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光通寶與南明悲歌

　　由南明弘光帝朱由崧於崇禎至弘光年間（公元1644年至1645年）所鑄造。

　　朱由崧稱帝的當年（1644年）農曆十月（公曆10月底），開始鑄造弘光通寶。弘光通寶版別比較複雜，分為小平和折二兩種。小平有光背、背上星、背上鳳字三大類，「鳳」指安徽省鳳陽，因馬士英曾任鳳陽總督。小平的直徑在2.4厘米左右，折二型直徑在2.7厘米至2.8厘米，從弘光通寶錢文上分析，「弘」字的「弓」旁有大小之分，大弓旁背星者較少。「弘」字還有一種行弓版，即「弓」旁的第二筆長。「通」字有單點通、雙點通之分，有一種長通較少見。弘光通寶折二光背十分罕見，據說傳世僅一枚。折二弘光通寶背右鑄一「貳」字也稀少。

　　普通版的小平目前行情一般二十元左右，一些比較少的版別則貴一些。

弘光通寶南京版

弘光通寶  鳳陽版

　　南明的歷史大部分人都並不了解，對那個年代可能我們記得的更多的是李自成、張獻忠，是皇太極、多爾袞，其實明末也是人才輩出的時代，大明滅亡雖是歷史必然，但也有很大的偶然性。

　　我們現在回看歷史，大部分人認為崇禎皇帝死了大明也就亡了，但實際上，當時幾乎沒有人這麼想的。

　　天翻地覆的1644

　　中國歷史上有個只存在了一年時間的政權，那就是南明的弘光政權。

　　其實南明這段歷史很難理清楚，為什麼？因為太熱鬧了。就拿1644年來說，當時居然出現了5個皇帝。一般來說，只有一人可以君臨天下，比如崇禎皇帝在1644年4月25日上吊自殺後，福王朱由崧緊接著登了基。但是別忘了，這一時期還有滿清入關的順治皇帝；兩個農民起義軍首領也在這一年當了皇帝，一個是大順皇帝李自成，還有一個是大西皇帝張獻忠。你方唱罷我登場，所以這一年的歷史舞台特別熱鬧，什麼國破家亡、文化淪喪、才子佳人、忠臣逆子……幾乎所有能夠調動起人們濃烈情緒的故事情節，在這一年都可以找到。所以評論南明歷史，我們難免會帶有一種非常濃烈的情緒。

　　但是，我們向來不講情緒，甚至不提倡從道德的角度觀察一個具體事件。所以，我僅把它作為一個已經非常久遠的，已經抖落了一肩煙塵的歷史現象，用理性的角度剖析它。

　　要做到這一點非常難。孔尚任的《桃花扇》的故事就發生在南明福王朱由崧在位時期，這部作品是中國戲曲史上的一部巔峰之作，但也是一部"奇葩"之作，為什麼？在中國古代戲曲作品中，只要是單本戲，基本上都是大團圓結局--唯獨《桃花扇》不是。《桃花扇》的最後一曲《餘韻》中有句話："眼看他起朱樓，眼看他宴賓客，眼看他樓塌了。"作者借劇中人物之口道出了沉痛的家國興亡之痛，"謅一套《哀江南》，放悲聲唱到老"。所以，它不是一個大團圓結局。我們如何刨除這種情緒色彩，用理性的眼光看待這個事情呢？

　　崇禎之死就意味著明朝滅亡了嗎

　　1644年通常被定為明朝結束的一年，但這實際上是一個錯誤。1644年發生了什麼？4月25日崇禎皇帝上吊，北京城被攻破。但是這就意味著明朝滅亡了嗎？當然不是。至少在當時人看來，距離明朝滅亡還遠著呢。誰也不能因為皇帝不在了，就斷言這個朝代滅亡了吧！因為在明朝歷史上，這樣的事情不是沒發生過。"土木之變"時，明英宗就被敵人抓走了。

　　以當時的格局，我估計沒人會認為明朝滅亡了，我們來看幾個因素。

　　首先，看地盤。李自成看起來已經得了天下，把崇禎帝都給逼死了，但實際上李自成的地盤有多大呢？黃河以北，山海關以南，再加上陝西和山西，就這麼一片地方。而且，李自成的部隊叫農民軍，沒有什麼知識分子跟著他混，牛金星、宋獻策這些人都是不入流的。李自成即使打下了地盤，也沒有各級的行政官員系統來管理這個地盤。所以，他真正能控制住的地方，主要就是陝西和山西，而黃河以北的河南地區和河北、山東這些地方，只能說是進入了一種"無政府"的狀態。

　　南明當時的很多史料里記載著，北京城被攻破後，很多官員南下逃難，經過河南和山東的時候必須隱姓埋名。為什麼？因為當地所有農民都走出門去，拿根大棍子等在官道旁邊，不管你是行商、坐賈還是官員，只有一個字--搶。所以當時的社會秩序已經蕩然無存。這說明什麼？說明李自成沒有嚴密地建立起自己的統治機構。

　　5月29日，崇禎皇帝死了1個多月後，滿清拿下了北京城。滿清對中國北方的控制也非常弱，主要控制的就是北京城周邊的一小塊地方。

　　而南明當時擁有多大的地盤？可以說北到黃河，西到荊楚（就是今天的湖南、湖北），東到閩浙，南到兩廣、雲貴。相比而言，南明以外的其他勢力佔據的地盤都十分有限。

　　其次，看財政狀況。崇禎皇帝在位17年，把中國北方搞得烏煙瘴氣，李自成、張獻忠又鬧騰過四川，所以南明政權實際控制的是南方。南方當時可是全國的經濟中心、魚米之鄉、財富之區，全部在南明政權的控制之下。換一個角度想，雖然南明丟掉了北方的大片領土，但是財政上也丟掉了一個大包袱，至少在當時的幾個政權中，南明的財政狀況絕對是最好的。

　　再次，看武裝力量。雖然結果我們都知道了，南明輸給了滿清政權。可是滿清才有多少人呢？整個民族才20多萬人，軍隊大概有6萬人，而南明的職業軍人至少有100萬人。當然，這個數字現在很難算清了，比如說史可法布軍在江北四鎮，讓黃得功、高傑這些人管理，這四鎮自己承認的兵員數，1個鎮只有3萬，一共是12萬。但實際上這個數字是不對的，因為這個數字是與中央發放的軍餉的數字相對應的，1個士兵一年的軍餉是20兩，所以他們只能承認自己有3萬人。而實際上這四鎮都是軍閥管理的，必然是要擴軍的，比如說高傑，據史料記載，高傑的手下至少有40萬人。何況南明軍隊的主力不是這四鎮，而是坐鎮荊楚的左良玉。左良玉的部隊有多少人呢？他自己號稱有百萬，有人說是80萬，還有人說是40萬。總而言之，當時南明的職業軍隊加起來，至少有100萬人。

　　即使以上三點都不算，南明還有一個最大的優勢--它有一套備份系統。南宋的時候，康王趙構往南跑，被人打得到處流竄，為什麼？因為當時北宋的中央政權崩潰了，沒有一個政治系統能用。可是明朝就不同了，朱棣把首都搬遷到北京之後，因為南京是明高祖朱元璋的孝陵所在地，所以南京作為首都的地位是沒有被撤掉的，南京一直有一套完整的政府班子。

　　用現在互聯網的概念講，這就是一套災備系統，一旦出現災害，這套系統馬上可以啟動運行。所以，1644年4月25日，崇禎皇帝一死，南京的這套系統馬上就可以啟動了。

　　那麼問題來了，為什麼這個看起來龐大、健全、強壯的系統，在短短一年之後就崩潰掉了？這對我們去理解一個權力系統的崩潰，是非常有借鑒意義的。

　　福王是怎樣上位的 1644年4月25日這一天，崇禎皇帝死了，可是這個消息直到5月6日才傳到南京。為什麼？原因就是河南、山東一帶已經亂掉了。到了5月6日，南京群臣也只是模模糊糊地知道北京出事了，究竟出了什麼事卻不清楚。所以當時南京的兵部尚書史可法還要"誓師勤王"，其實他不知道，已經無王可勤了。

　　到了5月17日，崇禎皇帝的死訊才算真正傳到了南京。但是這麼大的事總得核實一下真假，於是，南京政府就找那些從北方逃難過來的人一個一個地詢問。到了5月30日，南京政府才宣布國家大喪。然後閣臣們就開始討論：這個國家應該怎麼辦？因為備份系統要啟動運行了。

　　當時南京政府面對的最大問題是什麼呢？我們都知道那句話，"國不可一日無君"。可是這個備份的皇帝在哪兒呢？崇禎皇帝一共生了7個兒子，活下來的只有3個，而且都找不到了。按照當時的宗法制度，只能從近支親王中物色。

　　可是根據明朝的制度，王爺們在封王后就不能在北京或者南京居住了，得去自己的封地，所以南京沒有王。離南京最近的王在什麼地方？淮安。淮安本地也沒有王，那裡的王都是逃難過去的。

　　為什麼王爺都往淮安跑？因為明代末年"黃河奪淮"，就是黃河下游泛濫，奪了淮河的河道，所以那時黃河的下游和淮河的下游匯成了一條河。而淮安正位於黃河、淮河和京杭大運河的交界點上，北邊是北運河，南邊是洪澤湖，所以淮安就成了中國歷史上非常重要的一個地方，明朝漕運總督的辦公地點就是淮安。而且這個地方當時還處於南明的控制中，所以北方的王紛紛往南逃，坐著船，帶著自己的太監、宮眷，跑到淮安這個交通最發達的地方住了下來。那個時候淮安共有四個王，最著名的兩個，一個叫潞王，一個叫福王。

　　其他三個王帶著錢財、船和太監，仍然過著王的生活，最慘的就是我們的主人公福王朱由崧。因為他在3年前，也就是1641年時就已家破人亡了。1641年，李自成攜大軍打下了洛陽城--洛陽是朱由崧之父老福王朱常洵的封地。李自成一看，你不是叫福王嗎？你不是喜歡養梅花鹿嗎？好，我把你殺了，和梅花鹿一起煮熟，叫"福祿宴"，被農民軍將士分而食之。

　　老福王的兒子小福王朱由崧從此流落民間，有上頓沒下頓，衣不蔽體，跟叫花子一樣。好不容易流落到淮安，一看這個地方還有三個王，要麼是叔叔伯伯要麼是堂兄弟，就整天覥著臉去借錢度日。他的堂兄潞王人不錯，借了1千兩銀子給他，他才能租了間房子住下來。後來南京政府派人去見他的時候，發現福王混得好慘，衣不蔽體，穿著破布袍子坐在一張破床上，連枕頭都是破的，身邊的太監、僕人更是像叫花子一樣。

　　但是，別看小福王混得慘，他繼承皇位的資格卻排在最前面。因為按照明朝的宗法制度，崇禎皇帝的兒子找不著了，親兄弟全死了，那就只能在崇禎皇帝的堂兄弟中找繼位者，最近的就是這個福王。這個"近"含有兩個意思：一個是血緣關係近，另一個就是距離近。雖然崇禎還有幾個堂兄弟在世，但是能夠馬上到南京即位的，只有福王。

　　但是，這時從南京的朝堂上忽忽悠悠飄來一句話："這個福王不合適吧，不賢。"誰算得上賢王？潞王。可是潞王論血緣差得好遠，怎麼排也排不到他。南京這種輿論是誰發出來的呢？東林黨人。此時東林黨的大佬是錢謙益，"秦淮八艷"之一的柳如是的老公。他就說："潞王賢，福王不賢，我們應該立一個賢王。」

　　這句話是真是假呢？應該是假的，是東林黨人撒了謊。首先，明代的王爺既不能當官，又沒有其他生計，都是自幼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在他出來混之前，他干過什麼誰也不知道。其次，外面的文官怎麼可能交結王府，這不是要造反嗎？所以潞王賢不賢，其實當時沒人知道。

　　歷史上這個潞王到底賢不賢呢？後來史料披露出來了，原來他跟福王是一路貨色，半斤對八兩。福王愛看戲，是個戲迷；潞王是個棋迷，而且還喜歡收藏古董，誰又比誰高多少呢？後來福王登基之後，有一些南京官員就跑去觀察潞王，發現他也只是中人之資，是很普通的一個人。

　　從這兩個人的下場來看，潞王也沒比福王好多少。福王是從南京跑到蕪湖被抓，押到北京後被殺掉的。潞王當時正流落在杭州，一看清兵南下了，乾脆投降了。所以，你說誰比誰賢呢？

　　為什麼東林黨人反對福王 為什麼東林黨人一口咬定潞王比福王強呢？這就牽扯到40多年前的一件事。

　　熟悉明史的人都知道，萬曆皇帝有兩個兒子，長子朱常洛，即後來的明光宗，天啟皇帝、崇禎皇帝的親爹。但是萬曆皇帝不喜歡這個長子，因為他的母親只是一個普通的宮女。他喜歡的是小兒子朱常洵，就是被李自成殺掉、煮成"福祿宴"的那位老福王。老福王的母親是萬曆皇帝特別寵愛的鄭貴妃。於是難題來了，老皇帝喜歡小兒子，但是大臣們不同意，堅持按照"有嫡立嫡、無嫡立長"的繼承製度立太子。大臣中的主要反對派就是東林黨，這下子事情可就大了。

　　從萬曆朝的後半段一直到崇禎年間，這40多年裡整個明朝的政局就在折騰這件事。最後，東林黨人費盡九牛二虎之力，才把老福王朱常洵從繼承者的位置上拉下來，把崇禎他爹朱常洛扶上了太子之位，這是東林黨人覺得最光榮的一段歷史。

　　可是風水輪流轉，40多年之後，國破家亡之時，小福王又冒出來了。如果小福王登基當了皇帝，對東林黨人來說有兩個影響：第一，先輩的努力就付諸東海了，這口惡氣是咽不下去的。

　　第二點更重要，它是一個很現實的政治結果。因為東林黨人和魏忠賢鬥來鬥去，後來東林黨人贏了，崇禎皇帝就把魏忠賢一夥定為"閹黨"，定為逆案。如果小福王當了皇帝，會不會翻案呢？這一翻案可會颳起腥風血雨，東林黨人的身家性命也許就不保了。所以，東林黨人堅決不能讓小福王當皇帝。

　　這種算計不能說是錯的，但問題是，東林黨人一沒節操、沒底線，二沒本事、沒能耐。雖然在當時的朝局中，東林黨還算是一支不錯的力量，總比閹黨要好。但是那時的文人作為一股政治力量，沒有什麼原則和底線。比如，他們攻擊政敵的時候滿嘴胡言亂語，包括那些正色立朝的士大夫，沒有根據的話也是常常脫口而出的。讀晚明時期的史料我們會發現，那些所謂的大忠臣在攻擊奸臣的時候，比如說罵嚴嵩、魏忠賢時，都是"胡噴"，跟奸臣迫害正人君子用的是一樣的手法。

　　比如說史可法，他是個大忠臣，還不是東林黨人，但是東林黨給他灌輸了一套理論後，他居然列出了7條罪狀，說福王貪、淫、酗酒、不孝、虐下、無知和專橫。他有什麼證據嗎？他根本就不認識福王，而且關於福王的事情沒有任何記載，就可以憑空寫出7條說人家不好，做事也太沒底線了吧！

　　還有一點，東林黨人但凡是為這個國家考慮，就必須接受福王，為什麼？當時漕運總督路振飛講過一句話："議賢則亂，議親則一。"就是說，這個時候挑皇帝，不能再看誰賢明了，因為這個沒有標準，一定會導致大亂。國家已經鬧到這個份兒上，還能承受得起這樣的動亂嗎？所以只能議親，就是看血緣關係的遠近，這是有標準的，所以這個時候福王是不二人選。但是東林黨人不管這些，為了他們自己的身家性命安全和他們政治立場的正確性，死活就是要反對福王上位，所以我說他們沒有什麼道德底線。

　　而且，他們又沒本事、沒能耐，此話怎講？東林黨人真要是認可潞王，那倒是行動起來，聯絡一幫武裝力量去迎立潞王啊！他們不，只是天天在朝堂上叨叨咕咕，跟史可法叨叨咕咕，根本沒有執行力。這是什麼歷史關頭？這叫扶立大功、策立大功，如果立下，那馬上就有榮華富貴享之不盡。

　　既然東林黨人不幹，自然有人干，比如說鳳陽總督馬士英，他是個著名的大奸臣。他一看機會來了，馬上聯絡北方四鎮的軍人們迎立福王，因為這是在法統和宗法制度上最挑不出毛病的一個選擇。

　　等馬士英和這幫軍人在福王面前把頭磕下去，認他當了皇帝，請問東林黨還敢反對嗎？原來是選擇的問題，現在可就是犯上作亂的問題了，所以馬士英帶著福王到南京的時候，錢謙益等東林黨人只能捏著鼻子接受了。

　　請注意，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歷史關頭：1644年6月7日，福王朱由崧開始監國，幾天之後正式即位當了皇帝，即弘光帝。整整一年之後，1645年的6月7日，以錢謙益為首的文人們宣布投降，弘光政權結束。

　　從此，福王政權的發展就進入了一個敘事模式--大明王朝的殘山剩水最後斷送在了昏君和姦臣的手中，昏君是弘光帝朱由崧，奸臣就是馬士英和阮大鋮。

　　也有人說，明朝是斷送在東林黨手裡的，如果東林黨不搞黨爭，不意氣用事，沒有那個大笨蛋史可法，南明就不會有那樣的下場。

　　這是半斤對八兩，因為這兩種歷史結論都出於同一種歷史觀，叫"責任型歷史觀"，就是老想對什麼事情蓋棺論定，對某個歷史階段做出一個決議，之後大家就不要再討論了，就按照這個決議來。

　　這可能對一個時代的政治是有用的，但是對於我們後人，隔了好幾百年，還有什麼意義呢？就好比歷史上有過一個好人或者一個壞人，好人幹了一件好事推動了什麼，或者壞人干過一件壞事敗壞了什麼，這對我們有什麼意義呢？

　　歷史是什麼？歷史本質上是人在特定階段的一個協作結構的演化，所以站在後世的人的角度，我們一定要看這個結構，它是怎麼演化的，內在的規律是什麼。

　　你說誰是好人，一定能幹成什麼事，那我就要反問你，同時代一定有壞人，好人怎麼就能遏制住壞人的反抗呢？如果你說誰是壞人，幹了一件壞事，我依然要反問你，為什麼同時代的好人沒有遏制住他呢？所以我們一定要從結構的角度來看一個歷史結果，這樣得出的結論才不會顯得廉價和蒼白。

　　聲名狼藉的廢物皇帝朱由崧 一直到清代，很多人在總結歷史教訓的時候，還在說南明的滅亡應該怪弘光帝朱由崧，還整理出了一套大道理。我就問一個問題：朱由崧到底是好人還是壞人？

　　朱由崧肯定不是什麼聖明天子，這是肯定的，但是他的劣跡有據可查的無非是兩樣。第一樣，愛喝酒；第二樣，愛看戲。他對戲迷到了什麼程度？有一天晚上，宮中突然鳴鐘，這是宮中出重大變故的信號。大家聽到宮中鳴鐘，都以為出大事了。在群聚於宮門之外的大臣們議論紛紛時，太監火急火燎地跑出來開啟宮門傳達旨意，說是要調取演戲用的道具。可想而知，他對戲劇有多痴迷。

　　還有一件事發生在大年除夕，朱由崧在位期間也就只有這麼一個除夕。那天晚上，皇帝獨坐宮中悶悶不樂，就有太監問他："陛下，您為何悶悶不樂？"皇帝回答說："梨園殊少佳者。"什麼意思？就是我的戲班子里沒有名角，看得不過癮。他的戲癮就是這麼大。

　　到了1645年5月10日，揚州城已經被攻破，清兵馬上就要過江了。這一天，他已經打定主意要走了，估計行李都收拾好了。但是那天中午仍然傳了戲看，一直從中午看到深夜，凌晨時分才帶著幾十個太監打開城門逃走，就好像做了最後一次彙報演出。

　　但是朱由崧在當時的社會輿論和野史記載當中，可不是這幅形象，他給我們留下的印象主要有兩點：第一是"淫"，第二是"假"，可以說是劣跡昭彰。

　　淫到什麼程度呢？大奸臣馬士英、阮大鋮整天什麼都不幹，就在秦淮河上給他搜集幼女，後來在勾欄中已經找不到年輕女子了。

　　一聽這就是假的，他是個戲迷，又愛喝酒，整天糊裡糊塗的，怎麼可能在性事上有這麼大興趣呢？據當時一些中立派官員的記載，宮中放出來的宮女說皇帝對男女之事沒有那麼大的興趣。那種說法很顯然是當時社會輿論對他的一種誣枉，至於背後黑手是不是東林黨，我們就不知道了。

　　還有一點，說他"假"，說他其實不是朱由崧。晚明有三大案--梃擊案、移宮案和紅丸案，南明政權雖然只有短短一年，也有三大案--大悲案、童妃案和假太子案，這三大案都指向一個問題："你是不是真的朱由崧？」

　　確實，他自己也沒法自證，那個時候沒有第二代身份證，無非就是靠身邊的太監來證明。可是身邊有太監你就是真的了？有些野史就說他是假的。說小福王流落民間之後，在窮困潦倒之時把自己的印給抵押掉了，然後這顆印流落到一個賭徒的手裡。後來這個賭徒賭輸了，又拿這個印去當鋪抵押，結果被馬士英發現了。馬士英說："既然你有小福王印，那麼你以後就是小福王了。"然後把他扶上了寶座。這麼荒唐的事情，怎麼可能發生呢？

　　但是所有這一切都說明一個問題，當時握有輿論主導權的東林黨人打心底里不承認福王的合法性，但是又不能公開說，所以只好私下潑髒水。

　　過去了好幾百年，現在我們怎樣客觀、公正地評價弘光帝朱由崧？我看過那麼多資料之後，對他產生了兩點印象。第一點，如果把他當作一個普通人，而不按聖明天子的標準要求他，他是一個心地還算不錯的人，至少是個心眼兒比較寬的人。

　　比如說他對待史可法真算是仁至義盡。史可法可是白紙黑字誣衊過他的，所謂"七大罪"，史可法是寫在一封信里給了馬士英，馬士英又給朱由崧看了的。但是朱由崧當了皇帝之後，沒有把這事放在心裡，該給史可法封什麼官還是封了什麼官。

　　後來，史可法覺得南京的朝堂烏煙瘴氣，不願意在那裡混了，自請督師江北，要到江北帶軍隊去，朱由崧也讓他去了。什麼叫"督師江北"？就是要掌管國家所有的軍事力量。朱由崧等於把刀把兒交給他了，這無疑是最大的信任。

　　還有一個證據，就是關於《三朝要典》。《三朝要典》是魏忠賢和他的閹黨編的一本書，主要就是記錄從萬曆皇帝一直到弘光帝，包括東林黨這幫人，幾十年來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可想而知，閹黨做這件事，一定是替萬曆皇帝說話，替老福王說話，罵東林黨的。

　　後來崇禎皇帝上位之後，把魏忠賢這幫人打為閹黨，定為"逆案"，《三朝要典》就變成了一棵大毒草、一本反書，馬上就被禁掉了，被全部銷毀。現在小福王當了皇帝，自然就有愛拱火兒的人跳出來，說《三朝要典》是本好書，可惜被禁了，咱現在得翻案，得從民間把這本書給找出來。

　　小福王怎麼看待這個問題呢？他當時表現出的三個態度，即使擱在今天來看，政治水平也是很高的。

　　第一，這是關於我爹的事，你們東林黨人當年誣陷我爹，無所不用其極，我作為他的兒子，應該把這件事翻案以盡我的孝心。

　　第二，從民間把《三朝要典》搜集上來後，"宣付史館"就好。就是放到國家檔案館中，以備後人去查證，我這一代就不做什麼結論了。但是我要把這本書找到，替我爹說的那些話，在歷史上至少應該被存留下來。

　　第三，當年的東林黨人和現在的東林黨人根本不是一回事，原來那一撥人早就死了，所以現在的東林黨人跟這件事完全無關，絕對不做事後追究。

　　因為阮大鋮是閹黨，老想翻案，所以後來反覆挑撥這件事，但是朱由崧從來沒有同意進行翻案調查。

　　所以，當時有個叫李清的大臣寫了一本書，書中寫了一句話："非上寬仁，大獄興矣。"就是說，要不是弘光帝是一個性格寬厚的人，這場大獄一定會興起來。這就是我對他的第一個印象：心地還算不錯。

　　第二個印象，他實在是一個平庸的人。這個平庸跟他的能力沒什麼關係，首先一條，他不大識字。史料記載說："上讀書少，章奏未能親裁。"就是說咱們這位皇帝沒文化，大臣們給他的奏摺他都看不懂，更別說做什麼決策了。所以，他沒文化到根本沒有能力去作惡。

　　有人會問，他不能作惡，為什麼信任奸臣呢？因為沒辦法，他沒文化呀！設身處地地想，假如我們是福王，我們這一生也會過得極其黯淡。作為一個親王，生在王府之中，肯定沒見過世面，也不可能有文化。他不像我們小時候，讀書是為了高考，為了將來出人頭地、光宗耀祖。他是王爺，首先，不能當皇帝；其次，不能經商，會給皇家丟臉；再次，也不能通過科舉考試去當官。所以他的人生毫無目標，生下來就為了享受富貴，然後等死，這樣的人生有什麼值得過的呢？但是沒辦法，他生下來就是這個命。後來國破家亡，流落民間，衣食無著。突然有一天，馬士英帶著一幫軍人把頭磕下來，說："我們認你當皇上，你跟我們到南京去吧！"他能不去嗎？去了的話，至少第二天的飯有了著落。一年之後，再次國破家亡，他只好逃走，然後又被叛將劉良佐抓了，被押送回南京，向清朝投降。

　　被押回南京的時候，他乘一頂小轎，身著青衣小帽，以油扇遮面，因為不好意思。可是他有什麼辦法呢？回到南京之後，他嬉笑自若，只問了一句話："馬士英呢？"他到了這步田地，也只能找馬士英，因為以他的文化水平和政治能力，他不靠馬士英能靠誰呢？

　　生物學上有一個詞，叫"印隨效應"。就是有的小鴨子生下來第一眼看見什麼，就認誰當媽。如果第一眼看見的不是一隻母鴨子，而是一隻鵠子，它這一輩子都會跟著那隻鵠子走，甚至將來長大了，也會跟母鵠子談戀愛。

　　弘光帝就是如此，是馬士英把他帶到這條路上的，所以他到人生的最後一刻，也只能嬉笑自若地問："馬士英呢？"他不信任馬士英這個奸臣，又能信任誰呢？而他最終的下場也非常悲慘，被押到北京，第二年就被殺了，葬於河南孟津。

　　但是清朝對於弘光帝吝嗇到什麼程度呢？把他殺了都沒有給他留下一個字的記載。《清實錄》是這樣寫的，說有一幫明朝的王爺，我們本來對他們很好，把他們養了起來，但是他們居然謀反，所以我們就把他們殺了。殺了多少人？魯王等十一人，弘光帝就在那個"等"裡面，連名字都沒有被提起。

　　崇禎帝VS弘光帝 現在再來看南明弘光政權，也許我之前的問題問錯了。原來我是在問：福王到底是好人還是壞人？是明君還是昏君？他到底該不該對明朝滅亡這件事負責任？而現在我要問的是另外一個問題：好端端的一個皇帝，怎麼就對整個局勢無能為力呢？他為什麼平庸到想作惡都不行的程度呢？

　　關於南明的歷史還有這麼一種假設：如果1644年崇禎皇帝不是暴死在北京，而是及時南下到南京，或者派太子到南京監國，這樣繼承者的合法性就沒人存疑了，沒準兒在清軍南下的時候，就可以組織起更為有效的抵抗，就會像東晉或者南宋一樣，在江南延續一兩百年的王朝壽命。正是因為朱由菘的合法性遭到質疑，才導致內戰內行，外戰外行，軍隊毫無戰鬥力。

　　史料確實很支持這個結論，但是如果我們站在更高的維度上再去推敲，會發現這個結論其實站不住腳。下面，我們來看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中國北方是誰丟的？不就是崇禎皇帝丟的嘛！從理論上講，崇禎帝在位時的朝廷局勢可比弘光帝要好，至少合法性不存在問題，可以更大規模地調動政治、軍事和財政資源。可是崇禎帝怎麼還是把國家丟了呢？跑到南京就有信心組織起有效的反抗嗎？

　　第二個問題，我發現，崇禎末年圍繞崇禎帝的那個體系，分崩離析的程度比朱由崧的朝廷更為嚴重。崇禎帝還活著的時候，那些大臣們就騙他，比如首輔周延儒帶兵出征，明明打了敗仗，回來卻諱敗為勝，崇禎帝氣得要死，就把他殺了。崇禎帝到最後實在沒錢了，就對大臣們說，國家馬上就完了，覆巢之下沒有完卵，你們掏點錢出來吧。可是他的老丈人周奎居然都不掏錢，據說這個周奎還把太子害死了。這就說明，雖然崇禎帝的合法性不存在問題，但是這個合法性不能轉化為有效的凝聚力。

　　崇禎帝臨終前說過一句話："文臣人人可殺。"就是說天下的文臣全部該殺，說明他對這個系統已經徹底喪失了信心。所以，崇禎死了之後，沒有人為他盡忠，沒有人闔門投火而死、投繯而死，但在南明我們卻能看到不少這樣的現象。

　　崇禎一朝17年，用了50多個大學士，這些大學士最後都排著隊去李自成那兒當官，沒有幾個人為崇禎帝盡臣節。國家養士三百年，怎麼最後人心分崩離析到這種程度？

　　相比起來，清軍南下的時候，在北方几乎沒有遇到什麼抵抗，反而在南方遇到了極其激烈的抵抗，比如"揚州十日""嘉定三屠"。朱由崧就算不是什麼聖明天子，他沒有把這個朝廷變得更好，至少沒有把它變得更壞。所以，對南明興亡的傳統解釋，它的角度是有問題的。

　　從中國古代政治系統的演化看南明 在這裡，我給大家提供一個全新的解釋角度，那就是從中國古代政治系統的演化看這件事。

　　中國古代的政治系統是一項高科技成果，歷代帝王對此均有貢獻。所以西方人覺得中國的這套政治制度太神奇了，覺得中國人的政治想像力太發達了。現在西方的很多文官制度就是從中國古代借鑒過去的。一個人控制億萬子民，好幾百年都不動蕩，這是多麼高超的政治技巧啊！而且當時的技術條件是如此落後，居然都能做到。

　　孫中山先生在搞革命理論的時候，曾提出過"五權憲法"。西方人講的是三權，孫中山說不對，應該加上兩權--監察院和考試院，這是我們中國古代的政治成果，應該保留下來。我們在這方面真的特別發達。

　　發達的政治體系的本質是什麼？就是皇權的逐漸擴張。一個人控制億萬人有多難？多少人在旁邊覬覦這個最高權力？軍閥、權臣、太監、外戚……把這些人統統搞定可不容易。

　　從皇權和相權的互動過程中，我們可以明顯看出這個趨勢。秦漢的時候還有宰相，但是到唐代的時候，宰相已經不是一個人了，而是一個班子，中書省、門下省的長官都叫宰相。到宋代的時候，宰相在皇帝面前已經沒有座位了，必須站著回話。到了明代的時候，朱元璋乾脆把宰相這個職位撤銷了，改為內閣大學士制。所以，皇權是一路加固的。

　　但是請注意，歷史永遠不會這麼單線條地發展，在皇權一路加固的過程中，這個系統變得越來越脆弱。唐代之後，中原的漢人政權都會毀於外族，一個是宋朝，一個是明朝。宋朝的對手是蒙古人，沒辦法，全世界都打不過他們；可是明朝的對手是滿清，非常弱，怎麼也打不過呢？用從歷史的進程中得出的一個定律可以解釋：當一個系統的內部越加穩固的時候，它對外的抵抗力就越差。

　　我還可以換句話表述這個定律，就是內部結構的穩固性和外部的安全性不可兼得。過去我們總是從道德角度批判權力，認為"絕對的權力帶來絕對的腐敗""權力不尊重人、迫害人"等。我們換個角度，站在權力自身的角度問一個問題：你為了鞏固權力自身的安全所採取的一系列手段，真的能夠達到目的嗎？

　　通過南明這個例子可以看出，皇權系統越穩固，對外的適應性和戰鬥力其實是越差的。這是為什麼呢？

　　這就需要我們站在一個全新的角度，再來理解什麼是權力。

　　過去我們都以為權力就是予取予求，就是生殺予奪，讓你幹什麼就得幹什麼。而把權力放在一個更大的系統內看，它也是人類的一種協作機制，想要穩固就必須跟更多人協作。所以很多人講，集權和民主是兩個系統，集權不太關注大多數人的利益和想法。其實正好相反，集權是調動大多數人心底的惡來鞏固自己的系統。

　　希特勒就是這樣，你不能說他無視德國人的想法，他恰恰是煽動起了德國底層那種惡的想法，才鞏固了他的位置，所以他不是忽視大多數人。再比如說獨裁者卡扎菲，他要想坐在獨裁者的位置上，就必須把利比亞大多數的部族給搞定，他這個位置才安全，所以也是一種協作。

　　但是集權的協作問題出在哪兒呢？它是一種試圖單向控制的系統，這就帶來兩個後果。第一個後果是，在集權的過程中，必然伴有一種更惡的分權過程。這話怎麼講？我還是拿明朝舉例說明。

　　朱元璋已經把皇權集中到了一定程度，連宰相都廢了，但是又怎樣呢？皇帝能把自己累死嗎？天下所有事都管，管得過來嗎？大臣報上來一個單子，說全國1000多個縣，都需要您來任命縣官，可是您連名字都叫不上來，怎麼任命？所以必須分權。所以後來有些內閣大學士就變成了真宰相，比如張居正，甚至比前代的權臣權力還要大一些。皇帝又要通過一系列的措施遏制大學士、內閣的權力，然後怎麼辦？接著分權唄，培養太監。

　　朱元璋為了避免太監弄權，特別規定太監不許識字。可是朱元璋死後沒有幾代，皇帝們就開始違反祖訓。皇帝也沒有辦法，為了制約內閣，必須在宮中辦內學堂，教太監識字，然後搞出一個司禮監。司禮監有秉筆太監，秉筆太監中再產生出一個掌印太監。所以明代的皇權非常鞏固，但是結果呢？權臣很多，權閹也很多，因為集權之後必然帶來極為惡劣的分權，王振、劉瑾、魏忠賢全都是這麼冒出來的。

　　還有第二個結果就是，越集權，帶來的反制力越大。比如說在古代的皇權社會，什麼是好皇帝？毫無主張、什麼都不幹的皇帝，就叫好皇帝。

　　諸葛亮寫的《出師表》裡面有一句話："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就是說，皇帝是幹嗎的？找到好大臣，你的工作就結束了，其他的事你什麼都不用干。

　　所以在中國歷史上，關於好皇帝的評價標準其實有兩個，第一個就是秦皇漢武、唐宗宋祖，這都是雄才大略之主。但是宋代皇權鞏固之後，好皇帝的標準就變了，好皇帝就是躲在宮中什麼都不用干，你要真想干點什麼，那就干一件事--生孩子。不斷延續皇家的血脈，這就是你的使命，其他外朝的事最好少管，找幾個賢臣就可以了。宋仁宗就是這樣的皇帝，他什麼都不用干，反正外面有歐陽修、包拯等一代名臣頂著。

　　明代也是一樣，"仁宣之治"最後成就了誰的名聲？"三楊"，楊士奇、楊榮、楊溥這些閣老們。宣宗躲在宮中玩蛐蛐兒就可以了，"蟋蟀天子"指的就是他。他什麼都不幹，反而在歷史上留下了美名。明代的弘治皇帝明孝宗、隆慶皇帝朱載垕名聲也不錯，他們也是靠外朝的閣老，自己很少幹什麼。

　　按照這個標準，我們的主人公朱由崧如果不生活在那個亂世，也許還是一代明君呢。心地比較仁厚，只會躲在宮中搞點自己的小愛好，不干涉外面的事，沒準兒恰恰成就了一代盛世也未可知。

　　這是一種反制，但這是一種良性的反制。那惡性的反制是什麼？就是皇帝乾脆罷工了，活兒你們都幹了，要我幹什麼？明代後期，皇帝動不動就幾十年不上朝，最典型的就是萬曆皇帝，這叫"斷頭政治"。更惡性的反制演化叫"起鬨政治"，明代晚期就是這樣。

　　賈寶玉最煩的一句話是什麼？"文死諫，武死戰。""文死諫"就是一個文官最高的道德標準，天天給皇帝進諫，而且以"諫死"為目標：就是最後把皇帝給惹急了，打自己的屁股，最好把自己給殺了，就成就了我的千秋萬世之名。

　　明代後期的政治惡性到什麼程度？正德天子明武宗，在歷史上名聲非常不好，可是他有什麼惡？他並沒什麼惡，他跟我們故事的主人公朱由崧一樣，沒什麼文化，但是有一顆好奇心。他不愛學習，但沒造什麼惡，就是想干一些自己覺得有趣的事，比如說到外面玩一下。

　　大臣們就不答應了，天天在那兒"文死諫"。如果遇到正德皇帝這樣的也就算了，無非就是搞出各種鬧劇；要是遇到嘉靖皇帝那樣的呢？對不起，朝堂上就會掀起各種各樣的風波。所以整個文官系統存在的目的，就是為了制約集權的皇權。

　　很多人罵東林黨，說東林黨烏煙瘴氣，南明就是被他們搞壞的。可是東林黨存在的意義不就是這個嗎？制約皇帝，皇帝想乾的事他們都不同意，天天哭天抹淚地跟皇帝鬧。

　　如果真的出現了一個魏忠賢，東林黨就很有用了，全部是忠臣烈士；可是沒有魏忠賢，他們就沒有存在感，所以他們天天搞黨爭。他們就是職業干這個的，他們不是什麼行政官僚。比如錢謙益這樣的人，跟柳如是唱和一下詩詞可以，搞東林黨的黨爭可以，你讓他去搞行政，他沒有這個能力。

　　在這個系統中，當皇權強悍到一定程度，它激發起的其他因素的反制能力也會霸道和強悍到一定程度。它們的存在就是為了對付皇權，而對付任何系統性的外來危機，它們卻毫無力量。

　　為什麼好公司一定沒有好管理 我分析南明這個案例到底是想說明什麼呢？其實還是回到我們這一代人的生存處境中來。我們這一代人面對的最大的一個變局，就是外部環境極其動蕩，瞬息萬變。所以在這個時代要想構建一個組織體系的安全性，無論是面對的問題，還是運用的手段，全部都變了。

　　過去一個組織體系的安全問題主要出現在內部，就跟中國古代的王朝是一樣的，搞定太監、外戚、權臣、軍閥，就是皇帝的使命。用的手法是什麼呢？當然就是管理了。朱元璋就是一個管理高手，建立起了一個組織體內部的單向的控制系統。

　　我們假設組織體內部越聽話，越有執行力，對外就越有戰鬥力。但這個時代變了，外部環境帶來的安全挑戰，對組織體來講更為致命，這就是明朝晚年遇到的情況，外部崛起的清朝對它的安全來說挑戰更大，這個時候加強內部管理適得其反。就像今天的創業者剛融到了一筆資金，建立了一個小組織體，往往第一個念頭就是去學管理，在十幾個人的小公司里就搞了一大堆規章制度。

　　如果你是這樣的創業者，我想勸你一句。你可以去觀察一下，現在的市場上有兩種公司：一種管理得特別好，但越是管理得好的公司，應對轉型的能力往往就越差；另一種公司，屁滾尿流，丟盔卸甲，內部極其混亂，但是一路奔向成功。

　　為什麼呢？難道管理越壞，公司就會越好嗎？錯了，你把因果關係倒置了。

　　我聽過一句很牛的話："好管理是一家壞公司的結果。"這話聽起來有點燒腦，因為過去我們都以為好管理是好公司的原因。為什麼需要好管理呢？因為基於對人的不信任，你把員工、所有的創業夥伴都當作誘餌來進行管理，所以你需要規章制度。所以管理得越精巧、越完善，就意味著你的公司內部的信任結構越糟糕，所以你的公司就是一家壞公司。

　　明朝是不是也是這樣一家壞公司呢？因為互相之間缺乏信任，所以皇權變得極其強大。而信任基礎在這麼強大的權力面前進一步崩壞，到了南明的時候，大家已經可以公開質疑皇帝本身的合法性了。

　　反過來講，為什麼好公司就一定沒有好管理？因為不需要，因為互相之間可以信任。所以我聽過一句話："好公司就是成人之間的公司。"我們公司追求的就是這種境界。我們公司沒有什麼管理，上班不需要打卡，也沒有什麼KPI，為什麼呢？因為有信任。

　　很多管理非常嚴格的公司，各個部門都是有預算的，不同級別的幹部請客吃飯有不同的額度限制。我們公司就沒有這些，任何員工如果因公需要請人吃飯，不管多少錢，我們的CEO脫不花都不問細節，拿來就給簽字。我們公司還有個規定，晚上9點之後下班就可以打車。其實是不是晚上9點之後也沒人審核，拿來就可以報銷。

　　因為我們的員工之間是一種成人式的、相互信任的關係，所以不需要那些管理，我們的管理成本是最低的。那些有嚴格預算控制的公司，到年底是什麼情況？一定是各部門突擊花錢，因為員工與公司的信任建立在規章制度這個層面上，員工當然要把自己的權力全用足。

　　所以，應對內部危機需要的管理方式是基於不信任的控制。而今天這個社會，我們主要是應 對外部的危機，需要這個組織有戰鬥力，那就需要一種全新的思維模式。那就是反過來，我們要基於信任去構建一個協作系統。

　　這是我從南明這段歷史中得出的一個啟發，當然這個問題特別深，牽扯到現代企業管理體系和思想的一系列的演變，以上只算是立了一個總綱。

　　以上南明歷史部分來自《羅輯思維·南明死局》，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去搜一下羅輯思維，或者高曉松的曉松奇談也有關於南明史的分析，蠻有意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