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奇冤：袁崇煥之死

袁崇煥在刑場上慘遭酷刑，被大卸八塊。

袁崇煥墓地

壯懷激烈　屢建奇功

　　袁崇煥（1584—1630），字之素，號自如，祖藉廣東東莞，後遷至廣西藤縣。明朝萬曆三十四年（1606），參加鄉試，成為舉人，而自此以後，屢次參加會試，皆名落孫山。直到萬曆四十七年（1619）才如願以償，成為進士而進入仕途，被任命為福建邵武知縣。

　　為人慷慨且富膽略的袁崇煥，喜愛談兵。除處理本縣政務外，很注意邊塞軍務。其時，東北後金勢力日見崛起壯大，不時入犯，以致戰火連年不斷。身居南國的袁崇煥，無時無刻不在關心著遼東戰事的發展與演變。他「日呼一老兵習遼事者，與之談兵」，經常「論塞上事，曉其扼塞情形」。因此，「以邊才自許」，一心想親赴戰爭前線，為拯救國家的危難貢獻自己的滿腔熱血。

　　天啟二年（1622）正月，袁崇煥至京朝覲接受吏部考察。由監察御史侯恂推薦，被破格提升為兵部職方主事，從而為其提供了一塊發揮聰明才智的天地，他如魚得水，任意騰躍。不久，後金八旗兵向遼西挺進，攻克明朝重鎮廣寧，明軍潰退。他趁機暗中「單騎出閱關內外」，對如何抵禦後金的進攻，瞭然於胸，發出「予我軍馬錢穀，我一人足守此」的鏗鏘誓言，表現出他的自信和膽略。明朝廷的大臣也稱讚袁崇煥的軍事才華，便超擢為僉事，監山海關外諸軍，並「發帑金二十萬」以便招募。袁崇煥慨然赴任，招募士卒，安置失業流民，身體力行，不畏荊棘虎豹，深得將士信賴。經略王在晉「議修重城八里鎮」，袁崇煥根據當時的軍事形勢，「以為非策」。因人微言輕，不被重視。待大學士孫承宗行邊赴遼時，支持袁崇煥，「駁重城議」。在討論守衛要塞時，袁崇煥主守寧遠，王在晉等提出異議，主守覺華。孫承宗再次支持袁崇煥，命其與滿桂率五千人駐守寧遠，修築城池，並定規制，一年而後，「遂為關外重鎮。」加上袁崇煥勤於職守，「誓與城存亡；又善撫，將士樂為儘力。由是商旅輻輳，流移駢集，遠近望為樂土」。袁崇煥以功進兵備副使，再升山東右參政。天啟五年（1625）夏，袁崇煥奉孫承宗之命，遣將分別據守錦州、松山、杏山、右屯及大小凌河，繕城廓，備戰守，防線東移，收復失地二百餘里，這既是袁崇煥獨當一面的軍事生涯的開始，又是他的聰明才智得到充分發揮的用武之地。同年十月，孫承宗因閹黨專權，事事掣肘，且又遭言官彈劾，「誣左袒東林」，不安其位，便自請求去。魏忠賢趁機派其黨羽高第代孫承宗為薊遼經略。

　　高第本是懦弱膽小之徒，他的出任，給袁崇煥原進取精神以極大的節制。高第曾提出「關外必不可守，應錦州、右屯諸城的守縣及將士，全部撤至關內」。袁崇煥據理力爭：「兵法有進無退。右動搖，則寧、前震驚，關門亦失保障。今但擇良將守之，必無他慮。」可是，高第以其經略的權勢。不聽勸告，仍一意孤行，欲並撤寧、前二城。袁崇煥不得已，只得以「我寧前道也，官此，當死此，我必不去」來堅持。結果，在高第的指令下，除寧、前二城之外的錦州、右屯、大小凌河及松山、杏山、塔山的守城器具及屯兵等盡撤入關，丟棄米粟十餘萬石。而「死亡載途，哭聲震野，民怨而軍益不震」。（《明史·袁崇煥傳》）袁崇煥對高第的狂妄無知和驕橫十分憤慨，一腔熱血，報效無門。因此，他連續三次上書朝廷請求回家。本來，魏忠賢想讓其黨羽替代袁崇煥，無奈鬮黨多是無能之輩，根本找不出一個象樣的人來。再加上東線守御正緊，不得不勉強升遷袁崇煥為按察使，仍駐守寧遠。然而，由於高第的胡作非為，使袁崇煥「數年心血，委於一旦。敵志始驕矣。」

　　以薩爾滸之戰的勝利而迅速壯大起來的後金努爾哈赤，乘高第內撤之機，於天啟六年（1626）年正月率兵西渡遼河，「於曠野布兵，南至海岸，北越廣寧大路，前後如流，首尾不見，旌旗劍戟如林」，長驅直入，連續攻佔右屯至途山眾多城池，進逼寧遠。寧遠軍民見「虜勢甚張，人心惶駭欲逃」。明朝廷得知，也十分吃驚，文武大臣沒有善謀良策，私下認為寧遠必不可守。遼東經略高第龜縮在山海關內，擁兵不救，使寧遠處於孤軍無援的境地。

　　袁崇煥面對努爾哈赤的咄咄逼人之勢，鎮定自若，召集滿桂等將士誓守寧遠。「更刺血為書，激以忠義，為之下拜，將士咸請效死。乃盡焚城外民居，攜守具入城，清野以待……。檄前屯守將趙率教、山海守將楊麒，將士逃至者悉斬，人心始定」。同時命滿桂、左輔、祖大壽、朱梅四員大將領兵分守定遠城東門、西門、南門、北門，城牆上架設紅夷大炮，另派專人宣傳督陣，「城上及四門為援。」一切布署已定，袁崇煥告諭全城軍民：「苟能同心死守，我為牛羊以報，是所甘也。」軍民為其誠意所感動，眾志成城，嚴陣以待。

　　努爾哈赤率兵抵達距寧遠五里之地駐紮，切斷寧遠與山海關的聯繫。又考慮後金兵長途跋涉，士馬疲憊，不輕易攻城，而遣使向袁崇煥勸降，以換得充裕的時間。理所當然地遭到袁崇煥的嚴正拒絕：「義當死守，豈有降理！」努爾哈赤見勸降不成，便於正月二十四日揮兵攻擊寧遠城，袁崇煥令發西洋巨炮，後金兵死傷甚眾，但仍不退卻，掘城不止。由於弓箭、火炮不及牆角，有兩三處城牆被後金兵掘開。在此危急時刻，袁崇煥身先士卒，搶堵決口，中矢負傷。將士勸其退下，他厲聲說：「區區寧遠，中國存亡系之。寧遠不守，則父母兄弟皆左衽矣！偷息以生，復何樂也！」便「自裂戰袍，裹左傷處，戰益力；將卒愧，厲奮爭先相翼蔽，城複合。」就這樣，雙方一直激戰至二更時分。努爾哈赤見一時難予攻克，即鳴金收兵後撤。袁崇煥趁機選派勇敢士卒，順城而下，燒毀後金的戰車。此後，努爾哈赤連續進攻，袁崇煥指揮將士沉著應戰。直到二十六日。經過一番激戰，後金兵死傷慘重，努爾哈赤無計可施，才不得不解圍而去。他對諸將說：「朕自二十五歲征伐以來，戰無不勝，攻無不克，何獨寧遠一城不能下也？」懷著遭受挫折的莫大遺憾，悶悶不樂，毒瘡暴發而死。這是我國軍事史上以少勝多的寧遠大捷。消息傳到北京，文武百官欣喜若狂，稱讚「遼左發難，各城望風奔潰，八年來賊始一挫，乃知中國有人矣。」天啟皇帝朱由校也說：「此七八年來的絕無，深足為封疆吐氣。」袁崇煥被推為右僉都御史。同年三月，升任遼東巡撫，魏忠賢以袁崇煥不服從自己的旨意，派黨羽劉應坤、紀用出鎮監軍，袁崇煥對此不滿，上疏諫止，沒有結果。在論功行賞時，加袁崇煥兵部右侍郎。

　　高第不救寧遠，又折辱諸將而遭罷斥，朝廷派兵部尚書王之臣代其職。王之臣亦是庸才，與袁崇煥政見不合。為調和計，分關內、關外，由王之臣與袁崇煥分別督理。袁崇煥從中意識到「廷臣忌己」且深知黨爭的激烈，於是上書，奏報捍禦和進取大計，懇切希望皇帝和廷臣對邊臣始終如一，不要被「謗書」、「毀言」所惑。袁崇煥的一片赤誠和屢建的戰功，得到朝廷信賴。而此時的後金，努爾哈赤死，由皇太極繼立汗位，他不僅要穩固內部，還要調整兵力，準備再戰。由於袁崇煥的驍勇堅毅，又一次贏得對後金的寧錦大捷。這是明朝對後金的第二次勝利，其中有袁崇煥的大功在。可是，魏忠賢反而唆使黨羽彈劾「崇煥不救錦州為暮氣」，在敘功時，魏忠賢尚在襁褓的從孫竟被封為安平伯，冒濫增秩賜蔭的文官武將多達數百人，而袁崇煥僅增一秩而已。梁啟超為之感慨地說：「古未有奸臣在內而名將得立功於外者。」此乃真所謂入木三分之論。袁崇煥在閹黨的誣陷和排擠下，憤然乞休歸里，離開了縱橫馳騁的戰場。然而，他萬萬沒有想到，等待他的是更加悲慘的命運和千古之冤。

歸去來兮

　　天啟七年（1627）八月，熹宗皇帝朱由校離開人世，其弟信王朱由檢繼立，懷著扭轉危局的決心和使大明王朝重新振興的願望，對朝政進行了一番整頓。尤其是智除魏忠賢、客氏，閹黨首惡受到應有處置，朝政漸趨清明。同時採納廷臣推薦，召回袁崇煥，擢升為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督師薊遼，兼督登、萊、天津軍務。同年七月，袁崇煥奉命來到北京。其時，年為四十有五、正當血氣方剛的袁崇煥，對政局的變化過於樂觀，尤其是對閹黨餘孽勢力、薊遼邊防軍事形勢的估計又過於簡單，所以當崇禎皇帝朱由檢在平台召見時，他那勇於冒險、自信、自負的性格所生髮出來的重大責任感，以及再立新功的強烈願望，與朱由檢竭力扭轉危機成為中興之主的渴求相吻合。前者喜出望外，後者優禮有加，情感的濃霧在君臣之間擴散，理智隨之消減，暴露出來的是袁崇煥的輕率和朱由檢的輕信。請看如下對話：朱由檢慰問一番之後，即詢問道：「東兵跳梁，十載於茲，封疆淪沒，遼民塗炭。卿萬里召赴，忠勇可嘉。有所方略，具實奏聞。」袁崇煥回答說：「收復遼東失地的策略在奏疏中說得明白具體。我受陛下眷顧，希望賜予『便宜』之權，預計五年時間，遼東可以全部收復。」朱由檢極為高興，說道：「只要遼東能夠收復，獎賞，乃至封伯封侯，我決不吝惜。若你努力從事，擊退後金，解除其威脅，你的子孫也會受到恩惠及封賞。」在旁的錢龍錫等四位閣臣，異口同聲地說：「崇煥肝膽意氣，識見方略，種種可嘉，真奇男子也！」袁崇煥看到皇帝如此大方，禮賢下士，又有閣臣的誇獎，深感親切和舒暢，急忙叩頭感謝。（參見計六奇《明季北略》卷之四《袁崇煥陛見》）

　　談話至此，朱由檢退殿休息。給事中許譽卿問袁崇煥五年收復遼東的具體計劃是什麼？被情感主宰著的袁崇煥漫不經心地回答說：「聖心焦勞，聊以是相慰耳。」許譽卿說：「上英明，安可漫對！異日按期責效，奈何？」這時，袁崇煥才似乎從情感的濃霧中解脫出來，稍有理智，自覺失言，比較冷靜地對變幻且蘊藏危機的時局和邊防軍事形勢重新考慮；尤其是從前任熊延弼、孫承宗等人的悲慘結局，以及自己前次憤然乞休歸里的事件中，悟出了問題的嚴重和複雜。為了補救因輕率答對可能導致意想不到的惡果，在朱由檢休息過後再次答對時，袁崇煥就著重提出頗感難辦而又必須辦理的諸多事務。他說：「東事本不易竣，陛下既委臣，臣安敢辭難。但五年內，戶部籌軍餉，工部給器械，吏部用人，兵部調兵選將，須中外事事相應，方克有濟。」對此難題，朱由檢件件許諾，並令四部官員，按照袁崇煥所言，從速辦理。接著，袁崇煥又說：「以臣之心，制金遼有餘，調眾口不足，一出國門，便成萬里。忌能妒功，夫豈無人。即不以權力掣臣肘，亦能以意見亂臣謀。」朱由檢特意站起來傾聽，告諭道：「卿無疑慮，朕自主持。」大學士劉鴻訓等請求收回曾賜給王之臣、滿桂的尚方劍，改賜袁崇煥，朱由檢毫不猶豫，滿口答應。儘管如此，袁崇煥心中的疑慮仍未消除，在其離京赴任前夕，又上書說：「恢復之計，不外臣昔年以遼人守遼土，以遼土養遼人，守為正著，戰為奇著，和為旁著之說。法在漸不在驟，在實不在虛。此臣與邊臣所能為。至用人之人，與為人用之人，皆至尊司其鑰。何以任而勿貳，信而勿疑？蓋馭邊臣與廷臣異，軍中可驚可疑者殊多，但當論成敗之大局，不必摘一言一行之微瑕。事任既重，為怨實多。諸有利於封疆者，皆不利於此身者也。況圖敵之急，敵亦從而間之，是以為邊臣甚難。陛下愛臣知臣，臣何必過疑懼，但中有所扼，不敢不告。」朱由檢不加思索地「優詔答之」。（《明史·袁崇煥傳》）作為一位磊落颯爽的邊臣大將，肩負重任，又如此戰戰兢兢，猶如履薄冰的心態，個中甘苦，只有當事者自知。

　　袁崇煥雖然沒有把朱由檢的許諾看成是全部付諸實踐的事實，但無疑是從中得到了莫大的寬慰。便於崇禎元年（1628）八月抵達山海關實施五年收復遼東的壯舉。他下車伊始，即著手處理駐守寧遠的川湖兵士嘩變，斬其首惡，戒諭脅從，使嘩變迅速平息。後來，為了事權統一，對駐守皮島的平遼總兵官毛文龍不聽節制，十分不滿，以至達到厭惡的程度，終於以閱兵為名，誘殺了有叛國之跡且飛揚拔扈的毛文龍。與此同時，改革了兵制，使其更適宜於對後金的抗禦，遼東防線更加堅固。成為皇太極開拓進取以成努爾哈赤之業的一大障礙。

　　袁崇煥在遼東的舉措，或事先奏請，或事後補報，都得到朱由檢的「嘉獎」，滿朝文武無不認為有袁崇煥在，五年復遼，指日可待，盲目樂觀的情緒，猶如迷霧一樣，籠罩在紫禁城的上空。唯有袁崇煥的頭腦還較為清醒。自己許下的諾言是收復遼東，不僅僅是抗擊和防禦，因此，自「知兵力不及，思以捭闔縱橫之計」，利用議和的手段，促使後金後撤，讓出遼東。便沒有在朱由檢及百官大臣明確同意的情況下，就付諸實施。更為可慮的是，若後金兵避實就虛，同樣會使議和受挫，影響宏圖偉略的實現。為此，他綜觀邊塞防務，上書說：「唯薊門凌京肩背，而兵力不加，萬一夷為嚮導，通奴入犯，禍有不可知者。」建議：「薊門單薄，宜宿重兵。」明確指出：「嚴飭前督師，峻防固御，為今日急著。」這種積極而重要的奏疏，朱由檢未給予應有的重視，而按照常例，交付科部會同商議，拖延因循，相對薄弱的北邊防線，未及時整飭，依然如故。

「岳飛」式的悲劇結局

　　事變的發生，不出袁崇煥的預料。皇太極在與袁崇煥的爭戰中，付出了極大的代價，使他變得聰明起來。遂於崇禎二年（1629）十月，聯合蒙古科爾沁等部落。並以其為嚮導，避開寧遠、錦州，由蒙古境入侵，直抵長城，再分兵三路，從大安口、龍井關、洪山口南下。由於明朝北方防線塞垣頹落，部伍廢弛，毫無抵禦能力，一遇後金兵，即四散潰逃，後金兵所向披靡，如入無人之境，攻城掠縣，大肆搶劫。史稱「己已之變」。

　　朱由檢及百官大臣，驚恐萬分，一面宣布京師戒嚴，一面敕令各鎮兵馬赴京勤王。袁崇煥在未得詔令之前，即率領祖大壽、何可剛等將士馳赴京師救援，於十一月十日抵達薊州。朱由檢得知，極為高興，「溫旨褒勉，發帑金犒將士，令盡統率諸道援軍」。對袁崇煥的信任，無以復加，袁崇煥亦十分感激皇帝的知遇，分派將士，守衛郡縣重鎮，親率兵馬直趨京師，紮營廣渠門外，令祖大壽、王承允等駐守西南。此時，皇太極也兵臨城下，見袁崇煥已列陣布兵，大出所料。既然率兵到此，就發起進攻，袁崇煥督兵從廣渠門、德勝門出擊，展開激戰。皇太極的兵馬死傷甚眾，下令後撤，移營南海子。加上後金兵遠道而來，難以持久，準備漸漸撤退，返回瀋陽。但又深知袁崇煥非等閑之輩，不除掉他，終難解心頭之恨，於是便施以離間密計。恰巧，此時後金兵俘獲明朝的太監楊春、王德成，皇太極令副將高鴻中、參將鮑承先監視，並授以反間之計。高、鮑二人奉命來到監押楊、王的處所，看到二位太監似睡未睡，便故作耳語道：「今日撤兵，乃上計也，頃見單騎向敵，敵有二人來見上，語良久，乃去。意袁巡撫有密約，事可立就矣。」當時楊春並未熟睡，將高、鮑的話牢記在心。次日，高鴻中故意放走了楊、王二太監。楊春回到朝廷，將高、鮑所言詳細奏報。

　　其實，在皇太極率兵抵達京師，兵臨城下之時，北京城中就傳說袁崇煥召來後金兵；閹黨餘孽也造謠惑眾，說袁崇煥「引敵兵長驅，要上以城下之盟」朱由檢為之心動，但需要袁崇煥督各鎮兵，沒有表示什麼。當十一月二十三日，袁崇煥在被召見之後，提出率兵入城休整時，朱由檢不許。二十五日再次請求「外城休士如滿桂例，並請輔臣出援」。仍然不許。至此，朱由檢得到太監楊春的報告，信而不疑。十二月初一日，輕信而剛愎自用的朱由檢再次在平台召見袁崇煥、滿桂、祖大壽等。袁崇煥正在派遺副總兵張弘謨等進擊後金兵，得知皇帝召見議餉，立即趕赴平台，待袁崇煥一到，朱由檢就責問為什麼殺毛文龍、援兵逗留？因事出突然，袁崇煥毫無思想準備，未能及時答對，即令綁捆袁崇煥，交付錦衣入獄囚禁。在旁的閣臣成基命，見皇上如此處置，頗感不安，即叩頭請求皇上慎重，朱由檢說：「慎重即因循，何益！」成基命又叩頭說：「兵臨城下，非他時比！」朱由檢仍不省悟。祖大壽見此情景，十分畏懼，便奔出平台，與何可剛率領遼東將士向東開拔，毀山海關，直抵寧遠。朝野為之震動。

　　此時的皇太極，以靜待機而動。在遺使持書與明朝議和的同時，且獵且行，得知其反間計奏效，袁崇煥被捕入獄，大喜若狂，以為是天賜良機，便揮兵趨良鄉，擇路而歸，沿途攻陷遵化、永平、灤州、遷安四城，於崇禎三年（1630）五月回到瀋陽。歷時七個月。

　　明朝遭此「己已之變」，作為皇帝的朱由檢無論如何也不敢承認這個事實，更不願為此承擔責任。為了維護皇帝的尊嚴及皇帝處理政務的無誤，將一切罪責推給袁崇煥，便是最好的辦法。加上閹黨餘孽勾結溫體仁等，大肆鼓噪，謀興大獄，藉此報復。於是，朱由檢便在崇禎三年八月十六日，下達聖諭說：「袁崇煥謀叛欺君，結奸蠹國，斬帥以踐虜約，市米以資盜糧。既用束虜，陽導入犯。復散援師，明擬長驅，及戎馬在郊，頓兵觀望，暗藏夷使，堅請入城，意欲何為！致廟社震驚，生靈塗炭，神人共忿！」（談遷《國榷》卷91）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就這樣，袁崇煥含著極大的冤屈被磔於西市，結束了叱吒風雲的暫短人生。

　　有史料記載，袁崇煥死得極為慘烈。因受朝廷輿論的影響，京師居民確信袁崇煥「召敵入京」、「獻地講和」、對其恨之入骨，紛紛「爭噉其肉，皮骨已盡，心肺之間叫聲不絕，半日而止，所謂活剮者也。」親自目睹其慘狀的夏復甦說：「百姓將銀一錢，買肉一塊，如手指大，噉之。食時必罵一聲，須臾，崇煥肉悉賣盡。」

　　袁崇煥蒙受的一大冤案，直到清初才真相大白。因此，《御定資治通鑒綱目三編·發明》評論說：「袁崇煥在邊臣中尚有膽略。其率兵勤王，實屬有功無罪。壯烈始則甚喜甚至，倚若長城。一聞楊太監之言，不審虛實，即下崇煥於獄，尋至磔死。是直不知用間愚敵為兵家作用。古今未被治而僨其事者，指不勝屈，未有若壯愍此舉之甚者。」又大發感嘆：「刑章顛倒，國法何存？豈唯不知將將之道，抑亦大夫御下之方矣！」此論可謂一針見血地道出了朱由檢中皇太極反間之計而冤殺袁崇煥的嚴重過失。同時說明了朱由檢的昏庸和朝政的敗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