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寧：誰也不能預測中國 誰預測誰就出洋相

　　【環球網報道 記者 烏元春】11月27日，由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主辦的思想沙龍在北京舉行。中國社科院政治學研究所所長房寧、浙江省樂清市人大常委會主任趙樂強、中國社科院政治學研究所政治制度研究室主任韓旭等專家學者參與了主題為「對話：依法治國與人大建設」的大討論。

　　今年10月份召開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梳理改革開放以來歷次黨的全會，以「依法治國」作為主題，十八屆四中全會還是黨史上的第一次。房寧指出，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實際上是對我國建國以來，特別是自改革開放以來的政治建設——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進行了歷史性的總結，同時也為在未來的法制軌道上，進一步推動中國工業化、城鎮化、現代化的建設，提供了重要文件。

　　1954年9月，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部憲法誕生。十年後，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由此建立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成為我國的根本政治制度。至此，憲法和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構成我國國家政治的基石。「但是在這之後，發生了文化大革命，對中國在建國之初形成的社會主義法制，包括人民代表大會制度，造成了嚴重破壞。整個國家經歷了一場浩劫。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全面糾正了文化大革命的錯誤，並在全黨形成共識，就是不能再『無法無天』，社會主義法治一定要進行下去。十五大以後，中國法學界的學者不斷在理論上進行歸納和概括，提出了具體的概念：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制國家。學術上來講，即所謂變『刀制』為『水治』，變『法制』為『法治』。」

　　趙樂強指出，目前外界普遍關心的問題，就是如何依法治國、應治理哪些問題，以及執法環境怎樣。「同樣一個法律，碰上錯綜複雜的矛盾，有一些政府和執法人員辦砸了，而有些則辦得很好。因此，講『法治』也好，講『人治』也好，不能對立去看。」

　　在房寧看來，「法治」和「人治」，是人類治理的兩種基本手段。法治是規範性管理，根據規則進行社會治理，注重形式;而人治是經驗性管理，根據人們的需要，或者道德，或者意識來進行裁量。

　　他指出，現在社會上可能有某種誤解：好像有了法治，其它東西就不需要了。事實上，同樣一個法律，同樣一個問題，同樣一個案子，有的判得很好，當事人心服口服，矛盾被化解;而有的弄得「雞飛狗跳」，矛盾更加激化，甚至出現上訪等。房寧認為，法律不是一條線，也不是一個點，而是一個空間，有上限、下限。「『人治』和『法治』並不矛盾，『人治』是在法律的空間當中的判斷和決定。所有的法律實施和判定，都包含人為因素，經驗性的治理和規範性的治理永遠相輔相成、互為依存。」

　　如何更好地推進依法治國，趙樂強以浙江省樂清市為樣本，提出了「廣場政治」這個概念。簡單來說，就是人大、政府、地方黨委和人民群眾四方，共同研究社會問題，解決社會矛盾，後來逐步發展成為「人民聽政」制度。趙樂強指出，人民聽政具有嶄新的意義。比如，首先選出一些老百姓普遍關心的民生問題——環境污染、食品安全、交通治堵等，政府和人大都去作調研報告，一年以後提出執政成績單。這麼做，可以使得法治作為概念化、原則化的制度「落地」，從而得到更為有效的落實。

　　房寧認為，法治理念的根本問題是「惠而不費」，這是中國自古以來治國理政思想的最高境界，就是說，要有效執法，但同時執法成本要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基本形成後，還要走很長的一段路，就是「惠而不費」的道路，即解決矛盾，真正讓法律體系有效運行。首先，要提高法律的質量。法律制定了，但實際上做不到，那麼這個法就不是一個「良法」，需要不斷的完善和修訂。從社會治理規律的角度來看，法律越密越嚴，執法成本就越高，違法成本就越低，執法者自由裁量的空間就越大。惠而不費，主要就是降低法律執行的成本;其次，要形成「法治文化」。人民群眾守不守法，和法治體系的質量緊密聯繫。中國走法治道路、進行社會治理是一個複雜的、長期的過程，需要通過協商民主，需要強調多元，不斷地完善。

　　房寧列舉了美國曾經轟動一時的辛普森殺妻案，以及最近發生在弗格森的非裔青年遭白人警察槍殺一案引發的社會騷亂的例子，他指出，美國的「法治主義」有好的一面，即重證據講法據，但同時也存在一些問題，如人民的常識認知，與社會的法律認知，發生了尖銳的對立，以至於社會發生暴亂。「法律的質量符不符合國情，符不符合傳統文化，這都是難題。美國這種法治就是冷冰冰的，過分強調所謂的嚴格執法問題，而缺乏社會救濟。」

　　談到「法治」和「德治」，房寧說這是一個老生常談的話題。「過去，我們過分強調思想，強調道德，強調德治，現在我們又提出法治。但我們不能走向另一個極端，就是不講人的道德，不講人的教育，不講人的主觀因素，片面地強調客觀、冷冰冰的法律約束。」房寧指出，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來的一條重要經驗，就是要將法治和德治結合起來，將客觀行為規範和主觀教育、人的思想境界和道德水平的提升結合起來，逐步改善社會關係，以期達到社會和諧。

　　韓旭指出，新中國成立60多年來，依法治國，能否通過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更加完善，人大的監督功能和作用能不能更好的發揮，是我們當前面臨的重要問題。「權力在政府手上，那麼政府在行使權力過程當中，一定要受到監督，樂清給我們提供了非常好的樣本和思路，就是要建立一套更完善、更具體的機製程序，更好的監督、規範政府行使權力的行為。」

　　房寧最後表示，依法治國，首先就是要依憲治國、依憲執政，把憲法的實施和落實，作為依法治國的核心內容。十八屆四中全會是一個里程碑，對過去的實踐做了總結，對今後做了規劃。而什麼叫好的法律體系？一個重要標準就是「惠而不費」，即提升法律體系質量，並且形成「全民守法」的法治文化。而這個重要工作，就需要通過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協商民主來完成。「未來人大制度的發展、建設和完善，是中國體制改革、民主政治建設、法制建設的主戰場、主陣地和主要方向。」

　　「現在有些外國人說，中國社會矛盾多，人民群眾民怨大，群眾性事件不斷增加，因此也出現了所謂『中國崩潰論』，但是說了多少年了，這些都沒有發生，他們自己眼鏡也碎了一地。誰也不能預測中國，誰預測中國誰自己就出洋相，」房寧說，其實完全可以理解，任何國家都一樣，都有兩面性，中國現在總體上的社會框架和政治制度是正確的，實踐證明，中國社會正在不斷的進步發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斷的提高，各種社會問題矛盾也在不斷的獲得解決，「不怕有問題，就看能否解決這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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