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六朝隱逸現象及隱逸詩

試論六朝隱逸現象及隱逸詩

[摘要] 六朝隱逸詩是在現實動蕩的政治背景下，受當時社會普遍的隱逸風氣所影響，以魏晉玄學為思想基礎，繼承先秦兩漢以來的隱逸詩傳統而產生的。六朝隱逸表現出三種類型：身隱、朝隱和心隱；隱逸詩創作實現了由「招還」隱士到「招尋」隱士的轉變。六朝隱逸文化對後世產生深遠影響，其思想體現出中國古代知識分子的回歸意識。

[關鍵詞] 六朝 隱逸 隱逸詩

目 錄

引言…………………………………………………………………………3-4

1.隱士、高士、逸民及處士

2.隱逸詩的界定

3.隱逸詩研究之現狀

4.論文寫作動機及所要解決的問題

一．隱逸的來源與六朝隱逸現象………………………………4-6

1． 先秦的隱逸情況

2． 兩漢的隱士

3． 魏晉六朝的隱逸風氣與現象

4． 六朝隱逸現象產生的原因

二．隱逸詩的產生與六朝隱逸詩創作………………………6-10

1． 楚辭中的隱逸意識與隱逸詩

2． 漢魏六朝的「招隱詩」的藝術內容及其演變

3． 隱逸詩作者與隱士之身份比較與思考

三． 六朝隱逸詩所表現的隱逸類型及其發展……………10-13

1． 隱逸詩表現的三種類型：

身隱

朝隱

心隱

2．陶淵明：隱逸詩人之宗

四．六朝隱逸詩的影響 ………………………………………13-14

1．隱逸詩與其它詩歌類別的關係

2．六朝後隱逸詩的發展情況

3．隱逸、隱逸詩的精神旨向及啟示

結論………………………………………………………………14-15

引言

隱逸行為上古已有之，自伯夷叔齊不食周粟，採薇首陽以來，流風餘韻歷代不絕，成為文化史上的獨特景觀。《後漢書·岑彭傳》云：「招聘隱逸，與參政事。」[1]《晉書》設《隱逸傳》，隱逸這一名詞遂被廣泛使用，成為隱居之人的通稱。何謂「隱逸」？隱者，隱蔽之意。「士不見於世，所以稱隱士。」[2]隱士首先是「士」，士而不仕者方為隱士。中國古代知識分子的出路無非有兩條，出仕抑或隱逸。自春秋戰國時代起，就已經約定俗成，學而優則仕，書中自有千鍾黍。知識分子十載寒窗苦讀，目的就是為了出仕做官，出人頭地。一旦成為士階層的一分子而不去做官，或者是已經做官而歸隱者，都是隱士。

1.隱士、高士、逸民及處士：

「隱士」一詞可謂歷史久遠。《莊子·繕性》道：「隱，故不自隱。古之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發也，時命大謬也」[3]，應是見諸典籍的最早記載。此外，《荀子·正論》云：「天下無隱士，無遺善，同焉者是也。」[4]《史記·魏公子列傳》載：「魏有隱士曰侯贏，年七十，家貧，為大梁夷門監者。」[5]可見「隱士」之名在先秦時已經出現。漢初淮南小山作《招隱士》，則將「隱士」一詞帶入詩歌創作之中，以後的隱逸詩，特別是招隱詩，大都明確提到「隱士」，如晉張華、左思所作之招隱詩。隱逸作為中國社會的特產，在先秦時代即以一個相對完整的社會群體之面貌出現於歷史舞台。時人謂之「隱者」、「逸民」、「高士」、「處士」等，儘管稱法不一，但都集中體現了隱逸的內涵。

與「隱士」名稱相關的尚有「高士」、「處士」、「逸民」等。《史記·魯仲連傳》云：「吾聞魯仲連先生，齊國之高士也。」[6]高士是根據《易經》「不事王侯，高尚其事」[7]而定名的。《易經》註疏說：「不復以世事為心，不繫纍於職位，故不承事王侯，但自尊高慕，尚其清虛之事，故云高尚其事也。」[8]《史記·殷本紀》：「伊尹處士，湯使人聘迎之。」[9]《史記·信陵君傳》：「趙有處士毛公藏於博徒，薛公藏於賣漿家。」[10]荀子云：「古之所謂處士者，德盛者也，能靜者也，修正者也，知命者也，著是者也。」[11]這是處士的條件。《後漢書·劉寬傳》註：「處士，有道義而在家者。」[12]這是處士的定義。《論語》曰：「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13]又云：「舉逸民而天下之人歸心。」[14]顏師古注《漢唐律曆志》，曾為逸民試下一定義：「逸民，謂有德而隱處者也。」[15]

2.隱逸詩的界定

隱士的人生行為、思想、言行、詩文創作等等，構成隱逸文化。隱逸詩則是隱逸文化中極為重要的組成部分。早期隱逸詩以抒情感時為主，如伯夷叔齊的《採薇》、漢梁鴻的《五噫》等，魏晉之際則從抒情走向寫景，以山林田園描寫為甚。魏晉之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裡，文人借隱逸之名為自己求取功名，隱居山林成為社會風氣，隱逸詩多也描寫山水田園等自然景物。但是隱逸詩與純粹的山水田園詩不同，在隱逸詩中，山水只是一種精神載體，用來表達詩人高蹈遺世的精神旨向。從某種角度說，山水田園只是作為隱逸詩人的精神故鄉而出現在詩中，並不是隱逸詩所要表現的主要對象，這也是隱逸詩與山水田園詩相區別之處。因此，所謂隱逸詩，指的是以描寫隱逸生活為主要內容，以表達詩人逃離現實，回歸自然之精神旨向的詩歌。

3.隱逸詩研究現狀及本文寫作之緣起

研究隱士和隱逸文化，蔣星煜先生所著的《中國隱士與中國文化》無疑是一本重要著作。它從隱士的名稱、類型、經濟生活、隱士與詩歌的關係等方面入手，較為全面地探討了古代「隱士」的狀況。但是，蔣先生顯然對隱士持有敵視態度，對隱逸文化也持批判的態度。另外，張立偉先生的《歸去來兮——隱逸的文化透視》也是如此，雖然此書對隱逸不乏新見，但是仍未揭示出隱逸文化的內涵。而對於隱逸詩的研究，一直僅僅停留在「就事論事」的階段。人們往往是在研究山水田園詩、遊仙詩、玄言詩的同時，將隱逸詩作為比較部分而提及。如王玫老師的《六朝山水詩史》，在闡述山水詩與招隱詩的關係時才提及六朝招隱詩的一些情況。而木齋、張愛東、郭淑雲所著的《中國古代詩人的仕隱情結》，側重於從古代知識分子的仕與隱兩方面探討隱逸文化及隱逸詩的內涵。一些學術論文，則是針對某個特定朝代，如先秦、唐宋等的隱逸詩狀況，或是專門針對某個隱逸詩人，如陶淵明、王維等進行具體的討論。似乎還沒有專門論述隱逸詩的專著，也沒有相關的論文對隱逸詩的發展過程有整體性的研究。本文試圖從隱逸的來源和現象入手，對先秦以來的隱逸詩發展過程作初步的探討，通過論述六朝隱逸詩的創作、類型及對後代隱逸詩的影響，對六朝的隱逸詩作總體上的把握。

一．隱逸的來源與六朝隱逸現象

1．先秦的隱逸情況

《後漢書·逸民列傳》云：「易稱『遁之時義大矣哉。』又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是以堯稱則天，不屈潁陽之高；武盡美矣，終全孤竹之潔。自茲以降，風流彌繁，長往之軌未殊，而感致之數匪一。或隱居以求其志，或迴避以全其道，或靜己以鎮其躁，或去危以圖其安，或垢俗以動其概，或疵物以激其清。然觀其甘心畎畝之中，憔悴江海之上，豈必親魚鳥樂林草哉，亦云性分所至而已。」[16]這是對隱逸文化的一次總結和評述，其中提及的「不屈潁陽之高」、「終全孤竹之潔」即為堯舜和商周之際的許由及伯夷、叔齊等人。可見，「自從華夏民族有了文明社會，有了政治，有了從政的現象和意識起，」[17]隱逸現象就已經出現。而許由及伯夷、叔齊等人則成為隱逸的鼻祖。

傳說黃帝欲有巢氏繼任，有巢氏避居於樹，黃帝欲將帝位讓給許由，許由逃於潁水之陽，堯又召他為九州長，許由認為這話玷污了耳朵，於是到水邊洗耳。「洗耳」也就成為華夏民族最早的「歸隱情結」的一種別稱。

許由、巢父都只能說是傳說中的隱士，作為信史正載的歸隱者，當屬伯夷、叔齊。據《史記·伯夷列傳》記載：「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採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於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於首陽山。」[18]伯夷、叔齊，無疑成為中國隱逸文化的精神領袖，其所歌吟之辭，也就成為了中國「歸隱文學的先聲」[19]。

2．兩漢的隱士

由上古先秦時期到兩漢時期，隱逸從「少數人的行為，嬗變成為廣大士大夫階層的行為」。[20]正史中較早單獨為隱者作傳，當屬《後漢書》。《後漢書·逸民傳》記載了多位隱士逸民的有關歸隱的情況，《後漢書》注者則將抽象的隱逸道德，分屬於具體的歸隱人物，它們是「求志謂長沮、桀溺，全道若薛方詭對王莽也」，「謂逢萌之類也」，「四皓之類也」，「謂申徒狄、鮑焦之流也」，「梁鴻、嚴光之流」[22]等六類，此正可以看作《後漢書》對於此前隱逸者的隱逸動機和隱逸內涵的分類。

兩漢時期的隱逸行為，主要集中在戰亂的末世。其中，在西漢末期和東漢末期分別發生了兩次大規模的隱逸行為。《後漢書·逸民列傳》中介紹了西漢末年之後的狀況：「漢室中微，王莽篡位，士之蘊藉義憤甚矣。是時裂冠毀冕，相攜持而去之者，蓋不可勝數。揚雄曰：『鴻飛冥冥，弋者何篡焉。』言其違患之遠也。」[23]對於兩漢時期的隱逸史來說，這是一段重要的資料。它指出，西漢末年，由於「漢室中微，王莽篡位」，引起士大夫階層的極大憤慨「士之蘊藉義憤甚矣。」因此，遠離政治統治中心，歸隱山林，成為一時的時尚。到了光武帝劉秀建功立業的時候，隱逸者的地位空前高漲。能否徵求得隱士來從政，成為穩定大局的關鍵所在，也就是人們說的「舉逸民天下歸心。」隱逸者的政治地位空前高漲。嚴光當屬典型。據《後漢書》載：

嚴光字子陵，……少有高名，與光武同遊學。及光武即位，乃變名姓，隱身不見。……帝笑曰：「狂奴故態也。」車駕即日幸其館。光卧不起，帝即其卧所，撫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為理邪？」光又眠不應，良久，乃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

除為諫議大夫，不屈，乃耕於富春山，……年八十，終於家。[24]

嚴光由「乃變名姓，隱身不見」，到「狂奴故態」，投札口授，再到「車駕即日幸其館，光卧不起」，直到「因共偃卧，光以足加帝腹上」，帝終不能屈之。其中的緣由固然因為與光武帝當年「同遊學」的特殊關係，但更為重要的恐怕是當時「舉逸民天下歸心」的風氣所致。他的氣節也為歸隱者贏得崇高地位。

3．魏晉六朝的隱逸風氣與現象

到了魏晉時代，終於形成希企隱逸的風尚。隱逸成為當時最引人注目的社會文化現象之一，風氣之盛，可謂空前絕後。其時隱者隊伍特別龐大，據《晉書》、《宋書》、《南齊書》、《梁書》和《北史》中隱逸傳所載，隱士就有80多人。隱逸成為一種社會風尚，一種朝野、士庶普遍追求倚重的思想行為。「不事王侯，高尚其事」，為士人普遍的觀念；「示形神於天壤，則名教之外別有風猷」[25]，為時人之共識。「居官無官官之事，處事無事事之心」[26]，被視為名言。一大批士人，懷抱利器，自甘淡泊，隱居山林不出。朝廷又屢屢徵召，禮遇有加。宋武帝禮遇周續之，梁武帝禮遇陶弘景，都是隱逸風氣下君主禮遇隱士的佳話。「君主徵召隱士，虛懷以待，自然有『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的政治目的，但也表明了統治者對隱逸的肯定和推崇。」[27]在此風氣下，無論高門貴族，官僚富豪，還是寒門之士都有避世隱居的願望和要求。可以說，六朝士大夫文士們不管是身體力行、投身山林者，抑或只是心嚮往之，他們在思想上都標榜山林，希企隱逸。

4．六朝隱逸現象產生的原因

隱逸作為一種社會文化現象，從來就與社會、政治、哲學、文化思想發生密切聯繫。早在先秦，莊子就以時代先知先覺的睿智深刻指出：「古之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發也，時命大謬也。[28]《宋書·隱逸傳》曰：「天地閉，賢人隱。」《南史·隱逸傳》曰：「若道義內足，希微兩亡，藏景窮岩，蔽名愚谷，解桎梏於仁義，示形神於天壤，則名教之外別有風猷。」[29]隱逸的實質，乃緣於「時命大謬」，「天地閉」，「希微兩亡」。兩晉南北朝時期，社會動蕩，朝廷更迭頻繁，政治殺戮極其殘酷。文人士大夫因自覺不自覺地捲入政治鬥爭而死於非命者，屢見不鮮。當此之際，隱逸成了士大夫文人們全身而退的最佳途徑，也成為他們生命的理想歸宿。遍閱史傳，可以看到，在每個士人選擇隱逸的背後，始終籠罩著社會禍難的陰影。誠如夏統所言：「使統屬太平之時，當與元凱評議出處；遇濁代，念與屈生同污共泥；若污隆之間，自當耦耕沮溺，豈有辱身曲意於郡府之間乎！」[30]正因為社會黑暗，為免於禍難，故而隱居避世。

另一方面，魏晉玄學盛行，在玄學無為理論的引導下，士大夫文人們多高談玄理，不以世務嬰心。《晉書·裴頠傳》曰：「至王衍之徒，聲譽太盛，位高勢重，不以物務自嬰，遂相放效，風教陵遲，乃著崇有之論以釋其蔽。」[31]裴頠以拯救儒學頹勢自命，因此著《崇有論》以反對「貴無論」。至東晉南朝，佛教進一步傳播，並與玄學結合。「佛教對現實人生的否定，對出世的鼓吹，對彼岸世界的追求，終於與玄學『自然』、『無為』的理論有了極好的結合點，二者互相滲透融合而大行於世。」[32]在玄學佛教的影響下，士大夫階層崇玄禮佛，蔚然成風，使隱逸風氣更加熾盛。

魏晉士人隱逸的目的是為了保存自己，從入仕到隱逸是政治熱情的消退過程。對於深受儒家思想影響，意欲治國平天下的士人來講，這無疑是痛苦的選擇，有人對隱逸——在田園或山林中默默度過一生並不那麼甘心，於是再度出山，仕途不順，復歸園林。這種仕與隱的交替，反映了士人對政治難以割捨的情結，也反映了儒家理想人格與道家自然人格在士人心靈中的激烈碰撞。

二．隱逸詩的產生和六朝隱逸詩創作

1．楚辭中的隱逸意識與隱逸詩

就中國歷史發展的實際情形而言，先秦時期雖然也有伯夷叔齊作為隱逸文化的奠基，或者更早還有傳說中的許由巢父的洗耳潁水之濱，有批判孔子的長沮桀溺等隱士，有楚狂接輿對孔子的忠告；在哲學方面，有老子、莊子退避無為的道家學說等等；文學方面，有伯夷叔齊隱逸者的歌唱，但是，它們顯然是微弱的呼喊。只有到了戰國後期，隨著屈原《楚辭》的出現，隱逸文化才開始其光輝的里程，隱逸詩歌也才步入華夏文化的正軌。

屈原可以說是中國古代文人人生道路的第一個里程碑，他的「舉世皆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令後人為之傾倒，從而成為華夏民族文化中知識者特立獨行、清高操守的人格象徵。在他那裡，「先知先覺的人生操守，與他內心深處潛意識的遠逝自疏式的隱逸追求，與他強烈的美政思想構成了巨大的矛盾統一體。」[33]他把這一切的思想和行為，以一種具有創新意義的詩體給以高妙藝術的體現，這就是《楚辭》。

在屈原的內心深處，其實一直貫穿著入仕與歸隱的矛盾。是進還是退，始終是他的內心苦悶所在。「正是由於他的仕進從政的理想與物質權力慾望全然無關，所以他才會時時有隱逸自疏之想，而時代進取精神與他個人的人生遭際又使他不能放棄和退避，才有了最後的悲壯的殉身行為。」[34]大概也正是由於這一點上屈原與隱逸者遙遙呼應，在《離騷》中，他寫出了自我的這種矛盾心境：「悔相道之不察兮，延佇乎吾將反。回朕車以復路兮，及行迷之未遠。步余馬於蘭皋兮，馳椒丘且焉止息。進不入以離尤兮，退將復修吾初服。」[35]屈原設想一種獨善其身的道路，說自己既然「進不入以離尤兮」，既然自己的忠心耿耿不被理解，那就索性「退將復修吾初服」，也就是回到從政以前的狀態。但是，「屈原的本質精神是進取」，[36]所以，他的「退將復修吾初服」，也就不過是一句牢騷話，更確切地說，是他精神世界深處的彷徨。

在《涉江》中，屈原描繪了流放地漵浦的情景。此時的屈原，遠離政壇，孤獨遠處，不是自疏，而是被流放。《涉江》中描寫的凄涼、悲哀、蕭瑟、恐怖，成為以後劉安《招隱士》的先聲：「深林杳以冥冥兮，乃猿狖之所居。山峻高以避日兮，下幽晦以多雨。霰雪紛其無垠兮，雲霏霏其承宇。哀吾生之無樂兮，幽獨處乎山中。吾不能變心而從俗兮，固將愁苦而終窮。」[37]

漵浦之地，高山蔽日，深林猿啼，使詩人一到此地，便「迷不知吾所知」，在「深林杳以冥冥兮……雲霏霏其承宇」的描繪中，毫無疑問，我們可以聽到詩人內心深處的哀嘆，可以感受到詩人獨居此地的悲哀。但是，詩人不斷申述的，是不曾改變積極用世的初衷：「吾不能變心而從俗兮」，這與後來陶淵明等隱逸詩人的情趣大相徑庭。這正是中國隱逸文化的早期歷程。

從《離騷》、《涉江》發展到淮南小山的《招隱士》，隱逸詩歌的創作無疑又向前邁進了一步。《招隱士》是《楚辭》中的一篇，雖署名劉安，其實並非劉安本人所作，而是他所領導的文學集團——淮南小山所作。「無論劉安，還是劉安手下的這個文學集團，都不是隱士，甚至與歸隱情趣大相徑庭，他們對政治權利有著瘋狂的慾望。但是，大概也正是由於這種情況，才使他們創作了這篇《招隱士》，與隱逸者，或說是與隱逸文化、隱逸精神進行了對話。」[38]其中的「招」字有「招還」、「招歸」之意，意同《楚辭》中《招魂》的「招」，《大招》的「招」。《招隱士》一文，極力描寫了隱士所居之地的陰暗兇險，旨在說服他們回歸世俗，脫離山林：

桂樹叢生兮山之幽，偃蹇連蜷兮枝相繚。山氣巃嵷兮石嵯峨。溪谷嶄岩兮水曾波。猿狖群嘯兮虎豹嗥。攀援桂枝兮聊淹留。王孫游兮不歸，春草生兮萋萋。歲暮兮不自聊，蟪蛄鳴兮啾啾。坱兮軋，山曲岪，心淹留兮恫慌忽。罔兮沕，憭兮栗，虎豹穴，叢薄深林兮人上栗。嶔岑碕礒兮，碅磳磈硊，樹輪相糾兮林木茷骫。青莎雜樹兮薠草靃靡，白鹿麇麚兮或騰或倚。

此作直接承襲的是屈原和宋玉的風格，但它沒有《招魂》、《九辯》那樣的強烈感情，也缺乏對黑暗現實的深刻揭露。全詩基本上都在描寫隱居之地的陰森恐怖，而隱士居住其中卻無意返回世俗社會。所以在敘述了隱遁山林的苦況與險駭之後，詩人以局外人的立場，向王孫（隱士）發出走出山林，回歸世俗的請求「王孫兮歸來，山中兮不可以久留」。不難看出，在詩人的心目中，世俗生活要優越於隱遁山林，隱逸的價值取向與生活方式受到貶斥。這似乎也可以說明，在先秦兩漢時期，隱逸雖然作為士人的一種高雅的行為而受到尊重，但作為隱逸文化的反方，也仍有反歸隱的空間。「在魏晉之後，隨著隱逸地位的日益提高，士人可以在行為上汲汲奔走，在宣言上，卻難以出現直接的反歸隱。」[40]因此，《招隱士》成為後來許多文人的反其意而用之的原始典故。

與《招隱士》不同，東漢張衡的《歸田賦》則展示了一幅與現實官場相對立的田園山水風光。賦中的景物描寫不再陰森恐怖，而成為作者超塵脫俗自覺意識的說明。作者更進一步認為應該秉承老莊思想，回到自然中去。只是，現實生活中張衡並沒有真正歸隱，「歸田」是他假想的出路而已，賦中的自然景物成為他所追求的理想境界的表現，具備精神上的象徵意義。因此，《歸田賦》是對先秦兩漢以來隱逸意識的一次超越，它的出現，意味著人們自我意識的覺醒，也意味著隱逸地位的提高。

2．漢魏六朝的「招隱詩」的藝術內容及其演變

六朝的隱逸現象和隱逸詩的大量產生不是一個孤立的現象，它與先秦以來的隱逸傳統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在華夏文明的上古時代，不僅已經出現隱逸現象和隱逸意識，而且，這種現象和意識還有著極為崇高的地位。傳說中的堯、舜、禹之間的以賢者為帝的禪讓，奠定了隱逸者更為崇高的地位。

到了晉代，沉寂的招隱題材一時蔚為風氣。雖詩題為招隱，但內容與旨趣卻與前作大異其趣。朱熹的《招隱操》序中說：「淮南小山作招隱，極道山中窮苦之狀，以風切遁士之士使無暇心，其旨深矣。其後左太沖、陸士衡相繼有作，雖極清麗，顧乃自為隱遁之辭，遂與本題不合。」[41]在這裡，朱熹指出招隱由「風切遁士之士」轉為「自為隱遁之辭」的這種轉變與轉向。

左思、陸機之前，張華最先創作《招隱》詩，其詩一方面歌詠隱士保真守節的高潔情操，但更多流露出懷才不遇、陸沉於時的無奈和盛年難待、功業無成的苦楚。「詩中與其說是招隱，倒不如說是詩人的內心告白，內容基本上與『招』無涉，『遁世以保真』的自覺歸屬說明詩人對隱居生活的肯定和憧憬，從『循名掩不著，藏器待無期』不難看出其仕隱兩難時以隱待仕的期待與執著。」[42]而張載的《招隱》詩，一開始就將出處二途作了比較：「山林有悔吝，人間實多累」，接著又以「鵷雛」、「鸛鷺」的遭際喻仕途的險惡，對世俗作出明確的批判，並毅然選擇高蹈出塵的出路，「去來捐時俗，超然辭世偽。得意在丘中，安事愚與智」，高吟起歸去來、享受得意丘中的快慰。「張華《招隱》詩中的隱顯兩難到此一變為尚隱棄顯，張載自身所處的動蕩的時世和歸隱的行跡，與詩中表現的『捐時俗』、『辭世偽』竟如此契合。」[43]

左思與陸機的《招隱》詩，則是當時同類作品的典範和「革新者」。他們從詩文內部顛覆了招隱的本義，沒有「山林野獸驚駭萬狀的兇險，也與站在世俗立場讓隱士走出山居之意截然相反」，[44]反而變成「自為隱遁之辭」的舉身相投，實現由「招還」隱士到「招尋」隱士的逆轉。這種由「招還」到「去招」的內容變化是不言而喻的，一個是召喚隱者走出山澤，一個是主動投身隱居之地。請看左思《招隱詩》二首：

杖策招隱士，橫古今。岩穴無結構，中有鳴琴。白雪停陰岡，葩曜陽林。石泉漱瓊瑤，纖鱗或浮沉。非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何事待嘯歌，灌木自悲吟。秋菊兼餱糧，幽蘭間重襟。躊躇足力煩，聊欲投吾簪。

經始東山廬，果下自成榛。前有寒泉井，聊可瑩心神。峭蒨青蔥間，竹柏得其真。弱葉棲霜雪，飛榮流余津。爵服無常玩，好惡有屈伸。結綬生纏牽，彈冠去埃塵。惠連非吾屈，首陽非吾仁。相與觀所尚，逍遙撰良辰。[45]

前者先從杖策荒途、招尋隱士寫起，接著描寫走入山居的所見所聞，展現出清新幽雅的山居景色。詩末感嘆自己世務勞促，而有高蹈出塵之念。詩中山水形貌描寫比重明顯增加，沒有《招隱士》的幽深艱險，而有勝似絲竹嘯歌的山水清音，在此幽渺之境中詩人不覺興發投簪歸隱的熱望。正是由於自然之美，才使詩人完成了從尋隱到羨慕隱士既而產生隱逸念頭的意識轉變。「自然不再被看作是外在異己的世界，而是擺脫現實煩殆的快樂所在。」[46]《招隱》第二首則刻繪出自己東山的幽居生活，這也是向外尋訪隱逸的必然結果，是「投吾簪」願望的達成。詩中表現了詩人對出處隱顯的選擇，和去除仕途牽絆的決心。左思的《招隱詩》寫出尋隱到欣賞隱居林泉的山林之美，並從對山居的企羨進而滿足於退居山林後抱守樸素生活的愜意。

再如陸機《招隱詩》：

明發心不夷，振衣聊躑躅。躑躅欲安之，幽人在浚谷。朝采南澗藻，夕息西山足。輕條象雲構，密葉成翠幄。激楚佇蘭林，回芳薄秀木。山溜何泠泠，飛泉漱鳴玉。哀音附靈波，頹響赴曾曲。至樂非有假，安事澆淳樸。富貴茍難圖，稅駕從所欲。[47]

此詩無論從體制結構還是從精神意趣，都與左思《招隱》第一首不謀而合，都是由尋訪隱士，然後由目見耳聞的幽人之居所吸引，轉而由企慕相從之願，也沿循敘述——寫景——言理的結構，立意章法極為雷同。「藝術上他以刻繪精工的物象、工麗密緻的辭藻展現山林之美。」[48]如果說這一首的尋隱慕隱還表現得較為含蓄隱秀的話，那麼另兩首開篇則一語道破是「駕言尋飛遁」、「尋山求逸民」，從「杖策招隱士」的「招」字直言為「尋飛遁」的「尋」字、「求逸民」的「求」字，「證實了招隱題旨嬗變之跡愈加顯豁，詩人嘉隱尚隱的意識愈加自覺。」[49]

如果說從淮南小山的《招隱士》招隱士出山到二張、左思、陸機的《招隱》詩招士人歸隱是一變的話，那麼從後者的《招隱》詩到王康琚的《反招隱》不拘行跡的「適性」之隱則又是一變，閭丘沖的《招隱》詩則為其過渡的橋樑：

大道曠且夷，蹊路安足尋。經世有險易，隱顯自存心。嗟哉岩岫土，歸來從所欽。[50]

詩中首句以「大道」、「蹊路」來比喻「顯」與「隱」的關係，「安足尋」徹底否定了隱逸的人生選擇。次二句又說仕途因有險易，出世入世的分際只在人心裡的精神取向，又對叵測難料的世俗有所貶抑。詩以敦促岩岫之士歸來作結，與淮南小山的「王孫兮歸來，山中兮不可以久留」貌合而神離。雖然他們都不滿於憔悴江海的山林之隱，但在《招隱士》中是以世俗勝於隱逸的筆觸出之，而閭詩則暗藏隱在心中，不在行跡的意味，「因為隱在精神的小宇宙中，因而不必拘於山林之限，故呼喚隱士歸來，這不僅是對漢代的《招隱士》貶抑山林之隱的反動，亦是對太康《招隱》詩自足於山林的尋隱尚隱的一次反撥。」[51]這一思想在王康琚的《反招隱》詩得以延續，且表露更為直截：

小隱隱陵藪，大隱隱朝市。伯夷竄首陽，老聃伏柱史。昔在太平時，亦有巢居子。今雖盛明世，能無中林世。放神青雲外，絕跡窮山裡。鵾雞先晨鳴，哀風迎夜起。凝霜凋朱顏，寒泉傷玉趾。周才信眾人，偏智任諸己。推分得天和，矯性失至理。歸來安所期，與物齊終始。[52]

詩歌開篇就表明兩種隱逸觀之別，詩中以伯夷與老聃，「放神青雲」與「絕跡窮山」，「周才」與「偏智」比照，認為頤養「天和」，守持「至理」，脫略行跡而勿矯其性，就得成所謂的「大隱」，而且這種行而上的朝市之隱又明顯優於行而下的山林之隱。在左思、陸機的《招隱》詩中山林清幽靜寂故欲投身其中，而王詩中隱於陵藪是枯槁憔悴而艱苦的，只要適性逍遙，亦不必拘於山林，不妨當個逃離人世、藏身岩穴的「中林之士」。

3．隱逸詩作者與隱士之身份比較與思考

六朝後期，隱逸成為社會風氣盛行於世。在士人看來，「隱」和「逸」有很大的區別。孔子曰：「賢者避世，其次避地，其次避色，其次避言」[53]，「賢人之隱，義深於自晦，荷絛之隱，事止於違人。運閉故隱，為隱之跡不見，違人故隱，用致隱者之目。身隱故稱隱者，道隱故曰賢人。……隱身之於晦道，名同而義殊，賢人之於賢者，事窮於亞聖。」[54]因此，他們不大重視「隱」的形式，廟堂之上，山林之中都可作為隱逸之所。辛謐言：「昔許由辭堯，以天下讓之，全其清高之節。伯夷去國，子推逃賞，皆顯吏牒，傳之無窮。此往而不反者也。然賢人君子雖居廟堂之上，無異于山林之中，斯窮理盡性之妙，豈有識之者邪！是故不嬰於禍難者，非為避之，但冥心至趣而與吉會耳。」[55]這就把名教的廟堂與自然的山林之間的空間距離取消了。「從此，優遊山林就不再僅僅是少數人鄙薄現實污濁以示高情遠志的一種方式，而一變成為廣大士人崇尚閑雅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56]

縱觀六朝時期的隱逸詩創作，可以發現，大部分隱逸詩的作者並非真正的隱士，如陸機、左思等人，在官場上依然佔有一席之地，詩人筆下的隱士生活與真正的隱士生活也有一定的差距，艱苦的隱逸生活被山林之趣所取代。這種情況反映了當時隱逸風氣的盛行，世人追求的並非完全意義上的隱士生活，而是精神自由和人格尊嚴。同時，這也對隱逸詩的表達方式產生影響，「由於遺俗情懷的介入，去除了世俗悲歡之情，山水描寫在詩中也就躍居主要地位。」[57]

三．六朝隱逸詩所表現的隱逸類型及其發展

1．隱逸詩表現的三種類型：

魏晉士人的隱逸方式大約可分為三種，山林之隱（身隱），朝廷之隱（朝隱）和介於兩者之間的田園之隱（心隱）。

士人歸隱除客觀的社會政治因素之外，個人本身的性格因素亦十分重要。隱居山林，生活並非那麼舒適，不少人過著常人難以忍受的艱苦生活。魏晉之際的孫登是有名的山林隱士，據《晉書·隱逸傳》載，他「於郡北山為土窟居之，夏則編草為裳，冬則被發自覆。好讀《易》，撫一弦琴，見者皆親樂之。」[58]但古代隱士追求的主要是精神、思想的自由，以及實現人格的獨立和完善。從《晉書·隱逸傳》所記載的數十名隱士來看，他們大都信奉老莊自然無為的思想，追求清虛、恬淡的生活，注重修身養性，力圖擺脫世俗生活的庸俗和繁瑣。許多人都是朝廷、官府多次徵辟而不至。為了求得安心的生活，不少人入深山，依岩穴，作為自己的隱居之地。

兩晉時期隱逸山林之人很多。《晉書·隱逸傳》記載：公孫鳳「隱於昌黎之九城山谷，冬衣單布，寢處土床，夏則並食於器，停令臭敗，然後食之。彈琴吟詠，陶然自得。」張忠隱於泰山，「恬靜寡慾，清虛服氣」，「居依崇岩幽谷，鑿地為窟室。」山林之隱的生活十分艱辛，但對於這些性格恬淡，意在脫俗，要求人格獨立的士人來講，卻以苦為樂。他們當中有人自己勞動，自給自足；有的授徒講學，弘揚文化。同時，他們依然注重人格的修鍊，輕物質而重精神。如郭文隱居餘杭深山窮谷，餘杭縣令曾拜訪他，送給他皮衣，郭文不收，縣令執意讓人把禮品放在他家中，郭文一直不使用，直到皮衣爛掉。回歸自然，順應自然，是山林隱士的人生理想。

「真實的隱逸（身隱）是一種殉道生涯，寂寞自守是以物質享受的消失為前提的。」[59]因此，真正的隱士並不多。這也似乎可以解釋為什麼隱逸詩中所表現的隱士生活和真正的隱士生活總是有著一定的差距。於是一些人開始尋找能夠連接廟堂與山林、精神與物質之間的中介，試圖以此達到魚和熊掌二者兼得的目的。這樣，「朝隱」的出現便成為必然之勢。最早揭示出這一生存方式的是漢代的東方朔：「朔行殿中，郎謂之曰：『人皆以先生為狂。』朔曰：『如朔等所謂避世於朝廷者也。古之人乃避世於深山之中。』時坐席中酒酣，據地歌曰：『陸沉於俗，避地金馬門，宮殿之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廬之下。」[60]東方朔是一個既不願放棄世俗享樂，同時也不時表露出拔乎眾類的人，因此建立了這種模稜兩可的價值體系。有了它，曾被視為畏途的山林之隱就可通過「朝隱」來實現。它尤其切合兩晉南北朝時期貴族士人的複雜心態。六朝的士族子弟一向養尊處優，在官場上也是尸位素餐而已，更別說讓他們過自食其力的清寒生活，這是不可想像的。但這些人又是一批精神貴族，大多精通儒道經典。對什麼是善惡，什麼是高雅與低俗，什麼是超拔與墮落，於理念上又有清醒的認識。

由東方朔明確揭示、由魏晉南北朝士人進一步擴充的「朝隱」觀在早期儒家和道家那裡已有暗示。儒家的「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實際上已溝通了山林與廟堂的關係。莊子的「心隱」已是不拘形跡的精神之隱。對魏晉南北朝士人來說，所謂進退出處，實際上只存在著進與出，而不存在著退與處的問題。陶弘景的「山中宰相」之名便是出處同歸的代名詞。他一面吟詠「山中何所有，嶺上多白雲。只可自怡悅，不堪持寄君。」（《詔問山中何所有賦詩以答》）[61]一面又參與梁武帝有關征伐吉凶的諮詢。就連以空無、清靜為本的釋道之徒，也頻繁出入王公貴族的沉沉朱門，並引以為榮。

於是，「朝隱」進入了文學領域。何劭《贈張華》云：「既貴不忘儉，處有能寸無。鎮俗在簡約，樹塞焉足慕。……舉爵茂陰下，攜手共躊躇。蹊用遺形骸，忘筌在得魚。」王康琚的《反招隱》詩一反陸機、左思的思路，將仕隱連為一體。「山林之隱傷身伐性，所以，只是矯情的『小隱』：這已將朝隱凌駕于山林之隱之上了。」[62]另外，袁粲、謝朓、庾信都明確地在詩中標舉出「朝隱」的想法。其中以謝朓最具深意。大小謝所不同者就在於，「大謝的人格始終處在分裂與對立狀態，即在對政治樂而不疲的同時又在詩中固執地背定山林之隱。」[63]小謝則試圖調和矛盾，以求得身心的安逸：「蕺冀希驤首，乘流畏曝鰓。動息無兼遂，歧路多徘徊。」（《觀朝雨》）[64]既然進退失據，那麼最好的辦法就是二者兼顧：「既懷歡祿情，復協滄州趣。」（《之宣城出新林浦向板橋》）[65]

山林、岩穴之隱是古老傳統的隱逸方式，其源頭可追溯到周代的伯夷、叔齊。每逢亂世，總有人隱逸山林，但是山林之隱實在是常人難以忍受的艱苦。朝隱固然可以既不失利祿又可獲山林之隱的清高，然朝隱充其量是精神的嚮往，既不能享受自然之美，又不可能真正獲得人格的完滿和獨立。在這種情況下，心隱應運而生。心隱在晉朝被世人尊奉，名士們對於身處何地，是廟堂之上還是山林之中，皆不考慮，他們注重的是精神之隱，追求的是心靈的精神自由。這種追求來源於道家思想，尤其是莊子的「心齋」、「坐忘」。 道家追求的是一種忘世的自由，或者避世的自由。「避世」就是迴避現實，「忘世」就是忘懷現實。但「避」和「忘」還是有所不同。避未必能忘，忘也不一定要避。因此，也可以這麼說：小隱於野，中隱於市，大隱於朝，至隱於心。隱於心，便是「忘」，倒不在乎官居何位，身在何方。

東晉時期將「心隱」發揮得淋漓盡致的是劉惔，據《晉書》記載，「惔少清遠，有標奇。……累遷丹陽尹。為政清整，門無雜賓。時百姓頗有訟官長者，諸郡往往有相舉正，惔嘆曰：『夫居下訕上，此弊道也。古之善政，司契而已，豈不以其敦本正源，鎮靜流末乎！君雖不君，下安可以失禮。若此風不革，百姓將往而不反。』遂寢而不問。」[66]劉惔信奉的是老莊哲學，因此，無論從政與否，他都有種悠然自得，得意忘言之感。在他死後，孫綽為之誄云：「居官無官官之事，處事無事事之心。」這可以說是對「心隱」的最好注釋。

文學上體現「心隱」本義的莫過於陶淵明《結廬在人境》。陶潛詩云：「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飲酒》之五）[67]心遠地偏與禪理的歸返是超脫塵囂的心隱方式，境在寰中，神遊象外，傳達了莊周「心齋」的思想特徵。

2．陶淵明：隱逸詩人之宗

陶淵明既是隱士，又是詩人。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下，他不為五斗米而折腰，歸隱南山，怡然自得。他嚮往自然，這種自然，既有自由之義，也有與官場相區別相對立的大自然，即田園自然。相對於官場的世俗生活，田園的歸隱是能以自然本色生活的途徑，是他精神逍遙遊的翅膀。陶淵明的田園自然，與當時盛行的山水自然的內涵不同，與謝靈運式的貴族自然不同。他以隱居的方式實現自我的人生價值，達到真正的自然境界。他是本色的、自然的，是出自自己的天性自然而歸隱的。他將時代的風尚與個人性情的真實加以統一，從而實現了自然的隱逸。不僅如此，他以個人的天性，和詩酒躬耕的生活，將這種隱逸文化去俗取雅，從而實現真正意義的隱逸。無怪乎鍾嶸在《詩品》中將陶淵明評為「古今隱逸詩人之宗。」所謂的「隱逸詩人之宗」，至少有兩種含義：一是說隱逸詩人之中，陶潛最有成就；一是說陶潛以後的詩人，都以陶詩為其寫作之藍本。[68]因此，他的隱士身份與詩文創作是緊密結合在一起。

陶淵明自然平易的人生觀念，從根本上決定了他平易自然的詩風。他所孜孜以求的田園生活，其內涵具有樸素之美，這就為他的平淡自然的美學追求提供極為廣闊的表現素材，從而達到天然的和諧。在陶淵明筆下，農村生活、田園風光第一次被當作重要的審美對象，由此為後人開闢一片情味獨特的天地。從根本上說，這也是由陶淵明的「自然」哲學決定的。在他看來，人為的繁複的禮儀破壞了社會的自然性，矯飾的行為破壞了人性的自然性，那麼，詩歌在表現形式上的過度追求，也必然破壞感情的自然性。所以，他絕少使用濃艷的色彩，誇張的語調，深奧的語彙、生僻的典故。他的詩歌充滿感情，但真正表現得很強烈、顯得激蕩起伏的時候很少，而是和冷靜的哲理思維結合在一起，呈現為清明淡遠的意境。

陶淵明的田園是中國士大夫精神上的一個歸宿，許多士大夫在仕途上失意以後，或厭倦官場的時候，往往回歸田園，從陶淵明的人生選擇尋找自己的人生價值，並藉以安慰自己。白居易、蘇軾、陸遊、辛棄疾等莫不如此。於是，不為五斗米折腰也就成了中國士大夫精神世界的一座堡壘，用以保護自己出處選擇的自由，而平淡自然也就成為他們心目中高尚的藝術境地。

四．六朝隱逸詩的影響

1．隱逸詩與其它詩歌類別的關係

隱逸詩歌由來已久，早在伯夷叔齊時代，他們就唱出不與統治者合作的心聲。一般來說，隱逸詩歌所表現的題材有兩種：一種是單純描寫隱者自得自在的隱逸生活情趣，即以隱逸生活本身為描寫對象。另一種是寫亂世中人避世隱遁的渴望與追求，從中反映現實社會的痛苦、鬱悶和對現實社會的批判。

蔣星煜《中國隱士與中國文化》中提到，早期隱逸詩以抒情感時為主，魏晉之際則從抒情走向寫景，以山林田園描寫為甚。魏晉之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裡，文人借隱逸之名為自己求取功名，隱居山林成為社會風氣，隱逸詩的主體也被山水田園描寫所佔據。

從內容上說，無論是招隱詩，還是其他類型的隱逸詩，無一例外地大量涉及山水田園的描寫，人們的山水意識更加自覺。但是在其中，山水田園已經不再僅僅是大自然的產物，「自然景物描寫已超出物類相感的範圍而透露出清朗遠逸的精神氣象，具有某種象徵意味。」[69]這些自然景物已隱隱地傳達詩人的某種心聲，開始與現實社會拉開距離甚至形成對立。這無疑開拓了當時乃至後世山水田園詩歌的意境描寫，自然山水日益成為審美觀照的對象。隨著隱居風氣的流行，自然山水越來越走近人們的現實生活，或者就是人們賴以生存的所在，現實的山水就是人們理想中的樂園。招隱詩中所表現的隱士棲遁之山水的歌詠與山水描寫地位的凸顯，對劉宋謝靈運的山水詩都不無借鑒與啟示。

2．六朝後隱逸詩的發展情況

自從巢父許由以下，中國隱士不下萬餘人，其中事迹言行可考者亦數以千計。但卻沒有一段時期可以像六朝那樣，出現數量如此龐大，如此集中的隱士隊伍，六朝的隱逸文化也成為當時的文學主流。這其中固然有其外在的社會政治因素，更為重要的是六朝的玄學精神創造出隱逸思想盛行的環境。輕名利，注重自我，提倡人格的完善和精神的主宰，這些都為後代知識分子提供行為參照和精神歸屬。

六朝之後，隱逸風尚一直持續。唐代的隱逸大多是伴隨著士人的品格自尊，而成為邀取功名的資本。像李白雖然醉心於功名，但是，功名不就，大部分時間都處於隱居的狀態，詩、酒、隱三位一體，構成獨特的風景。《中國隱士與中國文化》一書中就曾引用胡適先生的話來闡述這一點：「唐時尊重隱士，善於取巧的人便不再辛辛苦苦去考科第，而買山築屋隱居起來，名氣一大，自然有州郡的推薦，朝廷的徵辟。在這種客觀環境之下，必然地產生了隱逸的文學，來歌頌山水田園的清幽，鼓吹陶潛式的人生觀。」[70]於是，在盛唐到中唐時代，隱逸山林蔚成風氣，幾乎有名望的詩人都有隱居的經歷，如孟浩然、王維、韋應物等。大量的隱士詩人與大量的隱逸詩歌作品的出現，對於古典詩歌有著潛移默化的影響。

唐代之後，情況有所改觀，隱逸不再成為求取功名的手段。相對應的，隱逸詩歌中表現的思想也開始有所變化。林逋的「梅妻鶴子」、范成大的歸隱和田園詩作繼承了陶淵明的隱逸思想。而到了宋末，隱士因身經國變，「較有熱情者悲不自勝，不復有專寫山林風月之心緒也」。[71]

3．隱逸、隱逸詩的精神旨向及啟示

隱逸思想的哲學基礎，無疑是儒道兩家共同構築的結果，儒道兩者也可以說是貫穿中國文化數千年的精神支柱。歷代知識分子的所作所為都深深打上了儒道思想的烙印。仕進和隱逸，是士人們選擇的兩條不同道路。「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這是對兩種思想精髓的最好描述。道家強調柔靜的一面，儒家則主張剛勁有為、自強不息的思想境界，中國文人擁有的正直耿介的品格、出淤泥而不染的品格，都與儒家思想有著密切關係，而疏世獨立的精神、自由狂放的精神，則是受道家思想熏染的結果。有趣的是，這兩種思想並非呈現出單一方面，而是共同滲入文人們的內心境界之中，只不過在不同時期表現出不同的側重點而已。士人的精神歸屬也因此成為一個有待討論的話題。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是知識分子為之奮鬥的目標，但值得一提的是，很少有人能夠一帆風順地縱橫官場，絕大多數士人都是在仕進與隱逸中進進出出。隱者也並不是，或者說很少是終其一生的行為或是身份，他們的一個共同點，大都是先從政而後歸隱。所以，才常常被稱為「歸隱」。「歸」字很巧妙，它是回去的意思。中國的傳統文化就把做官從政視為人生旅途中的暫時現象，它並不是人生的終極目標。終極目標是什麼？就是「隱」，一旦歸隱了，才回到人生的本原，人性的本原上來。

結論

本文重點探討的是六朝的隱逸詩及隱逸現象。隱逸詩指的是以描寫隱逸生活為主要內容，以表達詩人逃離現實，回歸自然之精神旨向的詩歌。

首先，從隱逸詩的發展歷程來看，自先秦以來，隱逸詩沿襲著它固有的抒情傳統一路而下，經過楚辭、漢招隱詩發展到六朝。可以說，六朝的隱逸詩在古代隱逸文化中佔有及其重要的位置。它的出現標誌著隱逸詩發展到一個較為成熟的階段。六朝隱逸詩之繁盛，與這時期自我意識覺醒密切相關。

其次，文學總是反映相關歷史時代的特點，也總是在相應的世代背景中產生。六朝隱逸詩是在動蕩的政治背景下，繼承了先秦兩漢以來的隱逸詩傳統而產生的，它也是六朝隱逸風氣和玄學思想盛行下的直接產物。

再次，從六朝隱逸詩本身來看，它主要表現了隱逸的三種類型：身隱、朝隱和心隱。陶淵明的詩歌則具有承上啟下的作用，他的田園詩歌及其表現的精神內涵為後人所尊崇，六朝之後的隱逸詩人，無不以效仿陶淵明為主旨。六朝隱逸文化對後世產生了深遠影響，隱逸詩中蘊涵的老莊哲學以及自然平淡的風格，體現出中國古代知識分子儒道兼修的精神和回歸意識。

致謝語 在本文的寫作過程中，王玫老師給予我很多指導和幫助，在此深表感謝！

參考文獻

[1]、[12]、[16]、[22]、[23]、[24] 《後漢書》宋范曄撰 中華書局1964年版 P663、P887、P2755、P2756、P2756-2757、P2763-2764

[2]、[68]、[70]、[71] 《中國隱士與中國文化》蔣星煜編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8年版P1、P84、P85、P87

[5]、[6]、[9]、[10]、[18]、[60] 《史記》漢司馬遷撰 中華書局1959年版 P2378、P2460、P94、P2382、P2123、P3205

[4]、[11] 《荀子新注》 北京大學《荀子》注釋組 中華書局 1979年2月第1版 P293、P72

[7]、[8] 《周易本義》 朱熹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年版 P20、P20

[3]、[28] 《莊子釋注》 王世舜主編 山東教育出版社 1983年版 P292、P292

[13]、[14]、[53] 《四書集注》 朱熹集注 嶽麓書社 1985年版 P223、P233、P192

[15]《漢書》班固撰 顏師古注 中華書局 1982年版 P955

[17]、[19]、[20]、[21]、[33]、[34]、[36]、[38]、[40]、[56] 《中國古代詩人的仕隱情結》木齋、張愛東、郭淑雲著 京華出版社 2001年第6月第1版 P91、P98、P99、P21、P28、P40、P43、P105、P106、P65

[25]、[29]《南史》唐李延壽撰 中華書局 1982年版 P1855、P1855

[26]、[30]、[31]、[55]、[58]、[66] 《晉書》唐房玄齡等撰 中華書局1982年版 P1992、P2428、P1044、P2447、P2426、P1992

[35]、[37] 《屈原集校注》 金開誠、董洪利、高路明著 中華書局 1996年版 P48、P476

[39] 《歷代辭賦選》 劉禎祥、李方晨選注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4年版 P118

[45]、[47]、[50]、[52]、[61]、[64]、[65]、[67] 《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 逯欽立輯校 中華書局1982年版 P734、P690、P750、P953、P1814、P1432、P1429、P998

[54] 《宋書》梁沈約撰 中華書局1982年版 P2275

[57]、[69] 《六朝山水詩史》 王玫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6年8月第1版 P86、P85

[27]、[32] 《論漢晉招隱詩的兩次復變及文化動因》李紅霞著 唐都學刊 2002年第1期第18卷 P30－P34

[41]、[42]、[43]、[44]、[46]、[48]、[49]、[51] 《隱士群像的百態風情——論兩晉南朝隱逸賦》於浴賢著 文史哲 1999年第5期 P105－P112

[59]、[62] 《魏晉隱士及其品格》 孫立群著 南開學報 2001年第5期 P21－P28

[63] 《論魏晉南北朝的隱逸文學》鄭訓佐著 人大複印資料2001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