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認識和欣賞《楚辭》

在中國，只要談到屈原，幾乎是無人不曉，這是因為，屈原作為中國歷史上最早的大詩人，他的作品流傳甚廣、影響很大，在中國人的心目中，他不僅象徵了中國傳統文化精神，也代表了中國古代文學，特別是古代詩歌創作成就的高峰，而屈原所創作的以《離騷》為代表的詩歌作品，正是中國文學史早期先秦時代詩歌的重要組成部分——楚辭的核心。

楚辭，在中國詩歌史上是繼《詩經》之後，崛起於戰國時代具有濃郁民族和地方特色的詩歌，它承繼了《詩經》之餘緒，融合了南方楚地的文化特色，獨創一體，別具一格，在先秦時代以其浪漫奇崛之形態，閃耀著不朽的光輝，澤被了後世百代詩壇和文壇。

楚辭的名稱，西漢初期已有流傳，至劉向將屈原、宋玉等人詩歌作品合為一集，編輯定名，自此始有了作為詩歌總集的《楚辭》。《楚辭》之所以姓「楚」，不光是因為屈原、宋玉等人系出身楚地的楚人，更因為其詩歌所寫「皆書楚語、作楚聲、記楚地、名楚物」（宋黃伯思：《翼騷序》）。正由於這些詩歌作品大量運用了楚地的民歌樣式和楚地方言聲韻，載錄了楚地風土物產，具備了濃厚的楚地和楚民族的色彩，因而構成了獨特的語言和文學風格特色，形成了獨具一格的楚辭體，在《詩經》四言詩格局的基礎上，開創了中國詩歌史上空前的楚辭體（也稱騷體）詩歌樣式，為後世留下了寶貴的文學遺產。

《楚辭》的主要代表作者——屈原，是中國文學史上第一位以個人作品傳世的偉大詩人，他一生為實現自己的理想抱負而奮鬥，矢志不渝，百折不撓，表現了一位封建士大夫愛國愛民的高尚氣節與人格。為表述自己的理想抱負和向君主表示忠心，抒發滿腔的愛國激情和對理想的不懈追求，屈原寫下了一系列的詩歌作品——《離騷》《九歌》《天問》《招魂》等。這些詩歌，是屈原心聲的真實吐露，是他畢生經歷的歷史再現，也是他人格精神的集中體現，它們藝術地展示了這位歷史偉人的崇高形象；這些詩歌，創立了獨特的詩體形式，熔《詩經》、楚地民歌、先秦諸子散文和神話傳說於一爐，在充分吸收楚地民間文化和文學形式的基礎上大膽創新，開創了中國詩歌歷史的新紀元，其中尤其是《離騷》一詩，語言奇美，想像奇特，構思奇絕，融歷史、神話、傳說於一體，塑造了高大偉岸的主人公形象，展現了浪漫主義風格色彩，成為中國詩歌史上一篇空前絕後的絕唱。

標誌屈原作為偉大詩人成就、風格、人格、精神的最集中的代表作是抒情長詩《離騷》，這部詩篇乃「金相玉質，百世無匹」「驚采艷艷，難與並能」（劉勰：《文心雕龍·辨騷》），它是中國詩歌史上一篇罕見的傑出詩章，奠定了屈原作為偉大詩人的基石。全詩長達三百七十多句、兩千四百多字，是一部帶有自傳性質的敘事性抒情長詩。上半部以詩篇主人公（女性身份）自敘身世開首，包括世系、生辰、命名，表明她具有先天的內美，但還不夠，她還要努力修身。詩篇巧妙地運用了比興手法，將大量楚地出產的香花美草作形象比喻和象徵，繼之展開敘述，從回顧楚國歷史到返回眼前現實，塑造了一位潔身自好的聖潔女子形象，以自身的不斷修身養性，渴望展示抱負，卻不料引來了朝廷一幫奸臣小人們的無恥誹謗和讒言，迫使她不得不離開朝廷。下半部主人公沒能聽從好心人的勸告，執意不變立場，於是乎展開想像的翅膀，在請求占卜、降神後，為尋求理想境界開始離開現實世界（上半部的女性身份到下半部時變為了男性身份），到天國尋找理想女性伴侶，然卻三求女而不得，矛盾痛苦，感嘆不已。理想難以實現，國人又不理解，結果只有以身殉理想——「從彭咸之所居」，譜寫了歷史和人生的壯麗篇章。這是一首詩人發自肺腑的心靈之歌，是詩人心聲的絕唱，它以深邃的內涵、豐富的想像、驚人的辭采、熾熱的心懷，向世人和後代展示了一位偉大哲人的胸懷、智慧、理想和追求。

集中體現屈原奇特想像的，除了《離騷》詩外，還有一氣問了一百七十多個問題的發問體詩篇《天問》。這首詩只有問題，沒有回答，基本四言一句，四句一節，每節一韻，偶亦雜以多言。整首詩渾然一體，井然有序，圍繞天體起源，人類肇始，夏、商、周、秦、楚歷史，按人類興亡和歷史演變的順序發問，其間雜糅了大量的上古時代的歷史和神話傳說，從中寄寓了詩人的天體觀、人生觀和歷史觀。全詩的中心主題異常鮮明突出——這是一首以發問形式寫就的人間興亡史詩，全詩集中了歷史興亡的故事，先問天地開闢、人類起源，側重於「興」，後問人間歷史——自夏、商、周至秦、楚，突出何故由「興」而「亡」。全詩表現了詩人對傳統的大膽懷疑、對真理的勇敢探索和憤世嫉俗的真摯感情。

《九歌》是一組富有原始風味的浪漫詩歌，它系作者根據楚地民間祭神的原始《九歌》改編加工而成，詩中將天神、地神、人鬼融為一體，祭祀、歌舞、唱詞渾然合一，其本質原意乃上古楚民祈雨、祈農業豐收，並與性愛、生育繁殖相結合，求人類和農作物生長繁殖的藝術之歌。九篇中，《東皇太一》所祭之神最尊貴，全詩氣氛既莊嚴肅穆又熱烈歡快，祭品陳設、音樂歌舞，一切為了迎接神的安康降臨；《雲中君》祭雲神，雲被擬人化了，從中寄寓了人們對雲雨之神的祈禱與企盼；《湘君》《湘夫人》雖各為一篇，其實可合二為一，它們都是湘水之神，雙方都因等候對方不至而忐忑不安，其纏綿之情，表現了對愛情的忠貞不渝。《大司命》是司人壽夭之神，描寫人們以虔誠的心情祈求司命之神能讓人延年益壽；《少司命》是司子嗣之神，它主管人間的生育，人們自然對它恭敬有加，全詩情感色彩濃厚；《東君》祭祀太陽，詩篇如頌辭般熱烈隆重、色彩光艷，充滿了對太陽的無限崇敬和衷心禮讚；《河伯》描寫河伯神的戀愛，河伯即黃河之神，詩篇洋溢著不歡而別的悲感，全詩文筆婉麗清新、刻畫細膩；《山鬼》塑造了一位神態、外貌均生動可愛的山鬼形象，它對公子的痴情被表現得惟妙惟肖，令人怦然心動；《國殤》在《九歌》組詩中別具一格，它是一首氣壯山河的悲壯戰歌，驚天地、泣鬼神，極其真實地凸顯了楚國將士為楚國出生入死、英勇奮戰的大無畏氣概，詩篇透露出了詩人對楚國將士的深摯之愛；最後一篇《禮魂》可謂《國殤》的副歌，兩首詩可合為一觀，它所「禮」的乃是為國陣亡的楚國將士之「魂」，從「長無絕兮終古」句中足見作者深愛楚國楚民的真摯情感。

《九章》雖說尚難斷定其全部作品的真偽，但其中大部分篇章還是可以確認是屈原本人的作品，尤其《涉江》《哀郢》《懷沙》《橘頌》等篇，真實記錄了屈原的身世經歷，抒發了他的真摯情感，為後世讀者塑造了一位高大偉岸的主人公形象，豐富了屈原的真實品格和感人精神，可稱是《離騷》上半部詩篇生動具體的展開。《九章》的命名並不出於屈原之手，它是整理編定者劉向後加的。在沒有更確鑿可靠資料的條件下，我們權且按《漢書·藝文志》所錄，《九章》九篇均為屈原的作品，如此，則九篇詩章所寫，可謂各有側重：《惜誦》全詩表述詩人的忠貞與清白，不願與世俗同流合污，此乃終生奉行的做人準則；《涉江》活畫出了一位高潔不屈的詩人形象，他戴高冠，佩長劍，行吟徘徊於澤畔，絕不願變己之心志以從俗；《哀郢》表達詩人對楚國郢都失陷的哀痛，詩中交織了詩人對楚國山水的熱愛、傷感和對奸黨小人的痛恨之情；《抽思》表述懷王改變態度後詩人的實際心態，懷王的言而無信，致使詩人煩悶憂愁始終籠罩心頭，難以排解；《懷沙》是詩人臨死前向世人告白心境的絕命辭，他莊嚴宣告，決心以死殉自己的理想，用生命換回高潔的人格節操；《思美人》中的美人，喻指楚懷王，詩篇表達詩人對君主的忠誠，永遠不改初衷；《惜往日》始終表述詩人寧死不移志的誓言，而對君王的昏庸，此篇中則有了足夠的認識；《橘頌》通篇運用了比興手法，描畫橘的物態、形象，頌橘乃為了頌揚人的崇高形象與高貴品質，詩篇前半說橘，將橘人格化，頌橘乃自比，後半說人，自頌以喻橘，全篇物我合一、渾然一體，乃詠物篇的佳作；《悲迴風》用自然界的秋冬景象烘托詩人的憂鬱與深沉，全篇迴環往複的情緒表述很好地傳遞了詩人低回憂鬱的真實情感。

《招魂》和《大招》兩篇堪稱姐妹篇，兩詩均以招魂形式展開，這是採用了南方楚地民間流行的人死後招魂的方式，表現作者對已故君主的召喚和希冀。對這兩首詩的所招對象，歷來爭議較大，筆者以為，應以招楚懷王的亡魂更為合理，詩篇表達的是作者對君主亡故的哀痛和追懷，這是屈原忠君情懷的集中體現。至於為何招兩次，這與當時楚地的民俗有關，他們有人死後分為大殮、小殮之習俗（詳可參《禮記》所載），而這大小殮的區分，正是兩次招魂的表現。兩詩顯示了招魂詩文體奇特、想像大膽、結構對稱、詞藻堆砌的特色，在《楚辭》諸篇中堪稱獨樹一幟。

《楚辭》中的作品，我們應該重視的，除了屈原作品外，還有被後代譽為悲秋詩人鼻祖的宋玉。傳說宋玉是屈原的學生，但今已不可考，我們僅知《漢書·藝文志》載有他的賦十六篇，他還創作了傳世傑作《九辯》，這是無可置疑的。劉勰《文心雕龍》將他與屈原並稱，可見對他評價之高。宋玉留給後世的《九辯》告訴我們，他是一位出身低微、官職不高的貧寒之士，《九辯》詩抒發了他自己的身世遭遇，詩中對悲秋的吟唱，可謂千古絕唱，對後世的士大夫影響很大，文學史自此有了「悲秋詩人」之說，宋玉乃始創者。

《楚辭》問世以後，自漢代開始，便有了模擬仿效之風，尤其兩漢時代，擬騷詩盛行，一時蔚成風氣，其中較有代表性並被收入《楚辭》注本的主要是：賈誼《惜誓》（或《吊屈原賦》，各本不一）、淮南小山《招隱士》、庄忌《哀時命》，以及王褒《九懷》、劉向《九嘆》、王逸《九思》等。這些詩篇大多從哀憐同情屈原身世際遇出發，抒發個人的內心情感，有的結合了自己的身世遭遇，感喟社會歷史和人生的不測。一般來說，這些詩篇雖說內容情感乃至藝術表現均無法與屈原作品相比，但它們畢竟有意模仿屈原作品的藝術風格，其思想內容和藝術表現上多少還有可取之處，故而文學史也能記下一筆。

從漢代開始，研究屈原和注釋《楚辭》作品漸成風氣——從西漢司馬遷、揚雄到東漢班固、王逸，都對屈原和《楚辭》或撰寫傳略，或評論其人，或注釋其作品，但他們在認識觀點上有所不一，有的甚至完全對立，如王逸與班固，對屈原的評價褒貶完全不一，王逸《楚辭章句》高度肯定屈原，且該書乃歷史上第一部全面注釋《楚辭》的標誌性著作，而班固雖然承認屈原作品的藝術成就，卻對屈原其人的人格品行予以貶抑。概括地看，「楚辭學」在兩千多年的學術史上曾出現過四次高潮：兩漢、南宋、清代及現代（「五四」迄今），其代表性著作為：西漢司馬遷《史記·屈原列傳》、東漢王逸《楚辭章句》、南朝齊梁劉勰《文心雕龍·辨騷》、南宋朱熹《楚辭集注》、南宋洪興祖《楚辭補註》（補王逸《章句》）、明代汪湲《楚辭集解》、清代王夫之《楚辭通釋》、林雲銘《楚辭燈》、蔣驥《山帶閣注楚辭》和戴震《屈原賦注》，到現代，則有梁啟超、聞一多、郭沫若、游國恩、姜亮夫、陳子展、林庚、湯炳正等著名學者將傳統學術與現代意識相結合，問世了一系列研究成果，推動了楚辭研究向縱深方向的拓展。

作 者： 徐志嘯，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

來源：原文刊登於《名作欣賞》 2015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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