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金一代:中國富二代的海外生活 | 譯讀紐約客
黃金一代:中國富二代的海外生活
本文原載於The New Yorker編譯/田陽 &橙子 & 曾少 & eve
譯讀:T-Read | 譯讀紐約客:TreadNY
編者按:凡說起揮金如土,行為刺眼的「富二代」階級,往往會引起一種複雜的情緒反應——潛意識裡的羨慕,表現出的不屑,最終甚至化為某種敵意。溫哥華是著名富二代聚集地(因為富一代們出於「各種原因」遷徙到這裡...),本文的主角也正是他們。不妨看看這些坐在豪車裡奢侈品鋪身的富二代的真實生活吧,不知他們的生活是否真和我們想像得一樣。這是我們「譯讀紐約客」的第二篇譯文,歡迎同好關注小號譯讀紐約客(微信號:TreadNY)。
在十一月一個乾冷的周日早晨,Weymi Cho開著她新買的紅色真皮內飾的白色瑪莎拉蒂GT跑車來溫哥華市區接我。前一天晚上她只睡了兩個小時,因為她的公寓里新裝了一台卡拉OK機,她和朋友們縱情歡唱,豪飲凱歌香檳。她的公寓可遍覽溫哥華海港美景,價值400萬美金。Weymi Cho今年20歲,身量纖細,擁有一雙大眼睛和瀑布似的及腰長發,穿著一件Dior的絲質上衣。她看上去很矜持,帶著些許的貴族氣質。剛過十點,我們驅車去Holt Renfrew購物。
Holt Renfrew相當於美國的巴尼斯百貨,Weymi知道這裡面商品有限,但這依然是她周末經常出沒的地方。「這裡不能跟拉斯維加斯相比,在那裡我們有更好的選擇。」Weymi邊開車邊對我解釋道。她的英語帶著細微但足以察覺到的口音,當我轉用普通話跟她交談,她明顯放鬆了很多。她總是提到各種歐洲品牌,似乎把它們當成了一種貨幣,可以衡量其他東西的價格。她說,「一個保姆一個月的工資可以買一雙Roger Vivier緞面舞鞋,」她外宿一晚的費用就相當於花掉了半個愛馬仕鉑金包。在去年三月的生日宴上,Weymi不到一小時就花了四千美金左右購買酒水,比兩個芬迪手提包還要貴。
在商場里,Weymi注意到以前在時裝學院的一個同學,她現在在做櫃檯小姐。她的同學對我們談起中國顧客的態度:「他們把這裡當成超市。一件三千美元的外套對他們來說就像一盒牛奶一樣。」另一個櫃姐加入到談話中,並嘆息說這樣的肆意揮霍讓奢侈品變成了大街貨。Weymi同意這樣的說法,她舉例道:「我現在都沒法直視香奈兒的包了。每個中國遊客,包括他們的七大姑八大姨,都有一個香奈兒boy系列的背包。」
Weymi十四歲搬到溫哥華,進入寄宿學校學習。她生長在台灣,父母都來自大陸,在台經營一家成功的半導體公司。在台灣時她和妹妹就讀於國際學校,這為她們出國學習做好了準備。暑假期間,她還經常到美國和澳洲旅行。Weymi說:「我爸爸希望我們說好英語。他一直都打算把我們送到西方國家。「把孩子送到西方國家是中國很多新貴的普遍想法。在過去十年里,他們湧入紐約、倫敦、洛杉磯等大城市,搶購房產,引起了人們對階級不平等和財富外流的焦慮。中國富豪在公眾想像里形成了刻板印象,此前90年代的俄羅斯富豪曾佔據這一形象,更早期人們關於富豪的印象則來自海灣國家。溫哥華坐落在太平洋沿岸,位置優越,氣候宜人,生活節奏較慢,因此這裡便有了扎堆的中國人。中國新崛起的百萬富翁們將溫哥華視為天堂,他們不僅在這裡存放他們的財產,並且越來越熱衷於將子女送到這裡來接受教育,學習經商,開展社交。
在中國,富豪的孩子們被稱為「富二代」,在貧困依然普遍,並以勤儉節約為良俗的中國,富二代們的奢侈變得臭名昭著。去年,中國首富王健林之子王思聰在網上曬他的寵物狗,狗的兩隻前爪上都戴著金色的蘋果手錶。在論壇上,網友們指責富二代們「炫耀不勞而獲的東西」,並稱「他們荒唐的顯擺是對中國社會職業道德的毒害」。習近平主席已經指出,有必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人士特別是年輕一代致富思源,富而思進」。最近,中國政府為70多個億萬富翁子女開了速成班,讓他們學習中國傳統價值觀,培養社會責任感。
一直以來,富二代話題持續吸引著人們。近年來,中國一些最受歡迎的電視劇,如《百萬新娘之愛無悔》和《冰與火的青春》,就有圍繞富二代展開的情節,描述他們的愛情生活如何鞏固或危及到家族財富。溫哥華也有一個富二代真人秀,《公主我最大》,Weymi是這個節目的主角之一。
該真人秀用普通話和英語製作,在線播出,受到全球華人的關注。它剪輯混亂,又節奏緊湊地呈現了6名年輕女孩奢侈又引人側目的生活。這些女孩瘋狂花錢來證明自己的身份,卻假裝對其他人的炫耀不屑一顧。第一季結尾,一名女孩被指控犯有可怕的罪行:她企圖用假的愛馬仕包包和非設計師品牌服裝來矇混過關。第二季在洛杉磯取景,其中兩名女孩正在尋找豪宅。
人們對新富群體存有敵意的情況並不僅僅發生在中國,但是中國的情況很獨特。由於共產黨的系列政策,幾乎所有的富豪都是白手起家,沒有可以模仿的舊式貴族,也沒有怎樣花錢的模板。我採訪了一些《公主我最大》的嘉賓,詢問她們如何看待別人對她們的嫉妒和譴責。「在這個節目的論壇里,人們總是說,『她們為什麼要那樣炫富?』」,Weymi聳聳肩:「我不認為我在炫富。我只是在過我的生活。」
購物之後,Weymi帶我一同前往錄製《公主我最大》第二季的最終集,一家高檔泰式餐廳已經清場,準備作為這集的錄製場所。我們到的很早,我和節目製作人李冠揚聊了一會兒。李冠揚是出生在溫哥華的香港人,有豐富的廣播網路工作經驗。他告訴我他對這檔節目的設想是「名流生活方式集中展。」他的創意來自於他從小最喜歡的節目「Lifestyles of the Rich and Famous」(富貴名流的生活)以及美國的嬌妻系列(Real Housewives)真人秀。他想結合兩檔節目的風格。他說:「我就在想,如果我對這些女孩們過的奢華生活有興趣,那加拿大、美國和亞洲的觀眾也同樣會感興趣。」
為這一節目選角很簡單。李冠揚告訴我,他拍了一段宣傳視頻,視頻里一個朋友的朋友展示了一堆收藏的包,並開著蘭博基尼兜了一圈。經過一家當地媒體轉播後,視頻像病毒一樣擴散開來。要求面試的人紛至沓來。「『富二代』的話題找准了時機。每個人都很好奇,都有自己的想法要表達。」
節目的其他成員也陸續來到了餐館。這簡直像是一場Helmut Lang(女性高級成衣品牌)、Alexander McQueen和玫瑰金iPhone的大展覽。23歲的Diana在UBC(英屬哥倫比亞大學)主修經濟學和亞洲研究專業,曾在日本、韓國、菲律賓和香港等多地居住生活。她的朋友Chelsea,作為節目中唯一一個已經結婚的女性,她最近剛生了自己的第一個小孩,但她看起來非常苗條,穿著一件裝飾著精巧羽毛的粉色娃娃裙,配上她恨天高的Gucci高跟鞋,讓她看上去像一隻顫顫巍巍的小鴕鳥。Ray,UBC金融學的學生,帶來了她的男朋友,也是一個富二代。最後還有26歲的Pam,她是裡面年紀最大的成員,看上去也最沉穩。在女生們等待錄製開始的間隙,他們以一種法官般的細緻審視彼此的外套和配飾,她們對待彼此既熱情友好又暗藏競爭,彷彿這種持續消費的生活方式在她們之間培養出了某種親密。
在這集里,李冠揚將出鏡,主持一場圓桌討論,討論女孩們在這一季里的經歷。關於是否要弄一張真的圓桌,引起了女孩們的爭論。Chelsea擔心桌子會遮住衣服:「(坐著錄)我們就只穿睡衣好了。」但是李冠揚和她的意見相反。他支持似地點點頭,勸慰道:「我知道你追求什麼樣的美感,但是我們有六雙腿,在鏡頭裡看起來太亂了。」
大家以香檳乾杯,拉開了最終集的篇章。李冠揚先問了一些簡單的問題暖場。「用很少的預算生活一天的體驗如何?」(不太好。)「在洛杉磯找房子的經歷怎麼樣?」(有幾棟不錯的大廈,但是地理位置不好。)李冠揚還問姑娘們,和不門當戶對的人約會可能會有哪些問題。現場出現了一個短暫的停頓,然後Diana勇敢地說道:「很難的。我以前嘗試過但是,」她伸手撫了撫劉海,「感覺很奇怪,大家都覺得不自在。」
這是討論中不和諧的幾個時刻之一。但是鏡頭外的交流更能說明問題。在某一時刻,Diana突然向大家宣布:「我要整容。」她聽說最近韓國一項新發明的整形手術叫做3D硅膠整形。採用無創技術,用各種支架和其他設備,以修出符合亞洲審美觀推崇的橢圓臉型。
Weymi附和道:「上次我和爸媽還有我姐一起去韓國時,我想要整形,但是爸媽不同意。」
「這是高科技的東西。」Diana漫不經心地說,「而且效果非常自然。8個月就能恢復好。」
當我問她為什麼年紀輕輕就要受這種苦,Diana用一種困惑的,近乎憐憫的態度看著我,說:「當然是為了有一張更美的臉。」
中國大約三分之一的財富掌握在百分之一的人手裡。中國的窮人仍過著發展中國家的生活,但一份最近的報道卻顯示,中國資產超過十億美金的富翁數量已經超過了美國。美國西北大學政治學教授Jeffrey Winters告訴我:「中國正經歷著人類歷史上最快的幾次財富分化之一。」Winters是《寡頭集團》(Oligarchy)一書的作者,他指出在極少國家,極端的財富分化在共產主義改革中被消滅,隨後又重新出現。中國就是其中幾個國家之一,而另一個顯著的例子是俄羅斯。與俄羅斯一樣,中國新貴階層驟然崛起,意味著他們不了解過去那些世襲權貴低調守財的方法。Winters說:「可能年齡或者文化環境不一樣了,過去的富豪從長期的經驗里知道,讓自己財富的信息不為外界所知,比大張旗鼓更加安全。」但是新富豪們,就像凡勃侖的理論里所說的那樣,喜歡通過炫耀性消費來宣揚自己的地位。」
一份由中國銀行和胡潤聯合發布的報告顯示,六成的中國富人已經移民國外,或正在考慮移民國外(「富人」指資產在1000萬人民幣,也就是150萬美元以上的高凈值人群,這在中國是相當大的財富,但也不算高的離譜)。當前中國人每年流向海外的資產高達約4500億美元,大部分流入了房地產市場。美國全國地產經紀商協會表示,中國客戶已經成為美國住宅地產市場上最大的海外資金來源。
中國富人開始著眼海外有諸多原因:有的擔心污染,有的想讓後代接受更好的教育。鍾學光(音譯)是斯坦福大學一名社會學教授,在中國讀的本科,他告訴我,「在中國,爭奪學校的競爭很殘酷。好學校的招生名額有限,有時候你再有錢,也擠不進去。」當然,大部分富人移民最根本的原因是錢放在中國不安全:不僅僅因為中國經濟增速放緩,股市動蕩,引人擔憂;在中國,要想在商業上大幹一番,必須和政府官員搞好關係,有時要買通他們獲得支持,而很多官員又會在政治對手發起的反腐運動中落馬。
約翰·奧斯博格(John Osburg)是一名人類學專家,常年在成都研究一些成功的商人,他告訴我,「中國的商人總是擔驚受怕,如果依附的官員在反腐運動中被打倒,自己也會受到牽連,資產會被沒收。而且,如果競爭對手在政府里有更硬的後台,他們可能會利用這層關係打壓自己的生意。」在他認識的富人里,就有人認為上福布斯年度中國富豪榜是噩夢:「若一個人剛嶄露頭角一兩年,就連續幾年出現在榜單上,他會突然變成犯罪調查的對象,或者因為什麼腐敗醜聞被打倒。」
Weymi說這樣的焦慮感在溫哥華無處不在:「我有些上海的親戚是官員。當然,都是廉潔的官員。他們告訴我自己身邊的朋友很害怕最近的這次反腐運動。在中國,這不僅僅關於你的所作所為,更重要的是你圈子裡的人是誰。」
中國的富人大規模海外移民,這在歷史上還是第一次。幾千年以來,中國的統治階級一直是孤立主義者,並以此為傲。在哥倫比亞大學研究精英的社會學教授薩默斯·卡恩(Shamus Khan)告訴我:「人們現在稱中國為新興經濟體,但其實在1810年之前的兩千年里,中國一直是世界經濟強國。此前,中國的精英階層對外國人的態度十分保守,甚至有些勢利,他們認為歐洲的精英是落後的,想從中國獲取文化。」西方人歷經險途,從中央王國(Middle Kingdom,指中國)獲得富有價值的商品,瓷器、茶葉、絲綢等,這一王國自視為世界的中心。
到了19世紀,中國才意識到西方已經走在了前面,特別是軍事科技領域。英國因不滿對華貿易逆差發動鴉片戰爭,中央王國不幸慘敗,這導致了王朝的隕落。「中國第一次接觸全球化就徹底崩潰,至今仍未完全擺脫陰影。」 卡恩說,「新一代中國精英的崛起是中國與全球化的第二次碰撞,有趣的是,有些形勢已經扭轉。」
拍攝結束後,大家去了一個派對,一直玩到凌晨。Ray和男友指著一個男人,說他人脈極廣。他有一輛阿斯頓·馬丁跑車——這本身沒什麼了不起的,因為Ray和男友都打算買一輛。不過這輛是按詹姆斯·邦德最新電影里那輛車造出的限量版,在不列顛哥倫比亞省唯此一輛。
他就是黃世惠,50歲、一頭濃密的銀髮、很健談。我做了自我介紹,他馬上和我拍了張自拍傳到Instagram上——這好像是他慣用的打招呼方式。後來他給我看了自己的三張名片,第一張是「有機環保有限公司創始人兼首席執行官」,一家做堆肥的公司,也是真人秀的贊助商;第二張寫著「中華小姐溫哥華決賽評委」;第三張是「加拿大商盈移民理財有限公司總裁」,他在10年前創立這家公司,專門為移居國外的中國人提供移民、投資和同化的建議。對想要在溫哥華紮根的富二代而言,他是萬能錦囊,也是非官方大使。
黃世惠說,移居到溫哥華的中國人總數龐大,遠超出商盈可以接待的顧客數量,他說「中國人買房產毫不猶豫,溫哥華的房價相比於紐約、洛杉磯、香港或者日本要低得多,在這裡買房子是經濟的選擇。而且這些人有的是錢,他們想多樣化投資,把錢放在安全的國家。」
我問他他的客戶是不是中國最富有的前1%。他告訴我,「我不會說是前1%,更可能是1%-2%之間。」他的客戶大部分發跡於二三線的製造業城市,而中國最富有的人往往來自北上深。「金字塔頂端的富人有政治靠山或者關係,沒必要來海外投資。」
幾天之後,黃世惠帶我到溫哥華市中心一家新開的中國餐廳吃晚飯。停車場里滿是賓利和路虎攬勝,濱水景觀造價不菲,北京烤鴨標價88美元,種種細節讓我大概了解了這裡的老主顧們的財力。芳香的香菇湯從精緻小巧的陶瓷罐中倒出,他向我詳細闡述了當年那些決定在加拿大紮根的中國家庭:一開始只是臨時安排,「他們剛來的時候,頭一兩個月就想回去。新世界太無趣。」 通常到了一年半的時候會有轉機,「一般是孩子畢業了,說,『我愛加拿大,這裡是天堂,我不想回去了。』」
餐廳的老闆胡妍(音)到我們桌前和黃世惠打招呼,她大約45歲,雙頰飽經風霜,看起來很乾練,她之前在西安經營著一家成功的餐廳,兩年前來到溫哥華。我問她為什麼決定離開中國,她微笑著搖了搖頭:「我老公來溫哥華度假,被兄弟拽去看了幾套房子,再後來,我們就簽了這裡的購房契約。」房子售價不菲,但胡妍說她並沒有對溫哥華產生感情,就是買份保險,預防中國經濟動蕩而已。
胡妍說她留下來的動力來自11歲的兒子,他現在在洛杉磯參加青少年高爾夫錦標賽,為了兒子,她在計劃著逐步東遷。胡妍驕傲地說,她打算把餐廳開到洛杉磯、拉斯維加斯、甚至是紐約去。我問為什麼去紐約,她一臉驚訝地看著我:「當然是為了兒子了。最好的大學都在美國東北部,有一天他也會生活在那裡。」
胡妍是典型的中國首批企業家。他們在中國市場經濟轉型中積累了大量的財富,有能力讓孩子在全新的優越環境中成長,又因為一孩政策對子女有極高的期望值。而且,貧困落後的記憶深深紮根在這一代人的心裡。我記得Ray曾告訴我:「小時候父母越窮,長大以後就越想為自己的子女提供更好的環境。」 讓孩子接受西方教育,既是為了社會地位,也是出於實際考慮。黃世惠還發現,他的客戶不是中國最富有、人脈最廣的人,所以他們希望自己的孩子能接觸到自己無法獲得的文化和政治資源。中國富二代討論熱潮的背後,是人們意識到,這個國家未來的精英即將成年。
在溫哥華的時候,我遇到了甄瑞謙,他是一名城市規劃者,就當地房地產市場做過大量研究。我們駕車去西點格雷(West Point Grey),這是房價最高的的地區之一,可俯瞰水灣。(一般最搶手的房地產都在西部臨海地區,因為國際投資湧入,很多常住居民搬到了內陸。)一個明媚涼爽的下午,我們駕車經過一個個綠樹成蔭的街區,路上除了路面養護車之外,沒有別的車。安迪說:「有點感覺在電影現場。」我們經過宮殿似的濱水別墅,法式窗戶兩側有科林斯式柱子,頂部是都鐸式風格的屋頂,與古代歐式建築如出一轍。安迪指著大門前的獅子雕塑說:「你看,房主鐵定是中國人。」
甄瑞謙出生在溫哥華,其家族在加拿大生活了近一個世紀,他曾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學習城市規劃,在知名建築師譚秉榮(溫哥華本地人,祖輩最早是香港人)的事務所工作,密切關注樓市繁榮的影響。在最近的一次研究中,甄瑞謙發現,在三個西部高檔小區里,七成的獨戶住宅都賣給了中國人。房子均價305萬美元,其中27%的買主自稱是家庭主婦或學生。甄瑞謙稱之為「宇航員式」的家庭:購房者通常是丈夫,在亞洲工作、生活,掙錢快,將家庭成員安頓在加拿大,以便把錢轉移到社會和政治都比較穩定的地區。甄瑞謙自創了一個詞:「對沖城市」,指溫哥華這樣的城市,在這裡投資可以對沖國內經濟不穩定的風險。
在過去的6年里,溫哥華一套獨戶住宅的價格上漲了65%,均價高達190萬美元。而與此同時,家庭收入中位數幾乎沒有變化。當地居民注意到了懸殊的差距。去年一位憤怒的29歲女性在推特上發布了一張自拍照,並用# 附上一個標籤: 「拿不出100萬」(#don』t have 1 million)。 數百個溫哥華居民紛紛效仿。
大不列顛哥倫比亞立法委員會中來自溫哥華灰岬區的代表大衛·艾比(David Eby)表示,近期他與當地居民委員會進行過交流。所有的話題都是關於來自中國大陸的財富。很多本地人對此非常焦慮,因為那些有錢人似乎只對購買房產感興趣,但是根本不對社區做出貢獻,甚至不願融入其中。」
重壓之下,溫哥華市長羅品信(Gregor Robertson)提議徵收豪宅稅和樓市投機稅。他提議對閑置房屋征更高的稅,並呼籲 「大力追蹤」國外投資和空屋屋主。但是這些措施真正落地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伴隨著房價上漲,加拿大本地人也發現住房已經能讓他們自己的資產升值。每當有政策涉及到抑制房價,有可能讓一些人的資產貶值時,甚至包括總理賈斯汀·杜魯多在內的許多聯邦政府官員都會提出警告。而且國外富人在加拿大買房意味著更多的稅收,艾比表示:「國家離不開這些稅收」。
我曾和譚秉榮討論過這些變化。房市的繁榮對建築行業的從業者來說當然是好事。 但是剛剛70歲出頭的他已經對家鄉發生的變化困惑不已。他說:「我事業的成功是大家公認的,但是我現在發現溫哥華房產給我帶來的收益已經超過了我努力工作一生所創造的財富。這種情況值得讓我們警醒。」
譚秉榮擔心,消費已經取代了生產製造業,成為溫哥華最主要的增長來源。他表示「這座城市已經變成了一個旅館」。不僅僅是加拿大,美國等很多國家都開始通過授予居留權來換取投資,譚秉榮將其稱為「出售公民身份」並極力反對此種行為。他 無奈地表示:「我認為所有的國家都應該反對這種行為,為這種辦法無法吸引最優秀的公民,他們不會在母國投資,毫無歸屬感,這裡對他們來說也就是個普通的地方。」
通常大家都覺得這些富二代一直在準備繼承父業,事實上並不全是如此。真人秀的另一個女孩告訴我:「我父親並不希望我將他辛辛苦苦打拚起來的公司毀於一旦,他說,如果你能力不夠,不如將它交給有能力的人來做,而讓我去找一份穩定的工作。」這些父母通常會給他們的孩子提供一筆啟動資金,測試他們的商業頭腦。Weymi的父母承諾給她50萬美元,讓她籌辦一本講奢侈生活的雙語雜誌,雜誌僅為高檔商店免費提供,以凸顯尊貴感。Weymi表示:「我根本不指望靠奢望這本雜誌賺錢,但是我所有的朋友都覺得這個事業很適合我。」 Ray還未畢業的男友從父母那拿了一筆豐厚的資金,計劃在溫哥華市區開一家迴轉壽司店。他說:「我打算將菜單做到iPad上,並且顧客的點餐操作會包含一定的遊戲元素。」
Pam是真人秀嘉賓中唯一有工作的女孩 ——她能愉快地從每周70個小時的工作中擠出三場秀的時間。她也是真人秀的助理製片人,在她叔叔的一家在溫哥華的拍賣場工作,同時還有她自己的模特公司。某天早晨,她剛結束模特公司的工作,我陪她去拍賣場上班,我們在一處臨時搭建的秀台見面。Pam明顯很享受這種跳躍式的生活。她笑著說道:「朝九晚五的生活?別這樣,也太無聊了,你都沒辦法認識新的人。我最大的缺陷在於根本不想做完那些無聊的工作。」她說自己「虎頭蛇尾」。
相比於其他人,Pam總是非同一般的精力充沛。她的言語中混雜著英語俚語和中文諺語,用兩種不同的方式表達了同一種思想。Pam十五歲就獨自從哈爾濱來到溫哥華讀中學,她一直自己租房住。她告訴我:「如果我還留在中國,我可能會變得嬌生慣養。正是因為遠離他們,讓我對他們的犧牲更加尊敬。」Pam回憶起大學時期的一件小事,當時她正在等待一筆1.5萬美金的匯款。幾天後,她打電話給她母親詢問此事,母親告訴她銀行那邊結算出了一點小問題。但是沒過多久,她就從一位親戚那兒了解到,她母親已經瀕臨破產。「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我母親有多不想讓自己的焦慮影響我,同時也讓我對自己之前的一無所知感到震驚。」
我們開進一條商業街,把車停在一個寫著 「完美溫哥華拍賣公司」(Vanderful Auction INC,名字結合了完美「wonderful」和 溫哥華 「Vancouver」的雙重意思)的標語前。 Pam領我進入了一間擺滿油墨山水畫、瓷馬雕像器和精雕黃檀木茶桌的展覽室。她是拍賣公司的市場經理,也是唯一一個會英語的人,所以她花了兩個月時間將中文拍賣目錄冊翻譯成英文。在瀏覽展廳的過程中,Pam指著玻璃櫃中一段彎曲的竹板,告訴我那是用來給書法家休息手臂的。她低聲問道「你怎麼叫它?」 接著又極為不好意思地說她實在沒法在英語中找到合適的詞語,最後只好用「Elbow Lifter(歇手肘的)」。Pam感嘆到:「翻譯這事兒,遠比人們想像的要難,因為有時候英語里並沒有對應的辭彙。」
我經常在溫哥華聽到這種感慨,似乎令人艷羨的出國機會反而讓他們感覺有點錯位。當我們停在一個精緻的清代衣櫃前,我問Pam是否想過去中國工作。她思考著這個問題時,手指撫過衣櫃前門板上雕著的鳳凰。
Pam緩緩說道:「問題是,我並不確定我是否還能適應那兒。我不像父母那樣了解中國的商業環境。西方人做起生意來都是直截了當的。但是當你在中國談生意時,你不會直接表達真實的想法,而是一點點透露。在中國我覺得我被當成一個小孩子,有時候甚至覺得我像一個外國人一樣。Pam和她的很多朋友都在十幾歲的年紀移民國外,他們生活在兩種文化之間。有時,他們很難搞懂加拿大人,甚至西方人的想法。他們的父輩希望他們在國外積累的文化資本,也沒有那麼容易獲得。但是遠離中國生活了這麼多年,他們經歷的那些眼花繚亂的文化衝擊讓他們在回到中國時,也無法融入。
有一天,Weymi和我一起共進晚餐,那天她的穿著竟一反常態地隨意——一件及膝羊毛衫,低調的平底鞋,也沒有化妝,我們用餐的地點也選在了列治文市一家叫小四川的中國小餐館。和皇后區的法拉盛不同,列治文到處都是出生在加拿大的中國人。Weymi開車時,我問她是不是喜歡溫哥華勝過中國,她說是的。緊接著她控制方向盤轉了個彎然後緩緩說道:「你看,在這裡當我想轉彎時,我打開轉向燈就行了。這本應該是全世界通用的準則。但是當我第一次在中國開車時,我打開轉向燈,人們非但不減速,反而一擁而上紛紛走在我面前,我真的太生氣了。有過幾次這樣的經歷之後,我也和當地人一樣,不打轉向燈,想轉彎就直接轉了。我也不想這樣,只是別無選擇。」
「小四川」 實際上並不像它名字說的那樣小。在那裡吃飯的基本上都是中國人。在我們進門之後,Weymi對著一桌喧鬧的年輕人招手。她不經意地說道:「在這個小鎮上,幾乎所有的人都相互認識。」在我們點單後,她滑著自己的手機屏幕問我:「你想看我和賈斯汀·杜魯多的合影嗎?當時他還不是總理呢,我就問他要過合影了。我挺喜歡他的,事實上,我對大多數的加拿大政客都挺有好感。」但是她又表示,西方對毒品和死刑等問題太寬容了。(中國每年要處死一千多人,比任何國家都要多。)
吃飯的過程中,我們開始討論不平等,講到各自在加拿大和中國看到的不平等的程度。Weymi問我:「你去過東哈斯汀嗎?」 那是溫哥華的一個貧困街區,周邊是時尚的酒吧和上百萬美元的豪宅。「在那你最能體驗到不平等,但事實上那裡大部分人的生活都挺不錯的。嗯,至少比中國的要好。」
她回憶起她有一次在上海誤入棚戶區,看見了那些進城務工的農民工。她緊接著又談到雲南省的農村地區,那裡是她母親的故鄉。
Weymi說:「當我還是孩子的時候,母親總是會和我講故事,告訴我她們過去多麼貧窮。那種貧窮讓你對你的餘生絕望。」她和外婆和姨媽靠給人洗衣服謀生。
「我母親不想和她的媽媽及姐姐一樣,對村裡日子稍微過得好一些的人說三道四,」Weymi放下她的筷子說:「典型鄉下人的粗鄙,但如果她待在那裡,她也會變成那個樣子。」
她搖搖頭,深吸了一口氣說道:「那種生活,你能想像么?」
原文地址:http://www.newyorker.com/magazine/2016/02/22/chinas-rich-kids-head-west本文由譯讀團隊的志願者編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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