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正確解讀魯迅的時候了

吳中傑 是正確解讀魯迅的時候了對魯迅的評價，這些年又成為爭論的熱點，否定、批評的很多，肯定、讚揚的也很多。我看那些否定、批評的未必是魯迅的缺點，而那些肯定、讚揚的也未必是魯迅精神的所在。魯迅的精神到底在哪裡？很多人沒有弄清楚。今年是魯迅逝世70周年，誕辰125周年，我想談談我對魯迅精神的理解。豈能以長篇短篇論優劣我們先來看看批評方比較有代表性的論點。一位是北京作家王朔，他講魯迅只有幾篇短篇小說，沒有長篇小說，沒有長篇小說的作家怎麼能撐得住？王朔自己寫的長篇，我覺得有一定價值，他用一種嬉皮笑臉的態度解構了過去的偽崇高。但我也覺得王朔對世界文學史不太了解。文學史上，有作家專門寫詩、散文、短篇、戲劇，比如契可夫，這不影響他們的偉大。以魯迅的《阿Q正傳》為例，魯迅描寫阿Q鬧革命的那一段，「便是我也要投向革命了……趙家的東西要去搶一點來，……女人也是要的，不漂亮不要。」接著是阿Ｑ對他認識的女人一個個作了評價。我們看看是很好笑的，實際上，這就是中國農民革命的理想問題。中國的農民革命，遠至陳勝吳廣，近至李自成，為什麼總是功敗垂成，即使成功了，也只是封建皇朝的改朝換代而已，為什麼？根本問題就在這裡，農民意識。魯迅說自己的《阿Q正傳》看到的不止是20年前，還是20年後的。我看何止20年後，《阿Q正傳》1921年發表的，到現在85年了還很有意義。這一點看出，王朔所有的長篇都抵不上這一篇。魯迅對中國問題看得很透。我國每年出多少部長篇小說？以前我聽說一年出版長篇300多部，我以前搞文學評論，每年基本上把全部小說看完，作出評價。現在一年能產生1000多部長篇小說，怎麼能看得完？根本看不完，所以也不評了，聽說現在的評論家可以不看作品寫評論的。但這些長篇有什麼影響？沒什麼影響，還不如一篇《阿Q正傳》。小說是否優秀不能以長短而論。論骨氣，胡適遠不如魯迅還有一位是北京的李慎之先生，他提出魯迅不如胡適，後來很多人支持這種觀點。李老先生寫過很多好文章，但這個觀點我不能苟同。我們從兩個角度來看問題。一個是作品的深刻性。胡適的文章是開風氣的，他寫新詩，用白話文，在文學改良運動中功不可沒。他寫戲劇，介紹易卜生主義。他編過《中國文學史》、《中國哲學史》，可惜他太忙，這些著作都只有上冊沒下冊。他寫的東西比較淺，後來很多人都超過了他。他的文學史和哲學史，後來沒有多少人再拿來做參考。魯迅研究的面不如胡適寬，但他的《中國小說史略》到現在，對小說史領域，仍然是扛鼎之作，其論點、判斷、體系，都被後來研究的人作為參考資料。從創作上看，現在誰還去讀胡適當時的詩歌？但魯迅的小說，現在也很難超過。可見胡適作品的深度不如魯迅。第二是作為文人、知識分子，胡適不如魯迅有骨氣。胡適是自由主義者，他有自己的思想，但過於和官府靠近。1946年，胡適與蔣介石走得比較近，國民大會上，胡適有了重要位置，蔣甚至假惺惺提出讓他做總統。而魯迅卻不同，表現最突出的，是魯迅抗暴，敢於站出來與黑暗勢力抗爭，胡適也有抗爭，但是很軟弱。我當然不是否定胡適，但他有弱點。魯迅當然也有弱點。但在這兩點上，胡適不如魯迅，而知識分子這兩條很重要。五四精神的集中體現我覺得魯迅精神最主要的是，始終堅持知識分子獨立精神與自由思想。這裡，首先要理清的問題是：什麼是知識分子？我們常常有一種誤解，以為有一定的文化知識就算是知識分子。其實不然。知識分子當然要有知識，無庸置疑，但有知識不一定就是知識分子。知識分子還要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獨立精神，這樣他們才能成為一個積極的社會群體。我國古代文人的社會責任感，一向是很強的。從屈原的「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到顧憲成的「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無不表現出一種以天下為己任的胸懷。但要說到獨立精神，就比較差了。他們總有一種揮之不去的依附思想。這種依附性，也是由於社會歷史條件造成的。因為中國長期處於封建專制主義的統治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所以學成文武藝，只能貨與帝王家。那時的文化人，不是現代意義上的知識分子，而應叫做士。古代的士與現代知識分子最大的不同，就是缺乏後者的獨立性，而被人所養。一提到士之被養，我們就會想到戰國時期孟嘗君、信陵君等豪門的「養士」之風。但我們這裡所說的士之被養，涵義要廣泛得多。在封建專制主義的統治之下，所有的士，其實都是被廟堂所養。他們的整個思想都是圍繞著廟堂的利益旋轉的。這就叫做存在決定意識。但是到了五四時期，情況就有了變化。科舉已經停考，士人不能再通過這條路徑攀向廟堂，而大學的相對獨立和文化市場的發育，又為現代知識分子的產生，提供了物質基礎，於是在新文化運動的催化下，就產生了具有獨立精神和自由思想的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群體。獨立精神和自由思想是一種時代文化精神，最充分地體現這種時代文化精神的是魯迅。他不但在五四時期反對傳統思想時，表現出這種獨立精神與自由思想，而且在新文化運動退潮之後，許多新文化人士與權力者妥協，甚至支持權力者的時候，他仍舊堅決維護自由思想的原則與舊勢力進行搏鬥。最突出的表現在1925年女師大事件中對於被壓迫學生的支持，和1926年三一八慘案後對於槍殺學生的暴虐者的抗爭，最後他自己也被迫走出北京。有人認為，魯迅長期在教育部當官，卻又要反對這個政府機構行政長官的政令，這是非常矛盾的。但實際情況遠非如此簡單。魯迅在民國元年進入教育部是應教育總長蔡元培的邀請，協助他實行新的教育主張，後來政府變動而他卻一直留任，那是為了飯碗問題，——但在張勳復辟時期他曾辭職以示抗議；而作為一個教育部的官員，仍能保持自己的獨立精神和自由思想，敢於揭露教育當局以至政府執政者的反動嘴臉，堅決與之鬥爭，就顯得更加難能可貴。1925年女師大學潮中，教育總長章士釗在「呈請執政將周樹人免職」的呈文上，提出的理由就是「又該校務維持會擅舉該員為委員，該員又不聲明否認，顯系有意抗阻本部行政，既情理之所難容，亦法律之所不許」，所以執政府馬上照準。而魯迅的答辯書中，也沒有說他作為部員，在法律上是可以抗阻本部行政的。他之所以能夠打贏官司，只是由於章士釗這位政法專家兼邏輯學家，竟疏忽了一項邏輯要素，在呈文中倒填了日子，所以為魯迅所駁倒：「查校務維持會公舉樹人為委員，系在八月十三日，而該總長呈請免職，據稱在十二日，豈先預知將舉樹人為委員而先為免職之罪名耶？」抗暴思想一以貫之魯迅後期的同情和支持共產黨，在很大程度上，是他前期抗暴思想的延續。在廣州，他目睹了國民黨新軍閥對於共產黨人和革命青年的瘋狂屠殺；到上海後，又親身受到國民黨當局的壓迫和通緝。這不能不引起他的反抗。1930年2月組織中國自由大同盟時，中共中央想藉助魯迅的聲望，希望他也能做該盟的發起人，就派與魯迅接近的黨員馮雪峰去聯繫，據雪峰迴憶，儘管魯迅認為這種組織一成立馬上就會被解散，不能起什麼實際作用，但他還是答應參加。他的名字原來排在下面的，到發表出來時，卻升到第二名了（第一名是郁達夫），這當然很引起當局的注意，於是就有浙江省黨部呈請通緝「墮落文人魯迅」之事。既然如此，他只有用硬功夫來對付。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他決不會在壓迫者面前屈服。直到逝世前不久，國民黨當局通過魯迅一個舊日的學生與他聯繫，說是可以解除通緝令，但希望「預先得到先生的諒解」，卻被魯迅所拒絕。他寫信回復道：「我的余命已經不長，所以至少通緝令這東西是不妨仍舊讓他去的。」接著，在1930年3月，魯迅又參加了中國左翼作家聯盟，而且也應邀成為它的發起人之一。他之所以參加這個組織，是出於愛護和培養青年之心。雖然他對左聯某些領導人的做派有自己的看法，但當這個組織受到壓迫，它的成員被捕、被害時，他仍要站出來抗議、鬥爭。當然，魯迅後期思想也有很大的變化。雖然魯迅此時已從進化論轉向階級論，而階級論必然要走向集團主義，但他仍時時保持自己的見解。在1928年「革命文學」論爭中，他就反對「革命文學家」們的思想意識至上論，而同時強調文藝的審美性；反對超越時代論和虛假的理想性，而堅持文藝的現實性。左聯成立之後，他對那些如「飛行集會」等過激做法也很不滿意，不參加這些活動，也不理會反「作品主義」的論調，而堅持用自己的筆參加戰鬥。所以，左聯成立以後，魯迅與某些領導人時常發生矛盾，也就並不奇怪了。魯迅本有兩次訪問蘇聯的機會，一次是在1932年，高爾基邀請他去參加蘇聯第一次作家代表大會，魯迅那時很嚮往蘇聯，本來準備要去的，但臨時右腳神經痛，接著又因母病赴北平探親，沒有去成；第二次是在1935年，魯迅卻已不願意去了。據知情人說，1935年冬，胡愈之正要從香港出發赴莫斯科之前，「莫斯科中共代表團又來電要家父設法轉請魯迅先生前往莫斯科治病，為此，家父又請愈之同志冒著生命危險，秘密潛回白色恐怖下的上海與魯迅先生商量。魯迅表示不願意去，原因如他去蘇聯，他就不便於及時在國內發表文章，不能與蔣介石反動政府進行針鋒相對的鬥爭，發揮不了戰鬥作用。魯迅還說，在上海，國民黨最多把我槍斃了，但他們不敢！如果到了莫斯科反而不見得好。愈之尊重魯迅先生本人意見，只好單身又回到香港。幫忙文學和幫閑文學到了上世紀30年代，魯迅又提出了「幫忙文學」和「幫閑文學」的概念。1932年11月22日，他在北京大學做了一個演講《幫忙文學與幫閑文學》。他認為，中國文學可以分為兩大類：廊廟文學和山林文學。「廊廟文學，這就是已經進入主人家中，非幫主人的忙，就得幫主人的閑」，用現代話講起來，就是「在朝」的文學；山林文學則是「下野」的文學，「這一種雖然暫時無忙可幫，無閑可幫，但身在山林，而『心存魏闕』。如果既不能幫忙，又不能幫閑，那麼，心裡就甚是悲哀了。」什麼是幫忙文學？就是幫主人做詔令，做敕，做宣言，做電報，——做所謂皇皇大文；至於幫閑文學，則是幫主人消閑的東西。魯迅對於當時文壇的剖析，我只想舉一個例子來加以說明。三十年代中期，有所謂「京海之爭」，先是「京派」作家沈從文撰文奚落「海派」文人，接著，「海派」文人蘇汶撰文還擊，於是引起了一場熱烈的爭論。魯迅當時寫了一篇不滿千字的短文：《「京派」與「海派」》，卻把問題說得很清楚。他說：「北京是明清的帝都，上海乃各國之租界，帝都多官，租界多商，所以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沒海者近商，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獲利，而自己也賴以糊口。要而言之，不過『京派』是官的幫閑，『海派』則是商的幫忙而已。」這種剖析，真是入木三分。魯迅的批判，特別是對於幫忙文學和幫閑文學的批判，是為了中國文人能擺脫依附思想，走上一條思想獨立的道路。這對中國文化的現代化，是非常必要的。只可惜許多推崇魯迅和非難魯迅的人，都忽視了這一點。現在應該是正確解讀魯迅的時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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