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雜評魯迅和他的孫子
諸位如果有機會，我希望有壹本書在自由中國可以得到，是值得看看的。這本書在抗戰初期出版，是魯迅死後，他的太太把魯迅寫給各朋友的信搜集起來，叫「魯迅書簡集」；這本書裡面幾封信值得看看，特別是他寫給胡風的四封信，其中有壹封信就是魯迅死之前不到壹年寫的，是壹九三五年(他是壹九三六年死的)，這封信胡風問他三郎(不知是誰，大概是蕭軍)應該不應該加入黨(共産黨)?他說：「這個問題我可以毫不遲疑的答複妳，不要加入!現在在文藝作家當中，凡是在黨外的都還有壹點自由，都還有點創作出來，壹到了黨裏去就『醬』在種種小問題爭論裡面，永遠不能創作了，就『醬』死了!」「醬」在裡面去，這個字用得好極了。底下更值得讀了，他說：「至於我呢，說來話長，不必說了吧。」他說：「我總感覺得我鎖在壹條鏈子上，背後有壹個人拿著皮鞭打我，我的工作越努力打得越厲害。」
這壹段話裏，打他的就是現在大陸搞文藝的周揚--那個時候的周起應。這封信不能不看看。我們要的是沒有人在背後用鞭子打的，不要人監督的，人人要自由，本他的良心，本他的智識，充分用他的材料，用他的自由——創作的自由來創作。胡適講演時講到「醬」字，大家爲之鼓掌，當然這次是鼓魯迅的掌，鼓得胡適站在台上，怪別扭的。胡適提到魯迅的信，是壹九三五年九月十二日寫給胡風的，原文是：十壹日信收到。三郎(三郎就是蕭軍)的事情，我幾乎可以無須思索，說出我的意見來，是：現在不必進去。最初的事，說起來話長了，不論它；就是近幾年，我覺得還是在外圍的人們裏，出幾個新作家，有壹些新鮮的成績，壹到裡面去，即醬在無聊的糾紛中，無聲無息。以我自己而論，總覺得縛了壹條鐵索，有壹個工頭在背後用鞭子打我。無論我怎樣起勁的做，也是打，而我回頭去問自己的錯處時，他卻拱手客氣的說，我做得好極了，他和我感情好極了，今天天氣哈哈哈……。真常常令我手足無措，我不敢對別人說關於我們的話，對於外國人，我避而不談，不得巳時，就撒謊。
妳看這是怎樣的苦境?胡適在錢思亮家單獨見我的時候，也特別提出這封信，證明魯迅死前內心的痛苦。總之，國民黨不像話，魯迅反國民黨以至於死。做爲壹個追求真理的人，任何不像話都要反，否則也就跟他的身分太不相稱了。魯迅的成就，在小說史壹類和「阿Q正傳」壹類，除此兩類外，他的雜文壹類，卻鋒利、單調而冗濫。他寫了那麽多雜文，最明顯的表現，不過壹肚子情緒而已。情緒並非要不得，但是必須同「言之有物」並用、必須跟「大量的資料」並用、必須隨「卓越的分析與見解」並用，但魯迅的文章，卻情緒有餘，其他不足，結果炒出來的，只是壹盤盤上好辣椒，反倒沒有主菜了。但是，即使是雜文，魯迅的也落伍了，他那些放小腳式的和東洋式的詞彙與造句，現在已經明顯的屬於另壹時代了。現在我們寫文章，再也不用那些表達法了。魯迅在雜文裏太多情緒語言，他實在不夠格搞思想。周作人晚年寫信給鮑耀明，談他老哥說：現在人捧魯迅，在上海墓上新立造像--我只在照片上看見，是在高高的台上，壹人坐椅上，雖是尊崇他，其實也是挖苦他的壹個諷刺畫，那是他生前所謂思想界的權威的紙相高冠是也。恐九泉有知，不免要苦笑的吧。要恭維人不過火，即不至於獻醜，實在是不容易的事。
在思想內容上，魯迅實在很貧乏。他能那樣有虛名，證明了中國人思想的普遍貧乏；至於偷魯迅的國民黨雜碎文人能在台灣得虛名，更反證了這個島上思想的普遍貧乏，反證了他的讀者的混蛋。總之，中國現代的文人，不論是魯迅型的、胡適型的，以至那些雜七雜八型的，實在都有他們的限度。他們的成就，都因摻入政治的推波助瀾，而變得不能「恰如其分」，而變得像淹了水的浮屍，臃腫而失本來面目。他們的貨色都被高估了：他們的努力也是不夠的。 我想我會在貨色方面、努力方面，給中國做壹個榜樣。至於在人格方面的堅苦卓絕，孤軍奮鬥。那更無人能比了(魯迅、胡適那時候，國民黨對異己的壓迫力量，遠不如今天。魯迅有租界和左聯保護，胡適有幫口勢力。他們都在尊敬知識分子的社會裏，得到蔡元培等的支持。今天我的處境，的確比他們困難得太多了，大多了)。我這種說法，我曾對鄧維楨說得很詳細，我說： 我們是現在的國民黨的批評者，妳可知道過去的國民黨的批評者他們多安全嗎?他們大都是在國民黨刀槍拳頭達不到的地方批評的，他們或在洋人保護的租界裏批評國民黨(如"新月雜志")，或在北方軍人的寬厚裏批評國民黨(如"獨立評論")，或在允許辦報的局面裏批評國民黨(如"大公報")，或在民情洶洶的公理昭彰時代裏批評國民黨(如"觀察")。……可是我們呢?我們全身暴露在國民黨空前大好的統治優勢下，他們有高度集中的力量、有密集安打的環境、有四面是水的方便、有日本留下的被統治慣性、有現代的鎮暴設備、有壹黨獨大、有八號分機、有大量的喊萬歲唱梅花的小市民。……這壹切壹切，都足以使國民黨的批評者心灰意懶、膽戰心驚的。我們沒梁山可上、沒出境證可拿、我們活象玻璃窗戶上的蒼蠅--"前途光明，沒有出路"，隨時都要被蒼蠅拍子打下來。……可是，我們還是做了!還是頭破血流，壹做再做了!維楨啊，不要搞錯了，我們是最有勇氣的人!我們才是最有勇氣的人! 只有深刻了解我是在何等陰影與壓力下奮鬥的人，才知道我的人格是何等崇高、何等偉大。只有這樣比較，才知道我在國民黨孤島高壓下能做壹點事，能不畏強暴的表現真理與自我，是多麽難能可貴。在我這種處境下，有些人還誹謗我，這種人，不是漫無心肝又是什麽?他們"大義滅親"、"大義滅友"、"張大義"，其實他們懂什麽叫大義?這種人若懂大義，那麽狗男女又懂什麽?這種人在國民黨統治下壹路做順民，還跟著唱梅花、搖小旗，不以爲異也不以爲恥，他們懂得什麽叫大義!今天"聯合報"上登魯迅的孫子周令飛談話說：
[台北訊]周令飛昨晚在"華視新聞雜志"節目上說，羅曼羅蘭夫人的壹首詩："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爲自由故，兩者皆可拋。"小時候讀過這首詩，只覺得句子短，琅琅上口，現在真正了解了這首詩的合義，也代表了自己的心聲。 這是胡扯。第壹，羅曼羅蘭夫人從沒寫過這首詩。第二，周令飛是爲愛情拋棄了自由。他來台灣前曾公然向台灣、大陸雙方表示了意願，可見兩地的自不自由不是他 "拋"的條件，而是他爲了愛情不惜跑到任何給他愛情的地方。古往今來，顯然有給人愛情卻不給人自由的所在。"舊約"中"出埃及記"第二十壹章記買希伯來人做奴僕，奴僕必須服事六年，第七年他可以自由。若來時帶著老婆來，走時仍可帶走；若老婆是主人給的，"妻子給他生了兒子或女兒，(則)妻子和兒子要歸主人 "，他只能自己走。"倘或奴僕明說：』我愛我的主人，和我的妻子兒女，不願意自由出去。』他的主人就要帶他到審判官那裏，又要帶他到門前，靠著門框，用錐子穿他的耳朵，他就永遠服事主人。"這就是給人愛情卻不給人自由的證據。所以，若有人以爲得到了愛情就得到了自由，不但是"左傾幼稚病"，也是"右傾幼稚病"了。 周令飛在台灣的表現，到處拜會、致敬，他的祖父必然死不限目。魯迅若想到自己的孫子這樣向他所厭惡的政權表態，真要甘願"令"這小子"飛"了。中國俗話說"富不過三代"，其實鬥也不過三代。第三代的人，氣力就更弱了(嚴複的第三代中的長男壹支，算是壹個例外)。 壹九八二年九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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