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百年詩詞與國學

  近百年詩詞與國學   〔內容提要〕國學在復興中華民族文化的進程中，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詩詞為國學之英華，清末至民國間，國學大家中多有詩詞名手。近百年詩詞經過曲折發展的歷程，成果豐碩，成就重大。當今詩詞作者缺乏國學根基，作品質量不高；學術界不關注現當代詩詞，理論未能聯繫創作實際，存在的問題有待解決。需要政府切實施行包括詩教在內的國學教育，文化學術界需澄清認識的誤區，亟需搶救近百年詩詞文化遺產。詩詞作者與國學研究者理當形成合力，共同促進民族文化的復興。 〔一〕引  言 　　二十世紀最後十年間，1949年後沉寂四十餘年的國學在大陸開始興起。學術界研究民國以來新儒家的思想學說，與海外學者交流互動；民間自發地辦起兒童讀經班和書院。進入二十一世紀後，南北各大學紛紛成立國學研究院、國學研究中心，創辦刊物；各類國學、儒學專著頻繁出版，各種國際規模的儒學研討會接連召開，並多次舉行祭孔大典；國家投資在海外創辦孔子學院，普及漢語與中華文化；互聯網上以國學、儒學命名的網站多達數十家，不斷發表海量文章。國學運動先是發起於民間，知識界為數不多的學者參與，然後逐漸擴展，得到政府高層的支持，因而民間、學界與政府達成前所未有的共識，形成三者互相呼應、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作者簡介〕     劉夢芙，1951年生，安徽岳西人。現為安徽省社會科學院文學所研究員、安徽大學文學院兼職教授、首都師範大學中國詩歌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安徽師範大學中國詩學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安徽省政府文史研究館館員。著有《嘯雲樓詩詞》、《二錢詩學之研究》、《二十世紀名家詞述評》、《近現代詩詞論叢》、《近百年名家舊體詩詞及其流變研究》（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嘯雲樓詩學論叢》等，編有《二十世紀中華詞選》、《中國現代詞選》，主編《二十世紀詩詞文獻彙編·文論》、《二十世紀詩詞名家別集叢書》、《當代詩詞家別集叢書》、《安徽近百年詩詞名家叢書》共六十餘種。 　　默契的良性互動關係。正如學者劉毓慶所言：「沒有任何一場運動像『新國學運動』這樣深沉、穩健、而有力」，其目的「一是認識中國文化傳統的價值，二是建設民族精神家園，三是豐富並提升精神境界。」〔1〕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紀寶成認為：「重振國學，對於推動整個文化發展，復興中華民族文化，都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重振國學，理應成為國家的重大文化戰略」〔2〕。對國學運動，一部分繼承「五四」新文化思潮、醉心西化的知識分子極力反對，與支持國學的人士激烈爭辯，但民心所向，大勢所趨，歷史潮流不可阻擋。 〔二〕詩詞為國學之英華 　　國學是中國固有的傳統學術及其研究的學問（狹義國學，專指儒家經學；廣義國學，泛指上下五千年傳統之一切中華學術，包括經、史、子、集及其延伸學術，也包括書法、繪畫、古典音樂等藝術以及中醫、武術、氣功等養生健體之術。無論範圍之廣狹，其核心內容都是儒家思想體系，以經、史、子、集之典籍為載體）。古典詩詞是國學的一個組成部分，與古文、辭賦同屬於集部，但《詩經》為儒家十三經之一，居首要之位，是孔子施行「六藝之教」的教科書；唐代與清代，五言律詩是科舉取士必考的文體。《楚辭》中的《離騷》也被後人「經」,《詩》、《騷》共為歷代詩歌取之不竭的源泉。傳統詩歌經三千餘年的發展衍變，從古體詩、近體詩到詞、曲，形成豐繁的體式和嚴謹的格律，富有聲韻上的音樂美、章句上的結構美和意象中的圖畫美，意境深廣，格調高雅。在傳統文學中，詩詞是最精粹的形式，尤能顯示漢字音形義合一的優長，表現為繽紛多彩的風格流派。從先秦到近現代，名家輩出，燦若星河，三唐之詩與兩宋之詞，創作成就達到高峰，千萬首精品，在世界文學殿堂上閃耀著永久的靈光，至今仍是無數學人研究探索的寶藏和詩人詞家尊奉的典範。詩詞這種融情志之真、品德之善與辭采聲律之美的民族文學體式，確實應該世代承傳，弘揚光大。 　　在博大深閎的國學體系中，詩詞抒發的情志與群經子史、古文辭賦中蘊涵的人文精神融合貫通，交光互攝，古代詩人詞家無不熟讀儒經，博通子、史。在廢除科舉制度的清末和民國期間，湧現出幾代國學大家，諸如梁啟超、王國維、章太炎、劉師培、柳詒徵、馬一浮、黃侃、錢基博、陳寅恪、劉咸炘乃至年輩較晚的錢仲聯、饒宗頤，不僅在國學研究上有卓越的建樹，而且擅作文言文與舊體詩（錢基博、錢穆很少寫詩，但對詩詞有深切的了解），多為詩詞大家名手。儒家經學在國學中最為重要，為史學、文學義理之源，但治經學者必先通小學（文字學、音韻學、訓詁學）與文學，著書立說，方能融義理、考據、詞章於一體，成為通儒、鴻儒。晚清史學名家致錢仲聯書云：「弟少年治考據，亦嘗持一種議論，以為一命文人，便不足觀。今老矣，始知文學之可貴，在各種學術中，實當為第一」〔3〕，認為沈曾植之詩比其學術著作更能傳世行遠；當代饒宗頤先生也認為「一切之學必以文學植基，否則難以致宏深而通要眇」〔4〕。由於詩詞重點在於抒寫人的情性，「在心為志，發言為詩」，吟誦時富有音韻抑揚頓挫之美，較其它文體更易感人，長年讀詩能陶冶情操，變化氣質；詩詞章句在格律規範下千錘百鍊，較其它文體更為精粹，因而受到國學家的高度重視。許多老輩學者以專治詩學、詞學成名，如黃節、劉永濟、陳匪石、汪東、汪辟疆、王易、夏承燾、唐圭璋、龍榆生、詹安泰、程千帆等等，同時也是詩詞創作高手，是國學家隊伍中的重要成員。了解詩詞在國學中的位置，了解詩詞與經史諸子之學的密切關係，對於推動當今詩詞的創作和研究，融匯國學傳統，解決存在的問題，有至關重要的作用。 〔三〕近百年詩詞簡述 　　二十世紀初葉，「五四」新文化運動激烈批判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思想與文化，傳統詩詞亦受株連，成為「文學革命」的對象，產生了白話新詩，廢除舊有的格律，追求絕對自由，詩體趨向歐化。然而舊體詩詞的傳承與創作並未因此中斷，南北多所高校中文系仍在講授詩詞，提倡創作，培養出許多以詩詞研究為專業的人才；各地均有詩人詞家結社唱酬，書局不斷出版詩詞，報刊亦時有發表；城鄉千萬個有傳統文化教養的家庭中，詩詞是蒙童必讀的課本；新詩只是若干趨時的青年喜作而已，絕非後來文學史所謂「主流」。1931年「九一八」事變引發抗戰的怒吼，    　　1937年「七七」事變後日軍全面侵華，更使詩人詞家深哀巨痛，慷慨悲歌。直到1945年日寇投降，國土光復，前後十四五年間，大量愛國詩詞的創作，持續不斷地達到高峰。楊雲史、馬一浮、劉永濟、唐玉虯、胡先驌、邵祖平、夏承燾、詹安泰、繆鉞、錢仲聯、沈祖棻、饒宗頤諸家詩詞集中皆有分量沉重的抗戰之作。總之，「五四」後民國期間，千百位詩人詞家心憂邦國，情系蒼生，以作品反映風雲多變的時代，不僅題材與內容有重大的革新，同時在表現手法和由此形成的藝術風格、境界方面，也有更多的開拓和創造。文學作家、人文學者、書畫藝術家以及政界名流、社會賢達共同形成規模宏大的創作群體，秉承國學傳統的知識精英是為中堅力量。在新文學家隊伍中，小說家郁達夫作詩只用舊體，陳獨秀、魯迅極少寫新詩，以新詩《紅燭》、《死水》揚名的聞一多則「唐賢勘破三千紙，勒馬回韁作舊詩」，一度追隨胡適作新詩的俞平伯也改弦易轍。筆者長期從事晚清、民國以來詩詞文獻的搜集與研究，已出版多種論著，並主編出版二十世紀老輩詩詞名家別集數十種（有待整理出版者在千種以上），大量史實證明，民國間舊體詩詞創作的成就和傳世價值遠在白話新詩之上，只是被革命鬥爭的意識形態刻意遮蔽乃至埋沒而已。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在「極左」思想的支配下，「以階級鬥爭為綱」，政治運動頻繁，「文革」間達到高潮，包括詩詞在內的傳統文化遭到比「五四」時期更為嚴厲的批判，蔑古意識充溢於學術界。文學研究被割為兩段：對古典詩詞統統視之為審查解剖之用的文化遺產，截止於「五四」前的清末民初（近代），各種版本的現當代文學史只談語體文與新詩，沒有文言文和舊體詩詞的位置，成為狹隘單調的新文學史。古代文學研究者守其本位，不關注「五四」後的現當代詩詞；現當代文學研究者更是視舊體詩詞為「封建骸骨」，不屑一顧，這就使舊體詩詞長期「在野」，處於被冷落棄置的境地。 　　但是包括詩詞在內的古代典籍未曾消亡，「全盤西化」此路不通，鼓吹「漢字拉丁化」也以失敗而告終，有真善美價值的詩詞深深植根於中華民族的心靈，任何強暴的勢力都無法將其摧毀。在「極左」時期，大批被打成「右派」和關入「牛棚」的知識分子與老幹部在默默吟詠詩詞，留下大量血淚之篇。「文革」後的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詩詞開始復甦，各種活動在社會上蓬勃開展：從京城到各省市，詩詞社團紛紛成立，頻繁舉辦研討會、吟誦會與大賽，多種刊物公開發行，各種現當代詩詞選本、別集爭相出版，內部印行的書刊更是沉沉夥頤。據有關資料統計，大陸各地詩片語織已多達千家，詩詞期刊千種，作者在百萬以上，作品數量之巨遠越前代。上世紀九十年代至本世紀初，互聯網迅速普及，出現各種詩詞網站，作者多為中青年，作品憑藉高科技手段傳播交流，無遠弗屆，開闢出極為廣闊的天地。2011年，國務院中央文史研究館成立中華詩詞研究院，以官方力量推動當今詩詞的發展。通過以上史實之簡述，足見傳統詩詞經一個世紀的曲折歷程之後，已逐漸恢復活力並繼續壯大，成為今文化和今文學創作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民國以迄當今的國學研究，無論是經史諸子還是集部詩文、佛道二藏，基本上都限於古典，停留在學術圈子內，艱深的學術論文與著作，與大眾難以交流，發揮其影響力。惟獨形式古老而優美高雅的詩詞，既出於知識精英之手，又為民間中等以上文化的廣大作者讀者群體所喜愛，可以說是當今惟一不斷大量產生而且流傳廣泛的傳統文學，這是歐化新詩和時下俗文化、快餐文化所無法取代的。孔子言詩可興觀群怨，「不學詩，無以言」，「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可知詩教的重要性，在國學教育中決不可少。關注和研究近百年詩詞，恢復和推行中斷數十年的詩教，應該是弘揚國學、提高國民文化素質的一條甚佳途徑，是一種德育、智育、美育兼備，合乎理想的教育方式，與其他文化教育可以並行不悖。 　　 「文革」後不久興起的「詩詞熱」，早於「國學熱」十多年，實為國學運動的先聲，但基本上是在社會層面運行，未曾受到學術界包括國學研究者的充分關注，井水不犯河水，各自分流。詩詞創作群體本身和學術界都存在許多問題，以下擬作分析。 〔四〕國學研究與當代詩詞存在的問題 　　知識人士是近百年傳統詩詞創作的主力軍。廢除科舉制後，由新式學校培養而成的知識分子，與皇權時代「學而優則仕」的士大夫明顯不同，他們是以文謀生或從事教育、科研的腦力勞動者。但古代儒家士君子憂國憂民的入世精神、「修齊治平」的責任意識、天下為公的理想乃至涵容宇宙萬物的終極關懷，仍被知識分子傳承，同時適當汲取了民主、自由、人權等新文化理念，因而詩詞創作既保持優秀的傳統，又能以新題材表現時代，呈現新的意境。民國期間學衡派「昌明國粹，融化新知」，無偏無黨，不激不隨，惟真理是求，行中正之道，堪為寫照。如前所述，知識分子中的人文學者，多有學貫中西、蜚聲國際的大師和專治詩詞之學併兼通經史的國學名家，其詩詞作品內涵宏博深沉，風格高華典雅，兼有學人之詩與詩人之詩的雙重特色，在近百年詩壇矗起藝術高峰，尤能顯示傳統文學在西化浪潮中堅強屹立的民族精神氣質。當今學術界已開展對多位包括新儒家在內的前輩學者的研究，諸如梁啟超、王國維、馬一浮、陳寅恪、方東美、徐復觀、錢鍾書以至健在的饒宗頤，皆為重點探討的對象，發表了大量論文並出版多種專著，但一般多集中討論大師的思想和學術，而對他們同樣是以心血凝成的詩詞，卻罕有全面深入的研究，如《馬一浮集》存詩三千多首，幾無問津者。實則發自內心、出於至情而又緊密聯繫現實、反映時代滄桑的詩詞，能直接顯示大師們的品格、個性，表現其人文情懷與美學宗尚，與其學術思想交相輝映，研究詩詞，正是探索大師們心靈世界的一條重要通道。許多治詩學、詞學的著名學者，如汪辟疆、吳梅、劉永濟、錢仲聯、夏承燾、唐圭璋、龍榆生、沈祖棻等，詩詞創作往往是其理論宗旨的實踐方式，這也是繼承了古代詩人學者知行合一的傳統。研究他們的詩詞，更能切實了解其理論體系。 　　然而學術界受新文化運動激進主義與1949年後「極左」思潮的影響，採用源自西方二元對抗的思維方法，割裂傳統與現代、「舊」與「新」之間的有機聯繫，凡「立新」必以「破舊」為代價，給幾千年文化之傳承造成巨大的損失，「代溝」迄今尚未填平。文明史最悠久的中國居然成為世界上破壞傳統最厲害的國家，雖與百年來內憂外患、動蕩不安的政局有關，但西化與左傾的知識分子推波助瀾，難辭其咎。除觀念上的誤區有待澄清外，還有受現代教育之後的知識和能力問題。百年來學校教育與科研體制或學歐美，或仿蘇俄，中國統攝子、史與集部的儒家經學被拋棄，傳統學術全遭解構，文、史、哲各自分家成為專學，甚至一部文學史亦有古今時段之分，研究者互相隔閡，不通聲氣。研究中國學問，卻要藉助西方的思想觀念，論文、專著中充斥外來的名詞術語，成為當代新儒家蔣慶先生所說「學術殖民化」狀態。新中國成立六十多年，學校未曾培養出一位有世界聲望的學術大師、大文學家，「錢學森之問」發人深省。 　　在我國古代，詩歌融貫經學之義理，創作與理論密不可分，「詩學」、「詞學」指與詩詞有關的學養、技藝，當然也包括箋釋、考證和鑒賞批評，大量的詩話、詞話與文論從誦讀、創作詩詞的深刻體驗中產生，能切實有力地指導和推動創作，很少有不通經史且不能作詩、填詞的空頭理論家。因而古代詩論，實為一個創作學的體系，脫離實踐和歷史經驗、純屬邏輯思辨的空論，對詩人不能產生影響。民國間學者繼承古人學術研究與創作實踐相結合的優良傳統，在研究詩詞的同時不輟吟詠，是學者也是詩人、詞人，其造詣之深，今日專治詩學理論卻不事創作的後輩甚難企及，試取其著作，一較可知。試觀近年的國學研究，集中於傳統經學、理學和現代新儒學，海內外儒學專家很少有人治詩學並寫作詩詞，其學術論著往往「以西釋中」，帶有濃厚的歐美思想文化色彩，缺乏王國維、陳寅恪、饒宗頤那樣古今中西融貫、詩作也卓有成就的大師通儒。治詩詞的學者同樣以西方文學、美學理論框架硬套中國詩詞，嚴重缺乏詩詞與文言文寫作的基本功，不知聲韻格律，不諳典故詞章，片面求新，不惜削足適履，所謂專著構成空中樓閣，甚至硬傷累累，觸目皆是，老教授劉世南先生曾對此現象多次撰文提出嚴肅的批評。如此「研究」，不能從活生生的創作實際汲取真知，郢書燕說式的理論難以被今日廣大詩詞作者所接受，起不到指導作用。 　　揆其實際，研究國學大師與名家的詩詞，其難度遠遠大於研讀學術著作。學術文章與專著無論是用文言或語體，表述思理皆明晰暢達，不難理解；而詩詞多用典故並結合比興，含蓄深邃，且故典中兼有「今典」，隱寓作者所處時代不欲明言之本事，增加了理解的難度，需要多方考證。詩詞藝術之美，表現於格律與詞章，所謂「風神」、「氣象」、「格調」、「骨力」、「韻味」，如果缺乏寫作詩詞的體驗，很難確切把握，本非西方學說所能闡釋。這些都是當今學界罕有研究國學家詩詞的原因，即使有心探討，也因能力不足，望而卻步。 　　當代詩詞作者據年齡、職業和作品風格傾向，大致可分三派：1、「廟堂派」（這是詩友的戲稱，取范仲淹《岳陽樓記》「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之意，姑且用之）。成員大多為六七十歲以上的離退休官員和職工，多在正式出版或內部印行的期刊上發表詩詞，內容一般不離「主旋律」，突出政治，歌功頌德，也有反腐倡廉之作，藝術上則普遍平庸，缺乏詩人的才華與鮮明的個性。2、學院派。人員是高等學校、科研機構的專家學者，以中老年居多，有些人不參加任何詩片語織與活動，餘事為詩，不求發表，作品風格較為典雅，內容著重於個人的思想情懷，這一派人員分散，人數最少。3、在野派或曰「江湖派」，大多為中青年，職業多種多樣，包括在高校就讀的本科生、研究生，作品多發表於互聯網，也見諸各類期刊，內容多寫真實的情感，指陳時弊往往鋒芒銳利，水平則參差不齊。部分作者頗受民主自由乃至民粹主義、後現代主義思潮的影響，如「新國風」、「試驗體」等，或要求詩風平易，反映民間疾苦；或主張舊體詩詞與新詩融合，追求新異。「在野派」中青年作者往往不以「廟堂派」之作為然，思想方面形成「代溝」；「學院派」孤芳自賞，除與小圈子內的人交往酬唱外，與其他兩派缺少溝通。這只是大致的分類，許多作者在三派之間都有關係，難以確定。 　　存在的問題：1、三十多年來的當代詩詞作品極多而精品很少，人數百萬以上的詩詞隊伍中高手不足百人，絕大部分作品沒有多少傳世價值，廣大作者充其量只是詩詞愛好者。不要說上攀唐宋，與晚清、民國間詩詞亦差距極大。老年人多受意識形態影響，思想趨於凝固，缺乏活力；本無詩人的才情和學養，卻要鼓吹「聲韻改革」，實為對傳統格律的毀壞。青年人心態浮躁，很少有人去讀經史元典，厚植根基，僅憑一點熱情和靈氣寫作，難以上臻博大深閎的境界。2、觀念取向多元化，審美差異甚大，許多人有創作激情卻不識詩詞正道，網路上經常引發無謂的爭論，以至互相謾罵，充滿暴戾之氣。有所謂「創新」者，不過是用新詩的語言套上舊體詩詞的格律，融入西方現代、後現代主義的思理，流於離奇怪異。3、各地以離退休幹部為主體的詩詞團體不脫官場習氣，級別高者充當領導，往往外行指揮內行，政治統制藝術；網路詩壇則各立山頭，青年人個性自由，互相排斥。4、在研究方面，人數寥寥無幾。學界專家不關注現當代詩詞，詩詞作者則不重視理論。各種詩詞期刊都附有論文，但對近百年詩詞的發展歷程與創作成就並無全面深入的了解，學理上謬誤甚多，一些重點鑒賞的「精品」實為贗品，缺乏真正的學術批評。5、百年來尤其是晚清、民國詩詞未曾全面搜集與整理，不但珠玉沉埋，有失傳之危；研究者個人也難以掌握大量的文獻，理論體系無從建立。種種問題，是幾十年批判傳統、冷藏國學、盲目追求西化、大眾化，文學創作與學術研究學科分割的後遺症，也是經濟建設時期急功近利、人不悅學的結果。要恢復詩詞的民族元氣，尚需幾代人持續不斷的努力。 〔五〕解決問題的建議 　　綜上所述，當今詩詞與國學方興未艾，前者側重於創作，有詩而乏學；後者專力於研究，治學而不觀詩（此指學界，民間國學大多注重傳統禮儀、風俗的恢復與踐行，或興辦私塾以教育兒童）。有多種派別的詩詞界、學術界、民間各自為陣，雖不能說各派各界之間無所聯繫，但大體上如一盤散沙，不能形成優勢互補的合力。詩詞創作風格和學術派別的多樣化本來是好事，詩人、學者貴在有自由之思想、獨立之精神，但走向極端會帶來混亂，以致真偽雜陳、優劣莫辨。在民族復興的進程中，理當確立民族文化、精英文化的主體性，為廣大國民指出向上向善之道。如何解決上述問題，使詩詞創作與國學研究正其趨向，和諧統一，茲事體大，固非學陋識卑如筆者所能為，僅從宏觀上提出幾點建議： 1、政府部門要切實施行國學教育 　　關於如何推行包括詩詞在內的國學教育，政府負有更大的責任。中華詩詞學會作為全國性群眾團體，成立已26年，年年都說「詩教」，到各地掛了很多「詩詞之鄉」的品牌，但流於宣傳形式，在現行教育體制未能大幅度改革的狀況下，詩教不可能有實質性的成果。只有政府制定相關的政策法規，在各級學校開設國學必修課，教材中增加國學的比重，考試提高分數值，同時大力培訓師資，國學教育才能落到實處，引起全社會的重視。唐代以詩賦取士，促進了詩歌的繁榮；清代科舉考試帖詩，士子自幼就經過嚴格的寫作訓練，清詩之興盛與此有關。然而詩教只是國學教育內容之一，目的不在培養詩人，而在於造就人格健全的君子，進而化民成俗，使全體國民的素質得以提高，即《周易》所言「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詩教必需與國學中多種教育相結合，國學應當成為一切現代學科的基礎。 2、文化學術界需正本清源 　　百年來中西思想文化的激烈碰撞，對知識分子有重大影響，知識分子引進異邦思想，引發中國社會革命，從「五四」前後到改革開放時期，文化學術界充滿形形色色的主義之爭，國學經歷了嚴峻的考驗。當今詩詞與國學雖雲復興，但新文化運動與「文革」時批判傳統文化的陰影猶存，歷史未曾有效的清理。要確立國學的主體性，建設民族精神家園，學界理當對近百年的思想史、文化史進行全面深入的研討，澄清觀念上的誤區。所謂真理愈辯愈明，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惟一標準；《中庸》早雲「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凝結幾千年無數先賢經驗與智慧的國學，正是在與各種外來思想文化的對話與論爭中發展壯大。學術問題以學術方式解決，在理論上徹底昭雪近百年歷史強加的罪名，國學方能健康發展。 3、搶救近百年詩詞文化遺產，加強詩詞學術研究 　　百年來歷經戰亂與政治運動，大量詩詞作品殘毀失傳，一部分作品或深藏於圖書館，無人問津，塵封蠧食；或僅存手稿、油印本、內部印本，流散於社會。尤其是晚清、民國以來老一輩已故名家的詩詞集，已成為珍貴的文化遺產，亟需搶救、保護。從文學史的角度看，古代詩歌史綿延不絕，惟獨到現當代缺乏舊體詩詞的紀述，只有白話新詩的文學史是不全面、不真實的，這一片巨大的空白、嚴重的斷層，亟待彌補。眾所周知，包括詩歌在內的文學作品結集之後形成文本，文學史家只有在充分研究文本的基礎之上才能寫出論據堅實的歷史，抽象的空論或片面的判斷，不足以信今傳後。因此，全面搜集、整理二十世紀詩詞和相關的學術論著，採選其中的精品編纂出版，為當今及後代子孫留下足資創作和研究借鑒的文本，是為當務之急，也是我們這一代人義不容辭的責任。而近百年來詩詞浩如煙海，少數人不可能在短期內完成搜集整理工作，必需使之成為國家級文化工程，發動詩詞界與學術界通力合作。 　　近百年來的傳統詩詞尤其是清末至民國期間名家作品已累積為現代文學中豐厚的寶藏，是一片十分廣闊、亟待開掘的學術荒原，理當納入國學研究的視域，闡潛德而發幽光，樹豐碑而拓新境。如同海內外蓬勃興起的新儒學、新新儒學（海外新儒家成中英語）那樣，現當代詩詞研究完全可以成為一種「新國學」，是傳統國學在新世紀的延續與支流。青年學者徐晉如說詩詞理應正名為「國詩」（有似國畫、國樂之稱），以確立本民族詩歌的主體性地位，筆者表示支持。呼籲國學研究者將目光投向近百年詩詞，以切實的研究指導和促進當前的詩詞創作；詩詞作者也理當補課，博涉群經子史，厚植根基，與國學研究者攜手並進，消除壁壘，共同促進中華文化的復興。 　　總之，國學中的「國詩」創作和研究，有著廣闊發展的前景和光明燦爛的未來，「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有待於學者、詩人的開拓與創造。熱切期望新世紀能出現真正的國詩大家和新國學大師，使凝結著千秋華夏之魂的傳統詩詞，放射出更加絢麗奪目的光彩！ 〔注〕 〔1〕劉毓慶《國學概論》，5頁、9頁，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 〔2〕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主編《國學論壇》第1輯，紀寶成《國學何為》，2頁，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 〔3〕錢仲聯《夢苕庵論集》，451—452頁，中華書局，1993年版。 〔4〕饒宗頤《固庵文錄》，279頁，遼寧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2013年5月初稿，9月改成於淝濱寓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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