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黨在重新洗牌：大選展露的非常態政治正考驗美國的政治體制

0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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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心了這麼久的美國大選，馬上就要開始了。中國有句俗話：是騾子是馬，拉出來溜溜。終於要知道兩個激烈撕扯了這麼久的兩個候選人究竟誰是馬，誰是騾了，還有點小期待。

我其實說不上預測，就是根據美國有選票的朋友給我的信息，判斷還是希拉里會當選。但是我也知道，我接觸的美國人不多，而且還大都是在一個圈子裡混的，所以，沒有把握說，這就是民意。因為我見的美國人，都是可以歸入精英層的，這些人對川普常常嗤之以鼻，大批的藍領白人我是沒有接觸的。

今年四月，我在美國見了三十多位著名學者，他們都認為，這次大選似乎代表了美國社會的撕裂，精英層和草根層的撕裂其實一直都有，只是這次大選達到了頂峰。

其中有草根們對政客們日益不滿的情緒積累，也有全球化帶來的貧富差別的加大和工作機會的喪失。

我常常用兩句話來敘述這次美國大選：

美國人都希望改變。精英們希望在可控的範圍內改變，希拉里能夠做到，川普的變數很難把控；草根們希望大變，哪怕推倒重來自己也沒有損失，希拉裡帶來的變化可以想像得到，而川普則帶來無限想像。

我說的，都不是學術語言，能被聽懂，也許不會被大家認同。好在我的朋友光磊寫了一篇文章，他是政治學者，又久居美國，對美國大選的研究很透徹，我就轉發他的這篇文章的骨幹部分。說骨幹部分，是我刪掉了文中過於學術的內容。

看了光磊教授的文章，我更堅定了過去的想法：大選選出誰來當總統並不重要，重要的是這次大選釋放的信號，關於社會變化的趨勢，關於社會制度以及經濟發展對於這種變化的影響。大選四年一度，但是，社會變革的潮流卻是一瀉千里。

今年四月，在聖地亞哥，我和光磊教授有兩天密切的接觸，加上互相之間都有很熟的朋友，所以，雖然時間短暫，但是，好像已經非常熟悉。

光磊教授

現任聖地亞哥加州大學二十一世紀中國研究中心主任，復旦發展研究院復旦——加州中國研究中心副主任，是一個有學識卻謙和的典型學者。

下面是光磊教授文章的選登，原題是《第七次洗牌？美國兩黨政治前景預測》，發表在微信公號：中美友好互信合作計劃。

也許我們可以這樣認為，2016年的非常規政治是美國選舉將發生重大變化的預兆。
從民主黨方面看，藍領白人持續不斷地流向共和黨陣營，他們中的許多人被特朗普的反貿易和反移民政策所誘惑。
從共和黨方面看，許多比較自由派的利商主義者都被特朗普的粗鄙而嚇退，大量傳統的共和黨成員，包括商界精英和受過高等教育的白人，都站到希拉里一邊。

過一段時間，兩黨內部的震蕩和混亂也許會平息下去，但在此同時，它可能會導致選民基本面的改變，久而久之，這種基本面的變化會改變兩黨所代表的利益結構。
單從白人選民在兩黨之間互換這件事，我們也許無法得出確切的結論，這些變化在數目上會有利於哪個黨派？
但可以確定的一點是這些變化可以改變兩個政黨的特性。
試想，一個萎縮著的工人階層，現在因為種族的原因分屬兩個不同的政黨。在這種情況下，種族身份認同就會作為一項政治訴求走向台前，而不是經濟利益。

2016年，低教育的白人工人沒有根據自己的經濟利益而投票。相反的，因為特朗普把自己包裝成一個白人利益和身份的保護者，他們就將自己的命運與特朗普拴在一起，以期通過他來對抗移民、少數族裔和外國勞工。而對於民主黨來說，受到良好教育的職業人士與商界精英大量湧入，必定會使其右傾，從一個傾向勞工階層的政黨轉向為在經濟社會政策上更加中性的政黨。
那這次的選民重新站隊，會不會是一時一地的短暫現象？美國政治兩極化的原因歸根到底是因為特朗普嗎？在我看來，這兩個問題的答案都是否定的。美國社會在人口、政治和經濟層面的變化標誌著未來的兩黨政治將面臨重新洗牌。
首先，美國人口結構改變的趨勢將有利於民主黨，但是也意味著族群政治危機的加劇。
許多研究表明美國選民中種族構成從1988年開始就朝著有利於民主黨的方向發展，到2016年，非裔、西班牙裔、亞裔已經佔總選民人數的31%。加上女性、擁有高等學歷的白人和年輕選民，民主黨將在未來幾年內有效地擴大其選民基礎。這個趨勢早在特朗普涉足政壇前就已經出現，特朗普對女性和少數族裔的攻擊則加速了共和黨選民的大批離去。與此同時，由於共和黨變得越來越傾向於文化保守主義，它將為美國的一部分白人本土主義者 (nativists)提供舞台，宣洩其對外國移民、少數族裔甚至建制派精英(Establishment)的不滿和抵制。
其次，美國鄉村與城市、沿海與內陸、小城鎮與大都市等不同地區之間的政治差距在過去20年間持續拉大。
傾向於自由的地區越發自由，而傾向於保守的地區則越發保守，美國越來越多的郡縣持續由一個政黨佔據絕對優勢。這些郡縣可以被稱作是選票「懸殊郡縣」（landslide counties），也就是說，在這些郡縣，要麼民主黨，要麼共和黨通常會獲得20%以上的壓倒性勝利，而不是票數接近。
據紐約時報，美國居住在「懸殊郡縣」的選民數量從1992年的38%增加到2012年最近一次總統大選中的50%。與此同時，一個日益清晰的兩黨選票版圖正在形成，來自鄉村、小鎮和所謂「舊經濟」地區的選民傾向於支持共和黨，而那些來自人口稠密、文化多元的都市選民更偏向於支持民主黨。隨著兩黨的分野在地理上變得格外清晰，民主黨地區變得更藍，共和黨地區變得更紅，美國兩黨對立的極化政治有了區域化的基礎。
最後，我們不得不提到經濟全球化對美國的政治分歧的強烈影響。
在某種意義上，2016年的美國大選既是經濟全球化的一個結果，也是影響未來全球化進程的一個重要事件，其重要性可以和英國脫歐相比。在全球化和經濟發展這個問題上，誰得益、誰受損，從來就是個政治問題。但是具體來講，經濟全球化如何影響到政黨政治的兩極化，其中的因果關聯是個值得深入研究的問題。在最近的一項研究中，聖地亞哥加州大學（UC San Diego）經濟學家Gordon Hanson和他的同事們發現，那些受到貿易負面影響的地區更傾向於投票給思想極端的政客。所以，特朗普作為政客不是特例，他不過是在迎合經濟民粹主義者反貿易、反移民的訴求。
上述分析表明，因為美國人口結構的改變以及政治和經濟發展的趨勢，2016年美國大選所展露的非常態政治極有可能會持續一段時間，這對美國政治體制將是一個考驗。即便2016年本身不會成為政黨重組的關鍵選舉年，兩黨選民的互換，尤其是共和黨內部的混亂，表明我們也許會看到又一輪的美國政黨重新洗牌。

2016/11/8 10：42 am

（http://www.nytimes.com/interactive/2016/us/elections/polls.html?smid=tw-nytimes&smtyp=cur&_r=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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