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沖及：清朝統治集團的最後十年

　　 怎樣看待清朝統治集團的最後十年，本來不是難以判斷的問題。因為清政府在1911年如此迅速地土崩瓦解、遭到國人拋棄這個事實，已比任何雄辯更清楚地做出了回答。

　　 但近年來這個問題卻又被討論得很熱鬧。有一種看法認為:如果讓清朝政府繼續存在下去，穩步地、有秩序地進行改革，中國的現代化將會來得更快些，受到的損害也會更小些;革命只會對社會造成破壞，辛亥革命不僅不必要，而且帶來軍閥割據下的動蕩和混亂，把事情搞糟了。這種看法最初來自海外，後來國內也有迴響，不少人以為這很有些新意。

　　 一百年前的那場爭論

　　 其實，這不是新問題。人們有時很健忘。早在上世紀初的辛亥革命前後，對這個問題就有過激烈的爭論。爭論的一方是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派，另一方是康有為、梁啟超為代表的立憲派。前面所說的基本論點當時就以稍有不同的形式提出來了。

　　 當辛亥革命還處在準備階段時，梁啟超以《新民叢報》為主要陣地，發表一系列文章，認為革命不但將殺人流血，還會導致內亂和列強幹涉，使中國滅亡，出路只有通過請願立憲，期待清朝政府自行改革，先實行開明專制，然後「由開明專制以移於立憲」，才是「拾級而升，又不致助長此衝突」。

　　 革命派則指出:無數事實已證明，不能指望這個政府會進行任何根本改革，那樣想無異「與虎謀皮」;只有下決心把它推翻，中國才有希望。《民報》上有篇文章寫道:「革命不免於殺人流血固矣，然不革命則殺人流血之禍可以免乎?革命之時，殺人流血於雙方之爭鬥見之。若夫不革命之殺人流血，則一方鼓刀而屠，一方觳觫而就死耳。為國而死，則吝惜之;為野蠻異族政府所蹂躪而死，則忍受之，何死之不擇也。」孫中山講得很乾脆:「世界立憲，亦必以流血得之，方能稱為真立憲。同一流血，何不為直截了當之共和，而為不完不備之立憲乎?」

　　 這場爭論的結果怎麼樣?當時留學日本的林伯渠後來回憶道:「《民報》(同盟會之機關報，僅出24期)壽命雖短，但卻迅即傳播國內，取《新民叢報》的地位而代之。民主共和的思想，以排山倒海之勢，終於壓倒了君主立憲論。」當時在內地求學的高一涵也回憶說:「我在先總喜歡讀梁啟超主辦的《新民叢報》和《中國魂》之類的刊物的，看到《民報》後，才認識到國家不強是『政府惡劣』，而不是『國民惡劣』，應該建立共和，不應該堅持專制，種族革命與政治革命必須同時進行，種族革命絕不會妨害政治革命。由此可見，《民報》對宣傳革命思想，是有顯著成績的。」這些說法很有代表性。辛亥革命後這場爭論又起來過。武昌起義後不久，身處海外的康有為接連發表《救亡論》、《共和政體論》等文章，宣稱:「中國必不亡，而言革命則中國因之而亡」，「中國乎積四千年君主之俗，欲一旦全廢之，甚非策也」。第二年，他又發表《中華救國論》寫道:「嗟乎!號為共和，而實共爭共亂;號為自由，而實自死自亡;號為愛國，而實賣國滅國。」「夫中國之舊法，雖有專制之實，而立一統之制，其所得者亦甚多也，蓋非前朝能為之，實中國數千年政俗所流傳也，經累朝之因革損益，去弊除患，僅用得之。」「其所缺者，物質文明，民權平等耳。雖未能盛治，然能保人民之生命財產，則先得立國之本原，而為今暴民政治所不及矣。」總之，不要發生革命，保持君主政體，中國必不亡，那比實行共和政體的「暴民政治」要好得多。7年後，他參加張勳復辟活動，要把溥儀重新扶上帝位。但清室復辟太不得人心，結果只有12天就失敗了。這是實踐的又一次檢驗。事實表明，中國的絕大多數人對這個曾經煊赫一時的清朝政府已不再有絲毫的眷戀之情。

　　 這不能怪人們無情。最初，許多人確曾把希望寄托在清朝政府身上，期待它能進行真正的改革，救亡圖存。如果可以做到，這自然是一條代價更小的道路。可是，事實是冷酷的:這個政府已經腐爛到極點。人們在經歷了一次又一次的努力和失望後，再也無法對它抱任何期待了。而國家的一切權力又都集中在它的手裡，不推翻它，中國是沒有希望的。當時的愛國者為了對這個異常尖銳的問題做出抉擇，經歷過多少激烈的思想鬥爭!從孫中山、黃興到其他革命派人物，最初何嘗不曾想通過溫和的改革來拯救中國。但是，這些善良的願望都被無情的事實碰得粉碎，而迫在眉睫的危機又不容許人們從容地繼續坐視下去。這才驅使他們下定狠心，義無反顧地走上革命的道路。

　　 從這個簡單的回顧中可以看出，前面所說那種看法的大意，一百年前的立憲派早就用來作為反對革命的論據了，只是不少人在事實教訓下放棄了。一百年後的今天，有些人不過是在不同歷史條件下以不同的形式舊話重提罷了。

　　 清朝統治集團的狀況

　　 但問題既然又提出來了，不妨重新考察一下清朝統治集團最後十年的實際情況，看看它有沒有可能穩步地有秩序地進行改革，實現中國的現代化。這裡說的「最後十年」是約數，是指1901年《辛丑條約》簽訂到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那十來年的歷史。

　　 清朝實行的是高度中央集權的體制。戊戌變法失敗後，它的最高權力完全握在慈禧太后一人之手。她本來打算廢掉光緒的帝位，由於內外阻力而沒有實現，但事實上光緒早已形同木偶，在政治上不能起什麼作用。時任翰林院侍讀學士的惲毓鼎在《崇陵傳信錄》中寫道:「兩宮之垂簾也，帝中坐，後蔽以紗幕，孝貞(引注:即慈安太后)、孝欽(引注:即慈禧太后)左右對面坐。孝貞既崩，孝欽獨坐於後。至戊戌訓政，則太后與上並坐，若二君焉。臣工奏對，上嘿不發言。有時太后肘上使言，不過一二語止矣。遷上於南海瀛台，三面皆水。隆冬冰堅結，傳聞上常攜小閹踏冰出，為門者所阻，於是有傳匠鑿冰之舉。上嘗至一太監屋，幾有書，取視之，《三國演義》也，閱數行，擲去，長嘆曰:『朕並不如漢獻帝也。』」慈禧太后是個只醉心個人權力的人，這時已年老多病，又經過甲午戰爭、八國聯軍進攻的打擊，待辛丑訂約後，更多考慮的是如何平穩地度過餘生。胡思敬在《國聞備乘》中描述她:「年且耄矣，屢更憂患，後事遙遙不可知，因推權政府不肯任勞怨。」正當國難深重之際，最高統治者況且如此，又能指望整個政府有多大作為?

　　 清朝最高統治者的主要輔佐機構是軍機處(稱為樞府)，曾任直隸總督的陳夔龍寫道:「國朝官制，軍機處為最要，始設置於雍正朝，歷五世至咸豐。爾時，天子當陽，乾綱獨斷，任是差者，不過秉承意旨，撰擬詔諭，靖共夙夜，即為盡職。」「厥後兩宮垂簾，親賢夾輔，一國三公，事權不無下移，各有聲援，黨禍遂因之而起。」「樞府得其人則治，不得其人則亂。此中機括，間不容髮。」但大事依然只能由最高統治者獨斷，決不容許大權旁落。

　　 1901年軍機處成員進行了大換班，這對清朝統治集團的最後十年影響至大。1900年八國聯軍攻入北京前，軍機大臣共七人，首席軍機大臣是禮親王世鐸。禮親王是「世襲罔替」的清初八王之一，世鐸行輩高，但其人昏庸無能，易於驅使，故1884年甲申易樞時，慈禧為了罷斥恭親王奕?，才拿他出來擺擺樣子。1900年8月慈禧和光緒逃往西安時，他沒有隨行，不久就退出軍機處。軍機大臣剛毅、啟秀、趙舒翹、載漪四人是八國聯軍要求懲辦的對象，稍後，或死或免職。餘下只有榮祿、王文韶兩人，到西安後又補了鹿傳霖和瞿鴻，都是榮祿保舉的，而由榮祿任首席軍機大臣。

　　 榮祿在當時清朝大臣中是比較能幹的，深得慈禧信任。「但榮祿自辛丑迴鑾之後，體弱多病，時常請假，後因久病，竟不能入值，屢次奏請開缺，而那拉氏(引注:即慈禧)不許。」過了兩年多就病死了。慈禧特下懿旨，稱他「翊贊綸扉，適在時事艱難之日，盡心經畫，獻納周詳，有為中外所不及知者。朝廷倚畀之殷，相須綦切。」「追念前榮，曷勝愴慟。」言辭之間對榮祿的政治評價甚高。

　　 接替榮祿擔任首席軍機大臣的是慶親王奕劻。奕劻的貪瀆納賄是出了名的。他接任後的第二年，御史蔣式瑆就上奏:「奕劻自任軍機，門庭如市，細大不捐。其父子起居飲食，車馬衣服，異常揮霍。」1906年其子載振為農工商部尚書，命往奉天、吉林查辦事件。次年三月，詔改奉天、吉林、黑龍江為東三省，以徐世昌為總督，唐紹儀為奉天巡撫，朱家寶為吉林巡撫，段芝貴為黑龍江巡撫。因芝貴資淺(道員)，忽膺不次之擢，輿論由是大嘩。御史趙啟霖具疏糾參，稱載振至東三省查事，還過天津，芝貴以一萬二千金購歌妓楊翠喜獻之。這就是轟動一時的所謂「楊翠喜案」。1907年盛宣懷寫給奕劻的一封信說:「忝值千歲壽旦，謹備日金幣二萬圓，屬令陶道(引注:指陶湘)面呈，伏乞賞收。」奕劻回信說:「楊柳風前，忽好音之惠我。荷蒙厚賜，崇飾賤辰，百拜承嘉，五中增感。」這兩封現存盛宣懷檔案中的原件信函，是奕劻貪瀆的鐵證。袁世凱手面更大。他剛升任直隸總督、北洋大臣不久，得知奕劻有入軍機的消息，就派楊士琦送去十萬兩一張的銀票，隨後，「月有月規，節有節規，年有年規。遇有慶王及福晉的生日，唱戲請客，及一切賞用，甚至慶王的兒子成婚，格格出嫁，孫子彌月周歲，所需開支，都由世凱預先布置，不費王府一錢。」從此，遇有重要事件和人事任免，奕劻便都同袁世凱商議。由於得到奕劻的全力支持，袁世凱的實力和對中樞決策的影響日益增強。深得袁信任的張國淦回憶說:「慶親王奕劻自繼榮祿而為軍機領袖，直隸總督袁世凱深與結納，為其謀主。於是北洋遙制朝政，其權力之偉更遠過於李鴻章。」盛宣懷在北京的密探也透露說:「至於領袖(引注:指奕劻)者，本屬無可無不可，一聽命於北洋而已。」陳虁龍對中樞這種狀況感嘆道:「迨文忠(引注:指榮祿)病逝，繼任非賢，爭權納賄，伐異黨同，不及十年，大盜(引注:指袁世凱)竊國，陽借共和之名，暗窺神器。」可見奕劻主樞實為清末政壇狀況進一步惡化的關鍵。

　　 但最初奕劻和袁世凱在權力控制上還有兩個重要對手，內是瞿鴻，外是岑春煊。瞿是榮祿死時在任的三位軍機大臣之一，也是當時重要諭旨的主要擬稿人，還兼第一任外務部尚書。岑因庚子年慈禧等倉皇逃往西安時率馬隊一路護送，照料周到，深得慈禧信任，後由山西巡撫而任兩廣總督。近人徐一士在《一士譚薈》中寫道:「光緒末時，慶王奕劻長樞機，為朝臣領袖，袁世凱督畿輔，為疆吏領袖，並承後(引注:指慈禧)殊眷，勢傾全國。而內則軍機大臣瞿鴻，外則兩廣總督岑春煊獨深不直之，顯樹異幟。」「後知春煊與奕劻水火，欲調解之，因問以到京後曾否往謁奕劻。對曰:『未嘗。』後曰:『爾等同受倚任，為朝廷辦事，宜和衷共濟，何不往謁一談?』曰:『彼處例索門包，臣無錢備此。縱有錢，亦不能作如此用也。』後亂以他語而罷。春煊屢為後言奕劻貪劣諸狀，蘄早斧逐，以澄清政地。後雖不能從，意蓋不能無動。」這種說法大體反映出當時朝局的實情。

　　 1906年11月6日，清廷在宣布改革官制的同時，對軍機處進行了調整。軍機大臣榮慶在這天日記中寫道:「奉懿旨，慶邸、瞿相留軍機，世相(引注:世續)、林中丞紹年入軍機，鹿、徐、鐵及慶開軍機，專辦部務。」退出軍機的四人，除鹿傳霖年老體衰外，徐世昌、鐵良、榮慶都與奕劻、袁世凱關係密切。補入軍機的世續是沒有多少作為的親貴，林紹年卻是瞿鴻推舉的。這是一個不小的動作。

　　 慶、袁與瞿、岑之間業已勢同水火，政爭勢在必然。對奕劻的貪瀆和袁世凱的跋扈，幾乎盡人皆知，慈禧也有所聞。據載，她曾與瞿鴻談起朝事，有「慶王聲名外間甚壞，汝在軍機處，宜多負責任之語」。

　　 瞿退朝後無意間同妻子談及，結果輾轉傳言，為記者所知，在英國《泰晤士報》刊載。稍後慈禧宴請各國公使夫人時，英國公使夫人依據報上消息，問慈禧「是否有奕劻退出軍機之事」。慈禧不悅，後以「暗通報館，授意言官，陰結外援，分布黨與」的罪名將瞿鴻開缺回籍。為了對付岑春煊，袁世凱更使出卑劣的手段。對此，岑在《樂齋漫筆》中寫道:「知東朝(引注:指慈禧)平生最惡康、梁師弟，(袁)乃陰使人求余小照，與康梁所攝合印一幀，若共立相語然者，所立地則上海《時報》館前也。既成，密呈於孝欽，指為暗通黨人圖亂之證。深宮不審其詐，既見攝影儼然，信之不疑，驚愕至於淚下，亟諾所以處置者。」岑春煊後來也被免職。這兩件事都發生在1907年夏秋之間兩個多月的時間內，朝局出現很大逆轉，被稱為「丁未政潮」。

　　 瞿鴻罷職後，軍機處缺少得力漢員，慈禧只得令鹿傳霖解除吏部尚書職務，重入軍機;同時，令醇王載灃在軍機大臣上學習行走。鹿傳霖年邁衰老，難膺繁巨，軍機處已經沒有主持得力的人。9月，慈禧太后乃命張之洞、袁世凱同入軍機，而此前不久軍機大臣林紹年被外放河南巡撫，樞垣再次調整。調張、袁入軍機，其實也有疑忌袁世凱權力日增的隱衷。「袁在軍機，所有一切政務都是稟承諭旨，沒有單獨發表的事件，只外交部重要政策可以主持。」而把資深望重而又年老力衰的張之洞同時內調，位列袁世凱之前，也有對袁加以牽制的意思。但張之洞遠不足以牽制袁世凱。辜鴻銘在《張文襄幕府紀聞》中寫道:「丁未年，張文襄與袁項城由封疆外任同入軍機，項城見駐京德國公使曰:『張中堂是講學問的，我是不講學問，我是講辦事的。』其幕僚將此語轉述於余，以為項城得意之談。」

　　 首席軍機大臣歷來都由滿族親貴擔任。慈禧這時雖對奕劻已有不滿，但環顧滿朝親貴，不是老弱昏庸，就是紈袴惡少，實在提不出可以替代的合適人選。據岑春煊回憶，他在丁未年初赴京時曾對慈禧直言:「近年親貴弄權，賄賂公行，以致中外效尤，紀綱掃地，皆由慶親王奕劻貪庸誤國，引用非人，若不力圖刷新政治，重整紀綱，臣恐人心離散之日，雖欲勉強維持，亦將挽回無術矣。」「太后言:懿親中，多年少不更事。尚有何人，能勝此任，汝可保奏。余對:此乃皇太后、皇上特簡之員，臣何敢妄保。」

　　 慈禧說的多少也是實話。在她看來，首席軍機大臣只能從「懿親」中來考慮，其他人都不能讓她放心，無奈這些「懿親」大抵「少不更事」，要找一個「能勝此任」的竟無法辦到。結果，只能仍由奕劻繼續擔任首席軍機大臣。已在軍機大臣上學習行走的醇親王載灃(就是後來的監國攝政王)，「少不更事」，實在難當大任。據載，動議籌備立憲中官制改革這件大事時，慈禧曾問及醇邸，「邸即碰頭奏稱:『奴才實在年幼無知，不敢妄陳。』慈聖即長嘆曰:『如何汝亦可如此?汝即不知，可問大眾。』言外彷彿再如此無用，親貴竟無人，所以長嘆也。邸但惶恐碰首，所以後來即未預議。」

　　 懿親中奕劻貪瀆，載灃難當重任，慈禧已別無選擇，清朝的國運只得走向盡頭。

　　 第二年，也就是1908年，光緒和慈禧在兩天內相繼死去。光緒死在慈禧的前一天，此事後來成為疑案。進入21世紀，有關部門研究人員以先進精密儀器對光緒遺發和地宮環境進行檢測和研究，發現光緒頭髮中的含砷量為正常狀況的幾千倍，屬砒霜中毒死亡無疑。「總之，慈禧唯恐自己先死，光緒復出掌權，盡翻舊案，故臨終前令親信下手毒死光緒。從檢測結果與史料記載來看，這應是事實的真相。」

　　 由於光緒並沒有實際權力，他的死除了對康、梁等保皇派是個沉重打擊外，對當時的政局沒有產生多少直接的影響。慈禧的死，影響就大多了。「在西太后時代，能得到太后歡心就等於得到了遠大前程。要想討西太后的歡心，首先必須隨時摸得著太后的心意，方能做到投其所好。」在辛酉政變後的40多年中，清朝政府至高無上的權力一直由慈禧一手獨攬。她畢竟富有統治經驗和權力，是比較能駕馭內部各派勢力的人。她一死，在清朝內部沒有一個人能填補這個空白，能夠拿大主意，代替她原有的作用。這就使本已日趨絕境的清朝政府全亂了套，更失去控制局勢的能力。

　　 慈禧和光緒死後，3歲的溥儀繼皇帝位，年號宣統。光緒的皇后那拉氏(也是慈禧的侄女)被奉為隆裕太后。「隆裕初無他志，唯得時行樂而已。」溥儀的父親載灃(也是慈禧的外甥、光緒的弟弟)當了攝政王。光緒死的當天載灃在日記中寫道:「面承(慈禧)懿旨:現在時勢多艱，嗣皇帝尚在沖齡，正宜專心典學，著攝政王載灃為監國，所有軍國政事，悉秉予之訓示裁度施行。」第二天，慈禧自知病篤，才又說:「現予病勢危篤，恐將不起，嗣後軍國政事均由攝政王裁定，遇有重大事件有必須請皇太后懿旨者，由攝政王隨時面請施行。」

　　 過了一個多月，清廷將袁世凱以「回籍養痾」為名，放歸河南。罷斥袁世凱，不只是載灃要為他的哥哥光緒報仇，更重要的是清室貴族對漢族大臣權力日重感到恐懼。袁世凱離京時，「南皮(引注:即張之洞)來送行，太息曰:『行將及我』，亦自危其勢之孤也。不一載而南皮亦薨於位矣，蓋親貴用事不可挽回也。」

　　 儘管如此，袁世凱經營多年，舊部滿布各處，他的潛勢力依然存在。

　　 這時，清室各少年親貴爭出攬權，統治集團不僅越來越自我孤立，內部更鬧得烏煙瘴氣。其中最重要的是兩股勢力。一股是載灃和他的兄弟要抓軍權。溥儀說:「我父親並非是個完全沒有主意的人。他的主意便是為了維持皇族的統治，首先把兵權抓過來。這是他那次出使德國從德國皇室學到的一條:軍隊一定要放在皇室手裡，皇族子弟要當軍官。他做得更徹底，不但抓到皇室手裡，而且還必須抓在自己家裡。在我即位後不多天，他就派自己的兄弟載濤做專司訓練禁衛軍大臣，建立皇家軍隊。袁世凱開缺後，他代替皇帝為大元帥，統率全國軍隊，派兄弟載洵為籌辦海軍大臣，另一個兄弟載濤管軍諮處(等於參謀總部的機構)，後來我這兩位叔叔就成了正式的海軍部大臣和軍諮府大臣。」

　　 另一股勢力是鎮國公載澤。「隆裕妹為載澤妻(引注:也是慈禧的侄女)，嘗往來宮中通外廷消息，故載澤雖與載洵兄弟不合而氣焰益張，恃內援也。」他出任度支部尚書，掌握了財政大權，事實上依靠的是盛宣懷。盛宣懷幫助李鴻章辦洋務數十年，電報、輪船、礦利、銀行等都由他掌握。袁世凱接任北洋大臣後，盡奪盛宣懷控制的電報局、鐵路局、招商局等，盛只得卸差回里。載澤任度支部尚書後，「度支部辦預算表，梁士詒與唐紹儀把持郵政，皆粵黨也。澤公謀欲去之，莫能窺其底蘊。宣懷乘機進賄，遂起用為郵傳部尚書。」以後，盛宣懷推行鐵路國有政策，也得到載澤的有力支持。此外，還有肅親王善耆擔任民政部尚書，控制了警察大權。

　　 這些少年親貴儘管出任要職，大權在握，卻都是一群不諳世事的紈袴子弟，朝政越來越糟。惲毓鼎在《崇陵傳信錄》中寫道:「二十年前，嘉定徐侍郎致祥嘗語毓鼎曰:『王室其遂微矣。』毓鼎請其故，侍郎曰:『吾立朝近四十年，識近屬親貴殆遍，異日御區宇握大權者，皆出其中，察其四識，無一足當軍國之重者。吾是以知皇靈之不永也。』其言至是而信。」

　　 清朝統治集團確已呈現出日薄西山、氣息奄奄的末日景象，難以挽救了。

　　 至於滿朝文武以至封疆大吏，除袁世凱、張之洞、岑春煊等少數人外，已看不到能多少有所作為的人。陳寅恪在《寒柳堂紀夢未定稿(補)》中感嘆地寫道:「同光時代士大夫之清流，大抵為少年科舉，不諳地方實際及國際形勢，務為高論。由今觀之，其不當不實之處頗多。」「清流士大夫，雖較清廉，然殊無才實。濁流之士大夫略具才實，然甚貪污。其中固有例外，但以此原則衡清季數十年人事世變，雖不中亦不遠也。」惲毓鼎在日記中寫道:「今日時務，無論大官小官無一得行其志者，可勝浩嘆。」「奏疏所陳，半系紙上文章，未見悉符實事。且一篇之中，枝葉過於精華，徒費目力，獲益殊鮮。」

　　 對已經腐爛到如此程度，只在苟延殘喘的清朝統治集團，還指望它能轟轟烈烈做出一番大事業，穩步地、有秩序地推進改革，使中國的現代化來得更好些，不說是痴人說夢，至少也是緣木求魚。在這方面洋洋洒洒地去做許多文章，恐怕也只能是「紙上文章，未見悉符實事」，或者「務為高論，由今觀之，其不當不實之處頗多」。

　　 深重的民族危機和社會危機

　　 歷史從來是複雜而多面的。為了做出正確的判斷，需要有整體性的眼光，恰當地分析它的各個側面在全局中所佔的地位，抓住主線，分清主次。不能脫離全局而孤立地抽取某些片斷，加以放大，彷彿這就是事情的主體或全部，據以得出重大的歷史結論。用這種研究方法，可以舉出若干論據和事實，猛一看也振振有詞，其實很難說是嚴肅的科學態度。

　　 要評論清朝統治集團最後十年的所作所為，不能不先看看中華民族在這十年間面對的最突出、最緊迫、最令人焦灼萬分的矛盾是什麼，那就是極端深重的民族危機和社會危機。這不是通常的平靜的時刻。祖國在危急中。中國會不會亡，成為壓在人們心頭最沉重的問題。再沒有其他任何問題能夠同它相比了。再看看清朝統治集團在這樣嚴重的危機面前採取了怎樣的態度，就不難得出恰當的結論。

　　 中日甲午戰爭和反對八國聯軍戰爭的失敗，《馬關條約》和《辛丑條約》的相繼簽訂，使鴉片戰爭以來一直存在的嚴重民族危機陡然大幅度升級。西方列強在條約中從中國攫取駭人聽聞的巨大權益，使中國人蒙受刻骨銘心的恥辱。這些事實為大家所熟知，本文就不多說了。

　　 事情並沒有到此為止。當八國聯軍進攻中國時，野心勃勃的沙皇俄國還單獨調集步兵、騎兵17.7萬人，分6路入侵中國東北，強行佔領境內主要城市和主要交通線。《辛丑條約》簽訂後，他們仍不從東北撤兵。俄國的《新時報》甚至公然將中國東北稱為「黃俄羅斯」。1902年，兩國簽訂《東三省交收條約》，規定俄軍在18個月內分三期撤完。但到1903年，沙俄不僅不撤一兵，反而增派軍隊，並且向中國提出7項無理要求，其中包括:俄清兩國之外，無開掘東三省礦山權;俄國得以其國之兵，保護東清鐵路;東三省置於俄國監督之下，不許他國干預;俄國設商務衙門於奉天，派其國兵保護之;東三省練軍歸俄國將校訓練。這實際上是要把佔領東北合法化。俄國的無理要求直接激發留日學生和國內民眾掀起「拒俄運動」。湖南留日學生陳天華當年秋天在《警世鐘》小冊子中寫道:「自從俄國復佔了東三省之後，瓜分的話日甚一日，人人都說中國滅種的日子到了。」他進一步寫道:「你但問俄國佔東三省的事真不真，不要問瓜分的事真不真。俄國佔東三省的事倘若不虛，這瓜分的事一定是實了。你看德國佔領膠州海口，俄國、英國、法國，也就照德國的樣兒，各佔了一個海口。於今俄國佔了東三省，請問中國有幾塊與東三省一樣寬的地方，將來分的時候，恐怕還不夠分哩!於今還來問真問假，真真不知事務了。」「須知事到今日，斷不能再講預備救中國了，只有死死苦戰，才能救得中國。」這是多麼痛切的語言!

　　 由於日本和沙俄爭奪東亞的霸權，兩國在中國的東北爆發了戰爭。戰爭爆發後不久，時任外務部尚書的那桐奉旨看了由大內交出的1896年9月28日互換的《中俄密約》(由李鴻章赴俄，和沙俄外交大臣巴甫洛夫、財政大臣維特談判後簽訂，由奕劻、翁同龢、張蔭桓在北京和沙俄駐華公使喀西尼互換)，內容是:「一，為日本國如損東方和平之局，侵佔俄土、中國、朝鮮，清俄聯和各出水陸軍援助;二，如開戰，不得一國先議和局;三，俄海軍可駛入中國海口;四，修吉黑鐵路;五，鐵路平時可運俄兵;六，此約以十五年為限。」在沙俄強佔旅大又武裝佔領東北以後，這個密約已經失效。清廷聽取袁世凱的意見，宣布對日俄戰爭守局外中立。上諭說:「現在日俄兩國失和用兵，朝廷軫念彼此均屬友邦，應按局外中立之例辦理，著各省將軍督撫通飭所屬文武，並曉諭軍民人等，一體欽遵，以篤邦交而維大局，毋得疏誤。」日俄兩國在中國的土地上激戰，東北人民遭受深重的苦難。惲毓鼎在日記中寫道:「自兩國戰後，居民田廬盪盡，無家可歸，麇集於省城，朔風凍雪，盪析離居，言之可慘。」

　　 清政府竟宣告局外中立。這不能不使國人感到痛心和蒙受奇恥大辱。與此同時，英國軍隊從1903年冬天起武裝進攻西藏，1904年8月佔領拉薩，由於西藏人民的頑強抵抗，在一個多月後被迫撤出。陶湘給盛宣懷的密報中寫道:「西藏事統歸英人，情形較日本之處高麗尤甚。有大臣已將約章寄到，大致謂:『此約章系奉英皇訓條辦理，不能更改一字，在西藏無論巨細均英主持，無論何國均不得在藏設電杆、造鐵路、開礦、駐兵』等語。中國竟無一字提及。末了卻雲:『此約交中國駐藏大臣翻譯遵行』。政府亦無可如何。」這又給中國人很大的刺激。

　　 日本打敗沙皇俄國後，排除了同它爭奪朝鮮的對手，於1910年正式并吞朝鮮。中朝是唇齒相依的鄰邦。朝鮮的亡國，給處在異常敏感狀態下的中國人極大的震動，感到等待著自己的可能是同樣的悲慘命運。英國《泰晤士報》記者莫理循在第二年1月的一封信里寫道:「每一個離別三載之後又回到這個國家的人，對公眾對日情緒的變化都會有著觸目驚心之感。這段期間里，自從朝鮮被并吞以後，人們對日本的感情發生了明顯的變化。」

　　 西方列強的勢力更進一步深入中國內地。這時，他們的一個重要特點是:把擴大投資放在比商品傾銷和原料掠奪更重要的地位，特別是通過建築鐵路、開掘礦藏、經營航運等手段來控制中國的經濟命脈。如果說，1901年以前，帝國主義列強雖然在中國劃分了勢力範圍，攫取了各種投資的特權，但一時還來不及直接從事大規模的投資活動;那麼，到1903年以後，它們就以空前的規模來實現這種投資的特權，來消化、鞏固和擴大前一階段獲得的侵略成果了。其中，鐵路投資無論規模之大、獲利之豐，都是投資其他企業無法相比的，於是，各國便趨之若鶩。胡思敬寫道:「是時，西人習知鐵道利益，傾資極力包攬，凡京津、津榆、淞滬、津張、滬寧數大支路悉歸掌握。

　　 鐵路投資對列強的回報，確實十分優厚。莫理循在1904年給姬樂爾的信中寫道:「我們聽說倫敦將於今年發行第一期債券，我們誠懇希望它能勝利完成。這條鐵路的資產狀況極好，抵押可靠，應該是世界上贏利最多的鐵路之一。」不僅如此，鐵路修築權又帶來沿線的開礦權和政治特權，它的重要性毫不亞於前者，引起列強間的激烈爭奪，而中國本身對此如何反應歷來不在他們顧及的範圍之內。莫理循在1905年1月給日人龜井陸良的信中寫道:「我認為你應該用信件和電報警告貴國人民注意有關德國在山東活動的新聞。俄國如同德國把它的鐵路伸入山東那樣，把俄國的鐵路伸入滿洲以後，就堅持要清廷在任命總督或巡撫時，必須事先將人選姓名通告它。後來清廷任命了一位滿族的盛京將軍，俄國就因為事先沒有同它商量，強迫清廷撤回任命。現在德國正迫使中國將其所擬任命的山東巡撫的人選通知它，這樣就干涉了這個省的內政。鑒於德國實際上壟斷了這個省的鐵路和採礦這一事實，而這個省的地理位置對日本又有極大的價值，你理應盡你所能使貴國人民了解到制止德國在山東的活動何等必要，否則你們在那裡將會碰到德國的留難，就像你們在滿洲受到俄國的留難一樣。」這就把西方列強將他們控制的鐵路沿線地區視為自己領土的面目刻畫得淋漓盡致了。

　　 本來，興修鐵路對中國的近代化是很重要的，對推動社會進步也有重要作用，似乎應當受到中國人的歡迎。但由於興修鐵路是中國處於半殖民地的境遇下、國家的主權不能掌握在自己手裡、列強的侵略野心無限膨脹並且經常背信棄義的情況下進行的，所以它便成為當時愛國者們格外憂心忡忡的焦點。我們可以看看20世紀的留日學生刊物中兩段很有代表性的話。《江蘇》寫道:「嗚呼，鐵路之於人國，猶筋脈之於人身也。是故一縣失其權則一縣死，一省失其權則一省死，況全國南北(粵漢鐵道)、東西(蜀漢鐵道)交通之大關鍵乎?」《浙江潮》寫道:「經濟上之競爭，其禍乃更毒於政治上。何以故?譬之是猶人也，朝割其一手，夕割其一足，其人必痛，而其警醒也易，而其反抗之力大，而其人猶可以復生也。若舉全身之精血而吸之，其猶茫然皇然莫知所由，未幾乃病瘵以死矣，此言其術也。若夫於政治上，則未有經濟之權既占，而政治上之權乃猶能以人者也。蓋其資本所在之地，即其政治能力所到之地，征之於近代，歷歷有明徵也。」

　　 這種認識，比起19世紀末年，顯然要深刻痛切得多了。以後四川保路運動成為辛亥首義的導火線，並不是偶然的。

　　 隨著內地通商口岸的相繼開闢，在短短几年內，許多以前還很少見到外國人的地方，這時也闖進外國輪船，出現許多高視闊步、把中國人看作劣等民族的「洋人」。他們儼然以主子的姿態君臨到中國的國土上來。而他們的勢力每插到一個地方，都激起這些地方人民的憤怒和不滿。

　　 面對如此深重的民族危機，誰能夠實行真正的改革，奮起救亡圖存，誰就能得到民眾的支持以至擁護，否則，就要被人們所唾棄。而當時的清朝統治集團處在怎樣的狀況下呢?

　　 《辛丑條約》磋商過程中，慈禧最關注的是「懲辦禍首」那一條，生怕列強要逼迫她歸政光緒。傳聞，「外人於北京所提條款，原有黜廢太后，請皇帝親政一條，持之甚力。李鴻章再三磋商，始允刪去。」列強對這一條放過後，她便放下心來。1901年2月4日，清廷在聯軍提出議和大綱並經奕劻、李鴻章草簽後，下「自責之詔」，說要「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並說:「今茲議約，不侵我主權，不割我土地，念列邦之見諒，疾愚暴之無知。事後追思，慚憤交集。」第二年1月，清朝政府從西安回到北京，從開封到正定這一段路坐了火車。進宮那天，「當西太后乘輿經過使館人員站立的陽台時，她在轎中欠起身，以非常和藹的態度向他們回禮」。當接待各國使節時，「召見從頭到尾是在格外多禮、格外莊嚴和給予外國代表以前所未有的更大敬意的情形下進行的;這件事之所以特別值得注意，乃是因為這是西太后第一次在召見中公開露面」，而不是在紗幕後面。接著，她在接待和問候外國使節夫人時，「表示出極大的同情，並且一邊和她們說話，一邊流淚」。這些，看起來是戲劇性的枝節小事，卻很有象徵性，顯示出清朝政府同帝國主義列強之間政治關係的新的變化。

　　 這以後，清朝政府一再傳諭保護外人權益，竭力鎮壓民眾愛國運動，聘請外國人擔任財政、軍事等顧問，連地方大吏的任命也要看外人的臉色行事。胡思敬的《國聞備乘》中專列「外務部媚夷」一條，寫道:「堂司官坐擁厚糈，專恃媚夷為固位計，狡者作倀，鈍者作媒，其能知外部為中國朝廷所設者，蓋無幾人。安徽爭銅官山礦，部臣告皖撫曰:『皖南北礦甚豐，此區區者何必與較?』

　　 惲毓鼎在1906年的日記中寫道:「我國外交諸公，平日畏洋人如虎，其敢聲罪致討、爭國體而平民心乎?前途概可想見矣。嗚乎!(書至此，淚涔涔而下矣。)」1909年在上海出版的《民呼日報》寫道:「自外部設立以後，吾國國權喪失於若輩之手者不知凡幾。意旨所存，凡一般官吏無不以媚外為政策。」留日學生千餘人1911年2月在日本東京集會，決定組織國民會，發表聲明說:「目前，政府官員大多愚昧昏庸，不堪言狀。彼等既懾於列強之威，又對列強茫然無所知，顯然直如驚呆之孤兒，為人推向陷我國家於深淵之境地尚無察覺。時代要求雄才大略者，然彼等卻一味苟且偷安，放棄主權，只知屈從。」

　　 既然清朝政府將自己同帝國主義侵略者緊緊聯結在一起，那麼，毫不奇怪，民眾自然也就將反對帝國主義同反對清朝政府緊緊聯結在一起。這是完全符合邏輯的結論。

　　 陳天華在《猛回頭》中寫道:「列位，你道現在的朝廷，仍是滿洲的嗎?多久是洋人的了。列位!若還不信，請看近來朝廷所做的事，那一件不是奉洋人的號令?我們分明是拒洋人，他不說我們與洋人做對，反說與現在的朝廷做對，要把我們當做謀反叛逆的殺了。列位，我們尚不把這個道理想清，事事依這朝廷的，恐怕口雖說不甘做洋人的百姓，多久做了尚不知信。朝廷固然是不可違阻，難道說這洋人的朝廷，也不該違阻嗎?」這本小冊子流傳極廣，「洋人的朝廷」這個說法也就深入人心，遭人痛恨和唾棄。

　　 再說嚴重的社會危機。

　　 到了晚清，中國的社會矛盾本已極端尖銳。甲午戰敗，賠款2.3億兩白銀，那時清廷的年財政收入長期在8000萬兩白銀左右，這賠款相當於3年的全部財政收入，使整個財政經濟狀況陷於大破產的境地。《辛丑條約》又要賠款4.5億兩白銀，這就完全無法應付了。飲鴆止渴的辦法只有兩條:一條是大規模舉借外債，這更大大加深對外國列強的依賴和屈從;另一條是對民眾加緊敲骨吸髓的盤剝，這就使國內本已異常尖銳的社會危機更大大激化了。

　　 前面講到清朝的年財政收入一直在8000萬兩白銀左右，到1911年猛增到3億兩白銀。在中國這樣的農業社會，財政收入如此大幅度的增加自然不是生產發展的結果，只能是對百姓盤剝的加緊。在財政極端拮据的情況下，增加的捐稅還成為籌措新政費用的主要手段。貪官污吏乘機巧立名目、層層加碼，老百姓就更活不下去了。《國聞備乘》中寫道:「無政事則財用不足，不節流而急急開源，適便於小人行私，上下皆受其害。予觀近時籌款之法，灼然共見者蓋有數端:一曰百貨統捐，創自江西;一曰煙酒增稅，一曰酌提州縣盈餘，一曰八省膏捐，皆創自北洋;一曰銅元餘利，創自廣東;一曰漕糧折價，一曰推廣捐例，皆創自部臣;一曰房捐，一曰米捐，一曰畝捐，一曰投效，一曰彩票，一曰鹽斤加價，一曰整頓契牙各稅，皆東南各督撫私自籌畫。取民之法愈巧，侵蝕之術愈工。三年之間，戶部再火(引注:指戶部衙門兩次發生火災)，天意蓋可知矣!」

　　 到1910年，清朝財政狀況已支撐不住，出現全國性的財政金融大混亂。清政府除舉借外債和橫徵暴斂外，又採取新的措施濫鑄銅元和濫發紙幣，用惡性通貨膨脹的辦法對民眾進行無休止的掠奪。鑄造銅元是1902年冬袁世凱在直隸開始實行的。由於它在鑄造過程中可摻亞鉛，幣值不斷下跌，出現一瀉千里之勢。下層勞動民眾收入低微，持有的一般多是銅元。銅元價值暴跌，遭受災難最大的還是他們。濫發紙幣的結果，還造成政府財政信用破產，在城市中出現銀號、錢莊大批倒閉的風潮，引起巨大恐慌。這些都是以往中國社會經濟生活中從來不曾見到過的。

　　 在這種情況下，下層民眾中的自發反抗鬥爭愈演愈烈。其中最突出的，一個是抗捐鬥爭，一個是搶米風潮，前者如山東萊陽抗捐鬥爭，後者如湖南長沙搶米風潮，都是震動全國的。

　　 連看來溫和的梁啟超也在《國風報》上寫道:「中國亡征萬千，而其病已中於膏肓，且其禍已迫於眉睫者，則國民生計之困窮是已。蓋就國家一方面論之，萬事皆有可補救，而獨至舉國資本涸竭，馴至演成國家破產之慘劇，則無復可補救。」「就個人一方面論之，萬事皆可忍受，而獨至饑寒迫於肌膚，死期在旦夕，則無復可忍受。所謂鋌而走險，急何能擇，雖有良善，未有不窮而思濫者也。嗚呼，今日中國之現象當之矣。」「愁慘之氣，充滿國中。嗚呼，凡百險狀，蓋未有過此者。」

　　 1911年5月2日，長沙關稅務司偉克非致總稅務司安格聯的一封信，對局勢作了這樣的概括:「毫無疑問，大多數老百姓是希望換個政府的，不能就說他們是革命黨，但是他們對於推翻清朝的嘗試是衷心贊成的。」4天後，他又寫了封信說:「我看在不久的將來，一場革命是免不了的，現在已經公開鼓吹革命，並且獲得普遍的同情，而政府並沒有採取任何預防措施，卻盡在瞎鬧。」

　　 在嚴重的民族危機和社會危機中，人們對清政府的憤怒已達於極點，「一場革命是免不了的」，這是當時中國社會生活中最突出的事實。奇怪的是，有些著作或文章對這些事實彷彿都置於視野之外，或看得無足輕重，而將筆墨盡花在清朝政府某些改革措施上(當然有些措施的積極作用也是可以如實加以肯定的)，並且把它極度放大，似乎如果不發生革命，對中國的現代化反倒更好些。那就離歷史事實太遠了。

　　 清朝政府的預備立憲和其他

　　 清朝統治集團的最後十年，面對覆亡的威脅，表示要進行改革，也做過一些事。最近被談得很多、捧得很高的是它宣布預備立憲。

　　 清朝政府在進入20世紀後表示要進行改革，是從1901年1月29日在西安下詔變法開始的。上諭中說:「世有萬古不易之常經，無一成不變之治法。窮通變久，見於《大易》，損益可知，著於《論語》。蓋不易者三綱五常，昭然如日星之照世;而可變者令甲令乙，不妨如琴瑟之改弦。」話雖說得籠統，但什麼可變，什麼不可變交代得很明白;具體的「令甲令乙」是可以變的，「三綱五常」的「常經」是「萬古不易」的。推行新政的統匯機關是1901年4月21日設立的督辦政務處。清廷上諭中說明自下詔變法後，各處陸續條陳已復不少，「此舉事體重大，條件繁多，奏牘紛繁，務在體察時勢，抉擇精當，分別可行不可行，並考察其行之力不力，非有統匯之區，不足以專責而挈綱領。」派奕劻、李鴻章、榮祿、崑岡、王文韶、鹿傳霖為督辦政務大臣(一個月後又增加瞿鴻，以後成員多有變動)，劉坤一、張之洞「著遙為參預」。新政措施多由督辦政務處集議，然後奏請朝廷決定。大權仍在朝廷掌握之中。「立憲」的口號是戊戌維新期間康有為、梁啟超等提出來的。康有為代內閣學士闊普通武起草過《請定立憲開國會折》。政變發生後，康梁逃亡海外，繼續鼓吹君主立憲，被稱為立憲派。但他們認為目前民智未開，只能從事預備，至少要10年到15年，也許得20年才能實行。

　　 日俄戰爭發生，日勝俄敗，國內許多人把它看成君主立憲政體戰勝君主專制政體。革命浪潮高漲，更使清朝政府惶恐不安，力求尋找新的出路，「永絕亂萌」。1904年，駐法公使孫寶琦上書督辦政務處，要求「乘機變法」，「以督辦政務處為上議院，都察院為下議院」。1905年夏，湖南巡撫端方晉京陛見，慈禧問他:「新政已皆舉行，當無復有未辦者。」對曰:「尚未立憲。」孝欽素聞立憲為民主義，遽變色曰:「立憲如何?」曰:「立憲則皇上可世襲罔替。」孝欽哂曰:「吾今乃聞天子亦有世襲罔替之目。」

　　 端方固然是鬧了大笑話，但慈禧沒有發怒，因為端方的本意是說立憲可使清朝的統治長治久安，這一點打動了慈禧的心。這年7月，清朝發布上諭，簡派載澤、戴鴻慈、徐世昌、端方、紹英「分赴東西洋各國考求一切政治，以期擇善而從」。徐世昌日記9月17日記載:「入直。召對後偕澤公五人請訓。勖以『朝廷甚重此事，出去要認真考察，將來好採取有用。』」不料，臨行時忽遭保定高等學堂學生吳樾行刺，出洋考察被迫暫緩啟程。

　　 同年12月，清廷在調整成員後，仍派載澤、端方等率員分兩路出國考察。主要的一路由載澤率領，考察重點是英、日兩國，都是實行君主立憲制的國家。他們在日本考察了近1個月，上奏說:「大抵日本立國之方，公議共之臣民，執柄操之君上，民無不通之隱，君有獨尊之權。」考察英國的結果是:「一事之興，必經眾人之討論，無慮耳目之不周。一事之行，並由君主之決成，無慮事權之不一。」

　　 關注的焦點始終在「政柄操之君主」、「無慮事權之不一」這一點上，放開的只是可「經眾人之討論」，你們談談是可以的，但決定權仍屬君主一人。1906年7月間，他們先後歸國，上摺奏請清政府改行立憲政體。

　　 但當時清朝統治集團內部的看法仍不一致，不少人仍心存疑慮，甚至公開持反對態度。於是，載澤又單獨上密折，力請宣布立憲。他說:「君主立憲大意在於尊崇國體，鞏固君權，並無損之可言。」接著，他列舉日本憲法中規定的君主統治大權17條，「以此言之，國之內政外交、軍備財政、賞罰黜陟，生殺予奪，以及操縱議會，君主皆有權以統治之。論其君權之完全之嚴密，而無有絲毫之下移，蓋有過於中國者矣。」他還安慰慈禧，近日宣布立憲不過是表明宗旨，要為立憲做準備，可以「維繫聖治人心」。「至於實行之期，原可寬立年限。

　　 載澤是慈禧的侄女婿，素得慈禧信任。這個密折打動了慈禧的心。9月1日，清廷以奉太后懿旨的形式頒布上諭稱:「時處今日，惟有及時詳晰甄核，仿行憲政，大權統於朝廷，庶政公諸輿論，以立國家萬年有道之基。但目前規制未備，民智未開，若操切從事，徒飾空文，何以對國民而昭大信。故廓清積弊，明定責成，必從官制入手，亟應先將官職分別議定，次第更張。」「俟數年後規模粗具，查看情形，參考各國成法，妥議立憲實行期限，再行宣布天下。視進退之遲速，定期限之遠近。」這裡最重要的三點:一是「大權統於朝廷」;二是「必從官制入手」;三是「視進步之遲速，定期限之遠近」。這些要點是與載澤的密奏相吻合的。

　　 接著便設立編纂官制館，以孫寶琦、楊士琦為提調，他們都是袁世凱的人。草擬的官制改革方案由提調匯呈另有盤算的袁世凱核定。其中最重要的內容是:內閣設總理大臣一人，左右副大臣二人，各部尚書均為內閣政務大臣參知政事，作為行政總機關，而將軍機處撤銷。為什麼袁世凱對「預備立憲」表現出如此大的熱心?張謇的親信劉厚生一針見血地指出:「他想借改革官制的機會，把軍機處裁撤，按照立憲國的責任內閣制由首相組織內閣。再擁護慶王做國務總理大臣，自己做副總理大臣。至於各部的大臣則由首相推薦，稱為中央政府。等中央政府成立之後，再議改革各省官制。如此，則一切用人之權，都操在慶王之手。說穿了，就是在世凱之手。」盛宣懷派在北京的密探陶湘也向他報告:「至於領袖者(引注:指奕劻)，本屬無可無不可，一切聽命於北洋(引注:指袁世凱)而已。」

　　 袁世凱這次做得過於操切和露骨了。方案傳出後，朝論大嘩，部院彈章蜂起，也引起慈禧的疑忌和不快。胡思敬在《大盜竊國記》中寫道:「官制草案上，詔孫家鼐、瞿鴻為總核。召見袁世凱，盡以參折示之。世凱言:『築室道謀，安能成事?請嚴懲一二人以息眾囂。』孝欽大怒，曰:『汝兵柄在手，何不執言者而盡誅之?』世凱股慄，不敢對。次日即請訓出京，盡辭兼差。知天威猶在，人口難防，蓄勢待時，不敢遽發。」

　　 11月6日清廷頒布上諭，稱奉太后懿旨:「前經降旨宣示為立憲之預備，飭令先行釐訂官制。」諭旨強調:「軍機處為行政總匯，雍正年間本有內閣分設，取其近接內廷，每日入值承旨，辦事較為密速，相承至今，尚無流弊，自毋庸復改。內閣、軍機處一切規制，著照舊行。」同時，宣布將兵部改為陸軍部，戶部改為度支部，並新增設郵傳部等。各部設尚書一人，不分滿漢。除外務部外，軍機大臣不得兼各部尚書。

　　 作為預備立憲第一步的官制改革，實際上是一次權力再分配，是清朝統治集團內的一場不大不小的風波。權勢膨脹過快的袁世凱受到不小的打擊:不僅他那套以責任內閣代替軍機處的方案完全落空，由於中央集權得到加強，他原有的權力也被大大削弱，如陸軍部和度支部的設立奪去了他的不少兵權和財權;郵傳部的設立更使他不得不放棄對鐵路、航運、電報、郵政的控制。對此，陶湘給盛宣懷的密報寫道:「本初(引注:指袁世凱)向來大權獨攬，所發莫不中的。今『立憲』二字，上既搖動，以為此種好機會，略一布置，即可成功。」「到京後連召四次，有『若不及早圖維，國事不堪設想』之語，退食後，且有『官可不做，法不可不改。』」「本初此番入都，頗露跋扈痕迹，內廷頗有疑心。迨官改制揭曉，練兵及鐵路、電政均設專部，而軍機仍舊，大失所望。郵傳部既設，即應將督辦大臣歸併，而本初不肯交出。善化(引注:指瞿鴻)囑長沙(引注:指張百熙)赴天津親見本初，並先到邸堂(引注:指奕劻)處請示。邸雲:『慰廷本欲辭兼差，我說且至各設專部再議，渠不致不交;汝可告，既設專部，部中應有全權。』」密報又寫道:「財政、兵權只陳雨蒼漢人(引注:指度支、陸軍兩部的尚書、侍郎中只有陳璧是漢人，任度支部侍郎)，此中大有深意。陸軍侍郎本擬士珍(引注:王士珍)，及見明文，乃系蔭昌。雖令王署，總使漢族無兵權耳。」

　　 總之，從預備立憲一開場就可以看到，一方面是力圖以準備改革的姿態，來穩定已嚴重動蕩不安的局面;另一方面，在改革大旗幕後充滿著統治集團內部激烈的權力爭奪戰。

　　 1908年8月27日，清朝政府終於公布了一個《欽定憲法大綱》。其實，如同立憲只是「預備」一樣，憲法也只是「大綱」，但是，近年來卻被一些人渲染為「零八憲章」。那我們就來看看這個《欽定憲法大綱》的內容是什麼。它的第一條是:「大清皇帝統治大清帝國，萬世一系，永永尊戴。」第二條是「皇上神聖尊嚴，不可侵犯。」接著，它便規定:一切頒行法律、召集開閉解散議院、設官制祿、統率陸海軍、宣戰媾和、訂立條約、宣布戒嚴、司法等等大權，全部掌握在君主一人手中。特別是用人、軍事、外交等大權，「議院不得干預」，或「由君上親裁，不付議院議決」。憲政編查館、資政院在會奏時甚至坦言:「憲法者，所以鞏固君權，兼保護臣民者也。」

　　 顯然，這個被有些人盛讚的《欽定憲法大綱》無非是企圖把君主專制制度用法律形式確定下來罷了。《民報》上說得很痛快:「其所以懸預備立憲之招牌者，不過欲假此名義增愛新覺羅氏萬世一系、皇帝神聖不可侵犯、君權至尊無限之三大條於欽定憲法上，以鞏固其萬年無道之基而已。」同時，它在朝廷內部也要加強集權，以免大權旁落。這必然使清朝統治集團內部原存的矛盾進一步激化起來。

　　 慈禧和光緒不久死去，由攝政王載灃監國，國內局勢更加動蕩不定，清王朝大崩壞的徵兆已經越來越明顯地呈現出來。原來政治態度溫和、還抱有孤臣孽子之心的國內立憲派確實憂心如焚。他們中不少人兼營工商業。清末新政中有一條「鼓勵設廠」，做出一些獎勵規定，曾使他們受到鼓舞。其實，清朝財政狀況已到了羅掘一空的地步，只是想獎勵民間工商業有所發展後可以狠狠從他們身上多榨點錢出來。《時報》一篇文章寫道:「自商部成立，當事諸公紛紛聚議，不曰開統捐，即曰加關稅，不曰勸募紳富慨贈巨金，即曰招徠南洋富商責令報效。」「自有商部而我商人乃轉增無數剝膚吸髓之痛。天下名實不相符之事，乃至如此。」

　　 時任國史館總纂的惲毓鼎在上奏中寫道:「朝廷舉行新政已數年矣。朝訂一章程，夕立一局所，『立憲』二字徒為私人耗蠹之資。聞度支部預算宣統三年財政，出入相抵。各省共虧七千餘萬兩。歷年追加之數，尚數倍於此。臣不知九年預備之案，將取資於何款?搜括及於毫末，揮霍等於泥沙。名目日增，民生日困。禍在眉睫，盡人皆知。若猶貪襲美名，厲行不已，恐功未見而國亦亡矣。」這大概也可以說是「天下名實不相符之事，乃至如此」!

　　 從1909年秋冬間起，國內立憲派焦急萬分，先後發起三次請願速開國會運動，要求縮短立憲「九年預備」的年限，力爭取得部分參與政權的機會，並用於阻止革命的爆發。運動的規模和聲勢越來越大，幾乎席捲全國，還得到一些督撫的支持。清朝政府最初在口頭上還表示嘉勉，在第三次請願後還宣布「著縮改於宣統五年實行開設議院」，斬釘截鐵地說:「應即作為確定年限，一經宣布萬不能再議更張。」「此後倘有無知愚氓藉詞煽惑，或希圖破壞，或逾越範圍，均足擾害治安，必即按法懲辦，斷不使於憲政前途稍有窒礙。」當部分地區還想發動第四次請願時，清朝政府便斷然鎮壓，不僅將請願代表押送回籍，還將為首者發配新疆，交地方官嚴加管束。

　　 1911年5月8日，清廷諭設責任內閣，裁去原有的內閣、軍機處及會議政務處。新設責任內閣以奕劻為總理大臣，那桐、徐世昌為內閣協理大臣。13名國務大臣中，滿族佔9人，而皇族即有7人，被稱為「皇族內閣」。這種倒行逆施更引起輿論大嘩，許多原來維護它的人士也感到寒心，對清朝政府的立憲已沒有多少人再抱希望了。

　　 看起來很奇怪。明明清朝政府已到了眾叛親離、極為孤立的境地，為什麼又要把本來支持它的不多的力量一一推開?原因在於:專制者的心理同常人很不一樣。越是當它感到孤立的時候，它對周圍的人越不放心，要更加緊緊地把權力攥在極少數自己信得過的人手裡，迫使立憲派和一些漢族高級官員也對它離心離德。這樣就更加自我孤立，陷入無法解脫的怪圈中。許多反動勢力窮途末路的時候，往往出現眾叛親離的大崩盤現象，這也是一個例子。

　　 自然，並不是說清朝統治集團的最後十年對社會進步有積極意義的事情一點都沒有做。當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對落後國家進行侵略的時候，正如《共產黨宣言》所說:「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們不想滅亡的話———採用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它迫使它們在自己那裡推行所謂文明制度，即變成資產者。一句話，它按照自己的面貌為自己創造出一個世界。」在列強的威迫下，同時出於維護自身根本利益的需要，清朝統治集團也進行了一些學習西方的改革，其中影響最大的是廢科舉、興學堂。原來那套以八股文取士的科舉制度，離近代的社會生活實在太遠了。應該提倡實學的議論，早在洋務運動興起時已經出現，有好幾十年了。在清朝政府看來，進行這項改革似乎還不至於危及其根本利益。所以，1898年百日維新中宣布的絕大部分改革措施都被取消，京師大學堂卻依舊保留下來。在清末各項新政中，興辦新式學堂取得了比較實在的結果，並且產生了相當深遠的影響，推翻清朝政府的掘墓人中，不少就是留學生和從國內新式學堂中出來、接受了新思想的人，這卻是清朝政府始料不及的。在籌備立憲過程中，各省相繼設立了諮議局，它的成員主要是各地紳商，職責不過是提供一些備政府採納的「輿論」而已，並沒有任何實權，在清朝統治者看來，既可以裝點門面，又無損於地方督撫的權力。但在各省諮議局活動開展起來後，對打破官府的專制局面，活躍民主空氣，也起了一些啟蒙作用。此外，在興辦交通事業、改進司法制度等方面都辦過一些有積極意義的實事。

　　 但由於整個清朝統治集團，包括各級官員，已經腐敗到如此程度，大局已壞，對他們的改革成績實在不能做過高的估計。惲毓鼎在1906年8月的一封信中寫道:「新政百出，羅掘俱窮，地方官實不易為。」「今之號稱能辦新政者，大抵括民間膏血，搏自己功名。士民未享其利，先被其害。」第二年4月，他又在日記中寫道:「看《明季北略》一函，末造大局已壞，而當道諸臣賄賂公行，益泄沓不事事，燕雀處堂不知大廈之將傾……讀竟為之淚下，蓋無一字不觸余懷也。」從莫理循的往來書信中也可以看到不少在華外國人的評論。濮蘭德在1910年元月的信中說:「我對滿洲人的任何可能的改革都持悲觀態度，而且一直如此，況且目前尚無絲毫改革的跡象。」德來格在這年10月的信中說:「政府的事並不很好，儘管喋喋不休地宣揚進步，比起慈禧太后時代來沒有絲毫進步，也沒有什麼改革，這是我的許多官方朋友公認的事實。『人人為自己和親屬打算』是當今的風氣。在北京，一切都像過去那樣一團糟。」熙禮爾在同月的來信中說:「這個國家在財政壓力和公眾迫切要求改革的壓力下，正面臨一場非常嚴重的危機。在每一項可以設想出來的計划上，把錢像流水一樣揮霍，但是，稅收卻沒有相應增加，不知道節約開支，各種弊端並未真正得到糾正。貪污、挪用公款、受賄、賣官鬻爵依然如故，白拿薪俸的閑職人員及候補道台的隊伍有增無減，由於這些原因，政府在償還外債時，當然倍覺困難。人們不會長期忍受下去。」岑春煊在與慈禧獨對時也曾大膽陳言:「創行新政，先須籌款，今日加稅，明日加厘，小民苦於搜括，怨聲載道，倘果真刷新政治，得財用於公家，百姓出錢，尚可原諒一二。現在不惟不能刷新，反較以前更加腐敗。從前賣官鬻爵尚是小的。現在內而侍郎，外而督撫，皆可用錢買得，醜聲四播，政以賄成。此臣所以說改良是假的。」這樣的事例可以說俯拾皆是，儘管今天有人把那時看成彷彿充滿光明和希望的年代。當事人的切身感受，同一些後人的想像之間，竟可以有如此大的差距，究竟哪一個更符合客觀實際呢?

　　 革命實在是不可避免的。孫中山在1904年寫道:「滿清政府可以比作一座即將倒塌的房屋，整個結構已從根本上徹底腐朽了，難道有人只要用幾根小柱子斜撐住外牆就能夠使那座房屋免於傾倒嗎?」孫中山的觀察是深刻的，他的看法是中肯的。

　　 清朝統治集團的覆滅

　　 清朝統治集團的覆滅是不可避免的。

　　 四川保路運動、武昌起義及各省響應、袁世凱重新出山，這些具體過程就不多說了，還是說說清朝統治集團當時的狀況吧。

　　 作為宣統皇帝的溥儀這樣描寫武昌起義前夕清朝集團的狀況:「以當時的親貴內閣來說，就分成慶親王奕劻等人的一夥和公爵載澤等人的一夥。給我父親(引注:即監國攝政王載灃)出謀劃策以及要權力地位的，主要是後面這一夥。無論是哪一夥，都有一群宗室覺羅、八旗世家、漢族大臣、南北謀士;這些人之間又都互有分歧，各有打算。比如載字輩的澤公，一心一意想把堂叔慶王的總揆奪過來，而醇王府的兄弟們首先所矚目的，則是袁世凱等漢人的軍權。就是向英國學海軍的兄弟和向德國學陸軍的兄弟，所好也各有不同。攝政王處於各伙人勾心鬥角之間，一會兒聽這邊的話，一會兒又信另一邊的主意，一會兒對兩邊全說『好，好』，過一會又全辦不了。弄得各伙人都不滿意他。」

　　 溥儀又說:「如果攝政王支持了載澤，或者攝政王自己採取了和奕劻相對立的態度，奕劻只要稱老辭職，躲在家裡不出來，攝政王立刻就慌了手腳。所以在澤公和慶公間的爭吵，失敗的總是載澤。醇王府的人經常可以聽見他和攝政王嚷:『老大哥這是為你打算，再不聽我老大哥的，老慶就把大清斷送啦!』攝政王總是半晌不出聲，最後說了一句:『好，好，明兒跟老慶再說……』到第二天，還是老樣子:奕劻照他自己的主意去辦事，載澤又算白費一次力氣。」這真是王朝末日的一派肅殺氣象，哪裡談得上穩步地、有秩序地進行改革。要說讓它這樣繼續下去就可以使中國更快更好地實現現代化，豈不是海外奇談!

　　 武昌起義是遍及中國的全面危機的產物。局勢發展之快速，規模之廣泛，聲勢之猛烈，是驚人的。短短一個多月內，便得到全國將近2/3省份的響應，長江以南各省已全部宣告獨立。它是民眾長期鬱積的對祖國前途焦慮和對清朝政府強烈不滿的大爆發。獨立各省的清朝督撫絕大多數沒有抵抗便紛紛逃匿，有的還當了獨立後的都督。清朝統治迅速陷於土崩瓦解之中。早在武昌起義爆發前的11天，總理大臣慶王便「因老辭職」，載灃則一再慰留。10月12日，也就是起義後第三天，內閣協理大臣那桐在日記中寫道:「早進西苑，午初散值。接到各處來電，知武昌新軍變亂，踞城戕官，鄂督避往漢口，提督張彪被害(引注:此信不確)。當訪菊人(引注:即徐世昌)，電約盛宮保、朗貝勒、蔭大臣、壽、譚、鄒、胡、曹各堂談湖北事，酉正歸。」討論如此大事，奕劻似仍不參加。當天，命陸軍大臣蔭昌統陸軍兩鎮，海軍提督薩鎮冰統軍艦，往援武漢。但北洋陸軍歷來「只知有袁宮保，不知有大清朝」，蔭昌哪裡指揮得動?14日，清廷只得宣布以袁世凱為湖廣總督、岑春煊為四川總督，督辦剿撫事宜。而此時的袁世凱又怎會為親貴統治集團去做火中取栗的事?於是，繼續稱病不出。有一種說法稱，20日，「徐世昌奉奕劻之命，自北京微服到彰德晤袁世凱(袁要求開國會，組織責任內閣，寬容武昌事變人員，解除黨禁，總攬兵權，寬於兵費)。」其中最重要的是組織責任內閣和總攬兵權這兩條。但徐世昌日記，當天和前後幾天仍照例入直，所謂微服抵彰德一說應不確。值得注意的是，徐日記自17日起連續多日記有「夜來客」，「會客至晚，留客飯，又久談」，「會客至晚，留客飯，又與客談公事」等，但不提客的姓名，這在他的日記中是反常的。袁世凱知道清廷不會痛快地接受這些條件。他的辦法是:「暗中指使北洋軍將領屯兵不進，不受蔭昌的節制調遣，使清政府無可用之兵，最後不得不乖乖地鑽進他的圈套來。」

　　 清朝統治集團已經喪盡民心，沒有多少人還對它抱有希望。莫理循在10月7日的信中說:「我遇到的任何人，不論是中國人還是中國人的外籍同事，都私下告訴我他們希望革命成功。我的一個朋友同剛剛通過北京歸國留學生考試的十二位畢業生聚餐，他們是從英國、美國、日本回來的留學生，大家為革命的成功祝酒。」他在27日的信中說:「我在這裡所遇到的每一個人都贊同革命。甚至比較開明的低級滿族官吏也反對他們的政府。」

　　 清廷一籌莫展，不得不在11月1日解散皇族內閣，任命袁世凱為內閣總理大臣。袁13日抵京後，在16日組成內閣。22日，袁世凱向載灃提出要求:停止每日入對;除由內閣國務大臣具奏外，其餘各衙門應奏事件均暫停止;所有從前應請旨事件，均咨行內閣接辦;凡無須必請上裁事件，均以閣令行之。那桐在第二天日記中記道:「今日起不逐日召見內閣總理大臣，實行閣制也。」此前，內閣依然像軍機處那樣每日入直。可見袁內閣在性質上和奕劻任內閣總理大臣時顯然不同，改變了原有的制度，行政權力已轉移到它的手中，隆裕和監國攝政王都被架空。12月6日，徐世昌日記記道:「本日奉隆裕太后懿旨允監國攝政王自請退歸藩邸，責成內閣總理大臣及國務大臣擔任國事。」溥儀在《我的前半生》中寫道:「我的弟弟曾聽母親說過，辛亥那年父親辭了攝政王位，從宮裡一回來便對母親說:『從今天起我可以回家抱孩子了。』母親被他那副輕鬆神氣氣得痛哭了一場。」

　　 這樣一系列重大變更在如此短的時間內完成，表明清朝統治集團已癱瘓無力到何等程度，有如一座紙房子被風輕輕一吹就倒塌了。對袁世凱來說，剩下的事就是逼清室退位，以此換取南方承認他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溥儀根據恭親王溥偉的日記等寫道，隆裕在皇族親貴參加的御前會議上嘆著氣說:「我何嘗要共和，都是奕劻跟袁世凱說的，革命黨太厲害，咱沒槍炮沒軍餉，打不了這個仗。」她又問載濤:「載濤你管陸軍，你知道咱們的兵怎麼樣?」載濤碰著頭說:「奴才練過兵，沒打過仗，不知道。」隆裕不做聲了，停了一回才說一句:「你們先下去吧。」一籌莫展的清廷，已完全被袁世凱玩弄於股掌中，只能聽任擺布了。

　　 原軍機處章京(後改為承宣廳行走)許寶蘅的日記中有許多生動的記錄。12月7日:「項城(引注:指袁世凱)入對於養心殿，奉太后諭:『餘一切不能深知，以後專任於爾。』」28日:「本日，皇太后御養心殿，先召見慶王等，旋召見總理大臣及各國務大臣，皇太后諭:『頃見慶王等，他們都說沒有主意，要問你們，我全交與你們辦，我自然感激，即使辦不好，我亦不怨你們。皇上現在年紀小，將來大了也必不怨你們，都是我的主意。』言至此，痛哭，諸大臣亦哭。」1912年1月2日:「總理(引注:指袁世凱)入對，太后諭:『我現在已退讓到極步，唐紹儀並不能辦事。』總理對:『唐已有電來辭代表。』太后諭:『現在宮中搜羅得黃金八萬兩，你可領去用，時勢危急若此，你不能只擠對我，奕劻等平時所得的錢也不少，應該拿出來用。』總理對:『奕劻出銀十五萬。』太后諭:『十五萬何濟事，你不必顧忌，盡可向他們要。』奏對一鍾余方出。」2月2日:「今日國務大臣又入對，商酌優禮皇室條件，聞太后甚為滿意，親貴亦認可。總理已電伍廷芳。」2月12日:「三時到廳，知辭位之諭旨已下。二百六十八年之國祚遂爾旁移，一變中國有史以來未有之局。古語云:『得之多者，失之亦不難。』豈不信哉!」許寶蘅當年記錄的這些情節，十分生動，讀起來令人有身臨其境的感覺。統治中國268年的清王朝覆滅了。這個統治集團已經腐爛得無藥可救。當歷史走到這一步時，它的覆滅是必然的，誰也挽救不了。

　　 〔作者金沖及，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