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會不會在兩聲槍響之後倒地不起

行之 | 2016-02-10 20:16 大年初一，香港旺角傳出兩聲槍響。一名警察面對示威者鳴槍示警，並用槍口對準示威者。當時另一名警察摔倒在地，頭破血流，還被幾名示威者拳打腳踢。這應該是香港自1967年暴動以來最嚴重的一次騷亂了，也是近年來香港警察第一次真槍實彈的應對示威者。現場板磚亂飛，有的飛向警察，有的飛向示威者，還不斷有火堆出現，不斷有人受傷倒地，大批防爆警察手舉盾牌向前推進，有示威者拿著軟鐵條往警察身上猛摑，警察則拿著胡椒噴霧往示威者臉上猛噴。事情過後，有人質疑警察開槍，有人譴責群眾暴力，但我關心的是，香港，這個曾經的四小龍和東方明珠，會不會在兩聲槍響之後倒地不起？一、從警民和諧到警民對立 從1974年香港廉政公署成立之後，香港警察就不得不一改六七十年代時的貪污作風。之前他們吃拿卡要，為黃賭毒做保護傘，每年收取的賄金高達十億港幣。但這些年，香港警隊以廉潔、高效著稱，和市民關係十分良好。從香港警匪片中也可見一斑，之前拍的《雷洛傳》、《跛豪》都是抨擊警察貪污的，而後來的《警察故事》等影片塑造的多是一身正氣的警察。對市民的示威遊行，香港警察也已是見怪不驚，能從容以對。去年我去香港時，旁觀過一次遊行。示威人群走在街道一側，邊走邊喊口號，警員在前邊開道，在一旁維持秩序，雙方各得其所。只見一次口角，是有兩位大媽罵警方不環保，車停在路邊還不熄火。車上坐著一位高級警督。警員無人還口，只是將大媽勸走。因中途返回，我用普通話向警員問路，也得到禮貌答覆。另一次是在香港特區政府樓下，看到靜坐示威。他們有劃定的示威區域，位於停車場和升旗廣場旁邊，外邊只有三名警察值班，只要示威者是在指定區域內，他們就不對活動做任何干涉。同時，只要有心，也可以看到香港市民的公共素質之高。去年在香港時，碰巧趕上維多利亞公園舉辦每年一度的集會，紀念二十六年前大陸的一次事件。我當時很羨慕到場的幾萬名香港市民，他們能有這樣的自由，也很敬佩他們的擔當，對這一被多數大陸人所遺忘、被官方所定性的事件，他們給出了不同的解讀，並用集會的形式拒絕遺忘，呼喚民主。讓我記憶尤深的兩件事，一是開場之前，在銅鑼灣地鐵口，香港幾家大學的年輕學生合唱歌曲，散發傳單。我問其中一位女生，那次事件發生時你們還沒出生，又離你們這麼遙遠，為何今天要參加這樣的活動？她說，小時候就從電視上了解過，覺得那個事情不能接受，而且感覺大陸的朋友很難發聲，所以她們要把這一責任擔起來。她好像是97年出生的，才上大一。二是散場之後，參加集會的市民自發清理公園球場上滴下的蠟燭油，還有人做垃圾分類，他們多數人彼此之間並不認識，但配合協調的卻很好。這樣一場幾萬人的集會，結束一個小時之後，現場就清理得乾乾淨淨。想想十一天安門廣場上看升旗的那幫人，之前新聞上常說，環衛工又打掃出多少噸的垃圾。在公共活動中展現出的素養，比口頭上的愛國更為重要。但初一那天晚上，這些素質都不見了，現場一片混亂。過路市民和現場記者也躺槍。「警察追打示威者，示威者打記者，記者保護倒地的警察，示威者說記者不要過來……」有朋友總結。憤怒蔓延到初二早上。NGOCN的一名編輯正好和家人在香港逛街，大清早出門，結果正趕上尾聲，看到滿地都是垃圾和火堆，她們還被警察驅趕了兩次。憤怒之後是傷心，有人痛心的表示，香港人為什麼要打香港人呢？這一夜，也勢必會給香港的警民關係留下傷疤，雙方可能由此更為撕裂，更為對立。二、從法治之城到權貴之城 只將目光聚焦於這一晚，很難看清衝突為何會這麼劇烈，為何會在此時此地發生。只能將鏡頭拉長，看看香港這座城市這些年的變化。香港以法治和開放著稱，因其自由港的地位，催生了經濟的迅速增長。但回歸後的近二十年，經濟增長的成果多被富人拿走，貧富差距日漸拉大。前兩年數據顯示，「億萬富豪」家庭在香港的集中度是全球最高的，擁有百萬美元以上流動資金的富裕家庭在香港人口中高達9.4%，但同時香港的貧困人口接近20%，約10%的家庭月收入中位數只有2070港元。我曾在香港書店和一位店員聊天，我羨慕香港的政治自由之多，上網不用費勁翻牆，出門能圍觀各種活動，在書店還能看到各種禁書，他則感慨香港的生活壓力之大，一是房價太高，一平米動輒十多萬，一套房子下來上千萬，在大陸，或許只有「宇宙中心」北京五道口的房價能趕上這水平；二是上學太難，香港高校的入學率只有18%（大陸都快到40%了），這關係著階層流動的速率，其中，富裕家庭孩子考上大學的比例是貧窮家庭孩子的3.7倍，而20年前只有1.2倍，貧富的代際傳承更為明顯。在香港，時常看到六七十歲的人還在餐館裡工作，不知道是因為出於生活的熱情，還是因為養老金不足以為生？我想應該是後者。在大陸，只有在農村老人才會下地幹活吧。民生上沒有起色，民主上也沒進展。從2003年起，幾乎每年七一期間，香港市民都會走上街頭，要求一人一票、普選特首。但這樣一個並不過分的要求，卻被北京視為對中央權威的挑戰，先是一拖再拖，後又搞出一個可以內定候選人的方案，之後陰差陽錯，都沒能在香港立法會通過。《基本法》作為過渡性法規，原本是香港各界的共識，但如今卻沒多少人再拿它當回事了。就連立法會議員的人數，也是功能團體選舉和分區直接選舉各佔一半，立法會長期被親中央的建制派所主導，民間聲音雖能在立法會得到體現，但卻不是主導力量。香港引以為傲的法治之城，事實上只有司法權和終審權是相對獨立的。因在立法和行政分支上民眾選票作用有限，所以這些議員和官員在法規、政策制定上更容易向富豪的利益傾斜，香港也越來越成為權貴之城。雖然相比內地，香港市民有更多參與的渠道，也有發聲的機會，但卻難以真正影響決策。也有例外，比如前幾年的反高鐵運動和菜園村保衛戰，就使得菜園村能夠易地重建，但在利東街拆遷上，民間提出的自行改造的倡議卻被城規會和市建局否決。一個以經營喜帖聞名的灣仔老街，雖然有當地居民和大學老師組成關注組共同呼籲保留，但卻最終不得不為地產項目讓路。梁文道在《傻瓜，這是經濟》一文中指出，市區重建局之所以不願意採納日漸通行的住民參與式舊區規劃，原因也在於它非得趕走原區住民不可。唯獨如此，它才能完整地把一塊空白的土地交給地產商，讓舊區變成加入市場的新資源。而且也只有如此，以商業模式運作的市建局才能分得花紅。這才是市建局「活化社區」和「改善居民生活」等言詞背後的真正動力。以此審視那晚衝突的起因，小販擺攤被驅逐。需要說明的是，春節幾天流動攤販上街，本不符合香港法規，但因多年來官方沒加干涉，已成慣例。但今年過年期間，香港食品環境衛生署加大了執法力度，並要在現場沒收一名魚蛋小販的攤具，結果被其他人攔下來，接下來，警察趕到現場，卻被示威者擋在一邊，相安無事。凌晨一點四十五，警察強行清場，衝突開始加劇。想到之前去香港時，我在朋友帶路下吃到了地道的排擋。朋友說，在香港，像這樣的露天排擋已經不多。政府鼓勵攤販進店，但對老攤販也發放牌照，但不允許轉讓，也不再發放新的牌照。昨天看到破土工作室一篇文章，其中提到，從1973年開始，前市政局就通過決議，不再對街頭食品小販簽發新的牌照。持牌小販的數目從1980年代末的2萬來名降至2000年的9000多個，無牌小販也從1986年的近16000人降到2012年的1690名。2009年，香港食品環境衛生署成為小販的主管部門，對過往政策做了反思，重新簽發了6739個小販牌照，其中7%是流動小販牌照，不到50名。從2013年開始，香港食衛署就在過年期間加大了對流動小販的治理力度。因為這些多是無牌小販，在旺角等地集中擺攤，可能會引發交通擁堵，也會干擾周邊市民的生活。不過「新年夜市」在香港已成傳統，據說自英國在香港開埠以來就從未乾涉過，如今香港政府的突擊執法也引來一些市民的不滿，還有大學老師前去擺攤力挺這些小販。梁文道在《傻瓜，這是經濟》也說到，小販和排檔之罪不在於不安全，不在於不衛生，亦不在於不交稅，而在於它違背了香港經濟的主導邏輯，所以它註定是一種不入流的「非正式經濟」。如果人人都可以自由地在街頭擺賣，那麼商場要靠誰來填滿呢？地產行業怎麼發展起來呢？香港政府賴以維繫的「壟斷地租」要管誰去要呢？如果市建局、食環署能以國際通行標準做參照，保留下特色街區，容忍下新年夜市，會讓香港變得更有味道，也有助於旅遊業的發展。最不濟，也可以將這件事拿出來重新討論，讓民意或者立法會決定特色街區、新年夜市的去留，這比不看民間輿論的變遷，簡單的依法辦事要好。可這些政府部門已習慣了一意孤行，只想加大執法力度，不想費時聽取民意。三、從雨傘運動到板磚運動 香港正變得和大陸越來越像。初一晚上的騷亂，也像極了大陸的群體性事件，甕安、石首等。因為民眾的情緒長期壓抑得不到釋放，稍有火星便會引爆，暴力，則成了勇敢的象徵，還貼上了正義的標籤。雨傘運動是香港市民法治精神的落幕禮，明知違法，但求懲罰，以此尋求正義，而今則異化為板磚運動，不管法律，只求宣洩，以此彰顯訴求，新年騷亂是板磚運動的開幕式。此次板磚運動的中堅力量是本土民主前線。據維基百科的介紹，該組織於2015年1月成立，是由2014年雨傘運動中反對泛民派和學聯的一幫人組成，多為90後。他們剛成立便發起了反水客的「光復屯門」行動，看到有人像大陸水貨客，便量其行李尺寸，翻包檢查，並高喊「滾回大陸」、「大陸人喝中國奶」、「取消一簽多行」等口號。巧合的是，香港特區政府去年便向中央政府申請，將深圳的「一簽多行」改為「一周一行」，獲公安部批准。或許在這些人看來，更為「勇武」的他們比雨傘運動中只會靜坐的書生更有用。從語言暴力到身體暴力只有一步之遙，此次本土民主前線板磚飛舞、鐵條猛摑便是明證。雨傘是和平抵抗的象徵，板磚則是暴力攻擊的工具，他們已無法回頭，也不想回頭，哪怕會撞破頭。可能有人覺得，在場的示威者只是出於義憤，但當警察倒地之後仍被群毆，那就不再是義憤，而是泄憤了。同樣，警察手持警棍追打手無寸鐵的示威者，打到仆街，同樣是泄憤。有些大陸人不明白香港人為什麼在英治期間不要求普選總督，非得在回歸之後添亂要普選特首。有這種想法是因為沒有看到香港人的變化，香港是個移民城市，起初只是外人謀生拼搏的地方，很多時候只是中轉站，不會有強烈的香港認同，但年輕一代不一樣了，他們土生土長，也準備紮根於此，他們不再像長輩那樣只想著生存、發家，而是想要更舒適、更有尊嚴的生活。雨傘運動的失敗，讓香港部分年輕人的政治訴求從自治轉向獨立，行為方式則從主張和平轉為傾向暴力，信奉非暴力不合作、追求民主中國的那批人，風頭已不敵本土激進派，很快被邊緣化。看這些人反水客時的表現，和大陸年輕人參與反日保釣和抵制家樂福的遊行很像，同樣的幼稚，同樣的暴力，同樣的排外，只不過指向不同，一個是民族主義，一個是本土運動，但都是在尋找一個發泄口，一個替罪羊。他們拿出消滅魔鬼的架勢，但殊不知，那一刻，他們自己的內心已經住進了一個魔鬼。相像的另一點，是決策者更為強硬。警方和小販、示威者原可相安無事，只要再多等個把小時，夜市便會自行歇業，但警方卻突然開始清場。事後，梁振英直指那些示威者是「暴徒」。梁振英「書記」也早就嘗到強硬的甜頭，他可以像今年的春晚導演一樣，給自己前兩年的表現打一百分。在他手中，一國兩制正漸漸變成一國一制，基本法也很難再成為港人的保護傘。雙方的心漸行漸遠，雙方的臉越貼越近，那串魚蛋，也就成為一個導火索。槍聲響起，是遲早的事。沒人喪生，已是萬幸。但下次還有沒有這樣的幸運，香港會不會陷入惡性循環當中，還要看官方和民間有沒有自我反思，而不只是相互譴責。高壓下的香港如何尋到一條出路，終究要靠港人自己去探索，這需要耐心，但不管怎樣，暴力和專政都應排除在外。韓青，公益人，評論人。佛有三個不能，不能改定業，不能化無緣，不能度盡眾生。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