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者千慮，必有一失。趙匡胤通過整體民族的文雅化保證了趙氏的身家安全，卻導致整個民族失去了安全。雖然宋代物質實力遠在四夷之上，社會發展也較有成就，人民生活相對安定，但缺乏戰鬥力的軍隊、過於分權的官僚體制，卻使宋朝數百年間積弱不振。

　　元、明、清：中國文化受到毀滅性打擊

　　如果說宋朝只是使國民普遍在氣質上變得更文弱，那麼元朝則徹底打斷了中國人的脊樑，後者對國民性的改變是摧毀性的。中國文明最大的一次倒退，應該說是從元朝開始的，蒙古人一直比較殘暴，靠暴力統治。元代出現了一個前所未有的局面：上層文化遭遇到了毀滅性打擊，下層文化或者說俗文化首次取代雅文化，成為主流。忽必烈就曾發出疑問：「漢人惟務課賦吟詩，將何用焉？」雖然後來忽必烈決定以漢法治漢人，但對漢人的禮法傳統，始終不予重視。有位著名的外國學者曾說：「韃靼統治不但壓迫了為其犧牲品的人民，並且凌辱而且消磨了他們的靈魂。」

　　由於華夷之辨獨盛，所以蒙古人在中國所遇的抵抗是他們征服世界的過程中最為頑強的。事實上，南宋軍隊雖稱軟弱，但是也湧現了眾多鐵骨錚錚的人物：襄陽之圍，宋人堅守了5年。1275年的常州之戰，數千守軍戰鬥至死，只餘六人，反背相柱，殺敵多人後才壯烈殉國。元兵圍揚州，守將李庭芝誓死堅守，甚至南宋太皇太后親自勸降也拒不接受。他們殺掉元朝的招降使者，焚招降書於城上。「城中糧盡，有自食其子以堅持者」……

　　然而從另一個角度看，數十年的抗元戰爭，最可怕的後果是消耗掉了漢民族最精英的人物。那些有血性、有骨氣、有膽量的人大面積地被消滅。有人說，在文天祥賦詩而死、陸秀夫負幼主蹈海而亡後，中國作為一個文化體已經滅亡，「崖山之後，已無中華」。這一方面是指中國文化受到毀滅性的打擊，另一方面也指中國的脊樑已被打斷，中華精神已經滅絕。

　　及至明朝，國民性又開始染上了「流氓氣」。其根源在於大明王朝的開創者朱元璋。他從社會底層起家，發明了政治流氓統治術，核心是十六個字：不講規則，沒有底線，欺軟怕硬，不擇手段。這一政治統治方式雖令人不齒，然而在社會中迅速蔓延，擁有強大的生命力。朱元璋為禁止官吏們過度剝削，在開國初的詔書中曾打了個生動的比方：「且如人家養個雞狗及豬羊，也等長成然後用……」明朝制度設計的核心理念，就是打造一個堅固的籠子，把這些雞狗豬羊牢牢關在裡面，沒有一絲一毫逃逸作亂的可能。因此，雖然朱元璋趕走了蒙古人，在中國歷史上被稱為漢族的光復，然而朱元璋的統治比蒙古人更為野蠻強硬。他繼承了蒙古人統治的精髓--戶口世襲制，把全國人口分為農民、軍人、工匠三大類，在三大類中再分若干小類，比如工匠之中，還分為廚子、裁縫、船夫等。職業先天決定，代代世襲，任何人沒有選擇的自由。他認為凡是威脅到朱家統治的，皆有目的地進行清除和屠殺，往往是滿門抄斬。

　　在明朝，士人們做隱士的自由首次被剝奪。朱元璋認為拒絕為他服務的士人必定是看不起他，發布命令：「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寰中士大夫不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誅其身而沒其家，不為之過。」在這道前無古人的律令下，蘇州才子姚潤、王謨因征詔不至，被朱元璋斬首、抄家。貴溪儒士夏伯啟叔侄把左手大指剁去，以示不肯出山做官，被朱元璋「梟令，籍沒其家」。中國士人從此失去了最後一塊保持獨立性格的空間。

　　朱元璋的統治原則，是消除一切可能不利於江山穩定的因素，斷絕與外部世界的一切聯繫，禁止海上貿易，閉關鎖國，由官僚包辦一切事情；對內是全面社會控制，打擊商人大戶，避免商人財富增長可能對政權帶來的挑戰。當時的命令規定，商人外出經商，必須經官府嚴格審核，發給通行證才行。在他的統治下，大明社會變成了一個村莊，無事不相往來。大明成了一個大監獄，各級官員都是獄卒，所有百姓都是囚犯。百姓稍有逾越獄規，則懲罰立刻劈頭而來：「充軍」、「斬首」、「亂棍打死」……

　　隨著明代社會的日益腐敗，幾乎每個社會成員都學會了顛倒的社會規則：「故夫飾變詐為奸軌者，自足乎一世之間；守道循禮者，不免於饑寒之患。」底層百姓無條件地接受了流氓規則，他們相信，「強中更有強中手，惡人須服惡人磨」。對待社會上的不合理，只能用另一種不合理來壓服。因此，明代後期底層社會風氣極為敗壞，造假之風大興。假銀子雖古已有之，可到了明代，其種類之繁、名目之多、手段之精、工藝之巧，都超越了歷代，可謂登峰造極。流氓性格從明代開始，成為中國人性格中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

　　到了清朝也是如此。清朝入關以前，經常跑到關內燒殺搶掠。清兵向努爾哈赤彙報時，是把人、馬、牛、驢混到一起的，因為滿族人是從奴隸社會直接發展過來的，所以滿族大臣喜歡在皇帝面前自稱奴才。這樣一個落後的社會體系，靠暴力統治中國，殺光了有血性的男兒，給中國發展造成了大倒退。清朝的幾代皇帝前仆後繼，對知識分子大興文字獄，動不動就滿門抄斬，讓一個民族徹底停止了思考，變為一具殭屍。當時的清代名臣張廷玉有一個習慣，下朝歸家後把身上帶的有字的紙條都要燒掉，也很少跟別人通信。因為家裡有文字，將來一旦犯事都會成為罪證。清代的帝王首次提出，大臣應該像狗一樣地為皇帝服務，臣子不但身體要屬於君主，心靈也應該屬於君主，不應該有任何獨立意志、個人尊嚴。雍正皇帝在《朋黨論》中說：「你們各位大臣如果將朕之所好者好之，所惡者惡之，是非畫一，則不敢結黨矣。」乾隆更提出了一個著名的理論：「奸臣」固然並非國家幸事，「名臣」的出現其實也不是什麼好事。國家只需要唯命是從辦事敏捷的奴才。他說：「乾綱在上，不致朝廷有名臣、奸臣，亦社稷之福耳。」

　　一百多年的文字獄運動，如同把整個社會放入一個高壓鍋里進行滅菌處理，完成了從外到里的「全面清潔」，消滅了一切異端思想的萌芽，打造了一個清代皇帝們自認為萬代無虞的鐵打江山。用乾隆皇帝的話來說，就是：「前代所以亡國者，曰強藩，曰權臣，曰外戚，曰女謁，曰宦寺，曰奸臣，曰佞幸，今皆無一彷彿者。」

　　在明代的專制基礎上，清代皇帝積三代百餘年努力，建立了中國歷史上最縝密、最完善、最牢固的專制統治，把民眾關進了更嚴密的專制統治的籠子里，把束縛中國兩千年的專制政體修補、加固、完善得更加牢不可破。但可以看出，從清朝到民國，很多社會管治辦法，其實還有明朝的陰影。

　　怎麼改造國民性

　　西方人認為，中國自秦始皇之後兩千年是一個僵化的歷史，用黑格爾的話說，中國的時間停止了。但從中國人的角度看，秦始皇以後，中國的皇朝歷史也是不斷演進發展變化的，其中最主要的是集權專制和統治技術，發展越來越精微，越來越牢不可破。它已經滲透、融化在國民性當中--也正因此，轟轟烈烈的國民性改造運動，鮮有成效者。從梁啟超到魯迅甚至毛澤東的「文革」，有一個共同的主題--改造中國人，改造每個中國人的思想。但改造了一百年，我們整個民族的素質好像變化不是很大，甚至有些方面還有退步。比如前兩年發生的小悅悅事件，在中國以前的朝代，幾乎不可能出現。這是否證明中國這一百年的改造運動是有問題、有誤區的？

　　從春秋戰國一直到元明清，國民性的不斷退步告訴我們：不同的制度背景，對民眾的素質有決定性影響。在制度建設沒有根本改觀的前提下，期待國民性的徹底改造是不可能的。壞的制度可以激發人性中惡的成分，使人性更為扭曲，好人也有可能變成壞人；好的制度固然不能使壞人變好人，但至少可以限制壞人，使之不敢肆無忌憚地做壞事--這是胡適的思路，也是被歷史證明的路徑。但胡適被我們遺忘太久了。

　　（作者系文史學者）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