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國沒有「民族」、「民族主義」概念，不可能存在「民族英雄」；以「國家英雄」來審視岳飛尚有可議之處；岳飛之死：南宋王朝的畸形成人禮（圖）

古代中國沒有「民族」、「民族主義」概念，不可能存在「民族英雄」梁啟超等人相信「民族主義救中國」，遂引進、宣傳近代「民族」概念先秦歷史文獻中沒有「民族」這個辭彙。先秦時代所謂的「族」，多指以血緣關係為紐帶的氏族、部族、宗族。《左傳》中說：「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楚雖大，非吾族也」，所指乃是宗族、部族。先秦之後、晚清之前的歷史文獻中，「民族」一詞仍極少出現，即便偶有特例，也與近代「民族」概念毫無關係，如《永樂大典鬼谷分定經》里說：「貴人皆仰，民族皆歡」，仍是宗族之意。「民族」一詞被大量使用，始於20世紀初。金觀濤教授利用其容量達一億兩千萬字的「中國近現代思想史專業資料庫（1830-1930）」，對這段時期「民族」一詞的使用頻率進行了搜索統計，結果顯示：「該詞在19世紀文獻中極少使用，……到1900年後才開始出現井噴之勢」——這場「井噴」，其實是梁啟超等人掀起「史界革命」的結果。「史界革命」的目的，是要將傳統中國打造成新的西方式的「民族主義中國」，正如梁啟超所言：「今日吾中國最急者……民族建國問題而已」，而要「民族建國」，就必須通過新的歷史教育，在國民心中植下「民族主義」意識：「嗚呼，史界革命不起，則吾國遂不可救。悠悠萬事，惟此為大！」梁氏的倡議得到了大批學者和知識分子的響應，尤以有留日背景的革命黨人最為積極——這也在情理之中，梁氏的「民族」、「民族主義」概念，本就直接舶自日本學者。但即便從日本舶來了具有近代意義的「民族」、「民族主義」概念，當時的知識分子也未必能夠準確理解其意義，將「種族」等同於「民族」者大有人在，宋教仁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為激勵國人的「民族主義自豪感」，宋教仁曾寫有《漢族侵略史》一書，曆數「漢族」歷史上侵略「外族」獲得勝利的光輝事迹，按宋氏的理解，所謂「漢族」，乃是一種以黃帝為共同祖先的「血族」，如此強調血緣和血統，實是把「種族」當成了「民族」。為振奮「民族精神」，宋氏還在書中竭力論證「漢族」是從西方遷徙而來，與當時強盛的西方國家在種族上同源，證據之一是中國的六十甲子、天干地支這些名號，都是沿用了「西方文字之音」。當時許多學者與宋氏持相似論調，如章太炎公開宣揚「漢族」來自巴比倫，梁啟超、劉師培等人到處講「世界人種之開化，皆始於帕米爾高原」，從帕米爾高原東遷的一支，形成「漢族」；西遷的一支，則是當今西方強盛民族的祖先，東西同源同種，所以中國不是「劣等民族」。這種沒有學術支撐，但卻有現實政治意義的宣傳，在清末民初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以至於1915年袁世凱制定的國歌里，還有「華胄從來崑崙顛」的歌詞。

左：宋教仁，撰《漢族侵略史》以激勵國人民族自豪感；右：劉師培，宣傳中西人種都起源於帕米爾高原岳飛也是直到這個時候，才因現實需要被冠以「民族英雄」的頭銜清末「史界革命」的直接成果，是打造出了一套自黃帝到洪秀全、傳承有序的「民族英雄譜系」。岳飛自然也是這譜系中至關重要的一環。當時文章，對岳飛多冠之以「中國民族主義第一偉人」、「中國民族排外第一偉人」等尊稱，說他「轟轟烈烈，手刃外種、口嚼外種、足踢外種，至死不變」，實乃「宗尚民族主義之一絕大偉人」，且「為種魂、為國魂、為中國民族之天神」，在眼下「茫茫黃帝之血裔、莽莽神州之輿圖」被異種之人盤踞之際，頂禮膜拜岳飛這位「嗜殺異種如命之偉人」，乃是不可須臾稍緩的當務之急；甚至說「吾寧夭折早亡，以見我廓清胡虜、志復中原的民族偉人岳飛」。其餘如文天祥、史可法、鄭成功等，都是當時知識分子致力宣傳的重點「民族英雄」。而在此之前，無論是官方還是民間，這些歷史人物的標籤普遍是「忠臣義士」。但「民族主義救中國」本是晚清知識分子病急亂投醫的結果，帶有強烈的現實功利色彩，加之梁啟超、宋教仁等人自身對「民族」、「民族主義」的認知並不到位，故而所謂「中國民族主義第一偉人」，在知識分子們的描述下，更像是「中國種族主義第一偉人」。在當時沛然莫御的岳飛崇拜浪潮中，蔣智由算是比較理性的一個。他曾撰文指出，岳飛抗金成績有限，「不過有數次戰勝之功，而克複土地數處而已」，所謂直搗黃龍，恢復故土，不過是「一將來之空想」，後人對其戰績的崇拜，不過是「轟動於虛聲，而非事實」；但即便如蔣智由這般理性之人，也誤把「種族」等同成了「民族」，他在文章中說，國人之所以崇拜岳飛，正說明國人天然存在一種「種族之見」，只要激發出這種「種族之見」，則「我種人必有恢復神州之一日，而東亞大陸必歸於我種人為之主」。上段所引資料中頻繁出現的「外種」、「血裔」、「 異種」、「 胡虜」等字眼，無疑也很能說明這一點。綜上所述，1、古代中國沒有「民族」、「民族主義」概念，自然也不可能存在什麼「民族英雄」；2、我們今天熟知的「民族英雄譜系」，是晚清知識分子出於現實政治需要新造出來的，且多臆斷，缺乏學術根據；3、晚清知識分子對「民族主義」的理解更近於「種族主義」，對岳飛「民族英雄」光環的描述，也更近似「種族英雄」。4、中國可以有「民族英雄」，但須在「民族主義」意識普及的近代尋找。02即便以「國家英雄」來審視岳飛，也尚有可議之處岳家軍的戰績，正史中存在太多誇張，譬如「朱仙鎮大捷」就並不存在岳飛不是「民族英雄」，也不是晚清知識分子所誤解的「種族英雄」，至多可為「國家英雄」。但即便是「國家英雄」，也尚有可議之處。岳飛畢生從軍，其岳家軍固然是南宋政權一支極重要的國防力量，但同時，因其「家軍」性質，也長期是對南宋政權的一種潛在威脅。毋庸置疑，岳家軍在對外抵抗金人入侵，對內平息武裝動亂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但這作用，正史中即已有太多誇張——據宋史學家、《岳飛傳》作者鄧廣銘先生考證結論，《宋史·岳飛傳》所載岳家軍最輝煌的「朱仙鎮大捷」——大破「拐子馬」，擊潰金兀朮10萬大軍，其實根本不存在，實屬岳飛之孫岳珂杜撰，元代編纂《宋史》，直接照抄了岳珂的說法。事實上，「岳飛和岳家軍中的任何一支部隊全不曾到過朱仙鎮」。 《宋史·岳飛傳》還說，「朱仙鎮大捷」後，朝廷一日之內用「十二道金牌」命岳飛班師，導致伐金大業功敗垂成。「十二道金牌」之說，也已被鄧廣銘先生的詳細考證所否定。（具體見《〈鄂王行實編年〉中所記朱仙鎮之捷及有關岳飛奉詔班師諸事考辨》，收錄於《鄧廣銘治史叢稿》）赫赫有名的「朱仙鎮大捷」尚且子虛烏有，其他抗金事迹，更未必全然屬實，譬如八字軍統帥王彥攻拔新鄉城的戰功，就被岳珂移花接木算在了岳飛名下，《宋史·岳飛傳》亦照抄不誤。正史既已如此誇張而難盡信，《說岳全傳》一類文藝作品，自然更無討論的價值。但最關鍵的問題還不在此，而在於：雖然後世不少人堅持認為若岳飛不死，則伐金大業可成——《宋史·岳飛傳》的撰寫者最為典型，他的觀點是：「飛與檜勢不兩立，使飛得志，則金仇可復，宋恥可雪；檜得志，則飛有死而已……高宗忍自棄其中原，故忍殺飛」——但若回到南宋初年真實的歷史情境之中，岳家軍的解散，實可謂朝野內外的一致願望。…[詳細]

已故宋史專家鄧廣銘先生（右）。據其考證，岳飛最輝煌的戰績「朱仙鎮大捷」並非史實。包括岳家軍在內的「家軍」體制嚴重威脅到了南宋政權的軍事和財政安全南宋自北宋的瓦礫間重建的過程中，形成了以張俊、劉光世、韓世忠、岳飛、吳玠吳璘兄弟為統帥的「五大家軍」。「五大家軍」與高宗的禁衛軍一起，組成了南宋政權的基本國防力量。宋高宗四處流亡之時，家軍體制對抵抗金軍入侵，確實自主發揮了不少的作用。但隨著高宗新政權日趨正規和穩定，家軍體制的負面作用越來越顯著，最要害者有二：1、家軍之間嚴格劃分界限，彼此猜忌，聯合作戰時往往互拖後腿，主戰派宰相趙鼎將家軍之間的關係形容為「相視如仇讎，相防如盜賊」，實際上削弱了南宋的整體國防力量；2、家軍壟斷了其轄地內的稅賦乃至釀酒等商業活動，妨害了南宋政權的財政統一。無論是傳統帝制國家，還是現代民主國家，在軍隊國家化這個問題上，立場其實都一樣；在軍隊須由國家財政供養、而不能由軍隊自行徵稅或經商解決這個問題上，立場也相差無幾。具體到南宋政權，要想解決這兩個問題，就必須改革家軍體制。但難度也可想而知——傅慶是岳飛麾下的一員猛將，屢立戰功，但因與岳飛個人關係不睦，曾流露出想要轉調到劉光世麾下的意思，岳飛獲悉後，即毫不猶豫地設計斬殺了傅慶。此例可見趙鼎所謂家軍與家軍之間「相視如仇讎，相防如盜賊」，絕非虛言。家軍與朝廷之間的關係，也相當緊張。紹興六年，主戰派宰相張浚曾希望組織各家軍在淮北發動攻勢，結果，張俊非但拒絕派兵前來，而且四處宣揚韓世忠要趁機吞併他；稍後，張浚又計劃在淮南組織一次由張家軍、劉家軍和御營楊沂中軍的三軍聯合出擊，結果劉光世拒不合作，先以糧草不足搪塞，張浚遷就送去糧草後，劉光世又不遵號令，當楊沂中軍抵達指定位置時，他卻已早早從前線撤了下來，所謂三軍聯合出擊，也就成了空談。岳家軍也同樣被當時的主流輿論認為不願意與朝廷合作。紹興七年，張浚曾打算征討偽齊收復中原，因此與四大家軍統帥——張俊、韓世忠、劉光世、岳飛，在龜山舉行高級軍事會議。統帥們的態度迥異，「劉光世請守，韓世忠請進兵，張俊曰都督欲戰則戰，欲守則守。惟岳飛獨以為不可用兵，浚再三問之，飛堅執不可之說。浚以飛為玩寇，議不協而罷」——誠如日本學者寺地遵所言：「張浚揭大義名分，主張恢復中原，然而不論他如何鼓舞，四大將仍各懷異志，岳飛明白表示反對，劉光世、張俊則消極抵制，都不願與張浚合作。」 …[詳細]

河南湯陰岳飛廟，「忠孝」二字是岳飛帝制時代的身後形象。但在生前，高宗及士大夫多指責岳飛「跋扈」。解散岳家軍，不但是主和派秦檜的意見，也是主戰派張浚、趙鼎等人的意見了解到上述背景，即不難發現，把岳飛與秦檜之間的矛盾，當成主戰派和主和派之間的矛盾，是對南宋初年歷史的最大誤解。解決包括岳飛和岳家軍在內的「家軍問題」，早在秦檜當政之前就已展開。動第一刀的，正是主戰派宰相張浚。龜山高級軍事會議後，張浚決定拿最為消極避戰的劉光世軍開刀，但劉家軍甫一解散，半數以上的部隊就叛逃到了敵國。這場變故雖然暫時中止了朝廷解散家軍的步伐，但卻無疑更堅定了朝廷軍隊國家化的決心。繼任的另一位主戰派宰相趙鼎，有鑒於直接炒掉家軍領袖的教訓，採取了更為隱蔽的手段——「撫循偏裨」，即獎掖家軍中的偏將，鼓勵他們從家軍中獨立出來，進而使整個家軍解體。但這一手段效果甚微，張俊等家軍統帥有所防備，並提出抗議，使得朝廷「終不能得其柄」；家軍統帥們繼續我行我素，張俊在紹興八年擅自將軍隊從前線撤回皇帝所在的後方，各方震動，幾乎釀成兵變，但「朝廷亦不能詰」；同年，岳飛向高宗要求增兵時，高宗的回答很明確：現在家軍規模過大，已是尾大不掉，與其增兵給大將們，不如另設直屬中央政府的新部隊。繼趙鼎之後出任宰相的秦檜，終於在紹興十一年成功解散了三大家軍。秦檜賴以取得成功的手段有三：1、借戰事大捷之機，加授各家軍統帥中央最高軍事長官（樞密使、樞密副使）頭銜；2、繼續推行「撫循偏裨」政策；3、也是最重要的一招，秦檜以獨掌兵權為誘餌賄賂張俊，麻痹張俊戒心的同時，也離間了家軍之間的統一戰線，秦檜後來拒絕兌現承諾，已失兵權的張俊也無可奈何。具體到岳家軍，之所以能夠被和平解散，所依賴的並非岳飛個人的剋制或者深明大義，而在於軍中將校不堪重壓，期待獨立已久，正如南宋人周密所言：家軍中諸將校苦戰多年，許多人已做到按察使這樣的高官，但他們出自行伍，必須父事家軍大將，見家軍大將常不敢抬頭，這種嚴厲的等級關係甚至影響到他們的家庭。其中尤以岳家軍等級紀律最嚴，將校犯錯，大則誅殺，小則撻鞭痛毒。朝廷解散家軍、將其全部統屬御林軍的詔令下達後，「諸校新免所隸事，或許自結知天子，人人便寬喜共命」，將校們既能夠免除家軍統帥的壓迫，更能由家臣升格為天子之臣，喜而從命，是很自然的事情。張浚和趙鼎，是南宋初年著名的主戰派宰相，自張浚到趙鼎到秦檜，他們任期內最重要的工作，即解散家軍使之國家化。也就是說，岳飛與主和派秦檜之間的矛盾，同時也存在於岳飛與主戰派張浚、趙鼎之間。解散岳家軍，在當日實乃眾望所歸之事。即如金人，也承認解散家軍之後，南宋的國防力量整體上了一個台階，再難採取利用家軍嫌隙各個擊破的戰術。岳家軍的資產也很值得一提。高宗曾透露其總資產高達2000萬貫，而據派去處理岳家軍資產的鮑琚的統計，岳家軍的主要財源有三：每年可收160多萬貫錢的14個酒庫；每年可收41萬多貫的博易場等，以及每年可收稻穀18萬石的田產——而在高宗初年，每年財政收入尚不足1000萬貫。高宗末年，年財政收入激增至6400萬貫，其中很大一部分來自對家軍的接收。不解散家軍，則南宋政權也無法建立起自己完整的財政體系。綜上所述：1、岳家軍的對金戰績頗多誇張，其主戰態度也並非始終如一；2、從南宋的國家利益考慮，岳家軍應該被解散，其解散也是眾望所歸；3、岳飛本人並無主動促成家軍國家化的任何意願，考慮到戰爭是家軍存在的必要前提，岳飛的主戰立場多少與此有關；4、岳飛之死，不是岳飛與秦檜之間矛盾的結果，更不是主戰派與主和派之間矛盾的結果，而是家軍私有化和國有化之間矛盾的結果。…[詳細]岳飛之死：南宋王朝的畸形成人禮2011年12月21日[導讀]南宋王朝完成成人禮的兩個必要條件，軍隊和財政，都必須在解體家軍之後才能達成。岳飛的命運則在這種歷史的必然趨勢里隨波逐流。

秦檜夫婦立像一代名將岳飛於紹興十一年年末，在臨安府的大理寺監獄裡面被拉肋而死。從此，中國知名的亭台樓閣當中，又多出了風波亭這麼一號。不過與意境空闊的黃鶴樓，或者凝重貞靜的岳陽樓相比，這座位於臨安國家最高監獄內的小亭子，從它聲名鵲起的那一刻開始，就沾染上了永遠也難以洗刷的戾氣。這似乎也讓它命中注定無法將實物永遠留存，許多年過去了，它仍然保持著一種堅硬的存在感，但卻只限於言語或者文字。紹興十二年，年輕的南宋王朝完成了它的成人禮。這一年，世間已無岳少保。1岳家軍空曠的校場里。王貴在左，張憲在右。中間是一位臉上滿布恐懼之色的中年人，他的雙手被王、張二人牢牢地摁在背後的牆柱上，半點也動彈不得。站在他面前的，是一位身長七尺的彪形大漢，手裡拿著一把牛耳狀的利刃——那是一把隨身佩刀。大漢的眼睛裡滿布著怒火，把瑟瑟發抖的中年人從頭到腳掃視了一遍，然後一把扯開他胸前的衣服。然後，大漢把手中的利刃慢慢地推入中年人的胸膛，慢慢地剖開一條裂縫。然後，大漢把手伸進那正冒著熱氣的胸腔里，左右搗騰，最後拽出一顆尚在跳動的血淋淋的心臟。然後，大漢蹲下來，把心臟放在地上，用牛耳尖刀一刀一刀地割，直到割成碎末為止。這段血腥的場景，出自《三朝北盟會編》。那位慘遭剖心而死的中年人姓姚，名字已經不可考，史書只是簡單地稱之為「姚某」。那位操刀剖心的大漢，則是日後鼎鼎大名的岳飛。姚某，是岳飛的親舅父。事情的起因，是有百姓到岳飛處狀告他的舅父姚某，不過事情可能並不大，所以岳飛只是讓自己的母親，也就是姚某的姐姐，將他責備一番了事。不久後的某一天，岳飛與舅父一起騎馬出行，舅父突然催馬超越岳飛，然後回頭射了他一箭，卻只射中了馬鞍。岳飛挺槍驅馬趕上去，把舅父擒住，隨後，就有了上面這血腥的一幕。當姚太夫人趕到的時候，姚某胸腔里的溫度已經散失殆盡。姚太夫人渾身發抖，責問岳飛：「何遽若此！」岳飛回答道：「若一箭或上或下，飛死矣。今日不殺舅，他日必為舅殺。」2又過了許多年。在臨安府的國家最高監獄裡，蒙冤的岳飛已經絕食多日。獄卒路人甲，很有些同情心，有時間的話，偶爾也會和這位曾經叱吒風雲的將軍聊上幾句家常。在一個有陽光的冬日裡，獄卒路人甲突然對岳飛長嘆了一口氣，對他說：「我平生一直認為岳飛是個忠臣，所以恭謹服侍，不敢稍有怠慢。如今看來，其實是個逆臣。」岳飛瞠目，問：「為什麼？」路人甲回答說：「君臣不可互相猜疑，否則容易出亂子。君主一旦懷疑臣子，就會把臣子誅殺；臣子一旦懷疑君主，就會選擇背叛。如果臣子被君主懷疑，卻沒有背叛，最終仍難免被君主繼續懷疑而誅殺；如果君主懷疑臣子，卻沒有誅殺他，臣子也難免繼續懷疑君主對自己的信任，而最終選擇背叛。如今皇上懷疑你了，所以把你送進監獄裡，你怎麼可能還會有出去的道理！死是肯定的了。少保你若不死，出獄後，君臣繼續彼此猜疑，怎麼會不反！既然最終會反，你自然就是逆臣。」這段對話同樣出自《三朝北盟會編》。獄卒路人甲的話很繞，貌似很有哲理，其實只說了一個簡單的道理：皇帝已經把你岳飛下了大獄，也就意味著你們之間的君臣關係徹底破裂了，皇帝不會放心讓你再出去，所以，死，是必然之事。如果換成岳式語錄的句式，這段話可以這麼總結：「（在皇上看來）今日不殺岳飛，他日必為岳飛所殺。」獄卒路人甲對岳飛說的這段話，和當日岳飛對母親姚太夫人說的那段話，何其相似，猶如讖言。當然，這不是讖言，而是命運的伏筆。3任何人，在成為一個道德高度之後，個人形象總難免從立體退化到平面，從錯綜複雜的多維，退化到高大全的單維。岳飛也是如此。忠君愛國、民族英雄等宏大的表述，掩蓋了他性格中的許多缺陷。譬如極不寬恕。對舅父的殘忍，只是岳飛缺乏寬恕的一個較為極端的例子。岳飛的第一任妻子劉氏，同樣也遭遇到了岳飛的不寬恕。劉氏在戰亂中長年與岳飛失散，為生存計，不得不兩次改嫁。岳飛功成名就之後，韓世忠在自己軍中偶然發現了劉氏，此時已經嫁給一個小吏為妻。韓世忠寫信給岳飛，讓他「差人來取」劉氏，岳飛沒有迴音。韓世忠無奈，將此事上報給高宗。岳飛才不得不上奏解釋：「臣我當日履冰渡河，留下劉氏侍奉老母，沒承想她竟兩次改嫁，臣我切骨恨之。現已差人送錢五百貫，以助其不足。」（《三朝北盟會編》）岳飛的奏章撒了一點小謊。《建炎系年要錄》的記載，與岳飛本人的申辯略有差異：「其妻劉氏與飛母留居相州，及飛母渡河，而劉改適」。劉氏沒有主動拋棄了姚太夫人，而是在姚太夫人渡黃河南下之後，在戰亂中因為無依無靠而改嫁的。寧為太平犬，不做亂離人。劉氏不過是那個時代千千萬萬走投無路的亂離人中的一個罷了。岳飛的人格魅力，一直存在著神化。真實的岳飛，其實毛病很多，譬如嗜酒，譬如喜歡鞭撻同僚等等。紹興元年(1131)，趙秉淵在洪州任職，恰好岳飛當時也駐紮在洪州。岳飛有一次喝得酩酊大醉，不知何故竟將趙秉淵打了個半死。紹興三年，當朝廷準備把趙秉淵調撥給岳飛時，趙秉淵激動地表示寧死也不做岳飛的下屬，最後利用與劉光世的舊交，改調到了劉光世的麾下。岳飛嗜酒辱人的毛病影響很惡劣，最後竟傳到了高宗的耳朵里。高宗只好下了一道諭旨，告誡他不許再酗酒。追究岳飛的真實性格，是解讀岳飛命運最重要的兩把鑰匙之一。另一把鑰匙則是南宋王朝那場必然到來的成人禮。當這兩把鑰匙合在一起，也就等於開啟了通往紹興十一年那個冬天的風波亭的大門。4每個皇權國家的成人禮，通常都需要達成兩個必要條件。一是軍隊的國家化，也就是將主要軍事力量置於中央政府的統轄之下；另一個是財政的國家化，中央政府必須要能夠掌握國家的經濟命脈。當南宋王朝在北宋王朝的土崩瓦解中倉皇誕生時，這兩個條件它都難以具備。北宋的主力部隊禁軍，早已在開封城下化為烏有；江南地區的財政也無從指望，宋高宗想要賞賜大臣，竟然連一匹完整的馬都拿不出來，最後只好乾脆折算成錢，賞賜「半匹」。所以，從宋高宗的第一任宰相李綱開始，努力完成這個成人禮，就一直是執政者最大的政治任務。在軍隊國家化這個問題上，李綱的政策是恢復唐代的藩鎮體制。他建議在宋、金前線的太原、真定、中山等地設立一群允許世襲的軍事藩鎮，給予藩鎮將帥們自主收取租賦的特權，讓他們彼此協助，共同抵禦金人的進攻。提出這一建議的背景，是當時的宋高宗手裡，一支像樣的軍隊都沒有，更沒有財政收入能夠支持他組建軍隊。所以，李綱只能寄希望於將民間的抗金武裝、以及流落在外成為盜匪的殘餘北宋部隊收編起來，以他們來組成國家的基本軍事力量。之所以選擇恢復藩鎮體制，也是無奈之舉，朝廷沒有錢可以支持軍餉，只好任由軍閥們成立藩鎮，自由收取賦稅來自給自足。可惜的是，李綱的這一建議，與高宗發生了理念上的巨大衝突。高宗始終堅持恢復北宋的「禁軍」體制，要求主要軍事力量必須直接控制在皇帝手裡，絕對不能容許藩鎮的出現。所以，這個政策流產了，李綱本人也被逐出了朝廷。無名小輩岳飛，在這期間第一次上書給皇帝，對朝政大肆批評。他洋洋洒洒寫了一份好幾千字的《上皇帝書》，對朝廷的政治風向卻兩眼一抹黑。他在《上書》里極力想要說服高宗堅決以武力恢復故土，卻連誰是自己的政敵，誰是自己的同盟也分不清，竟指著當時南宋政權內最大牌的主戰派李綱好一頓痛罵。奏章的主旨也一團亂麻。稍後於岳飛的著名史學家李心傳，曾讀到過岳飛這份《上皇帝書》的原文，結果卻沒讀懂，「不知所論何事」。史學家們很輕易地原諒了岳飛。說他「作為一個偏禆，不了解朝庭爭議內幕」（王曾瑜《岳飛新傳》）。當然，這種開脫並沒有錯。只是因此而忽略岳飛性格中的浮躁、輕脫，恐怕也不見得客觀。一個小小的偏將，對朝政一知半解，卻敢於動輒寫上好幾千字、不知所言何物的《上皇帝書》，勇氣固然可嘉，但這樣浮躁、輕脫的性格，卻絕非個人之福。5接替李綱，繼續促成這場成人禮的，是黃潛善和汪伯彥這兩個日後遭人唾罵的「奸臣」。黃、汪二人採取的措施與李綱完全不同。他們和宋高宗一樣對藩鎮體制有著深深的恐懼，所以極力主張建立直屬於皇帝的中央軍。他們決定解散那些抗金的民間軍隊，也不再招降盜賊。而是從這些民間軍隊和盜賊軍團當中，挑選出那些優秀的士兵，來組建皇帝直接指揮的中央軍，也就是所謂的「御營軍」。在組建這支御營軍之前，南宋政權的主要軍事力量只有兩支。一支是常年在西北抗金的陝西軍，後來演變成了南宋的四川軍團；另一支則是老將宗澤統帥的開封軍團。御營軍將是高宗能夠獨立指揮的第一支軍隊。御營軍沒有組建成功。其編製經過頻繁變動，到建炎三年(7129)，終於徹底分裂為三股力量。一是劉光世的御營副使軍，二是韓世忠的御前左軍，三是張俊的御前右軍。這三股力量脫離出去之後，御營軍雖然繼續存在，但卻基本上名存實亡。劉光世、韓世忠和張俊所統領的這三支軍隊，後來都發展成了南宋的主力軍團，三人也和岳飛一起，被視作南宋的「中興四將」。值得注意的是，在張、韓、劉、岳這四支軍團中，唯有岳家軍不是從宋高宗的御營軍中演變而來。岳飛軍團的前身，是宗澤開封軍團瓦解後的殘餘小部隊。這種獨樹一幟的出身，與岳飛日後的命運，也難免有些關係。在岳飛部隊獨立成軍的過程中，也不難見到其性格中的那些不和諧因子。建炎元年，岳飛隸屬於著名的「八字軍」領袖王彥。王彥受命率所部七千人渡過黃河北進，岳飛部也在其中。渡河之後，王彥軍迅速攻佔了新鄉城。金軍誤以為是宋軍主力來犯，遂調集重兵圍截王彥軍，王彥不得不退守共城。在共城，岳飛與主帥王彥在作戰方針上發生了嚴重的分歧。岳飛主張速戰速決；王彥則主張堅守待援。結果，岳飛一氣之下，竟脫離主帥，獨自率軍離去。對於這件不怎麼光彩的事情，《宋史．岳飛傳》當中做了嚴重的歪曲：「至新鄉，金兵盛，彥不敢進。飛獨引所部鏖戰，奪其纛而舞，諸軍爭奮，遂拔新鄉」。把攻取新鄉的功勞一股腦兒全算在了岳飛的頭上，還把大名鼎鼎的王彥貶低成了一個畏首畏尾的懦夫。但這種篡改並不徹底，在《高宗紀》、《王彥傳》等地方都露出了馬腳，《三朝北盟會編》、《系年要錄》等書更詳細記載下了此事的原始本末。離軍出走的岳飛，最後又回到了老上級宗澤麾下。按軍法，「背軍走者，斬」，但宗澤覺得岳飛可算一員將才，留下不殺，督促他戴罪立功。岳飛的衝動，以及強烈的領導欲，在這件事情上面表現得很充分。這種衝動和領導欲，日後還將在許多事情上面一次次地浮現出來，並伴隨著他的一生。許多年以後，岳飛已經成為南宋荊襄軍團的最高統帥，駐屯在襄陽防禦金軍。一代名將王彥，則早已從武將轉型成了文官，已到了知天命的年紀。可是，當朝廷委派他去襄陽擔任知府和京西南路安撫使的時候，王彥卻寧肯辭職，也不願與岳飛再在一起共事。6宋高宗一直孜孜於編組出一支由自己全權指揮的中央軍，但卻始終未能如願。相反，跋扈的軍閥們卻提前給了他當頭一棒。那是在風聲鶴唳的建炎三年（1129年）。當時金朝的對外政策是徹底消滅南宋，並抓住宋高宗。當年正月，金軍大舉南侵，宋高宗倉皇走上逃亡之路，「百官皆不至，諸衛禁軍無一人從行者」，沒有一個大臣隨行，也沒有一支部隊護衛。事實上，此時的護衛部隊早已是人心浮動。三月份，杭州唯一的護駕軍隊果然發生了叛亂，他們逼迫宋高宗退位，並傳位給三歲的皇太子，又請出了北宋哲宗皇帝的妻子隆祐皇太后垂簾聽政。因為金人宣布要捉拿宋高宗，叛軍們一致決定把宋高宗交出去。叛軍首領苗傅、劉正彥，原是宋高宗御營軍中的統領。這場叛亂，史稱「苗劉之變」。沒有值得信任的軍隊，依然是這個國家未能成年的最大瓶頸。宋高宗很快得以復辟。新宰相范宗尹也很快就提出了新的整頓軍事的建議。這位三十三歲，自漢唐以來少有的年輕宰相，建議皇帝再次考慮實行藩鎮體制。既然滿地都是割據一方的匪盜，朝廷又無力征討他們，倒不如順水推舟，給予他們藩鎮的資格。說白了，也就是招安。和李綱的藩鎮政策有所不同，范宗尹所提出來的，只是一種權宜之計。南宋政府的長遠目標，仍然是重建一支直屬皇帝的龐大的中央軍。在范宗尹招安匪盜的政策出台的同時，岳飛卻正面臨著成為匪盜的危險。淮河流域最大的抗金軍團首領杜充突然投降，隸屬於杜充的岳飛無家可歸，開始向南流亡。許多岳飛的同僚紛紛就地轉化為盜賊。前來邀請岳飛「上山」入伙者，也絡繹不絕。岳飛的這段流亡經歷，對「岳家軍」的成型至關重要。在此之前，岳飛一直是國家體制內的一名士兵或者將官，不具備獨立性。杜充的投降將岳飛從國家體制內剔除了出去。當岳飛終於結束這段流亡生涯，再次回到體制內的時候，他所率領的部隊，已經徹底變成了「岳家軍」，具備了強烈的個人私產的味道。建炎四年（1130年），岳飛參與了收復建康府的戰役。趁金軍主力在建康府江面與韓世忠水師激戰之際，岳家軍在清水亭、牛頭山等地接連戰勝金軍余部。收復建康府，使岳飛受到了朝野的矚目，終於由一名默默無聞、無所歸屬的「游軍」將領，重新回到了體制內，並有幸得到了宋高宗的接見。7時間的流逝和身份的變更，總是很容易讓許多人發生一些不自覺的變化。在那段流亡生涯里，岳飛和軍中將領們建立起了同袍手足般密切的關係。譬如在收復建康府一戰中立下了汗馬功勞的猛將傅慶，就經常不當岳飛是上級，而視之為平輩，交往甚密。缺錢花的時候，傅慶總是大剌剌地找到岳飛說：「岳丈，傅慶沒錢使，可覓金若干，錢若干」，岳飛也「全然不以為意」。但這一切在岳飛回到體制內，並成為鎮守一方的將帥（通、泰鎮撫使）之後，發生了改變。《三朝北盟會編》如此記載：「及飛為鎮撫使，恃法嚴肅，尤不可犯，而（傅）慶不改其常。飛待之異，慶頗覺之，不喜。」岳飛對傅慶的態度發生了不友好的改變，傅慶為此很不高興。恰逢劉光世派部將王德前往高郵抵擋金軍，岳飛也派了傅慶前去支援。傅慶以前曾是劉光世的部下，在軍前對王德表示自己有再回到劉光世麾下的願望。張憲探聽到這個事情，密告給了岳飛，岳飛則叮囑張憲不要漏言。隨後，岳飛開始部署處理傅慶的計劃。他召集了麾下所有的統制官，讓他們比試弓箭的射程。傅慶連射三箭，全超出了170步，其他統制官都不過150步而已。在賞賜的時候，岳飛卻故意把戰袍、金帶賞賜給了王貴。《會編》詳細記載了接下來發生的事情。傅慶抗議：「當賞有功者！」岳飛問道：「有功者為誰？」傅慶回答：「傅慶在清水亭有功，當賞傅慶！」岳飛大怒，「叱慶下階，取戰袍焚之，褪毀其金帶」，對眾人宣布：「不斬傅慶，何以示眾！」傅慶的死是一樁冤案。當年岳飛擅自脫離王彥，按軍法當斬，最後宗澤卻憐惜他是一員將才，留而不殺；傅慶不過發了一番想離岳飛而去的牢騷，並沒有真的擅自脫離編製，岳飛卻容不下這位立下了諸多汗馬功勞的猛將，一定要設計將其殺掉。岳飛的缺乏寬恕又一次得到了表現的機會。岳飛必須要殺傅慶的最重要的原因，其實緣於當時南宋各軍團之間強烈的排外情緒。韓世忠的部隊叫做「韓家軍」，張俊的部隊叫做「張家軍」，劉光世的部隊叫做「劉家軍」，岳飛的部隊則是「岳家軍」。各家軍之間，用當時宰相趙鼎的話來說，是「相視如仇讎，相防如盜賊」。軍隊私人化的程度相當嚴重。傅慶的跳槽言論，理所當然，不會為岳飛所原諒。凡事都需要有對比，才能看得更加清晰。紹興四年十一月，岳飛母親姚氏受封為「國夫人」。事情的緣起，是幕僚劉康年假冒了岳飛的名義，向朝廷請求對岳飛的家人加恩賞賜。事後，岳飛極力向朝廷辨明了這件事情，并力求朝廷收回了成命。但為了安撫岳飛，朝廷還是決定另外加封姚氏為「福國太夫人」，而且由高宗御筆書寫這五個字，親自頒賜給岳飛。幕僚冒充主帥，與傅慶那番並未兌現的牢騷，孰輕孰重，一目了然。岳飛對劉康年的處分，是抽了他500鞭子。儘管也很重，但比起將徐慶直接殺掉，那就要輕很多了。類似的事件並不是特例。紹興元年十二月，岳飛的外甥女婿高澤民，同樣假冒了岳飛的名義，向樞密院投狀，要求獲得都統制或者總管一類的任命。朝廷答應了高澤民的要求，升遷岳飛為都統制。兩件事情就像一個模子刻出來的。岳飛事後再次向朝廷辨明了真相，要求朝廷收回成命，並嚴懲高澤民。高宗則回復說，「岳飛勇於戰鬥，馭眾有方」，這次任命完全「出自朕意」，讓岳飛不要胡思亂想，好好工作。並且下令，要為岳飛鑄造一款特別的官印。劉康年和高澤民的舉動，若嚴格按照軍法處置，都應該是「斬」。岳飛不「斬」他們，卻設計「斬」掉了傅慶，其中那種自己人和非自己人區別對待的況味，很值得咀嚼。8家軍體制的形成，當然不是岳飛個人的罪過，甚至連罪過都算不上——雖然朝廷一直對此很不高興。在朝廷無力供養、更無力制約軍隊的時候，若想讓一支軍隊具備凝聚力和戰鬥力，家軍體制自然是不錯的選擇。這也是為什麼南宋初年所有重量級的軍隊，以淮東楚州為大本營的韓世忠軍、以池州和廬州為大本營的劉光世軍、以建康府為大本營的張俊軍，以鄂州為大本營的岳飛軍，以及遠在四川的吳玠軍，最後都不約而同地選擇成為了「韓家軍」、「劉家軍」、「張家軍」、「岳家軍」和「吳家軍」。這背後，有著那個特殊時代的特殊烙印。從這個角度來觀察岳飛對傅慶的「極端懲罰」，似乎也可以諒解。畢竟，在中央政府有名無實的形勢下，維持家軍體制的穩定性，與維持部隊的戰鬥力基本上是一個同義詞。從遍地狼煙，到一連串的洗牌後只剩下主要的五大家軍，南宋的軍事力量邁了一個大大的台階。五大家軍正式成型之後，對金防禦可以說已顯得綽綽有餘，高宗再也不必擔心需要逃往海上了。但弊端也很嚴重，家軍之間嚴格劃分界限，彼此猜忌，聯合作戰時往往互拖後腿，是很常見的事情，正所謂「相視如仇讎，相防如盜賊」。主戰派宰相張浚，曾有意以韓家軍為主力，對淮北發動攻勢。韓家軍在各家軍當中兵力最少，韓世忠因此表示很有困難。張浚以最高軍事統帥的身份給張家軍的張俊發去公文，讓他派自己的部將趙密率軍來援。張俊卻一口回絕，並四處宣稱韓世忠想要吞併他。張浚的背後有整個朝廷的支持，結果仍然咬不動張俊的張家軍。紹興六年，宋軍與金軍支持下的偽齊軍隊在淮南會戰。張浚的作戰計劃是讓張家軍、劉家軍和御營楊沂中軍三軍聯合出擊。但劉光世卻拒不合作。先是以沒有糧草為借口，張浚為了大局而遷就他，以最快的速度給他送去了糧草。可是，當楊沂中的軍隊抵達指定位置時，劉光世卻早就從前線撤了下來，而且還準備向南渡過長江。所謂三軍聯合作戰，自然也完全成了空談。岳飛同樣也被當時的主流輿論認為不願意與朝廷合作。《會編》記載，紹興六、七年間，張浚曾打算征討偽齊，因此與四大將——張俊、韓世忠、劉光世、岳飛，在龜山舉行最高軍事會議。家軍大將們的態度各不相同。劉光世主張防守，韓世忠則極力建議進兵。資格最老的張俊，態度模稜兩可，對張浚說：「都督你說要打，咱就打；你說要守，那咱就守。」張浚最後求助於家軍當中兵力最強盛的岳飛。結果，「惟岳飛獨以為不可用兵，浚再三問之，飛堅執不可之說。」岳飛此前一直旗幟鮮明地主張北伐，他在會議上的這種態度，著實讓張浚相當意外。所以，張浚對岳飛的看法大變，認為他是在「養寇自重」。岳飛是不是真的養寇自重，可以棄而不論，但至少他的這一態度，已經引發了南宋朝廷對他極大的猜忌。這次會議的最終結果，是除了韓世忠之外，沒有一支家軍，願意與南宋中央政府的代表張浚合作。而韓世忠之所以願意合作，恐怕也和張浚一直以來都希望把他的韓家軍打造成北伐的絕對主力有關。9龜山的最高軍事會議，可以看作南宋政府對家軍集團態度的分水嶺。紹興七年二月，南宋朝廷在考慮良久之後，終於決定對家軍採取措施。宋高宗和宰相張浚達成一致意見，決定罷免劉光世的兵權，解體劉家軍。在「中興四大將」中，劉光世是真正的戰爭厭惡者。這位將門之子的全部精力，早已轉移到了房宇田產和珍寶古玩上面。高宗賞賜給他一件古玩，他甚至可以從早晨開始，把玩到四更天。出現戰事，他也從不親臨前線，從來只派遣偏將前往。所以，解除劉光世的兵權，很輕易就獲得了朝廷上下的一致同意。問題是：誰來接管劉光世這支軍隊。宋高宗和張浚在這個問題上出現了嚴重的分歧。一個月前，金國剛剛派來使者，向南宋通報了宋徽宗的死訊。父親的去世，極大地刺激了宋高宗。恰好此時，他又一次召見了岳飛。岳飛希望高宗能夠給自己更大的權力和更多的軍隊，去直搗黃龍府。沉浸在喪父之痛中的高宗，立即將岳飛升職為太尉、宣撫使兼營田大使。從此，岳飛的官爵正式與韓、張、劉三大將平行。三月份，宋高宗移駕建康府。韓世忠此時正率自己的貼身親兵在建康護駕，但高宗卻撇開他，在自己的卧室再次召見了岳飛，而且是單獨召見。在這次卧室交心中，高宗給了岳飛一個天大的許諾：「中興之事，朕一以委卿，除張俊、韓世忠不受節制外，其餘並受卿節制。」（《金佗續編》）「節制」的意思是暫時指揮或者間接指揮。也就是說，高宗不但把劉光世的5萬多部隊交給了岳飛，而且還把川陝的6萬多吳家軍，以及其他一些小軍團，總計約達17萬之多的軍隊，一併交給了岳飛來指揮。再加上10多萬岳家軍，歸入岳飛指揮的部隊，總計達到了近30萬。而不受岳飛指揮的韓家軍和張家軍加起來，也不過10萬左右。為了使岳飛能夠順利接收劉家軍，高宗還給劉光世的部將們寫下了親筆手詔，讓岳飛帶給他們。手詔中說：「朕惟兵家之事，勢合則雄……今委岳飛盡護卿等……聽飛號令，如朕親行，倘違斯言，邦有常憲！」（《金佗續編．高宗手詔》）將全國四分之三的軍隊交付給岳飛一個人指揮，有宋數百年，還從沒有過這樣的先例。岳飛被巨大的幸福感重重地擊中，欣喜若狂。回去整理了一下思路，兩天之後就給宋高宗拿出了一套完整的北伐計劃。隨後，高宗又發給岳飛三個省札和都督府札。其中的都督府札中開列的，是劉光世的部隊人馬清單。此時罷免劉光世的命令還沒有對外宣布，高宗囑咐岳飛將札子「密切收掌」，小心不要泄露國家機密。高宗太衝動了。他忽略了兩件致命的事情。其一，北宋朝廷內部雖然有主戰派和主和派之分，但在防止武將坐大這個問題上，卻是完全一致的；其二，宰相張浚還兼著都督，他這個都督，名義上具有節制所有家軍的權力，但此前他卻一直都差遣不動這些家軍領袖們。所以，他一直很希望能夠擁有一支能夠直接指揮的軍隊，而不再做空頭都督。張浚一心想將劉光世的部隊變成自己的直屬部隊，可皇帝卻決定把它交給岳飛，這自然讓他很不高興。更嚴重的是，高宗還將全國四分之三的部隊都劃撥給岳飛指揮，這就等同於連他那個空頭都督，也同時被取消了。說服高宗改變主意是很容易的事情。只要擺出太祖皇帝定下的祖制，再讓他仔細想清楚把四分之三的部隊交給岳飛的潛在風險有多大，再讓他看看反對者的浩大聲勢，高宗必將「幡然悔悟」。「幡然悔悟」的高宗陷入了困境。此前他已經把對岳飛的信任和器重推倒了一個無與倫比的巔峰，如今卻又要親手把岳飛從幸福的巔峰推下來。無疑，這是對彼此君臣關係的巨大考驗。高宗沒辦法直接告訴岳飛說自己反悔了。他接連給岳飛去了三道詔書，第一道詔書繼續欺騙岳飛說「前議已定」；第二道詔書大大地讚揚了一番岳飛的忠勇，然後提醒他自己有些重要的消息讓張浚代傳，並且要岳飛在聽到這些消息之後，一定要做到「委曲協濟」，千萬不要鬧脾氣；第三道詔書，高宗估計張浚已經把事情和岳飛說了，所以也沒有別的什麼內容，只是讓岳飛把以前那些相關手詔等東西繳還回來。高宗希望張浚能夠好好安撫一下岳飛。但結果張浚卻把事情搞砸了。他把岳飛召到都督府，裝作根本就沒有發生過讓岳飛接收劉家軍的事情，意味深長地問岳飛：「王德是淮西（劉家軍）的宿將，淮西軍一向信服他。我想讓他做淮西軍的都統制，再讓呂祉以都督府參謀的身分接管淮西軍，你覺得怎麼樣？」張浚這番話，有兩層意思。一是告訴岳飛，讓你接管劉家軍的命令取消了；二是告訴岳飛，張浚要自己把劉家軍接收過來，他已經內定了自己的參謀呂祉，去替自己掌管這支軍隊。接下來岳飛如何表態，其實已經關係到了他最終的命運。10這時候，岳飛性格中的不寬恕、少容忍，以及輕脫、浮躁，統統都在盛怒中隨著熱血衝上了腦門。如果他能夠保持一種成熟的冷靜，他就應該知道，高宗的三道詔書，還有今天張浚找他談話，都已經清楚地意味著，那次卧室里的許諾已經不算數了。一切都已經無法挽回。這個時候，他最應該做的，是立刻對張浚的提議表示贊同。因為整個朝廷都在看著他，高宗更在仔細地看著他，他們都希望聽到岳飛能夠對張浚說：「是啊，我完全同意。」那樣，包括高宗在內的整個朝廷，都會大大地松下一口氣。岳飛的命運，也能夠大大地松下一口氣。可惜他沒有說那句大家都希望聽到的話。他告訴張浚，他不同意讓呂祉和王德去接收劉家軍。因為王德和其他劉家軍將領素來不和，別人不會服從他；而呂祉是個只會紙上談兵的軍事理論家，卻不會帶兵。他們去接收，一定會出亂子，所以，「必擇諸大將之可任者付之，然後可定」。接下來的談話越來越僵。張浚問：「那麼張宣撫（張俊）如何？」岳飛說：「張宣撫是老將，也是我的老領導。但為人暴而寡謀，不能讓劉家軍的將領們信服，恐怕不行。」張浚再問：「楊沂中應該可以吧？」岳飛說：「楊沂中與王德是一個檔次的，怎麼統帥得了一支大軍！」因為上一次的軍事會議，張浚對岳飛本來就沒多少好感。話談到這裡，他的火氣也上來了，怒道：「我就知道，除了太尉你，其他人都不行！」岳飛也不示弱，憤然回擊道：「都督既然詢問我，我就不敢不說實話、盡愚忠。我豈是為了得到淮西的軍隊！」事情正朝著宋高宗最擔心的方向發展。在岳飛的一生里，很容易看到許多彼此呼應的事情。譬如他誅殺舅父時的那句「今日不殺舅，他日必為舅殺」，和日後臨安監獄裡獄卒路人甲的那句「少保若不死，出獄，則復疑於君，安得不反！」許多年以前，無名小輩岳飛，因為不贊同大名鼎鼎的八字軍領袖王彥的戰術方針，而置軍法於不顧，冒著被處斬的風險，怒而脫離部隊。以至於王彥終生不願再和他共事。許多年以後，聲威赫赫的岳太尉，再次將類似的衝動複製了一遍。從張浚的都督府出來，他立即就給高宗寫了一封辭職信，沒等高宗批准，就冒著「擅離職守者斬」的風險，連駐地都沒回，就跑到江州廬山的東林寺，為老母「持余服」，掃墓守孝去了。衝突繼續升級。張浚得知岳飛根本沒回駐地，怒不可遏，接二連三地上奏宋高宗，說「岳飛積慮，專在並兵，奏牘求去，意在要君」，簡直是赤裸裸的在要挾朝廷，建議朝廷乾脆將岳飛的兵權也一起收掉。高宗也很懊惱，屢次對著大臣嚴厲指責岳飛驕橫跋扈。儘管高宗最終仍然不得不派人去敦促岳飛復出，但他心裡那扇一度對岳飛敞開到了極限的大門，卻從此悄無聲息地完全關上了。當岳飛終於被勸下廬山，前往建康府請罪時，高宗說了一番似軟實硬的話：「卿家前些日子的奏章很輕率，但朕並不惱怒。若是惱怒了，怎麼會沒有譴責卿家呢？太祖皇帝說過，誰犯了我的法度，我用來招呼他的，就惟有刀劍。如今讓卿家繼續執掌軍隊，寄託恢復的重任，可見朕確實沒有怪罪卿家的意思。」事情如果到此為止，君臣彼此都把這層隔膜深深地埋在心裡，彼此都不再折騰，也許，最後的結局還不會那麼壞。可是，岳飛性格中的缺乏寬恕，像一條毒蛇般糾纏著他的命運。回到鄂州後，他馬上又給高宗上了一道摺子，依然不依不饒地在摺子里說什麼「陛下比者寢閤之命，聖斷已堅；咸謂恢復之功，指日可冀。何至今日，尚未決策北向……」所謂的「寢閤之命」，就是他們君臣當日在卧室里的那番賞識與承諾。岳飛不斷地提醒著高宗曾有過的那個「寢閤之命」，其實就等同於在不斷地提醒高宗，他從未釋懷這件事情，也就等同於不斷地將自己脖子上命運的吊索越拉越緊。11劉家軍的命運，果然和岳飛所預料的絲毫不差。王德鎮不住其他的將領，呂祉也確實只會紙上談兵。最終的結局是：劉家軍大將酈瓊發動兵變，殺死呂祉，率軍四萬餘人北投。王德只能守著本部的幾千人，眼睜睜地看著酈瓊揚長而去。劉家軍從此不復存在，淮上前線的防禦也頓時全線崩潰。張浚成了導致這場叛亂的罪人。繼張浚出任宰相的趙鼎，從酈瓊的叛變中，再次體味到了一支值得信任的軍隊，對這個國家的重要性。高宗也將自己的住處從靠近前線的建康，悄悄地轉移到了後方的杭州。剛撤掉劉光世，這支5萬多人的大軍立刻就全部叛逃他國，皇帝對家軍的忠誠度，已經完全失去了信心。皇帝和宰相們再度達成共識：整頓出一支完全隸屬於皇帝的強大中央軍，仍然是目前最亟需完成的政治作業。有鑒於直接摘掉家軍領袖的教訓，趙鼎採取了更為隱蔽的手段：獎掖家軍當中的偏將們，以方便他們從家軍中獨立出來，進而使整個家軍解體。這有點類似於漢武帝當年所推行的「推恩令」：讓每個大諸侯國里產生無數個小諸侯國，從而瓦解掉大諸侯國。大將們中間，老練的張俊看透了朝廷的圖謀，並及時採取了應對措施，使朝廷「終不能得其柄」。但岳飛卻沒能看清這場政治的濃霧。紹興八年，他還在向高宗請求增兵。結果自然是被拒絕。高宗的意思是，現有的部隊，已經尾大不掉，整合不了他們，也拆分不了他們。所以，與其讓他們繼續增加兵力，還不如另外設立新部隊。而這些新部隊，自然都要直接服從皇帝的指揮。高宗已經對依靠家軍們取得戰事的勝利失去了信心。他曾這樣對心腹謀臣王庶說：「今之諸將不能恢復疆宇，他日須朕親往！」高宗的目標很明確，一定要建立一支完全屬於自己的中央軍，來取代這些家軍。12與整頓家軍的工作同時進行的，是與金人的和談。許多個世紀過去了，主流史學家不斷強調達成和談正是南宋政府整頓家軍的目的所在。據此進而推論，岳飛的命運也是這場和談的結果——為了成功向金人妥協，他們殺害了堅決抗金的將領岳飛。這是典型的以道德強姦真相。紹興八年，具體負責整頓家軍的樞密副使王庶，已經把這個問題說得再明白不過了：「敵之強弱，吾無與也，顧在我者何如耳。」也就是說，和談不是整頓軍隊的目的，相反，整頓軍隊，才是和談的目的。高宗也說過，他對家軍諸將早已完全喪失了信心，若要恢復疆宇，「他日須朕親往」。王船山日後在《宋論》里評價這段歷史，也說得很明白：收兵權是目的，和議只是手段。顧及到可能對家軍大將們所產生的刺激，朝廷並不能把這一真實意圖對外宣布。和談是整頓家軍的前提，只有來自外界的軍事壓力大幅度削弱，南宋政府才能騰出手來整頓家軍。這一秘密的目的只流傳在有限的幾個最高決策核心中間，包括了高宗、趙鼎、秦檜，以及王庶。對外，朝廷則是另一套說辭。紹興八年和紹興十一年的兩次和議，高宗始終都在不斷強調自己的「孝道」，他當著整個國家痛哭流涕，希望大家理解他的苦衷，他需要和議，需要從冰天雪地的五國城，把自己的生母和其他皇室迎回來。從紹興八年到紹興十一年，決策核心發生了許多人事變動，宰相趙鼎也被秦檜所取代，但通過和議來為整頓家軍開路這一基本路線，卻始終沒有發生變化。高宗已經狠下心來，一定要徹底解散家軍，一定要建立起一支完全由自己掌控的龐大中央軍。這一點，被視為是南宋政權走向成年的最重要的必要條件。所以，在此期間，岳飛們在軍事上所取得一切勝利，其實都是在挖自己命運的牆腳。他們對金人的軍事壓力越大，金人就越容易同意和議，大將們自己最終的命運，也就來得越快。明顯的跡象，可以從兩次和議的對比中看到。紹興八年的和議，朝廷中的士大夫們分裂為贊同和反對兩大派，彼此對抗；而到了紹興十一年，卻幾乎沒有士大夫出來反對和議。南宋學者呂中後來感慨說：「向者之和，賢士大夫並起爭之。今則無一人言之。」會變成這樣，呂中認為是「諸將奏捷」的緣故——確實如此，紹興八年朝廷還沒有從淮西兵變中恢復過來，而紹興十一年的拓皋之戰，卻已經徹底打消了金軍渡過長江的念頭。所以，當岳飛在郾城大捷後極力請求繼續擴大戰果時，高宗卻用十多道金牌把他招了回來。這裡面起著決定性因素的，不是什麼「投降派」之類的道德命題，而是南宋政府終於到了可以舉行成人禮的時候了。隨後發生的事情耳熟能詳。朝廷再次「杯酒釋兵權」，用中央最高軍事長官（樞密使、樞密副使）的空頭銜，取消了張俊、韓世忠和岳飛的統軍大權。當張俊和韓世忠廣置田宅，開始他們後半生「醉生夢死」的「糜爛」生涯時，岳飛卻被投進了臨安府的國家最高監獄。這個結局其實早在紹興七年就已經註定了。當高宗一手將岳飛推上信任與權力的巔峰，又一手把他從這個巔峰上面踹下來，岳飛又因為自己性格上面的缺陷，從來都沒有表示過對高宗的諒解……一切就都已經是命中注定的事情了。紹興十二年，世間已無岳少保。高宗對著大臣們興奮地說：「今兵權歸朝廷，朕要易將帥，承命、奉行，與差文官無異也。」這句話的意思是說：這場成人禮，終於完成了。還有一件一直被忽略掉了的事情。在解體了家軍之後，朝廷的國庫也同時接收了家軍所經營的各項財源——家軍長期盤踞地方，形成了就地養軍的體制。從韓家軍的財庫里，國庫接收到：現錢100多萬貫、米90多萬石、鎮江、揚州等地大酒庫15處；岳家軍的財庫則計有：每年可以收160多萬貫錢的14個酒庫；每年可收錢41萬多貫的博易場等，以及每年可收稻穀18萬石的田產。在高宗統治早期，每年的財政收入還不到1000萬貫，而到了統治末年，財政收入急驟膨脹，達到了6400多萬貫。最主要的兩筆收入，一是秦檜的「開源」，另一個就是對家軍財政的接收。也就是說，南宋王朝完成成人禮的兩個必要條件，軍隊和財政，都必須在解體家軍之後才能達成。岳飛的命運則在這種歷史的必然趨勢里隨波逐流。如果沒有紹興七年的曲折，他可以和韓世忠們一起終老於燈紅酒綠；而有了那場曲折，他人生的終點，就只能是那造型古板的風波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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