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陶淵明的超越精神及其意義

淺析陶淵明的超越精神及其意義

東晉建立之初，北方五胡肆虐，朝廷數次北伐未果，文人之間清淡之風日漸興起，老莊玄理與山水之美相結合的玄言詩成為當時的文壇主流。而後玄言詩過度發展使得文學正常的發展脈絡受到影響，文學作為精神生產的個性開始逐漸向物質生產的共性偏離，而陶淵明的出現則為文壇注入一道清風，他將自己筆下的哲理蘊於日常生活之中，在自然山水之間體味自己的哲學思考，使得詩歌重新開始煥發藝術的生命力。

陶淵明出生於晉宋交際的複雜政治環境之中，曾祖父陶侃任晉朝大司馬，祖父曾任太守，父親曾任官職但早逝，在東晉門閥制度盛行的社會環境下，曾祖父陶侃的寒門出身使得陶氏家族並不能與王謝家族並提，而作為其後人的陶淵明的仕途自然也顯得十分尷尬。他曾因家貧而出仕，也曾因希望建功立業而出仕，三入三出，陶淵明在出世入世的矛盾之中思考良久，最後回歸了自己最愛的丘山之間。裴斐先生在《文學原理》中說，「中國歷史上的作家，大多是在功利追求中遭到失敗而後在審美追求中取得成功的」（《文學原理》第十章132頁），「創作的關鍵不在於生活，而在於有沒有對生活採取超功利的審美態度」（《文學原理》第十章131頁），這些文字在很大程度上適用於陶淵明的創作。

以下，我們將從陶淵明對現實功利與世俗的超越、對傳統隱逸生活的超越和對其生存危機的超越這三個方面對陶淵明的超越精神進行闡釋。（CL）

對現實功利與世俗的超越

入世做官、顯達揚名、求得賞識並積極為自己所熱愛的國家建功立業是每一個文人都曾有的抱負和夢想，陶淵明也不例外。雖然他一再強調自己「少年罕人事」（《飲酒》其十六）、「性本愛丘山」（《歸園田居》其一），但在出入仕之間依舊徘徊不知所往，就算辭彭澤令後他堅定了歸隱的決心，心情也仍不能平靜：「日月擲人去，有志不獲騁。念此懷悲戚，終曉不能靜。」（《雜事》其二）可見，陶淵明和我們一般人一樣，有著許多矛盾和衝突；又和一切偉大詩人一樣，在仕途、精神上經過極端的苦悶與失落後，超越了現實功利與世俗的羈絆，終於達到調和與靜穆。（參見朱光潛《詩論·陶淵明》296頁）

陶淵明對現實功利和世俗的超越首先體現在「不為五斗米折腰」的浩然正氣之上。安帝義熙元年（公元405），二十九歲的陶淵明改任建威將軍江州刺史劉敬宣的參軍，同年八月又請求改任彭澤縣令。他不事權貴，於是因不肯束帶見督郵，僅在官八十餘日就辭官歸鄉。辭去彭澤縣令之職，表現了陶淵明對政治的失望，也代表著他正式開始了他的田園歸隱生活。所以在《歸園田居》其一中，陶淵明用「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概括了自己全部的出仕生活：辭去彭澤令前，他是「誤落塵網」，不斷在出世與入世中躊躇、選擇，歸隱時難抑滿腔抱負，做官時卻仍然留戀田園的靜謐。「誤落」體現了陶淵明認為，當時的自己並沒有完全了解自己的本性，所以才會做出「出仕」的決定。辭官時所作的《歸去來兮辭》中則很好地表現了這一點：「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游，世與我而相違，復駕言兮焉求！」他徹底覺悟到世俗與自己所崇尚的本性是相違背的，他不能改變本性以適應世俗，亦不願與世俗同流合污。

其次，陶淵明對現實功利和世俗的超越還體現在他並不認同於世人的——唯有顯達揚名才算功成名就的價值觀。他安貧樂道，與混亂黑暗的現實保持距離，始終「不戚戚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五柳先生傳》）《和劉柴桑》中：「棲棲世中事，歲月共相疏。耕織稱其用，過此悉所須？」表達了陶淵明在棲棲不定、世事難料的現實生活里，隨著歲月流逝「世中事」與他漸相疏遠，而他只求衣食滿足所用，不求顯達，躬耕守拙的懷抱與胸襟。「棲遲固多娛，淹留豈無成？」（《九日閑居》）則是他對世人的拷問：淹留不出仕難道就不算有所成就么？陶淵明並不認為隱居不仕意味著一無成就，而且他還嚮往著摒棄諸多世俗之欲的自然澄明之境。並從安貧守賤的賢士身上汲取精神力量來支撐著自己的追求：

《詠貧士》（其四）

安貧守賤者，自古有黔婁。好爵吾不榮，厚饋吾不酬。

一旦壽命盡，弊服仍不周。豈不知其極？非道故無憂。

從來將千載，未復見斯儔。朝與仁義生，夕死復何求？

陶淵明特別推崇和喜愛像黔婁那樣安貧樂道的賢士，並通過頌詠他們來寄寓自己的抱負——渴望向他們一樣高潔傲岸，絕不為追求功名利祿而玷污自己。同時也說服自己、堅定自己隱居的決心。

綜上，陶淵明解組歸田，終身不仕，一半由於他不肯降志辱身，不願與世俗同流合污；一半也由於他慣嘗了「樊籠」的滋味、對政局的失望與內心對田園生活最質樸純粹的熱愛，使得他終要返回自然，落得清閑。從而獲得了超越現實功利與世俗的力量。（LLF）

對傳統隱逸生活的超越

陶淵明在三次出仕之後徹底回歸了田園的隱居生活，遠離了世俗紛擾。他說自己「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歸園田居》其一）不適合為官的陶淵明，最終還是追尋本心選擇了田園生活。儘管如此，他並沒有像其他隱士一樣脫離現實生活。隱逸的行為早已被其他文人實踐過，傳統的隱士有的不食人間煙火，有的以歸隱獲得世人的注意來求取功名。如朱光潛先生所說，「淵明還有極實際極平常的一面。」（參見朱光潛《詩論·陶淵明》311頁）他的隱士生活不單單包含了「隱居」的含義，其實應稱為「隱居田園生活」。他比別的隱士更近人情、更接地氣，正是在這一點上超越了傳統的隱逸生活。

對傳統隱逸生活的超越首先體現在他的躬耕生活中。一般的隱士只是單純的生產資料的消耗者，他們的隱逸生活顯得「脫俗」，而陶淵明卻融入了農耕的生活，不理會周圍人對他的評價，沒有被傳統的文人隱居生活所限制，而是以一個文人之心去體會自己種植、自己生產的勞動生活，自在地做一個文人農民。作為第一個用詩歌記錄文人農耕的詩人，他的田園詩中充滿了對這種生活的感悟。陶淵明曾寫到，「衣食當須紀，力耕不吾欺。」（《移居二首》其二），說明在他心中，親自耕種是田園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衣食的生活必需品需要靠親自勞動獲得。他也寫到，「人生歸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營，而以求自安？」（《庚戍歲九月中於西田獲早稻》），體現了他對務農務實的態度，不是自己種得的，就心裡不安。

其次，過去的隱者們往往過著孤高的生活，他們或跟同樣品行高潔的人打交道，或完全避開了社會交往。陶淵明曾寫到，「直為親舊故，未忍言索居。」（《和劉柴桑》）比起入山修鍊，過與世隔絕的生活，他更願意和身邊的親朋好友住在一起。他還是一個願意和農人打交道，並能在與田野村夫相處中體味到溫情的文人。此外，陶所生活的東晉至南朝是門閥制度盛行的時代，曾經為官的他毫不介意與社會地位比他低的農民群眾打成一片，分明表現出了對門閥制度的不屑和抗爭。

陶淵明在詩中也時常寫到自己與村民相處的情景，他所描寫的第一種內容主要是表現與人相處的溫情。「過門更相呼，有酒斟酌之。農務各自歸，閑暇輒相思。相思則披衣，言笑無厭時。此理將不勝？無為忽去茲。」（《移居二首》其二）他會熱情地招呼鄰居一起享受美酒，也會在農忙的時候思念自己的朋友。一旦想見鄰里朋友們，披上衣服出門就能與朋友們談天，每次交談都十分愉快。最後一句所說的是，與朋友一起生活的日子十分美好，怎麼能夠放棄呢？這首詩體現了他在移居到南村後，感受到了人情溫暖的快樂，表達了對溫情濃烈的讚頌。

第二種內容，是對鄰里村民美好品質的讚美。

《移居》其一

昔欲居南村，非為卜其宅。聞多素心人，樂與數晨夕。

懷此頗有年，今日從茲役。敝廬何必廣，取足蔽床席。

鄰曲時時來，抗言談在昔。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

陶淵明訴說自己搬到南村，不是為了住更好的宅子，而是沖著淳樸的民風。這種生活他已經嚮往了許久，現在終於可以實現了！這種直截的抒情平白地展現了他對當地人善良淳樸的讚美。接著，他描寫與村裡人相處的場景——鄰居們常常到他家，大家暢所欲言，共同欣賞文章……這些極平常、樸素的事情在陶詩中顯得充滿了人情味，同樣體現了人間溫情。陶淵明對這樣的人文環境的讚美和喜愛之情不言而喻。

總而言之，陶淵明在歸隱田園以後投身農耕生活、保持著與社會的接觸，並沒有像傳統隱士一樣逃避現實、孤芳自賞，在田園生活中體現了自己的人生價值和自由意志。這種精神反映在創作上顯示出「不避俗」的特點，意味著他敢於也樂於將再平實不過的農耕生活和與農民相處的日常寫進詩中。而這些詩歌所體現的人生境界展現了他超越傳統隱逸生活的精神。（LB）

對於生存危機的超越

陶淵明超越精神的最重要體現在於其對於生存危機的超越。陶淵明的生存危機集中產生於他徹底歸隱之後。義熙元年（公元405年）十一月，陶淵明辭去彭澤縣令之職，正式開始了田園生活。不同於中小地主和貴族文人，他的躬耕生活與底層農民無異，生活的艱難和勞作的艱辛不可避免，「田家豈不苦，弗獲辭此難」（《庚戌歲九月中於西田獲早稻》）。

陶淵明生活的困苦在他的多部詩作中均有體現。「凄厲歲雲暮，擁褐曝前軒。南圃無遺秀，枯條盈北園。傾壺絕餘瀝，闚灶不見煙。」（《詠貧士》其二）；「躬親未曾替，寒餒常糟糠。豈期過滿腹，但願飽粳糧。御冬足大布，粗絺以應陽。」（《雜詩》其八）；「重華去我久，貧士世相尋。弊襟不掩肘，藜羹常乏斟。」（《詠貧士》其三）。由此我們不難想像陶淵明躬耕田園期間衣食窘迫、難以為繼的生活場景。然而義熙四年（公元408年）六月中的一場大火，使得陶淵明「方宅十餘畝，草屋八九間」（《歸園田居》其一）的家產化作「一宅無遺宇，舫舟蔭門前」的家徒四壁，不得不舉家遷徙，生活境遇雪上加霜，生存危機更加嚴重。面對這樣的困窘，陶淵明並未忘記歸隱的初衷，在出仕謀生與安貧樂道中選擇了後者，「豈忘襲輕裘，苟得非所欽」（《詠貧士》其三），以對苦難的超越精神面對窘迫的生活處境。

筆者認為，陶淵明超越苦難的精神力量主要來自三個方面。

首先，陶淵明的精神力量來自於其用審美的視角審視人生的苦難。他在《歸園田居》（其五）中對於農家生活有過這樣的描繪：「漉我新熟酒，只雞招近局。日入室中暗，荊薪代明燭。」單調簡樸的生活場景在陶淵明的視角中極具美感，簡單的飲食和昏暗的光線都使得意境無比溫暖，而毫無凋敝之感；「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懷新。」（《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其二），在描繪田園耕種生活時，詩人同樣運用了審美的眼光，記錄下田園風光，在繁重的勞動中發現自然之美。詩人的審美視角，給予了詩人無限的樂觀精神，使之有勇氣超越現實生活中的生存危機，用平和的心態體味人生。

第二，陶淵明的超越精神源於與古代隱士的情感共鳴。陶淵明的詩作中曾多次提到先世的隱逸之士，如「遙謝荷蓧翁，聊得從君棲」（《丙辰歲八月中於下潠田舍獲》）即化用《論語》典故，表明自己欲與荷蓧老翁一道躬耕田園的決心。陶淵明自身的歸隱生活並不是完全的消極避世，這一點或許與歷代隱者有所區別，但其共同之處在於二者皆安貧樂道，不願與世間污濁相處，陶淵明由此尋找到了自己與先人的情感共鳴。同樣，在《庚戌歲九月中於西田獲早稻》中，陶淵明亦表達了對長沮、桀溺一類的躬耕隱士的嚮往：「遙遙沮溺心，千載乃相關。但願長如此，躬耕非所嘆。」面對隱居生活中的種種艱難，陶淵明堅守田園，選擇超越，其中前代隱士的影響不可忽視。

與此同時，陶淵明還從歷代名士中汲取力量，不斷自我砥礪，堅定安貧樂道、戰勝苦難的信心。「積善雲有報，夷叔在西山。善惡苟不應，何事立空言。九十行帶索，饑寒況當年。不賴固窮節，百世當誰傳。」（《飲酒》其二）詩人借伯夷、叔齊和榮啟期的事例以表達對先世賢士的仰慕之情，並歌以詠志，表達個人堅守「窮節」的志向。「安貧守賤者，自古有黔婁。好爵吾不榮，厚饋吾不酬。」（《詠貧士》其四），詩人吟詠黔婁的安貧樂道、不慕名利的美名，激勵自我追求崇高的精神境界而不拘於生活的困頓，實現對苦難的超越。而在《詠荊軻》一詩中，詩人更是不遺餘力地表達了對於荊軻的崇敬之意。「其人雖已沒，千載有餘情」，詩人歌頌荊軻大無畏的精神亦是對自我的砥礪，以荊軻面對生死存亡的勇氣與豪情激勵自我超越生活的磨礪和苦難。陶淵明的詠懷詩，多包含這種精神追求。

由此可見，陶淵明對於生存危機的超越精神，既包括樂觀豁達的內在精神特質，也包括與古代隱士相一致的情感共鳴以及從仁人志士身上所汲取的外在精神力量，三者共同促成了陶淵明對於苦難的超越。（ZY）

陶淵明作為隱逸詩人之宗，卻沒有其他詩人的那份不近人情，他親歷躬耕，同尋常百姓一起體味生活，這份最近人情，也成為陶淵明的一個標記，使得他的超越精神能於此生根發芽。由此，在當時玄言詩帶領下的華麗文風之中他才得以開闢自己的一塊凈土，從生活之中映射出自己的陶氏哲學。在他之後的文人之中，在出仕失敗之後也能在陶淵明的身上找到精神的共鳴。（CL）

第十小組 

參考文獻：

《裴斐文集》卷一 裴斐著 人民文學出版社 2013年版

《陶淵明詩》袁行霈著 中華書局 2014年版

《詩論》朱光潛著 北京出版社 2014年版

《中國文學史》（第三版）卷二 袁行霈主編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4年版

《陶淵明論》 魏耕原著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