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進步人士對提高國民素質的思考

2000-08-04　來源：光明日報　胡瑞華

清末民初的改造國民性思潮已是漸去漸遠，但當素質教育的理念在世紀之交的中國大地上被極力倡導時，深刻反思這一思潮，或許能從中得到不少啟迪。

民族振興的根本出路在於提高國民素質。

隨著近代中國民族危機的日益加劇，先進的中國人對民族衰落根源的認識也愈益深刻。到戊戌變法時期，人們的認識終於升華到民族的強弱、國家的興衰與國民性直接相關的高度，從而發出了改造國民性的呼喚。著名啟蒙思想家梁啟超說：「欲維新我國，當先維新我民」，「新民為今日中國第一急務」。另一啟蒙思想家嚴復也主張通過「鼓民力」、「開民智」、「新民德」的辦法改造國民性，進而改變中國積弱積貧的狀況。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在經歷一系列頓挫後，晚年也把精力轉向改造國民性上來。他希望通過塑造新的國民人格來改變中國社會的面貌。他說：「人心就是立國的大根本。」「人類的人格改好，社會當然進步；我們要造成一個好國家，便先要人人有好人格；四萬萬人都變成好人格，以改良人格來救國。」新文化運動的主帥陳獨秀高聲疾呼：「國人慾脫蒙昧時代，羞為淺化之民」，就必須「打倒孔家店」，扳倒偶像，重建中國人的價值體系，塑造新的國民。新文化運動的另一健將魯迅也說：對「愚弱的國民」的「第一要著」，「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最要緊的是改造國民性」。

愛國主義、公德意識是良好道德素質的核心。一個社會中其成員普遍道德水平的高低，既是該社會精神文明程度的重要標誌，也是社會發展的重要推動力量。在清末民初改造國民性思潮中的先哲們就十分關注道德在新的國民人格中的重要性。孫中山說：「有了好的道德，國家才能長治久安」。陳獨秀髮出了「倫理的覺悟，為吾人最後覺悟」的警世之言。梁啟超和嚴復也多次論述沒有道德的革命就沒有新國民的觀點。先哲們主張在建立新的道德價值體系時，要突破傳統倫理中狹隘、封建的血親宗法關係，把傳統文化中以個人內修為主要內容的內在超越變為以國家、民族利益為最高出發點的外在超越。愛國主義應是國民最高的道德價值取向，公德意識的提倡和弘揚應是國民教育中最為重要的內容。孫中山號召人們「立志」時，要牢記「為大眾」幸福和國家「化貧為富」而奮鬥，要樹立「強中國的信仰」。

學習現代科技知識是開啟民智的中心環節。

如何才能開啟民智呢？先哲們認為，關鍵是要對中國傳統的教育體制和目標進行根本的變革，擯棄中國傳統教育中「無用」、「無實」的內容，學習西方現代科學技術。只有這樣，中國的社會變革才能達到預期的目的。否則，「盜西法之虛聲，而沿中土之實弊」，中國社會將難以生存，更談不上發展。陳獨秀在《青年雜誌》發刊詞中直言：「國民而無世界智識，其國將何以圖存在於世界之中。」正是在先哲們對中外國民性比較探求的基礎上，「科學與民主」成為五四時期高高飄揚的旗幟。

培養國民勇於進取、銳意開拓的精神是塑造健全人格的重要任務。

勇於進取、富於開拓和冒險的精神是推動人類向前發展的重要精神源泉。然而在中國傳統的倫理—政治型文化熏陶下，中國人形成了注重心理、情感和精神的安適、和諧，注重內在超越的價值觀。這也造成了國人缺乏競爭意識、冒險精神的負面效應。清末民初的進步人士對此進行了深刻反省。他們認為競爭是世界進步最有利的催化劑，西方社會的強大就在於他們宣揚浮士德、普羅米修斯勇於進取和冒險的精神。所以，這一時期的進步人士把樹立勇於競爭、敢於挑戰的陽剛之氣作為「新民」的標誌性成分，並努力挖掘中國傳統文化中與進取、冒險精神相聯繫的內容作為其理論依據，譬如極力弘揚「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和孟子的「浩然正氣」的精神等。孫中山還具體指出，要堅決剔除潛伏在人們頭腦中的「悲觀畏難、怠惰退縮」的「無形之敵」的困擾，號召人們樹立「堅忍之毅力」、「一往向前去做」的「奮勉之氣」，「勇猛進取」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