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開創了亞洲最大的娛樂帝國

05-26

本文首發於虹膜公眾號（IrisMagazine）。

文 | 吳覺人

邵逸夫代表一種稱得上「儒商」的商業觀。這裡說的「儒商」，並非飽學的鴻儒，而是躬行踐覆，取之有道，福則行德，擁資而謙的姿態。「出世」於政治角逐、官商傳統；而「入世」於日常生活形態的規訓。他遠不是文化多元自由的同道人，但也淡漠於弄權積勢。

邵逸夫自小在開埠的上海接受西式新學教育，但家中的儒家道統卻也根深蒂固。從其長兄1925年創辦「天一影片公司」的製片思路便可見其一斑。上海灘其他製片機構，皆以開化為旨，推動著民智現代化，伴隨著維新思潮、三民主義、馬列主義、民族意識等思想的興起，大多影片都回應著社會變革，現代生活方式的變革等等命題。

但邵氏的「天一」卻利用電影這個新興大眾媒體，恪守「忠孝節義」的傳統價值、傳統故事。確立「注重舊道德、舊倫理，發揚中華文明，力避歐化」的製片思路。在這點上「天一」也算是儒家道統遭遇現代性震驚之後的回神，陰差陽錯的和當時同樣興起的「新儒學」思想形成或有或無的勾連。而「天一」低成本，高產出的

這樣的製片意識的對立，也致使著名的「六合圍剿」的發生。當時上海影壇頭馬「明星電影公司」合縱連橫五家重要製片機構，一同在發行上排擠「天一」，使得「天一」電影無處可賣，不得不避走南洋。邵逸夫正是在這個家族事業面臨覆舟之險的時刻，踏入商壇的。

1927年邵逸夫跟隨三哥邵仁枚在新加坡開拓生存空間，開設「天一」南洋支脈，終獲一方基業。南洋的成功，邵氏兄弟的躬行踐覆自然至關重要，但是華人宗族的文化認同，以及世界電影產業的蓬勃也都起著關鍵性的作用。

尤其是，邵氏兄弟打開了南洋的「人情世故」。「天一」在上海的失敗多少受邵氏孤寡於同行權勢有關，縱觀明清商賈巨富的成敗，人情裙帶、官商交陳是決定性的元素，邵氏兄弟在南洋的成功，正是在於打通了和當地放映業權勢的關係。邵氏兄弟獲得新馬富豪王竟成的支持，從而與南洋發行商王雨亭達成和解，並成立了「邵氏兄弟影業公司」。之後邵氏兄弟，又結識新馬銀行家及遊樂場大亨黃氏兄弟，從而染指新馬遊樂場業。

從左至右：邵邨人、邵仁枚、邵逸夫

邵逸夫也對於亞洲視野和華人世界有了更深刻的把握，他定義了華人的「休閑時間」。邵逸夫其實是典型的在20世紀初湧現的「休閑商人」。拍電影、建影院、造遊樂場、培養明星、創建電視台，邵逸夫的帝國完全建立在海外華人世界的大眾休閑時光上。因此對於休閑時間的規訓和塑造，其間所創造的認同、慾望等等，更能體現邵氏的意志。

邵氏帝國的疆域，處於在大陸和西方之間的狹地，但戰後冷戰格局下，這裡和大陸被意識形態之牆隔絕，形成華人的離散世界，而種族衝突在南洋此起彼伏，讓華人對於宗族認同獲得加強。

對於商人來說，必須尋找安全的方式。在歐美，面臨階級衝突和種族緊張，休閑商人賦予了電影院等休閑空間「民主劇場」的特質。但邵氏精準的把握了華人的宗族文化認同這一點，不過多觸及國共之爭，安於中文世界（進軍好萊塢則是後話，並也以失敗告終），在某種程度上維持著當年「天一」的製片策略，規避開了政治緊張，從而使邵氏電影一路暢通，並始終帶著一種古典質感。

邵逸夫在BAFTA 頒獎現場，1978

二戰後，1959年邵氏兄弟移師香港，在香港電影業龍頭地位的爭奪中，邵逸夫吸取了當年「天一」的慘痛經驗，和好萊塢大亨一樣，構建起了完整的產業鏈。通過黃梅調電影和精裝古裝片這種文化認同強烈的影片，和電懋、長城、鳳凰、新聯等電影公司競爭。同時通過建立邵氏影城、演員培訓班、開發自己的邵氏綜藝體寬銀幕技術、與日、韓業界合作等種種手段，讓邵氏電影始終生機勃勃。

邵逸夫非常清楚知道自己所經營的產業特殊性，對於銀幕的佔有率只是表象，對於休閑時間的佔有率以及對於大眾認同和慾望的把握，才是他的商業帝國的根基。因此電視媒體的出現時，邵逸夫自然不會放過，相比電影，電視對於時間的佔有更為靈活和有效率。這也是為什麼他選擇了受眾更廣的無線電視，而不是針對精英社群的有線電視。

1970年代，香港電視業界同樣競爭激烈，九龍塘廣播道，曠日持久的五台山戰役（佳藝電視、亞洲電視、無線電視、香港電台、商業電台，五家香港的廣播媒體由於67年暴動而被集中建在此處，故廣播道被稱為「五台山」），隨著通過菲林劇之爭TVB力壓亞洲電視的前身「麗的電視」，以及在「七月大戰」中通過收視率大勝麗的和佳藝，讓邵逸夫與商人利孝和創立的香港首家無線電視台香港電視廣播有限公司（TVB）終成贏家。

之後，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的發布，導致香港中產大批逃港移民， TVB的親民路線助其開始了統治年代。隨著《歡樂今宵》、港姐選舉等節目的風靡，萬人空巷的勢頭，讓邵氏實質性的把控了香港人休閑時間的規劃。「最重要的是和家裡人一起吃頓飯」這樣的經典TVB台詞，體現了邵氏對於理想大眾消費市場的期待。

通過宗族聯繫的家庭構成社會單位，建立娛樂消費的趨同，以儒家的入世齊家的「小倫理」，迴避意識形態的鮮明。邵氏娛樂帝國成功的基礎正是建立「安其俗，樂其業」這樣的「和諧」機制。

但這樣的「至治之極」並不能持久。隨著1997香港回歸中國大陸前後的媒體大震動，大眾文化多樣分野，港人對於政治的重新積極，這讓TVB多年打造的「齊家」體系不再走俏，又重陷二十世紀初的「儒家」窘境。

在新加坡開創基業時，邵氏仰仗的是海外華人的族裔系統，而不是政權系統，這讓邵氏的官商色彩一直不明顯。隨著改革開放，大陸作為宗主重新浮現在華人商界的視野當中，但是邵氏所依仗的消費系統，卻無法進入由中國政府控制的大陸日常生活。邵逸夫雖然和中國的高層多有接觸，但大多是以慈善家，而非實業家的身份被接待。

與大陸市場的不密切，以及與海外華人精神聯繫的減弱，雖然讓邵氏的傳媒帝國有些許自由，但也不得不為此吃虧。TVB的大股東之一——馬來西亞商人、「糖王」郭鶴年是和大陸最早建立關係也是最密切的華商之一，他控制著大陸40%的食用油市場。

「糖王」郭鶴年

郭氏是典型的胡雪岩式的商人——善於與官方周旋，隨著1997大限將至，郭氏和大陸之間官商互濟的色彩開始凸顯，1993年郭氏買下了海外華人世界影響力最大的《南華早報》，隨即諷刺大陸政治的美國漫畫家拉里·費恩(Larry Feign)被解僱，而一大批專欄作家、版面主編也相繼被迫離職。

雖然不確定這是否也有著鮮明的政治意圖，郭氏開始對邵氏動手。由於之前香港政策，TVB將其非影視類的傳媒公司分割出來，成立了電視企業國際有限公司（簡稱：TVEI）。TVEI旗下擁有17家公司和十幾本雜誌，其中包括香港最大的唱片公司之一「華星唱片」，以及擁有而多萬用戶的家庭必備雜誌《香港電視》等。

郭氏先是收購了TVB另一大股東魯伯特·默多克的TVB股份，然後通過減持等手段，以《南華早報》從邵氏手中強行收購了TVEI。雖然邵氏通過發行《TVB周刊》逼停了被收購後的《香港電視》，但媒體多樣性的經營格局已經被破壞。

從左至右：佟林、李小龍、邵逸夫、羅烈

對於華人市場來說，大陸作為決定性變數的強勢介入，對於多年格局沉澱下來海外華人商界無疑是最大的衝擊。傳媒業在大陸始終是「喉舌」工具，而非休閑產業，須得官方牢牢把控。這讓邵氏在大陸地區難有多大作為，除了產品輸出為大陸年輕一代提供了大量TVB連續劇所構成的集體回憶，但這在大陸電視劇產業興起之後，也無多少立足之地了。

而懾於大陸的壓力，TVB的自我審查也在香港本地社會引起不滿。對於政治敏感事件TVB往往消極報道，讓其宣傳語被戲稱為「無線新聞，事事旦旦」。

儒者的風流在於入世與出世的機巧。邵氏帝國當年如氣骨非凡的溫厚長者，如今已呈迂腐老態。2011年，邵逸夫將TVB26%的版權賣給善於借買賣空殼公司發家的「殼王」陳國強和台灣首富王雪紅，正式宣布退休。這也意味著邵氏的倫理將隨著資本離開這個媒體王國，而新的資本勢必帶著新的倫理而來，這或許也將帶著TVB走向另一種命運。

而此時的邵逸夫早已專註於慈善事業多年，不論是激勵科研創新的「邵逸夫獎」，抑或遍布中國大學中學的「逸夫樓」，都是他儒家意志繼續的附著與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