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性到底是個啥玩意？

0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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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有些書很難真正過時。儲安平，以及他幾十年前的一本書《英人、法人、中國人》，即是如此。

作者: 儲安平

出版社: 遼寧教育出版社

出版時間: 2005

（該書初版時間為1948年）

儲安平是民國時期一位著名知識分子，也是著名報人，他創辦的《觀察》是民國時期最富有批評能力的刊物。1949年之後，儲安平又出任了《光明日報》的總編輯，直到最後1966年消失在北京什剎海，生死未卜。

他的一生堪稱傳奇。與同時代其他讀書人一樣，對中國的命運滿心憂慮。《英人、法人、中國人》這本書里收錄的四篇文章，是他從1939年到1945年陸陸續續寫就的。1937年到1945年的中國，最重要的主題是」救亡圖存」：從日本人的鐵蹄之下保存下來。

在這樣如火如荼抗爭的大背景之下，儲安平卻撰文探討英國人、法國人、西班牙人，還有中國人有什麼不同。

多麼不合時宜。

其實，儲安平心心念念的問題，在近代稱為」國民性」，是一度席捲知識界的焦點問題。

和其他受西方文明挑戰的文明體一樣，中國開始抗拒乃至鄙視西方，後來打不過了，又陷入沮喪，覺得中國不僅僅是武器比不過西方，連人種也比不過。

儲安平在書中便說：

我們從大體著眼，看今日中國社會的通病，究不能不承認大多數國人之好高而不切實際，重虛文而不重實質，喜放言而不埋頭實行，以致我們有多少事，唱了多年而無結果，或僅有外表而無實際，化（花）費了許多金錢、時間、精力，而與（於）實際的民生一無裨益。

挑中國人的毛病，當然是出於知識分子的焦慮：為什麼從16世紀開始，相比西方，中國從領先轉為落後？

像儲安平這樣討論中國人」國民性」的並不少。梁啟超1901年寫《中國積弱溯源論》，列舉了六個國民劣根性：一曰奴性，二曰愚昧，三曰為我，四曰好偽，五曰怯懦，六曰無動。魯迅的《狂人日記》、《阿Q正傳》，也將中國人及中國文化的毛病刻畫得入木三分。

趙延年木刻的阿Q形象組圖

因焦慮而否定，也因焦慮而開始謀划出路，謀劃改造國民性。

所以梁啟超還要提出新民說，魯迅要」鼓民力」、推薦斯巴達精神，陳獨秀要發起新文化運動，儲安平要在戰火連天的緊張時刻，也不忘反思中國人與英國人的差距。

當然，在看待國民性或者本國文化上，知識分子也有反覆與爭論。尤其1914年歐洲爆發第一次世界大戰，讓很多中國人大吃一驚：原來，歐洲文化並非一味的好，也會產生那麼殘酷的戰爭。

於是，梁啟超從社會達爾文主義轉向世界主義，並開始肯定中國文化中合理部分（超越國家的天下觀念），張君勵與丁文江開啟」科玄論戰」，陳獨秀與梁漱溟在東西方文化比較上也有針鋒相對的觀點。

當現代化像潮水般淹沒各種文明時，相對落後的文明體面對挑戰，開啟的模式都可稱為應激模式：文化自尊心受挫後，激烈者全盤否定，頑固者一成不變，溫和者試圖綜合。近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反應方式，與日本、土耳其、伊朗、印度相比，各有偏重。

雖說每個文明體最後的表現不一，但都要落腳到國民性的討論上，直到今天依然如此：伊斯蘭文化與現代世界的碰撞，中國人埋怨中國人的素質等等，都在這條文化反應弧上。

西方也不例外。

受衝擊的東方各文化，在檢討本民族人民不夠優秀時，西方也滋生出一種優越論：畢竟是白人開啟的大航海時代，是白人開啟的工業革命，是白人的秩序鋪滿全球。這套優越論最終形成了種族主義的惡果。

希特勒在德國崛起，屠殺600萬猶太人；日本在東亞的擴張殺戮，如今都是人類不堪回首的往事。

就西方而言，雖然對種族主義有清算與反思，但因為深受現代化歷史過程的影響，總有相當部分人用歷史結果來倒推原因，認為白人比黑人更能幹、更聰明，才會造成白人奴役黑人的局面，而非相反。

因而，不同人種之間的平等公民權，在西方諸國也經歷了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即使美國、英國這樣注重權利的國家，在落實黑人權利、女性權利上，也走了很長的彎路：從19世紀美國內戰開始算起，要到20世紀60年代的民權運動才告完成。

把現代化帶來的差異，歸結為不同民族的智力或素質差異，這當然不靠譜。戴蒙德教授在新幾內亞遇到耶利的問題時，他非但不認為耶利和其他新幾內亞人比白人笨，相反，在他與新幾內亞人一起工作的33年，他的感受是新幾內亞人比一般的歐洲人或美國人更聰明、機敏。

毫無疑問，人類在智力上存在差異。但是，不同人群之間的智力差異，與技術發展水平的差異，並不同步。歷史結果應該是多種因素的綜合呈現。當北美洲印第安人掌握火槍與馬匹之後，一段時間內，他們對來自西方的殖民者也構成相當程度上的武力抵抗：面對西方，他們缺的不是智力，而是歷史機會。

當然，不以種族主義或國民性來解釋現代化以來東西方差異，不等於東西方民族之間不能互相學習，取長補短。儲安平在書里說到：

「英國的政治社會究為英國人的政治社會，而中國的政治社會又為中國人的政治社會，一個國家的興衰籠替，究不能說和這一國人民的性格習氣無一關係。」

所以，對國民性作適當的反思，自然有其積極意義。英國人的理性務實，法國人的理論建構，都足資中國人借鑒。

說到底，真正重要的，正如阿列克斯·英克爾斯（Alex Inkeles）在名著《從傳統人到現代人》里強調的那樣，乃是人的現代化。不管西方東方，不管來自於哪個國家。

「只有當它的人民是現代人，它的國民從心理和行為上都轉變為現代的人格，它的現代政治、經濟和文化管理中的工作人員都獲得了某種與現代化發展相適應的現代性，這樣的國家才可真正稱之為現代化的國家。」

就此意義而言，東西方的遭遇差異並不出在國民性這個偽命題上。以人的現代化體現的歐洲或西方優勢，當然可以接受，也應該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