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風水發展史

　　一、先秦——風水術之孕育

　　先秦時期還沒有產生風水術，但是，與風水術有關的相地行為已經產生。早在原始社會，先民就知道擇地而居。《墨子.辭過》云：「古之民，未知為富室時，就陵阜而居，允而處。」所謂陵阜，就是河流的台階地帶。許多考古遺址都是在靠近水邊的土坡上發現。先民生活在這樣的地帶，容易取水和捕魚，也不會受到洪水的淹沒。

　　這正是後世風水師提倡的「近水而居」的原則。從考古發現的住宅看，位於氵產河右岸台階地帶的新石器時代坡遺址，幾乎所有的房屋都是坐北朝南，這樣可以取得冬暖夏涼的效果。這正是後世風水師提倡的「子午向」原歸納考古發現的遺址，先民對住宿的要求是，地勢要取坡度台階地；地形要選在河床邊；土質要乾燥．地基要堅實；水源要充足；水質要純凈；變通要方便；四周量有林木；環境要幽雅。這些條件都要通過相地才能達到，後世風水師很推崇這一套。

　　進入階級社會後，相地知識就豐富多了，我們可以從當時的文獻窺見一班。從甲骨卜辭和《詩經》看，商周時代已經對地形及水文有了明確的劃分。陸地分成山、阜、丘、原、陵、岡；河床地帶分為兆、廠、渚、滸、淡；水域類型有川、泉、河、澗、沼、澤、江、汜、沱、等。《尚書.禹貢》是我國第一部區域地理專著，它以天然的山川、河流、海岸為界，將疆域劃分為九個大的自然區，稱為九州。又按照我國地勢西高東低的特點，記述了黃河、淮河、長江三大流域間的20多座山嶺，為後世風水師的「龍脈說」提供了依據。

　　《山海經》是我國第一部堪稱上古地理百科全書的文獻。它由《山經》、《海經》、《大荒經》三部分組成。《山經》又稱《五藏山經》，它依東南西北中方位，記述了447座山，是我國最早的一部山嶽地理專著。《山經》記載了神秘的山穴，如《南山經》有「南禺之山……其下多水，有穴焉。水春則入，夏乃出，冬則閉。」

　　《管子》一書的《地員》《地度》《地數》等篇目是傑出的地學論文。《地員篇》論述了地勢、地形、土壤、水文，並以「五土配五音」，後來發展為「五音五行」的風水觀念。《地數》記述了土地表層與裡層的相應關係，指出「山上有赭者，其下有鐵；上有鉛者，其下有銀。」「上有丹沙者，其下有注金；上有慈石者，其下有銅金。」土地的表裡關係，正是後世風水師所想探討的。

　　《周禮》一書記載了與風水密切相關的土宜法，《司徒》篇云：」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相民宅而知其利害，以阜人民，以蕃鳥獸，以毓草木。」這就是說，以各種土地適宜於各類人民、鳥獸、草木的法則，辨別十二土地區域中各物名號，占視人民的居處，知道趨利避害，使人民旺盛，使鳥獸繁殖，使草木生長。林尹在《周禮今注今譯》中，結合風水觀念說：「十二土，古王者封國時應天上星宿之位分為十二。

　　《春官.保章氏》以星辨九州之地，鄭注云：大界則曰九州，州中諸國之封域於星有分焉，其書亡矣。堪輿雖有郡國所入，度非古數也，今其存可言者，十二次之分也。星紀，吳越也。玄枵，齊也。{女取}訾，衛也。降婁，魯也。大梁，趙也。實沈，晉也。鶉首，秦也。鶉火，周也。鶉尾，楚也。壽星，鄭也。大火，宋也。析木，燕也。按十二土謂應天上星而分之十二土地區域也。」

　　不僅《周禮》有此記載，《逸周書.度訓》亦云：「土宜天時，百物行治。」可見，「土宜」在先秦是通行的術語和方法。後世的風水先生很推崇土宜法，宣揚天地對應觀念，將天上的十二次與地面區域附會，劃分十二區域，作為判別吉凶的依據。由此可見，先秦的相地知識為風水術的產生提供了前提。

　　二、秦漢——風水術之發生

　　秦代秦代有了地脈觀念。秦統一後，派蒙恬修長城，開馳道。秦始皇死後，趙高矯詔逼令蒙恬自殺，當時，民間傳說蒙恬之死是因為他「絕地脈」所致。司馬遷在《史記.蒙恬列傳》對這種說法提出了異議：「恬為名將，不以此時強諫，振百姓之急，養老存孤，務修眾庶之和，而阿意興功，此其兄弟遇誅，不亦宜乎，何乃罪地脈哉?」秦代有了王氣觀念。《晉書.元帝紀》談到南京地理時說：「始皇時望氣者雲『五百年後金陵有天子氣』，故始皇東遊以壓之，改其地曰秣陵，塹北山以絕其勢。」

　　又據《太平寰宇記》卷95記載，秦代的長水縣有一座山(今浙江省嘉興縣南邊)，秦始皇聽術士說山上有王氣，便遣發了一批死囚去挖山，囚徒們受不了勞苦，一鬨而散。秦代營建了巨大的土木工程。有陽宅阿房宮，又有陰宅始皇冢。阿房宮佔地近300里，離宮別館遍布在山谷，以南山為宮門，以樊川做池子，阿房前殿可坐近萬人。始皇冢動用70萬民夫，挖空了驪山，穿透了三重息壤，規模之大，真可謂空前絕後。這兩大工程的實施，說明秦代相地水平是很高的。秦代講究墓葬吉凶。韓信年輕時，母親死，家裡窮，不能在村墓中葬母，就擇「高敞地」葬母。後來他功成名就，封為楚王。

　　又據《管氏地理指蒙》卷四記載，秦末李仲翔祖葬城紀，他三次夢見有人告訴他，葬地的山形如川字，法當戰死。仲翔不信，漢初果戰於狄道而死。秦人西首而葬，墓向東方，主墓道在墓坑的東端，這可能與秦園地處西睡，企圖東進有關，也可能是他們有了以西為尊的觀念。

　　三、西漢——風水形成

　　談到西漢的風水術，有必要先介紹一下漢代的相地知識。空前發達的地學，正是風水術產生的基礎。」當先秦學者在《禹貢》中把我國的山勢大致劃定之後，漢代學者又在此基礎之上創立了有名的「三條四列說」，它們分別是：

　　北條：岍——吱(陝境渭河北岸)——荊山——壺口——雷道（陝晉間）——太岳——砥柱——析城——王屋(晉南)——太行——恆山——褐石(河北)

　　中條：西傾——朱圉——鳥鼠——太華(隴陝)熊耳——外方——桐柏——陪尾(魯南)。分支：蟠冢(陝南)——荊山——外方——大別(鄂皖境)

　　南條：岷山——衡山——敷淺源(廬山)第一列：岍——碣石(即北列)第二條：西傾——陪尾(即中列主幹)第三條：蟠冢——大別(即中列分支)第四條：岷山——敷淺源(即南條)這些山脈正是後世風水師所說的龍脈。漢代對地理概念有了更加準確的認識。《爾雅》有《釋地》《釋丘》《釋山》《釋水》，都是解釋地理現象的，如「下濕曰隰，大野曰平，廣平曰野，高平曰陸，大陸曰阜，大阜曰陵、大陵曰阿。」

　　1973年在長沙馬王堆出土了西漢的《地形圖》《駐軍圖》《城邑圖》，圖中已能清楚地表示出山脈、山簇、山峰、山谷、河流，並且比較精確。漢代雖然有了豐富的相地知識，但畢竟還是缺乏科學性。人們的迷信思想仍然很嚴重，對地理現象缺乏正確的認識，這種狀況很容易滋生風水觀念。

　　下面，讓我們再來看看漢代的風水術發生。漢初勵精圖治，術數不興。但也有術士，漢文帝時，有個叫新垣平的人自稱能望氣，說長安東北有五彩神氣，好象人戴的帽子。文帝居然相信了，就在渭河邊修了個五帝廟，用以祭五帝，用大堆木柴燃燒，新垣平說是天上降下來了光輝，文帝一時高興，封他為上大夫。後來有人揭發新垣平，文帝知道上了當，就殺死了他。

　　漢武帝時，司馬遷不相信風水，他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嶷，浮於沉湘，北涉汶泗，走遍了名山大川，但他在《史記》中不講風水，當時也不興風水。但是，漢武帝時有了堪輿家。《史記.日者列傳》記載漢武帝聚會佔家，問某人可娶否，堪輿家言不可。這時的堪輿家不是風水師，而是上觀天文，下察地理的占候之士。西漢稱相地為形法。(見名稱考證)西漢又有了「諱西益宅」，「諱被刑為徒，不上丘墓」。說明風水觀念已經開始萌生。

　　就在西漢，出現了一位傑出的唯物論者楊王孫，他堅決反對厚葬，連薄葬也認為不必要。《漢書.楊王孫傳》記載了楊的一篇書信，楊說：「夫厚葬誠無益於死者，而俗人競以相高，靡財彈幣，腐之地下。或乃今日入而明日發，此真與暴骸於中野何異!且夫死者，終生之化，而物之歸者也。歸者得至，化者得變，是物各反其真也。使歸者不得至，化者不得變，是使物各失其所也。……裹以幣帛，鬲以棺槨，支體絡束，口含玉石，欲化不得，為枯臘，千載之後，棺槨朽腐，乃得歸土，就其真宅，由是言之，焉用久客。」他在臨終前，囑咐兒子，將遺體脫光，裝在布袋，入地七尺，下葬後將布袋取出，讓裸體與土挨在一起。他的兒子和親友不忍心這樣做，楊反覆疏通他們的思想，終於得到裸葬。楊王孫的葬事驚動了社會，有人斥為異端，有人大為欽佩。可是，幾千年的封建社會中，沒有人願意效仿他。從唯物論的觀點看，楊王孫是第一個「吃螃蟹」的人，值得推崇。

　　東漢東漢民風很重視喪葬。時人王符在《潛夫論?浮侈篇》指出：「今京師貴戚，郡縣豪家，生不極養，死乃祟喪，或至金縷玉匣，{木需}梓姬楠，多埋珍寶偶人車馬，造起大冢，廣種松柏，廬舍祠堂，務崇華侈。」重視喪葬，必然導致風水觀念的發生。王充在《論衡》中詳細地介紹了當時的風水忌諱，讀者不妨去讀一讀其中的《薄葬朋四諱》《調時》《譏日》《卜筮》《辨祟》《難歲》《詩術》諸篇，從中可以對東漢的風水習俗作比較全面的了解。

　　據應助的《風俗通義》卷九，漢代汝南地方有個姓彭的墓上立有石人石獸，有個人不小心把一塊點心遺失在石人旁，於是有人情口開河說石人能治病，才有人送點心給石人。此話一傳開，方圓幾十里的人都來供奉石人。

　　這說明民間具備了接受風水觀念的溫床，形成了一種風氣。《後漢書》記載了東漢有關風水的故事。《郭鎮傳》說順帝時，河南人吳雄少時家貧喪母，不選擇土地，也不選擇時間就把母親埋了，巫士都說吳雄將來要被滅族的。但是，吳雄和他的兒子、孫子都官至廷尉，沒有凶禍。又有相信風水而大貴的例子。

　　《後漢書.袁安傳》記載，袁安的父親死後，他的母親要他去訪求葬地。袁安在路上遇見三位書生，書生們指著一塊地說：「葬此地當世為上公」。袁安照此辦了，後來果然累世隆盛。東漢末年，江東豪強孫堅的父親死了，四處訪尋葬地。有個異人對他說：「你是想當百世諸侯?還是想當四世皇帝?」孫堅說想當皇帝。異人乃指一處，孫堅按照異人指的地形埋葬了父親。當時富春江有沙漲暴出，又有異人說：「此沙狹而長，子孫將為長沙矣。」後來，孫堅任長沙太守，他的後代孫權至孫皓四世稱帝。這個故事，可能是風水先生後來杜撰的。

　　還有因相信風水而倒霉的例子。桓帝時，汝南陳伯敬小心謹慎，行必矩步，坐必端膝，呵叱狗馬，終不言死，起居講究規範，從不觸動忌諱。後來，他一直沒有得到官運，反而因女婿不法，被太守邵夔怒而殺死，成為時人的笑料。東漢時興鎮墓文，即在墓地撰文，讓死者安逸，活人得福。湖北江陵鳳凰山漢墓出土的簡文中有鎮墓文云：「江陵丞敢告地下丞」「平里五大夫張偃敢告地下主」『上天蒼蒼，地下茫茫，死人歸陰，生人歸陽。生人有里，死人有鄉。」民間有了明間觀念，東漢阮璃《七哀詩》云：「其其九泉室，漫漫長夜台。」

　　東漢的高雅之士都不信風水，前面提到的王符、王充、應劭都是抨擊風水的。政治上主張開明的東漢黨人懂得風水，但不講究風水。據馮夢龍《古今笑史?塞語部》記載：「徐孺子，南昌人，與太原郭林宗游，同稚還家。林宗庭中有一樹，欲伐去之，雲『為宅之法，正如方口，口中有木，困字不祥。』徐曰：『為宅之法，正如方口，口中有人，囚字何殊?』郭無以難。」徐和郭鬥智，郭最後沒有砍樹，任其自然。但是，東漢士人對居住環境還是很講究的。《後漢書.仲長統傳》記載仲長統對住宅的要求是「使居有良田廣宅，背山臨流，溝池環幣，竹木周布，場圃筑前，果園樹後。」背山臨流，前有場圃，這正是風水術對陽宅的基本原則。東漢的風水觀念對後世有很大影響。如徐孺子說的「囚」字，風水家視為大忌，蓋房不能先修圍牆，修房不能沒有通路，墓地不能閉得太緊，否則，這都會犯囚字禁。

　　又如「犯土」，民間營建宅舍，小遭疾厄，就說是「犯土」。考察「犯土」忌諱之源，出自東漢。漢安帝時，皇太子驚病不安，宮裡的人都說是因為修繕聖舍日才觸犯了土禁。這個說法傳到民間，就有了「犯土」之說。由此可見，東漢是風水術發生的時代，民間有了風水之習俗。

　　四、魏晉南北朝——風水術之傳播

　　魏晉魏晉產生了象管恪、郭璞這樣的風水術宗師(見《人物篇》)，並且還有一批擅長風水術的隱逸之士。據《南史》記載，劉裕未發跡時，有一天與一位叫孔恭的人同游，途經曲阿、丹徒之間的候山時，孔恭說：「此地有天子氣」，劉裕的先人正葬於此，劉聽了此話後非常自負，後來他果然成了劉宋的開國皇帝。

　　《晉書》記載了幾位無名氏風水師的故事：魏舒從小就成了孤兒，為外婆收養，外婆家修建房屋，有相宅者說當出貴甥。後來，魏舒發奮，應驗了相宅者的話。陶侃從小家貧，辦喪事很困難。即將下葬時，家中的牛不知跑到什麼地方去了。陶侃在找牛的途中遇見一個老頭，老頭告訴他說：「前面的山崗下有一條牛在溝中睡覺，若在那個地方下葬，後人可以位極人臣。」老人又指著另一處小山說：「其次是那個地方，後人可以代代出二千石的官。」老人說完就不見了。陶侃按照他的指點，找到了那頭牛，並在那裡埋葬了親人。並把老人所指的另二座山告訴了周訪。周訪的父親死後，周訪就把他葬在那個地方。後來，周訪果然官至益州刺史，周訪的子孫都當了刺史。陶侃官至太尉，頗多功績。

　　有個善相墓的人說羊祜的祖墓上有帝王之氣，如果鑿開墓就會斷絕子孫，但可以「出折臂三公」。羊枯把墓鑿開了，後來他騎馬時跌斷了手臂，但是他官至尚書，沒有後人。應驗了相墓者的話。晉代也有不相信風水的人。夏侯湛出生於名門望族，性額豪侈，衣食都很講究。在他臨死時，卻讓人準備小棺薄葬。當時的輿論認為，夏侯湛雖然活著時不能砥礪名節，死時還能從簡，也算是深達生死道理。晉代人對「太歲」很忌諱。

　　《晉書.徐遺傳》記載：「舊疑歲辰在卯，此宅之左則彼宅之右，何得俱忌於東。邈以為太歲之屬，自是游神，譬如日出之時，向東皆逆，非為藏體地中也。」徐邈在當時是一位很開達的知識分子，也相信太歲，說明風水觀念深入人心。

　　南朝宋明帝是個講究忌諱的皇帝。百官論事時，如發音有「禍」「敗「『凶「『喪」的，不論多大官，必加罪戮。當時民間稱宣陽門為白門，尚書有遠江溫上疏時誤稱「白」字，明帝向來忌諱「白」字，氣得罵道：「白你家門。」江溫嚇得半死。太后的停屍床從東宮出，明帝碰見了，以為不祥，罷免了十幾個人的官職。宮內搬床或整治牆壁，必先祭土神，派文士作文祈禱。內外之人常慮犯忌，人人自危。當時，蕭道成家的墓有五色雲氣，明帝覺得很討厭，就暗中派人在蕭家墳的四角釘了長五、六尺的鐵釘，可是，蕭道成最後還是做了皇帝。劉宋民間也有相墓的專家。有個善相墓的看見苟伯玉家裡的祖墳，就對伯玉的父親說：「你家當出顯貴，但不長久。」白玉聽說此事，說「朝聞道，暮死可矣。」後來人白玉輔助蕭道成成就了帝業，位極人臣。伯玉後被齊武帝誅殺。

　　南齊武帝也相信風水。當時，望氣者說：「新林、婁湖、青溪並有天子氣，可於此處起樓苑宮觀。」武帝照辦了；南齊時，衡陽地方有一怪俗，山民生病，就說是先人為禍，必須挖祖墳，剖棺，以水洗屍骨。名為洗骨除祟。吳人顧憲之；出任街陽內史，向民眾宣傳生死之理，講明生病與先人無關，終於改變了這種民俗。陳朝時，秦郡人吳明徹用辛勤耕種的糧食換錢修祖墳，有個姓伊的占墓者說他是孝子，將來必大貴。後來，吳明徹當了大官。

　　這些事實說明，風水術在當時傳播得很廣泛。這裡，我們有必要回顧一下魏晉南北朝的地學發展情況。特別要提及的是《水經注》。三國時，有人寫了《水經》，這是我國第一部記述全國性範圍內水系的專著，但內容過於簡扼，北魏的酈道元依據《水經》而作《水經注》，所記河流水道1252條，注文達30萬字，是《水經》原書字數的30倍。其中對山陵、原隰、澤藪、火山、溫泉都有記述，內容十分豐富，所記山川形勝，如《水經注.易水》記載先秦時的燕宮遺址云：「一水經故安城西側，城南注易水，夾塘崇峻，邃岸高深；左右百步，有二釣台。參差交峙，迢遞相望，更為佳觀矣。」這段文字描述了建築與山水景觀之間的諧調，正是風水師所津津樂道的風水寶地。

　　這時期還出現了一些方誌書，對各地的地理形勢有細緻的描述。如《荊州記》記載今湖北長陽西北的一處風穴說：「宜都亻艮山縣有山，山有風穴，口大數尺，名為風井，夏則風出，冬則風入。……亻艮山側有石穴出清泉，中有清龍。」

　　這些地理知識無疑為風水師所利用，才使得風水術不斷豐富，並得以傳播。

　　五、隋唐五代——風水術之傳播

　　隋朝隋文帝楊堅是個比較開明的皇帝，他對風水術持懷疑態度；有人在他面前兜售風水那一套，他毫不客氣地說：「我家祖墳所佔的地方，如果說不吉利，可我當了皇帝；如果說吉利，我的兄弟又是打仗死的。」說客無以對。隋宰相楊恭仁準備置祖輩的葬地，請了海內有名的五、六批相地家卜地，這些人各有一套，楊恭仁不知聽誰的好。他就密派人回家鄉取葬地四角的土各一斗，並在曆書上寫著地的形勢。相地家們都沒說准。有個叫舒綽的說：「此土五尺外有五穀，得其一即是福地，世為公侯。」楊恭仁請舒綽到其地察看，挖地七尺，果然發現一洞穴，貯藏七、八斗粟，這裡原是粟田，蟻啄而成穴。楊恭仁於是重賞了舒綽。

　　六、唐朝——風水術科學化

　　唐朝的相地知識逐漸科學化。李吉甫在《元和郡縣誌》的序文中批評過去的地學家「飾州邦而敘人物，因丘墓而征鬼神，流於異端，莫切根要。」李在書中對山川形勝描寫得很具體，如「函谷關城，路在谷中，深險如函，故以為名。其中劣通，東西十五里，絕岸壁立，崖上柏林蔭谷中，殆不見日。……東自崤山，西至潼津，通名函谷，號曰天險。」後世風水師經常模仿這種文筆描寫地理。

　　到了唐代，相地活動與風水術日益分化，風水術側重於看墳地，迷信色彩十分嚴重。據《通典》卷138引《開元禮》記載，唐代不論是官人還是庶人，只要死了，都要「卜宅兆「卜葬日」，這成為一種很普遍的習俗。

　　唐初，徐勛請人卜葬，得到的占辭是「朱雀和鳴，子孫盛榮。」有個叫張景藏的相地師不以為然，認為『所佔者過也。此所謂朱雀悲哀，棺中見灰。」後來，徐敬業在揚州反叛，武則天大怒，派人撬開徐勛的墳墓，焚屍為灰，應驗了張景藏的斷言。當時，有些知識分子懂風水。武則天當政時，侍中郝處俊極力反對高宗遜位於武則天，受到武則天冷落。郝處俊死後，有書生經過郝的墓地，說：「葬壓龍角，其棺必所。」後來，郝處俊的孫子犯了罪，禍連九族，把郝處俊的墳剖開了，書生的話言中了。

　　「葬壓龍角」就是在埋葬時，棺材壓在了龍脈的角上，在當時是風水的大忌。據《摭遺》，唐玄宗獵於溫泉之野，鶻飛免走，御駟疾馳，有白雲先生張約的快馬能跟得上玄宗。到了一個山頭，看見一座新墳，張約顧視甚久，玄宗問看見了什麼，張約說：「葬失其地，安龍頭，枕龍角，不三年，自消鑠。」旁邊有樵夫，玄宗問是什麼人葬於此，樵夫說是山下崔巽家。玄宗和張約來到崔家，男子尚衣斬糹衰衣，不知是玄宗。玄宗說：「山上的新墳，不是吉地!」男子說：「父親臨終前講過，『安龍頭，枕龍耳，不三年，萬乘至。」玄宗感到很驚嘆。張約自嘆不如崔巽，後來回到山裡去修行去了。玄宗下沼罷免男子的終身徭役。玄宗的大臣中，數張說最通風水。

　　《大唐新語.記異》記載，開元年問，集賢學士徐堅的妻子岑氏死，他向張說請教選擇墓地。張說云：平地之下一丈二尺為土界，又一丈二尺為水界。土界有土龍守，水界有水龍守。土龍六年出來曬一次太陽，水龍十二年出來曬一次，墳墓不能太接近土界和水界，否則墳墓不牢。張說的風水知識不及湖北黃州的浮屠泓師精當。

　　《丑庄日記》記載，浮屠泓師為張說買宅，告誡張說不要在宅東北打洞。後來，宅東北無故陷丈余，泓師說：「公當富貴一世，而諳子將不終。」張說欲平地，泓師又說：「客土無氣，與地脈不連，譬身瘡瘠補他肉無益也。今之俗師妄言風水者，一遇方隅坎陷，則令補築增輳，便謂藏風聚氣，豈不謬哉，君子無惑焉可也；」此外，泓師還預言到李林甫只能當十九年宰相，韋紹為列卿，這些事迹見載於《太平廣記》。

　　當時的許多和尚都懂得風水術。江西有個叫司馬頭陀的，走遍了洪都諸山，鈐地170多處，發現湖南有一名山，和尚就在山上建立了同慶寺，有個叫王智興的，年輕時曾為徐州門子。有個道士住在隔壁，智興每天起床掃地，總是把道士的大門也掃乾淨。道士很感激，說：「我會看墓地，給你家裡選塊好地。」就引著智興外出，指著一塊地說：「葬先人於此；君當壽，而兩世位至方伯。」後來，智興以戰功累升至侍中。

　　唐代設有司天監，監里的官員都懂風水術。風水宗師楊筠松就在司天監任過職，後來，楊攜風水書籍逃於江西，傳授弟子，形成江西派。

　　唐代有一種挖墳斷脈氣的風氣。郭子儀的祖墳被宦官魚朝恩挖了，可是，郭子儀的八子七婿都做了大官。文有掘黃巢「王氣」之事，說的是中和三年(883)，有位太白山人精通相地；觀察到金州牛山傍有黃巢谷金桶水，時黃巢已稱大齊年號，要打敗黃巢，就得挖牛山。《揮塵後錄》記載，朝廷當時派了上萬人，用了一個多月時間挖牛山，挖出一個石桶，桶中有黃腰獸，桶上有一把三尺長的劍。後來，黃巢起義軍就衰敗了。這個故事很荒唐，疑為後人杜撰。黃巢失敗的原因自有公論，此不贅述。

　　唐代既有一批風水術名家，如楊筠松等人；也有一批反風水術的驍將，如呂才等人。開元之治的名相姚祟就不相信風水。

　　據《唐書》卷96《姚崇傳》，開元五年(717)，唐玄宗李隆基準備到東都洛陽去，忽然報聞太廟崩壞，按風水觀念，「行」而有「崩」不利出行。李隆基請來姚崇。姚崇不信這一套，說：「太廟本是苻堅時代所建，年代已久，自然會坍塌，這不值得驚怪，皇上東行，與太廟無關。」李隆基聽了姚祟的話，仍然東行洛陽，結果沒有發生什麼事。呂才寫過駁斥風水的文章，載於《唐書.呂才傳》，但是，風水師仍很推崇呂才。唐代敦煌流傳的風水文獻《諸雜推五姓陰陽等宅圖經》，開卷載有「朝散大夫太常卿博士呂才推」的字樣。這個現象看起來很矛盾，實際上說明風水師們想把自己的書與污七八糟的風水書相區別，故託名於呂才。唐代風水術大盛，連皇帝都感到驚訝。

　　《舊唐書》卷374《李絳傳》記載唐憲宗問李繹：「卜筮之事，習者罕精，或中或否，近日風尚，尤更崇尚，何也?」李絳也不知該怎麼回答。確實，在國力強盛、文化發達的唐朝，竟然有那麼多人青睞風水術，這個現象是不好解釋的。要回答，還是得從封建社會內部尋找答案。

　　五代錢鏐曾任唐末鎮海軍節度使，在蘇南和浙江一帶形成割據勢力，以後又建立了吳越政權。當時，他準備修廣牙城。大公府有個術者前來遊說：「王若改舊城為新城，國家的命運只有一百年；如果填筑西湖以修城，國家就會有一千年命運。諾國王您考慮。」錢鏐不客氣地回答：「我只想改舊為新，國運能有一百年，我也就心滿意足了。」後來，吳越國果真只存在了99年。這個術者雖然言中了，但他主張填西湖，這種做法與風水一般觀念相矛盾，風水術是不主張填湖的。後晉大臣王建立相信風水。他的先人墳在榆社，王臨終前對兒子說：「榆社之地，桑梓存焉，桑以養生，梓以送死。餘生為壽宮，刻銘石室，死當速葬，葬必從儉，違吾是言，非孝也。」為什麼王建立非要葬在此地呢?《舊五代史.王建立列傳》指出：「榆林其岡重複、松檜藹然，占者云：『後必出公侯』。故建立自為墓，恐子孫易之也。」

　　後晉時，并州人任延皓以術數自薦，高祖石敬瑭器重他，讓他擔任了殿中監。後來，魏王承訓死了，高祖請延皓擇葬地，不久，高祖也死了。有個人告訴朝廷，這是延皓擇地不吉，才造成重喪。繼位的晉出帝就流放了延皓，延皓在路上走時，市民村夫都向他擲瓦。後周時，風水觀念中又滲進了陰曹地府等迷信內容。廣順元年(951)，有個叫劉皞的官吏在京城中蓋了棗幢房子，晚上夢見鬼對他說：「您怎麼在我的墳上安床呀?我叫李五文，是陰曹鬼。」劉皞很驚奇地說：「都城內怎麼會有墳呢?」那鬼說：「您有所不知。這裡本是野外，後來擴城時，把此地圖進來了，您若不信，就掘地看一看吧！」劉皞試著挖地，豁然看見了地府，有華第、草木、墳墓等等。

　　唐代，風水觀念已流傳到西北敦煌，從莫高窟發現的文獻中，有《宅經》。這個《宅經》與現在流行的《黃帝宅經》有所不同，書中有「占宅者，見形勢氣色，草變遷移，禍福交並，吉凶代謝。占葬者，辨山崗善惡，營域征邪，鬼神安危，子孫隆絕。」這就把陰宅與陽宅區別開來了。敦煌文獻中又有託名於呂才的《諸雜推五姓陰陽等宅圖經》，書中提出「陽宅福在南，德在西。「北有澤，南有高地，及林木茂盛，居其內，吉。」

　　又有《陰陽書》，書中有鎮宅法，提出「凡人居宅處不利，有疾病、逃亡、耗財，以石九十斤，鎮鬼門上，大吉利。」可見，唐代西北有了很系統的風水觀念，風水觀念已經遍及到邊睡了。

　　七、宋代——風水術之盛行

　　宋代盛行風水術，出現了許多名師和要籍，我們在人物篇和文獻篇另有介紹。宋代的皇帝，有的信風水，有的對風水持懷疑態度。宋徽宗是一個很相信風水的皇帝。他原先沒有兒子，有個叫劉混康的術士告訴他：「京師西北隅地勢過低，如培築增高，當得多男之喜。」徽宗就命令大興土木，疊起岡阜，高約數仍，後來果然得了兒子。徽宗就更加相信風水術了，改築延福宮，又命靈素擇地，修建上清寶篆宮，勞民傷財，導致國庫空虛、國力下降，政權衰敗。他的寵臣蔡京也很相信風水，將其父葬在自認為很吉利的地方，後來還是全家被治罪了。

　　在宋徽宗之前，宋仁宗和宋神宗對風水都不感興趣，甚至持批判態度。《聞見後錄》記載，嘉桔年間，朝廷準備修東華門。太史進言：太歲在東不可犯。仁皇帝批其奏曰：東家之西，乃西家之東；西家之東，乃東家之西，太歲果何在?其興工勿怠。宋神宗也不信風水。王安石變法，大辦水利，為了改良土壤，提倡把河流里渾濁多沙的河水放到田裡沉積，稱作淤田。朝廷設立了淤田司，總領其事。當時，有些保守分子站出來反對，說淤田把人家祖墳都沖壞了，真是缺德。為了說服這些人，神宗派遣近臣到放淤的土地里取回一些淤土，用手挖來挖去，還放在嘴裡嚼，覺得很滑膩。並對群臣說：「這些土，聯親自嘗過了，好得很，你們若不信，也來嘗嘗吧!」這一來，保守分子再也不敢反對淤田了。

　　宋仁宗時，翰林學士李諧曾論及當時世人的風水觀念。《該聞集》載其語：「大凡置器用之物，猶擇其地，況於親乎?卜之者慮坎穴之下有湧泉伏石之類耳，非繞僥倖求福也。據陰陽家流，以地平坦為上，其次東南傾，西北高。傾則水順流而不擁，高則岡繞抱而不缺。斯大概也，順之則吉，逆之則凶。」

　　選地是為了求吉。沙陽人葉隆吉年輕時尋求陰宅葬父；一天，有個叫林理的入告訴他說距縣城五里，有座羅源山，山有吉地，有詩為證：「卧龍欲騰頭角起，乃安龍頭案龍尾。申酉年中桂枝香，子孫折桂無窮已。」葉感到很驚奇，說本朝自來都是辰、戌、丑、未年為廷試，怎麼說申、酉年及第呢?林說是按五行推算的。後來，國家以寇難多事，廷試移到戌、申年，葉果然登科。他把這歸功於葬地選得好。葬地的好壞，被認為與吉凶有關。宋人認為舊墳地不宜葬。

　　錢希白《小說》記載宋初，錢文炳的妻子死了，炳從小精於相地術，就在報恩院側的松林中選得一穴，有個僧人告訴他這裡已有古聖賢葬於此，不可重新營葬。文炳不從，掘地發現數重石板，石中飛出一枚黑蜂對著文炳的右眉一螫，文炳頭腫如斗，當晚身亡。據說，這是堯時由余氏的墓，動不得的。

　　宋人由這個傳說，推出幾聖賢舊墓，都不得觸動，否則有凶。風水寶地不是時時都會對人施以福枯，這要等待機會。宋洪邁在《夷堅志》敘述葉丞相祖宅時說，仙游縣葉氏家族有100多戶人家，都住在一個村子，此村有群山環侍，如屏如嶂紹興風水師羅正甫認為當出宰相，由於有山洪傾瀉，非要等待數年才有大貴。後來，葉子昂終於當了亟相。風水寶地不是人人都可享受的，土地各有其主。

　　《夷志堅》敘述陳魏公父墓說，福建莆田有一塊富民的葬地，富民葬此處，子孫都病了。有個風水師說，這塊地應當賣掉才會斷除病根。後來，富民按風水師的意見賣了地，子孫的病就好了，而買地的一家不僅不病，還當上了宰相，風水師說這是地得其主。儘管如此，講究喪葬是民間很普遍的事情。

　　《朱子家禮》說，老百姓死後，三月而葬，先把地形選擇好，再擇日開塋。

　　宋代很注重任宅建設。首先是外環境，宋人高似孫在《緯略.宅經》云：「凡宅東下西高，富貴雄豪；前高後下，絕無門戶；後高前下，多足牛馬。凡地欲坦平，名曰梁土；後高前下，名曰晉土，居之並吉。西高東下，名曰魯土，居之富貴，當出賢人；前高後下，名曰楚土，居之凶；四面高，中央下，名曰衛土，居之先富後貧。」

　　宋人袁採在《袁氏世范?治家》云：「屋之周圍，須令有路，可以往來。」「居宅不可無鄰家，慮有火燭，無人救應；宅之四周，如無溪流，當為池井，慮有火燭，無水救應。」其次是內環境，《吳興志?談志》記載宋代吳興郡治的房屋布局是「大廳居中，譙門翼其前，卞蒼擁其後，清風、會景、銷暑婉蜒於左，有青龍象。明月一樓獨峙西南隅，為虎踞之形，合陰陽家說。」

　　住宅有良好的內外環境，有利於人頤養及治學。《歸潛志3卷十四記載金代劉祁自述其園居云：「所居蓋其故宅之址，四面皆見山。若南山西岩，吾祖舊遊。東為柏山，代北名剎。西則玉泉、龍山，山西勝處。故朝嵐夕霓，千態萬狀。其雲煙吞吐，變化窗戶間。門外流水數支，每靜夜微風，有聲琅琅，使人神清不寐。劉子每居室中，焚香一炷，置筆硯褚墨几上，書數卷，幅息嘯歌。起望山光，尋味道腴，為終日樂，雖弊衣惡食不知也。」

　　建房。有許多禁忌，應當選擇吉日，否則有災禍。《夷堅志》記載南宋洪熙元年(1174)，鄱陽新安鄉民王五七造屋，有位叫思眼的風水師說用日不佳，犯了凶煞，不利於主人。王五七不聽，竟被摔死。老百姓一聽此事，都不敢犯煞了。值得注意的是，這些記載風水的文獻不是出自風水師之手，而是由很「正經」的學者撰寫。如高似孫、洪邁、袁采等人，他們根據積累的生活經驗，寫出了為民眾所贊同的治世要言，不是沒有道理的。。

　　這裡，我們還要略帶一筆宋代的相地知識識。宋代的科技比較發達，地學知識也更加豐富。沈括撰有《夢溪筆談》，揭示了地勢高下、地區不同，則氣溫不同。還指出歷史海陸變遷的事實，論述了流水侵蝕地貌等問題。這些觀點，無疑更新了地學知識。但是，人們對新知識並不能迅速接受，相反，仍然保存著一些迷信的觀念，如宋代周去非在《嶺外代答》記載廣西靈川縣的地下河水，說靈川江「古來出山外，；忽雷雨數日，神龍穿破山腹……今洞前山嘴，尚有故江跡存。」這種「龍穿山腹」的說法正是風水觀念在地學中的反映。

　　八、明清——風水術之泛濫

　　明代明清地學，首屈一指當推《徐霞客遊記》。徐霞客一生好訪名山大川，他北抵晉冀，南盡粵桂，東至浙閩，西極黔滇。潘耒在為《徐霞客遊記》的序文介紹徐的遊歷時說：「其行不從官道，但有名勝，輒迂迴屈曲以尋之；先審勢山脈如何去來，水脈如何分合；既得大勢，然後一丘一壑，支搜節討。登不必有經，荒榛密管，無不穿也；涉不必有津，沖湍惡瀧，無不絕也。峰極危者，必躍而踞其巔；洞極邃者，必猿掛蛇行，窮其旁出之竇。途窮不憂，行誤不悔。限則寢樹石之間，飢則啖草木之實。不避風雨，不憚虎狼，不計程期，不求伴侶，以性靈游，以軀命游。亘古以來，一人而已！」

　　徐霞客是一位前無古人的地理學家，也可以稱他為相地大師，他不是從事風水術性質的相地，而是科學意義的相地。他對岩溶、流水、地貌等問題作出了科學的解釋。他在楚地考察時，老百姓說麻葉洞中有「神龍」，徐不相信，親自「持束炬入」「蛇伏以進」，使洞外守視者大為驚嘆。

　　1990年9月在北京召開的「國際中國科學技術史學術討論會」上，楊文衡先生撰寫了《徐霞客的風水思想和活動》一文提交大會，說明學者們已經開始注意到「徐霞客與風水」這樣一個有意義的課題。

　　明末清初的考據學家在地學上也有貢獻。顧炎武撰寫的《天下郡國利病書》中有《地脈》《形勝》《風土》等篇目，對輿地山川作了有益的探討。他論述徐州地形時說：「徐州境內之山，自西南來，連絡東趨，以極于海。其河自西北至，縈洄南注，以達於淮；二洪齦齬。橫絕乎前；四山連屬，合圍乎其外；襟帶江淮，上游雄視；枕聯河洛，萬塑為宗旨；昔人所稱東方一形勝焉，信不誣者矣。」顧炎武不相信風水術，但卻認定地形地勢確有上乘風水、他的論述為風水師們所利用。

　　談到明清相地，還有必要介紹明末吳江人計成撰寫的《園冶》一書。此書在清代268年間寂然無聞：直到日本造園界發現並推崇後，才引起國內學術界重視，奉為經典。《園冶》有三卷十篇，卷一有興造論、園說及相地、立基、屋宇、裝摺四篇。卷二述欄杆。卷三有門窗、牆垣、鋪地、掇山、選石、借景六篇。計成主張「必先相地立基，然後定其間進。」他認為「相地合宜，構園得體。」《相地篇》分有山林地、城市地、村莊地、郊野地、傍宅地、江湖地共六目。提出相地要看水，「疏源之去由，察水之來歷」。但是，他與風水先生相地有很大區別，主張因地制宜，任其自然。園基應不拘方向，地勢自成高低，該圓就圓，該方就方，以成天然之趣。計成的相地理論是值得我們認真總結的。

　　回過頭，讓我們來看看明代的風水術：朱元璋建都金陵(南京)，為都城的風水花了不少精力。金陵城外諸山，都面向城內，有朝拱之意。只是牛首山和太平門外的花山，背對城垣，獨無拱衛之意，朱元璋為此悵然不樂。傳說他命刑部帶著刑具，將牛首山痛打一百棍，又於形象如牛首處鑿石數孔，用鐵索鎖轉，使之形勢向內。又讓人在花山肆行采樵，不讓有翠微生色。朱元漳曾有意建都北平，認為北平依山憑眺，俯視中原。近接陝中堯、舜、周文之脈，遠樹控制邊外之威，較之金陵更加雄壯。但是，大臣們認為，元朝建都北平，地氣已盡。南京是興王本基，且宮殿已成，何必改圖，且古雲「在德不在險」，加上戰事還未最後結束，不要移都北平。朱元障這個出身於遊方和尚的皇帝只好作罷。後來，明成祖還是把都城遷到北京了。在營建北京的過程中，始終是按照風水觀念進行的。如天壇圓丘西北有座坐西朝東的齋宮，其朝向很特別，與傳統的坐北朝南不一樣。

　　這是因為，當時的人認為，皇帝到天壇祭天，蒼天是父，皇帝是天子，兒子在父親面前不能坐北朝南(居尊)，否則違背了禮制。甚至齋宮的瓦都不能用黃色，而應用綠琉璃瓦，以示區別。永樂年間修的奉天殿、華蓋殿、謹身殿的三殿基座呈一「土」字形，體現了五行之中，土居中央的風水思想。

　　明成祖對風水術有偏好，他曾多次召見風水師。一次，風水師渠仲當著他用量天度地之物，說某地卞有石如虎，成祖信以為真。他還派許多風水師為自己卜壽陵，有廖均卿、游朝宗、等到昌平縣，相得那裡的黃土山吉，成祖親自視察，改山名為天壽山。明代民間普遍講究風水，以士人為重。

　　《儒林外史》記載，范進的母親死後，范進請陰陽先生寫七單。當時的陰陽先生是專替喪家推算殮葬日辰，看風水，相地脈，替人家選擇吉日的職業術士。七單是記載死者入礆時辰，觸犯禁例和七七日期的單子。為「謝風水」，范進花了不少銀子。陰陽先生說當年山向不利，只好把棺材擱在家裡不葬。終日打聽風水寶地，以圖得到吉祥的後果。

　　凡是風水寶地，人們爭相搶佔。湖北省武昌縣有座龍泉山，自西向東綿豆九公里，直抵梁子湖畔。此山有天馬行空的天馬峰，有橫空出世的玉屏峰，有群山排比的筆架峰；有幢幢蛔蓋的寶蓋峰，有高聳入雲的龍帳峰。明代的達官貴人都想佔據這塊寶地，勢力最大的要數朱元璋第六子朱幀，他被封為楚昭王，就藩武昌達54年。他常到靈泉山避暑，每每感嘆：」惜乃陽宅，若為陰宅極佳。」於是派風水師勘定仙壤，在龍泉山找到了一塊「五龍捧聖」之地。可是，這塊地早在漢代時，高祖劉邦就已賜給舞陽侯樊噲，樊噲葬在天馬峰下。並且，唐代的江夏王李道宗、宰相李{石奚}，元代宰相沈如筠都擠在這塊寶地「長眠」。怎麼辦?當時有個叫王化龍的風水先生私下在樊噲墓前的土中埋了一塊石碑，上刻「此處本是昭王地，暫借樊噲千餘年，今日時至期已滿，樊噲遷移到東邊。」後來，王化龍又裝神弄鬼，當著眾人推算某某地下有石碑，結果就挖出了那塊他私埋的石碑，人們以為天意，樊噲的後代也無話可說，只好把樊噲的棺槨向東移了數百步。朱楨死後就葬在樊哈「睡」過的地方，修建了坐北朝南的陵園。以後，又有9座王寢和25座王紀墓擠在這塊風水寶地。

　　明代，金{奚谷}縣令劉用寅看中了本縣晃氏九經堂遺址，臨終前令子買下，把用寅葬在旁邊，據說，用寅的後人因地蔭而登進士。民間將此事傳得很神。

　　清代清王朝很重視修建陵墓的風水，本書另有專篇述及。此外，清朝對陽宅建築也是很講究的。如頤和園的排雲殿就是風水極佳之處。排雲殿的位置處於從佛香閣至「雲輝玉宇」牌樓中軸線的中間，有神物保枯，穩居其中，取太平吉祥之意。殿中大廈上寫著「蕃厘經緯」「永固鴻基」。

　　殿名是根據風水術祖師郭璞的詩「神仙排雲出，但見金銀台」中的「排雲」二字命名。排雲殿傍山依水，背靠蒼翠的萬壽山，面朝碧綠的昆明湖。慈禧太后的六十、七十兩次慶壽都在此地舉行，豪華無比。但是，如此上乘風水，終於沒有挽救大清王朝的衰敗。清代修建陵墓，主要由司天監負責。墓修得好，有重賞；修得不好，處極刑。

　　據《九朝東華錄》，康熙四年，朝廷指責司天監．湯若望等人沒看好山向、沒有選擇好日期，於是作出決定說：「其選擇榮親王葬期，湯若望等不用正五行，反用《洪範》五行，山向、年月俱犯忌殺。事犯重大，擬欽天監正湯若望、刻漏科杜如預……等皆凌遲處決。……杜如預、楊宏量本當依擬處死，但念永陵、福陵、昭陵、孝陵風水皆伊等看定，曾經效力，亦著免死。」

　　清代民間也很講究風水。北方人修四合院，大門都開在院子正面的前左角，稱為青龍門。我們如果到北京市去考察，到處可以看到這樣的四合院。你能說這是迷信嗎?是科學嗎?你能強行居民改變這種結構嗎?不能，也不必要。風水先生稱這樣的結構為坎宅巽門，最吉利，住在這種院子里的人在心理上很滿足，認為有無形的東西在保佑他們。實際上，他們的命運都不一樣，窮的、富的、破產的、發達的、死人的、多子的，並不是由院子的朝向所決定。清代有許多關於風水方面的傳聞，從中可見當時的民眾習俗及心態。

　　據《耳郵》卷四，清初，浙江諸暨縣有個叫陳紫衣的建房，特地到紹興城中請一個姓夏的風水先生勘卜地盤。先給他10塊洋錢，風水先生嫌錢少了，只好又追加了200兩銀子，風水先生才認認真真地幫他選了塊好地。可見風水先生的敲詐和百姓對風水的追求。清代的風水先生是很會唬弄人的。《耳郵》卷四記載，江西有個豪族的後代準備遷葬祖墳，打開墓穴，棺材已爛，陪葬的磁碗不知到哪兒去了了，屍骨也不見了。風水先生說，這就是碰上了所謂的「移屍地」，後來，在墓穴的西北角兩丈遠的地方，終於找到了屍骨和磁碗。風水先生對這種奇怪的現象不能進行科學解釋，就用神秘的語言「移屍地」搪塞，真是騙人有術.

　　清代紀陶在《閱微草堂筆記》卷17記載，甘肅安定有窗戶人家，為爭墳山打了四、五十年官司，墳山有兩個墳墓，兩家都說是自己祖先的墳墓，每年拜祭時，雙方必定發生毆鬥，此事一直鬧到甘肅總督蔡西齋那裡、都無法解決。

　　清末民初，竊取國柄的袁世凱也很迷信風水。1927年，有個自稱佛隱的風水師在他撰寫的《風水講義》的序文中談到他為袁世凱看風水。說的是袁世凱一度受到清朝廷排斥，解職歸田。袁疑墓地有破敗，乃遍請著名風水師看墓，都說龍真穴的向水相合，富貴不可限量，說不出破綻之處佛隱風水帥收到袁的書信，也去看墓，認為墓地有朝有托、明堂寬廣，諸般貴器羅列，實是大貴之地。只是袁在穴的前後左右遍築牆垣，使「龍身受制、氣脈阻塞，不能發旺，反遭挫折。」袁世凱以為佛隱說得有理，命令工匠拆除了圍牆。過了三年，袁竟然出山當了民國元首。佛隱把袁的竊國之功歸於自己會看風水，大加吹噓。這個事情，可能是佛隱的杜撰，也可能確有其事。因為，象袁世凱這個滿腦袋封建迷信思想，又成天希望暴發的大野心家來說，是完全可能相信風水的。

　　在清末民初，也有一些風水方面的傳聞。如，國民政府移都南京後，北京出現謠言，說北京的國都數運已盡，北京只有三朝定都的運氣，證據是內城前三門的名稱，正陽門表示元胡末年的「至正」年號；崇文門表示明朝末年的「祟禎」年號；宣武門表示清朝末年的「宣統」年號。三門已盡，再不適宜建都了，這種以「前三門」的名稱附會都城「王氣」的謠言，使那些沒有歷史知識和科學知識的百姓信以為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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