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歐黑人族群「憤怒」與「安靜」的差異背後

作者：儲殷 發布時間：2014-11-20 來源：世界知識

　　近來，美國黑人邁克爾·布朗被警察射殺一案在美國引起軒然大波。由於涉及美國政治中最敏感的黑人問題，無論是總統奧巴馬的強烈關注，還是底層黑人群眾的激烈抗議，都並不令人意外。與此同時，有一個現象頗為引人關注，那就是美國、歐洲兩地黑人在抗爭性上存在著顯著的差異。相比於美國，歐洲黑人顯得格外的「安靜」。這種「憤怒」與「安靜」的差異背後，折射出美歐兩地黑人族群在歷史、組織與政治上的三點大不同。

　　美歐黑人發展歷史大不同

　　美國黑人歷史開端於黑人奴隸的血淚史。17世紀初期，美國大陸最早的黑人往往以僕人而非奴隸的身份出現，但1662年英王「查理二世」頒發特許狀給「皇家非洲貿易公司」進行奴隸貿易後，黑奴便構成了美國黑人最主要的來源。在其後的兩個世紀內，歐洲殖民者從非洲中西部向美國南方運送了過百萬的黑奴。儘管美國北部清教徒地區一直存在著廢奴主義的傳統，黑人自由民的處境較南部奴隸優越，但他們主要從事的是地位低下的僕役工作，經常淪為社會不公正的最大受害者。

　　在美國社會，黑人的起點就是法律或者事實意義上的「奴隸」。雖然南北戰爭是一場廢奴戰爭，但林肯提出「廢奴」口號的最初動機，僅僅是為了爭取大批底層失業的愛爾蘭裔青年白人的選票。林肯的廢奴不是為了解放黑人，而是主張將黑人送回非洲，從而將南部的工作機會讓給北部的底層白人失業人口。完全解放黑奴，其實是林肯政府在內戰陷入困局之時不得已而為之的一個歷史意外。因此，內戰並沒有從根本上改善黑人的處境。內戰結束後，美國的黑人迅速被聯邦政府所拋棄，在長時間內繼續承受著種族歧視與種族隔離制度的壓迫。這種局面一直到1954年「布朗訴教育委員會」一案之後才有所改變，而直到1964年通過的《公民權利法案》與1965年通過的《選舉權利法》後，美國才正式以立法形式結束美國黑人受到的在選舉權方面的限制和各種公共設施方面的種族歧視和種族隔離制度。因此，美國黑人文化中的「憤怒」、「絕望」與「反抗」，其實是其族群發展歷程的正常結果。

　　相比較，歐洲的黑人族群有其不同於美國黑人的發展歷史。雖然歐洲是種族主義的發源地，但直到二戰前，歐洲一直處於人口輸出的狀態。換句話說，歐洲人對於黑人的奴役與壓迫，多是以殖民者的身份在黑人的土地上完成的。當代歐洲黑人族群的形成主要源於三股移民浪潮。其一是上世紀40年代至70年代間由歐洲殖民體系解體所帶來的移民潮。此間，西歐接納了大約800萬來自殖民地國家的移民，其中有大量的黑人，主要包括殖民地的中低級官員、殖民軍隊及其部分親屬。最典型的比如英國對肯亞黑人、葡萄牙對安哥拉和莫三比克黑人、荷蘭對蘇利南黑人等的接納，此外，法國從阿爾及利亞接納的近百萬人中也有大量的黑人。其二是上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由外國勞工輸入所帶來的移民潮。二戰後，英、法、德等西歐主要國家面臨戰爭帶來的勞動力匱乏，大量引進勞工。這些勞工在完成合同之後，大量留在歐洲並帶動親屬移民。其三是自冷戰結束至今由避難與非法偷渡所帶來的移民潮。儘管歐洲的移民政策在冷戰結束以後日益收緊，合法大規模移民已經難以出現，但由於兩洲毗鄰的地理位置以及地下偷渡體系的日益壯大，大批黑人以非法偷渡的方式持續不斷地進入歐洲。除此之外，非洲的動蕩與間或爆發的人道主義災難也促使歐洲各國政府經常性地接納黑人難民。

　　儘管歐洲黑人在政治、經濟、文化上長期處於社會的邊緣地位，但相比於美國黑人，可以說歐洲的黑人族群在起點和過程中都幸運得多。首先，歐洲黑人的移民是主動選擇的產物。而美國黑人則是喪失自由、被作為貨物，強制輸往美國的。儘管只是二等公民，但相比於非洲的動蕩、貧窮與可能的人道主義災難，這種歧視被早期的歐洲黑人視為是可以接受的，是安全、溫飽生活的必要代價。其次，歐洲的黑人與白人的關係不同於美國黑人與白人的關係。美國白人與黑人之間赤裸裸的壓迫與被壓迫的關係。早期到達歐洲的黑人，多與白人社會有著較為親善或是較為合作的聯繫。移民歐洲的大多是歐化或者半歐化的黑人，他們在語言、文化甚至生活習慣上，都具備較大的兼容性。因此他們能夠較為容易地融入當地社會的正常生活，並自覺接受當地社會的正常秩序與價值觀念。

　　最重要的是，歐洲黑人並沒有承受種族隔離與種族歧視的制度壓迫。歐洲黑人族群的形成主要在二戰後，此時的歐洲正處於深刻反省戰爭的思潮之中，人道主義、人權觀念已經壓倒了國家主義與民族主義。儘管許多白人的內心深處仍然對黑人抱有歧視，但這種歧視不為制度所支持，通常還受到法律、輿論的嚴厲打壓。相比於冷戰結束之後日益排外的歐洲，那時的歐洲主流社會對於黑人移民秉持著同情、友善與包容的態度。即便是後來的非法移民，雖然受到社會的歧視與法律的打擊，但是其基本人權始終能夠得到法律的嚴格保護。

　　美歐黑人組織性大不同

　　一個群體的抗爭程度不僅與其受壓迫程度有關，而且與其組織程度動員能力密切相關。美國黑人在抗議活動中高度團結，而歐洲黑人族群則較為鬆散，這主要源於兩個基本的理由。首先，美國黑人族群形成於非洲民族國家體系形成之前，他們是由一個個脫離部落的奴隸在美國融合而出的新族群。他們的族群記憶，源於在美國的共同經驗。因此，美國黑人易於共鳴、動員。在布朗案中就可以發現，一個黑人的不幸遭遇能夠輕易讓全體黑人感同身受。與美國黑人不同的是，歐洲黑人族群形成於非洲民族國家體系基本成型之後，並缺乏長期共同生活的體驗。這意味著歐洲的黑人是「碎片化」的。其次，美國黑人族群的生活方式基本以黑人社區、黑人城鎮為主，這是因為美國黑人呈現出高度「無產階級」化特徵，經濟上的弱勢地位與從事的低端勞動密集型工作，決定了他們通常只能聚集於房租低廉的地區。與此同時，美國社會泛濫的槍支與暴力又強化了黑人社區群聚而居以自我保護的傾向。與此相比，歐洲黑人族群則更多地體現出小家庭和個人化的生活習慣。一方面，歐洲國家的福利水平大多較高，能夠讓黑人群體有更多離群而居的機會。另一方面，大多數歐洲國家的治安水平也優於美國，從而使聚群自保也缺乏必要。

　　美歐政治過程中黑人議題地位大不同

　　對於美國而言，黑人議題已經成為政治中最為敏感與最為重要的議題之一。儘管美國社會存在數量眾多的少數族裔，但是黑人族群的高度組織性與政治敏感性，讓他們始終在多元利益博弈中掌握著「政治正確」，成為了最響亮的少數。相比而言，歐洲的黑人問題則從來沒有成為一個主要的問題。這是因為歐洲黑人族裔形成於對種族主義的反思時期，對於種族主義的反思不僅使得歐洲的主流社會排斥自己的民族主義，也使得他們對任何的族群主義保持著警惕。歐洲社會傾向於通過對個人基本人權的保護，而不是「解放」某一族群的方式來對抗種族主義。對歐洲社會而言，不管是壓迫者的種族主義傾向還是被壓迫者的種族主義傾向，都同樣讓他們擔憂。長期的革命經驗，讓他們認識到即便是出於正義的解放與革命，也會加強被壓迫者的種族主義，並且最終異化為壓迫其他種族的種族主義。除此之外，歐洲黑人在動員能力上的不足也讓他們無法成為政治過程中響亮的少數。在歐洲各國的政治過程中，無論是環保主義者的綠黨還是穆斯林群體，都比黑人的聲音更響，地位更高。形象而言，在美國膚色是最重要的議題，而在歐洲，社會主義、環保主義與面紗，都比膚色重要得多。

　　值得注意的是，儘管美歐兩地的黑人族裔似乎表現為抗爭與順從的兩個極端，但近些年以來，富裕起來的美國黑人中產階級越來越表現出歐洲黑人的特徵，而歐洲經濟停滯所帶來的黑人的貧困化，也讓歐洲黑人表現出越來越多激進的色彩。而無論美國還是歐洲各國政府，它們都面臨一個共同的問題，那就是作為弱勢群體的黑人逐步為同處邊緣的伊斯蘭文化所捕獲，從而使得族群問題變得更加複雜與尖銳。從長遠來看，這才是讓歐美各國政府頭疼不已的大問題。

　　(《環球視野globalview.cn》第680期，摘自2014年第21期《世界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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