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論陶淵明歸隱原因

一﹑引   言

陶淵明是中國古代最偉大的詩人之一，「田園詩」創作鼻祖，以其平淡自然質樸的風格開闢了詩歌題材的新領域，被南朝詩歌評論家鍾嶸稱為「隱逸詩人之宗」。 宋代的蘇東坡，平生最為讚賞的詩人就是陶淵明了，他在《與蘇轍書》中說到：「吾於詩人，無所甚好，獨好淵明之詩。」尤其在晚年的蘇軾的眼中，陶淵明更是古今以來一人而已。清代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也多次標舉陶淵明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崇高地位，肯定了陶淵明的偉大。在我們今人的眼裡，一提到陶淵明，想到的是「隱士」，他是魏晉時期隱逸文化的代表人物。歸隱將陶淵明推向了文學的創作頂峰，成就了他的文學地位。

歸隱田園是晉以後絕大多數士大夫的精神歸宿，他們在經歷了官宦生涯的浮沉之後，會在不知不覺中回歸到大自然，即便身不由己，也會心嚮往之。儘管陶淵明一生樂于歸隱、心懷歸隱，並且實現了歸隱，但在本質上，他並不僅僅是一個單純的隱士，不像伯夷、叔齊那樣陽山採薇，銷蝕生命；也並非是一個毫無人間煙火氣的「渾身靜穆」的仙人。東漢著名史學家宋范曄評論曰：「或隱居以求其志，或迴避以全其道，或靜已以鎮其躁，或去危以圖其安，或垢俗以動其概，或疵物以激其清。然觀其井心畎畝之中，惟悴江海之上，豈必親魚鳥，樂林草哉？示雲性分所至己。」 陶淵明歸隱的原因和動機使無數的後人關注、研究，是什麼原因讓他斷然離開了仕途，甘願躬耕了此一生。對此歷來眾說紛紜，歸結起來大致有三種看法：一是全身遠禍；二是潔身自好，不與統治階級同流合污，保持自己高尚峻潔的人格；三是出仕不可能才去轉向田園，在田園中尋找精神的安慰與寄託。魏晉以來，以貴役賤，士庶之科，較然有辨。這種種說法從不同的角度說明了陶淵明的歸隱之因，單純從社會或是從時代的角度似乎都有失偏頗。若對陶淵明出仕前的思想基礎以及出仕過程進行解析，則可明瞭其辭官歸隱的思想成因和社會根源。

本文將結合陶淵明的一生經歷分析陶淵明歸隱的真正原因，即不是消極的避世，也不是單純的追求真我，回歸自然的性情，而是以一種不合作的態度對抗當時黑暗的官場。他在這種不合作過程中所表現的「不為五斗米折腰」的精神，和決不妥協的人生信念對於我們現代人的生存方式和人生價值具有深刻的啟發性。

二﹑陶淵明歸隱中的不合作精神

               （一）陶淵明仕與隱蘊含的不合作

從歷史上看，門閥制度在東漢末年已有發展。而曹魏「九品中正制」的推行，對兩晉門閥政治制度的形成起到了直接的推波助瀾的作用。「上品」者，就是官僚貴宵；「下品」者，則為寒門庶族。這種「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的現象，是兩晉時期典型的人事特徵。而兩晉的門閥等級觀念，又以東晉最為泛濫，《宋書?恩悻傳》中曰：「魏晉以來，以貴役賤，士庶之科，較然有辨。」  可見士庶的區分，較之西晉更加嚴格。士族大姓自恃門第高貴，享有政治特權和經濟特權，大貴族官僚們可以世襲官爵，佔據著從中央到地方的高職要位。寒門地主中有才幹和理想的文士，其仕途進取的道路已被徹底堵死。在西晉，士人定品，地位的高低，還可以依據祖、父輩官位的大小來定。而到了東晉，品評門第官位的高低，祖、父輩職位的高低也不再起主導作用，有無官位並不顯得重要。

陶淵明出身於一個沒落的官僚地主家庭。曾祖父陶侃是東晉的開國元勛，軍功顯著，被後人推崇為「機神明鑒似魏武，忠順勤勞似孔明」的一代名人。史書記載，他管轄地區社會安定，人民富裕，出現路不拾遺的良好風尚。陶侃一生清正廉明，歿後既沒留下豐厚的資產，也沒有像當代軍閥那樣軍權世襲。但是，陶公卻給子孫留下了良好的品德楷模。陶淵明的祖父陶茂曾經做過武昌太守，父親陶逸也做過安城太守。後來，家道中落，使他失去了官宦子弟的身份。

非士族出身的陶淵明，自幼修身進德，讀聖賢之書，履仁義之道，慕忠孝之節，他並不自以為是寒門，相反，自小接受來自家庭和社會上的儒家思想教育的陶淵明，青壯時期，尊奉孔子「進德修業」的教誨，積極入世，有佐君立業，大濟蒼生之志。《擬古》詩「少年壯且厲，撫劍獨行游」正是借少年寄託了自己的理想。「奉上天之承命，師聖人之遺書，發忠效於君親，生信義於民鄉間。」他對祖輩的公德也是十分看重。在《命子》詩中，曆數祖先光榮的家世和輝煌業績，詩曰:

紛紛戰國，漠漠衰周。風隱於林，幽人在丘。逸蟲繞雲，奔鯨駭流。天集有漢，眷余憨侯。

放赫憨侯，運當樊龍。撫劍風邁，顯茲武功。書誓山河，啟土開封。疊宜承相，允迪前蹤。

渾渾長源，蔚蔚洪柯。群川載導，眾條載羅。時有語默，運用隆介。在我中晉，業融長沙。

桓桓長沙，伊勛伊德。天子疇我，專征南國。功遂辭歸，臨川不戒。孰謂斯心，而近可得?，

肅矣我祖，慎終如始。直方二台，惠和千里。齡皇仁考，淡焉虛止。寄跡風雲，冥茲溫喜。

磋余寡陋，瞻望弗及。顧慚華鬢，負影只立。三千之罪，無後為急。我誠念哉，呱聞爾泣。

卜雲嘉日，占亦良時。名汝曰儼，字汝求思。溫恭朝夕，念茲在茲。尚想孔級，庶其企而。

厲夜生子，遮而求火。凡百有心，奚特於我?既風其生，實欲其可。人亦有言，斯情無假。

日居月諸，漸免於孩，福不虛至，禍亦易來。夙興夜寐，願爾斯才。爾之不才，亦已焉哉！

詩中強調陶門的世德遠推至上古陶唐氏，直至官至長沙公，「功遂辭歸」「臨寵不忒」的曾祖父陶侃，「寄跡風雲的父親，這表明他正是從家族榮耀角度來考慮自身的前途問題。由此可見早年的陶淵明想通過自己的出仕來實現自己個人的理想和志向以再次光耀門世。但是進入官場之後，他才清楚地認識到門閥制度的限制，時刻阻礙著自己在仕途上的步伐，官場中吹牛拍馬，貪污舞弊墮落行為和爭權奪利，爾虞我詐的政治風氣更是自己所不能容忍的，通過出仕為官來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是根本行不通的。觀其一生坎坷的仕途之路，總共經歷了四仕四隱，每一次的歸隱都表明了陶淵明不與統治者同流合污，表現出一種不合作的態度。

據《晉書》等史書記載，陶淵明於太元十八年(公元393 年) 開始走入仕途，進入官場，任江州祭酒， 謀取一份俸祿，以資養家糊口，在蕭統《陶淵明傳》中就記錄：「親老家貧，起為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 陶淵明雖是一個祭酒小官，但對東晉官場的爾虞我詐、相互傾軋的惡劣環境厭惡不已，所以他沒有做幾天官就辭職歸家了，原因是「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這就是他的第一次出仕，由此可以看出，陶淵明的離開表明自己絕不同流合污的本色。

    公元399年，桓玄佔據了長江上游，東晉政府被迫任命其為荊江刺史。這年，36歲的陶淵明再度出仕，在江陵桓玄幕府中任職。且不論陶淵明這次出仕的目，但他心情不快是顯而易見的。他在一次赴假途中經過塗口，友人臨流送別。詩人作詩抒懷，表明做官時違背自我心愿的，準備辭官歸田，潔身自好。他寫下了《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

閑居三十載，遂與塵事冥。詩書敦宿好，園林無世情。如何舍此去，遙遙至西荊……懷役不遑寐，中宵尚孤征。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投冠旋舊墟，不為好爵榮。養真衡茅下，庶以善自身。

可見殘酷的現實，又一次在詩人心靈中投下陰影，陶淵明感到只有田園才是自由之身的回歸。在公元401年冬，陶母孟氏去世，陶淵明回鄉居喪，再度從仕途中解脫出來。

    公元404年，陶淵明三度出仕，投身到了劉裕幕下。劉裕本身是一個出身下層的軍人，在孫恩起義後，由一個無名小輩，一躍為都督八州的軍事大將，頗具雄才偉略。來到劉裕幕府中，陶淵明欲再試身手。但東晉並不是漢末群雄並起，天下三分的局面。陶淵明只是一個文人，在幕府中不過是一個小小的幕僚，有似雜役。而此時的劉裕雖有其幹練一面，但也有其陰險毒辣的一面。當時的劉裕雖然只掌握了東晉部分軍事，羽翼未豐，但他就迫不及待地排斥異己、殺害無辜，且親信小人。陶淵明對這一切都很看不慣，難免有自危之感，加上官場的勞頓和無意讓滿懷期望的陶淵明變得失望與厭倦。其詩《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作》就反應了此時陶思想的變化：

弱齡寄事外，孌懷在琴書。被褐欣自得，屢空常宴如……渺渺孤舟逝，綿綿歸思迂。我行豈不遙，登降千里余。日倦川塗異，心念山澤居。望雲慚高鳥，臨水愧游魚。真想切在襟，誰謂形跡拘。聊且憑花遷，終返班生廬。

果然，在劉裕幕府中，不到半年，詩人就一無所獲得離開了。但是陶淵明認為自己的仕途之道並沒有走到盡頭，他不會決然歸去的，歸去也不會徹底安寧，不會找到歸宿，所以他還要繼續求索和奔波。離開劉裕的陶淵明並沒有回家，而是到了建威將軍劉敬宣帳下任參軍。雖然歸心日堅，但尚不足以使詩人付諸行動，歸心有時只是宦海中的一種情緒，所以陶淵明要四次出仕劉敬宣。劉敬宣欣賞陶淵明的見識，本重用之，但事與願違，劉敬宣不久後便離職，這一去，陶淵明認為在官場再無一人為自己提供機會，再也呆不住了，再次退仕歸隱。

晉安帝義熙元年秋，即公元405年。陶淵明出任彭澤縣令。這是他一生中最後一次出仕，他這次從做官到辭官不過僅僅八十一日，最後不願為五斗米折腰而棄官歸隱。而這一次歸隱之後詩人在田園過了22念得艱苦生活，直至病疾而終。

陶淵明的幾番出入，使入仕和歸隱在磨合過程中得到了最大程度的碰撞，由最初出於人生考慮，既可以獲取俸祿又可以實現抱負，然而現實終究是殘酷的，當時官場中嫉賢妒能，貪婪成風，士大夫浮華竟奔、廉恥掃地，時局亦變化無常，抱負才能難以施展，到最後陶淵明再不會對官場抱任何希望，也沒有任何興趣了。他在《歸去來兮辭》中冷靜分析了自己的人生歷程與心路歷程，認識到自己不適合為官的本性，否決了寄於仕途的一切考慮與幻想，選擇了故鄉田園作為他永遠的安居之所。陶淵明在田園勞動中找到了歸宿和寄託。

（二）陶淵明不合作的思想基礎

之前已經說到陶淵明從小接受的是儒家思想的教育。他的思想基礎自然是儒家的思想。孔子《論語?季氏》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孟子在《孟子?盡心上》中曾說:「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不得志，修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仕與隱是孔孟給中國文人設計的兩條人生道路，前者是為了行義達道以濟天下，後者是為了明節守志以善其身。可見，隱是深受儒家文化浸染的中國文人在無法做到「兼濟天下」時選擇的一條「獨善其身」的道路，歸隱田園，在自然，與世無爭的田園詩人才能夠得到歸宿與寧靜。

另外一個主要原因還和當時盛行的道教思想有關。在中國文化史上，僅次於儒家對人類文化起著重要影響就是道家。對於道家來說，隱逸除了是躲避社會動亂，因不滿現實黑暗的政治而在行動上採取的一種消極抗議，同時，還具有其本身的內在價值：追求一種人生的自我體驗。陶淵明生活的時代早已不是儒學獨尊的時代，在魏晉時期，短短的二百年間，內憂外患接連不斷，戰爭連連，無數的百姓生活在水生火熱之中。在這種混亂的狀態下，社會發生了根本動搖。這種社會的動蕩，使得百姓認識到傳統的道德與過去的信仰已無法繼續束縛他們的心靈。陶淵明生活在這麼一個大環境下，道家思想對其影響同樣是巨大的。陶淵明在《擬古》中寫到「路邊兩高墳，伯牙與莊周。此士難再得，吾行欲何求」，這表明了陶淵明明顯傾向於老、庄的自然人性論。陳寅恪先生指出：「淵明之思想為承襲魏晉清談演變之結果及依據其家世信仰道教之自然說而創改之新自然說」   ，「惟求融合精神於運化之中，即與大自然為一體」；林語堂認為陶淵明的思想中有儒學的成分，同時肯定他的道家形象：「文學的浪漫主義，與道家的閑散生活和反抗儒家的教義，已經在中國活動了兩百多年，而和前世紀的儒家哲學合併起來，造成這麼一種和諧的人格。在陶淵明的身上，我們看見那種積極的人生觀已喪失其愚蠢的滿足，而那種玩世的哲學也已喪失其尖刻的叛逆性。而人類的智慧第一次在寬容的嘲弄的精神中達到成熟期了。」 種種事實表明陶淵明選擇了道家思想為其歸隱敞開了大門。

然而陶淵明的隱居生活並非完全的出世，他是身雖隱，心於世。魯迅說，「可見他(指陶淵明)於世事也沒有遺忘和冷淡」，他的《雜詩》12首中多表現了其歸隱後有志難騁的政治苦悶，抒發了其不與世俗同流合污的高潔人格，也表達了其內心無限深廣的憂憤情緒。他隱居的本身就是對於黑暗現實不同流合污的一種反抗，這和逃避現實不一樣。詩人在農田園長期參與田間勞作，感情上越來越貼近勞動人民，更了解人民疾苦。在《還舊居》一詩中，詩人敘述了他離別六載的舊居上京，當他再次回去時，雖是「阡陌不移」，但卻「鄰老罕復遺」。陶淵明的家鄉屢遭戰爭的破壞，「鄰老」在戰爭中非死即逃，才會「罕復遺」。作者正是通過這樣一些詩篇，以極大的熱情來反映處在社會最底層的廣大勞動人民的疾苦，藉以否定當時黑暗的政府統治。

他在詩《飲酒二十首其二十?羲農去我久》中又寫到：「羲農去我久，舉世少復真」。雖然歸隱田園，但詩人心中並不平靜，他不願也不可能完全拋卻社會現實，他將自己未盡的政治理想寄寓詩中。在《桃花源記》里，詩人描述了一個心中的理想社會：「春蠶收長絲，秋熟靡王稅」，「重孺縱行歌，斑白歡游詣」，人人都「怡然自樂」。這裡沒有剝削，沒有壓迫，人人勞動，大家過著富庶和平的生活。這個「世外桃源」反映了詩人美好的願望，它和當時黑暗的社會現實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是詩人對現實社會的一種否定。它是詩人歸田後對農村生活實踐的結晶，是詩人思想進一步發展的結果。這也足以證明，歸隱後的陶淵明並未完全脫離現實，將自己封閉在一個自我的空間里。他是採用不合作主義的抵抗思想與當時的官場進行對抗，堅持自己的個性和尊嚴。因此陶淵明的歸隱只是反抗的表現，歸隱不是為了謀取更高的官職，更不是消極地退仕，而是堅持自己的個性，以自己獨特的方式對抗當時黑暗的官場。

（三）陶淵明不合作的精神實質

1、避濁求清

一方面講，陶淵明的為官生涯前後共有十三年，這是一個不算短的時間，如果陶淵明真的那麼討厭為官，不可能持續那麼長的時間，他之所以耐心堅持著，是因為他沒有放棄，他等待著，希冀有一個機會，實現他「大濟蒼生」的宏願。但一次次的等待，希望換來的卻是失望，由於身份、境況、地位、遭遇等多方面原因，他十分自覺地從政治漩渦中抽身而出，以求獨善其身。他經歷了亂世，所謂「亂也看慣了，篡也看慣了」，  他徹底幻滅了在亂世建立像祖輩那樣的功勛的幻想，看透了統治者的兇殘，厭倦了官場的紛擾，清楚自己不可能真正得到世族們的賞識，但也不願委屈自己，與他們合作。

從另一方面講，封建社會政治混亂，官場腐敗，「政失準的，士無特操」。在人命危淺、朝不保夕的社會裡，士子們缺少一種精神的依傍，也缺少生命的保障，更別提實現政治理想!陶淵明作為眾士子中的一員，同樣逃脫不了這樣的命運。他發現自己在渾濁的環境面前是多麼的渺小，發出了「人生無根蒂，飄如陌上塵」的感慨，弱小的個體無法與強大的社會勢力相抗衡。作為一種生存的策略，如果想要堅持維護自己的尊嚴，保持自身自然的性情，也只能遠離當時渾濁官場，正是如此，中國才會出現名流千古的田園詩之祖陶淵明，才會有膾炙人口的佳作。

2、固守窮節

陶淵明有著對自由的強烈追求。陶淵明深受時代風潮的影響,心儀瀟洒出塵的曠逸風範，待到他在長期的官場生涯中，飽嘗了顛沛流離之苦，感到政治之不可為，認識了仁政理想之虛幻性，從而強烈地認識到自由的可貴，這些詩文中我們可以很清楚的看到陶淵明對自由的渴望與追求：

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歸園田居五首》其一

戶庭無塵雜,虛室有餘閑。久在樊籠里,復得返自然。———《歸園田居五首》其一

翼翼歸鳥,戢羽寒條。游不曠林,宿則森標。晨風清興,好音時交。矰繳奚施,已卷安勞!———《歸鳥》

既自以心為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歸去來兮辭》

陶淵明以鳥和魚來象徵自由自在的生活,以「塵網」和「樊籠」象徵對自由的戕害,以「矰繳」象徵社會環境的險惡。然而，追求自由是要付出代價的。他追求精神自由的同時帶來的是物質生活的缺乏。他在《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鄧治中》、《乞食》、《雜詩》等作品中多對物質上的貧乏有所描寫:「夏日長抱飢, 寒夜無被眠」，「造夕思雞鳴,及晨願鳥遷」，「飢來驅我去, 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 叩門拙言辭」。儘管物質上如此的艱辛，他依然放棄多次出仕為官的機會，始終固守窮節。別人在赴官的路上來看望他，勸他出仕，他作《與殷晉安別》說：「語默自殊勢，亦知當乖分，未謂事已及，興言在茲春。」大有絕夫有好懷」，但若勸他出仕，他便說：「違己詎非迷，且共歡此飲，吾駕不可回。」

三、陶淵明歸隱的現實性

林語堂先生曾在文章中寫到：「他是整個中國文學傳統上最和諧最完美的人物」。  「在那些較為渺小的詩人和作家心目中，他永遠是最高人格的象徵。」中國人有自己的傳統道德風範與人格涵養，重視人自身的修養。由先秦諸子開始，《禮記?儒行》寫到：「儒有可親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殺而不可辱也。」而後，代代相續，最終形成了中國人的民族氣質，中國人崇尚氣節——「士可殺不可辱」。在這方面陶淵明有其典範作用，乃至於「不為五斗米折腰」。

封建社會抹殺人的個性，要求臣子仰人鼻息，然而生於那個時代的中國文人和士大夫卻又相當地保持著一種桀驁不訓之氣，這也可以理解為「不為五斗米折腰」的自尊。李白「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杜甫「不作河西尉，凄涼為折腰，」岑參「看君五斗米，不謝萬戶侯」，黃庭堅「五斗折腰慚仆妾，幾年合眼夢鄉閭」，楊萬里「五斗折腰，誰能許事，歸去來兮」，辛棄疾「嘆折腰五斗賦歸來，問走了，羊腸幾遍」，秦觀「為米折腰知我拙，下車入里見君榮」，這些無一不是陶淵明「不為五斗米折腰」風範的寫照。

當今的社會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是有些東西仍然存在，比如人性的弱點、制度的缺失造成的令人心痛的現實殘缺，自然條件不斷惡化造成的務農艱辛……我們為衣食奔走，很少給自己留出時間來思索和找尋自我，我們向現實和功利目的臣服，變得一天天圓滑世故，我們羸弱的精神已經失掉了挑戰桎梏的勇氣，習慣乃至順從了被束縛、被捆綁，我們的心靈日漸枯索，我們的精神日漸麻木，似乎忘了怎麼去堅持自己自然的性情。這世界需要的真情、坦蕩、勇氣、堅持、不倦的追求，正在逐漸喪失。「不為五斗米折腰」的精神，在當今的人們來看，也是多麼的不識時務和迂腐。在當今的商品社會，人們追求的是金錢，是利益，當「五斗米「成為生活的基本保證時，人們也只能毫不猶豫地放棄看似很高尚的個人尊嚴和道德。中國當代知識分子們在做學問時也應該擁有陶淵明的這種人品與風格，這樣才能保證研究的真實性和可靠性。

四、結    論

陶淵明在古代隱逸文化研究中佔有重要的地位，他的不合作精神也在世人面前展現的淋漓盡致。他堅持高尚的情操，潔身自好，完善獨立的人格，渴望自由，決不同統治階級同流合污，「獨善其身」，是對黑暗官場的一種反叛，是讓生命回歸到「本我」的選擇。他的歸隱，實為中國文化的里程碑。又確是中華文人的精神港灣，他的歸隱無異為後代世子搭建了一個精神的草屋。

總的來說，陶淵明歸隱就是採取了不合作的態度與當時的官場進行對抗，拋棄所謂的功名利祿，勇敢地選擇堅持自己「性情自然」的本性，堅持自己的真理和自由，維護自己的自尊，可謂是身隱而心未隱，是其從從政到從文的轉志。這種轉志拓寬了古代知識分子以詩文傳世、實現人生價值的途徑，也較好的調和了儒道人生觀之間的矛盾。從這個意義上來看，陶淵明的轉變具有重大的時代意義，對後世的影響也是巨大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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