成這種反差的原因同樣在於地理因素。由於面積小人口少，朝鮮作為一個國家，反應能夠相當迅速。而中國的體積使它的動作不能不緩慢悠然。中國太大，情況太複雜，任何一項措施，慎之又慎，否則很可能覆水難收。這就象一隻大象，再怎麼敏捷，看上去也是笨頭笨腦。於是，中國政治家選擇了偷懶的辦法，什麼事都一刀切，什麼事都按舊例來。遇到矛盾最佳選擇就是進行擱置，不予處理。所以，科學理性的管理最終在西歐小國而不是中國這樣的大國發芽發展起來，並且在韓國這樣的小國被迅速應用。從這個角度，我們也可以更清楚地看到秦始皇統一中國的豐功偉績的另一面。 如果僅僅得出這些結論，那麼，這本書不過是重複了「民族性」、「劣根性」的老調。讓我們意外的是，作者敏捷地從這些分析中跳出來，指出，民族性格的不同，並不是造成中韓兩國社會發展差距的主要原因。相反，是近幾十年中韓兩國社會發展方式的不同，進一步造成了兩國國民性格的不同。 作者認為，百多年來關於中國人「劣根性」的指責，其實是一種誤解。並不是只有中國人酷愛隨地吐痰。甚至到了1731年歐洲還在隨地大小便。中世紀的歐洲《禮儀書》中說：「痰不要吐到桌子上，也不要飛過桌子。」至少到那個時候，我們比現在的歐洲白人要文明得多。 在六十年代以前，韓國是世界上最窮的國家之一，韓國人也是世界是最被人瞧不起的民族。梁啟超在《朝鮮滅亡之原因》中甚至把朝鮮亡國歸因於朝鮮人的國民性。他認為朝鮮人是個窩裡斗比中國還嚴重、性格陰險、貪圖安逸的民族。韓國人自已也承認民族性存在著致命缺陷。朴正熙上台的宣言中，就直言不諱地指出了韓國人缺乏獨立精神、懶惰、自私自利、相互憎恨和宗派主義。他號召韓國人改造國民性。而在幾十年後，韓國人在世界上以團結、民族主義、勤奮好強、整潔、認真而聞名。 通過觀察韓國人國民性的變化，作者認為，我們應該重新定義「國民性」。事實上，許多所謂的「劣根性」反映的是前現代化的社會性格。散漫、一盤散沙，這和小農社會生活節律相適應；不敢獨立思考，這是專制社會培養出來的順民品質；而缺乏自尊、動物式生存，則反映了嚴酷的生存條件對人性的扭曲。 所以，作者把「劣根性」或者所謂的「中國國民性」改名為「前現代化社會性格」。作者說，我們社會中屢屢為人批評的沒有公德心，不遵守規則，即是因前現代化的社會體制使廣大民眾沒有充分體會到國家主人的感覺和對規則的充分信任，他們自我感覺基本還是幾千年來被政府管理的被動者，所以沒有做主人的自豪感責任心和積極性。所以他們往市政府的廣場上亂扔垃圾。在他們的眼裡，這個耗資巨大的廣場建設的時候並沒有徵求他的意見，也不考慮普通市民的喜好，只是官員們的政績工程，所以他們激不起珍惜之情。 一個人不走出自己的思維誤區，不改變自己錯誤的行為模式，而僅僅要改變自己的性格，是不可能的。同樣，一個民族，不謀求社會機制的改革，而單純要改變落後的民族性，也是不可能的。只有充分現代化的社會，才能產生「現代性格」，否則，無論用多麼大的力量去進行思想改造、進行宣傳鼓動，進行典型引路，都如沙上建塔，是一種不可能成功的本末到置。 中國是個多災多難的國家，中國人的性格氣質因此存在許多缺陷。只有象韓國人那樣奮然前行，用大力氣去改變社會制度機制中至今仍然存在的種種不合理，才能使中國人的性格氣質發生根本性改變。反思國民性的努力應該最終指向對制度對經歷的反思。只有在中國真正雄起在世界上之後，只有在一個成功、公平、每個人都能揚眉吐氣的社會裡，中國人才能重拾春秋的剛強和盛唐的自信，重新找回一個泱泱大國人民的感覺。 《中國人比韓國人少什麼》 作者 ：張宏傑 2004年9月 中國文史出版社推薦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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