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回歸20年：「超級聯繫人」的角色變遷2

2014年，香港爆發「佔中」事件，成為粵港之間合作進程的又一個拐點。「佔中之後，香港生態出現很多問題，兩地合作，原本很多可以談的項目，基本都停滯了，完全不說這個事。」譚剛將目前這種狀態定義為「兩地重新迷茫，需要重新打基礎」。

在他看來，在香港回歸20周年的時間節點上，一些問題值得提出來反思。比如，在區域合作上，如何能尋找到共同利益。「有時候談合作，如果合作對香港作用明顯，他們會很積極。但如果作用不太明顯，他們則積極性不高。而且，香港的觀念是，單純和深圳合作不夠，需要和廣東甚至國家層面合作。」

「要考慮合作夥伴的共同利益問題，如果只想到自己，會使合作出現很多問題，或者對對方產生傷害。」譚剛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港珠澳大橋。

港珠澳大橋從設想提出到開工建設，歷經頗多曲折。早在1983年，香港商人胡應湘率先提出了興建連接香港與珠海跨境跨海大橋的大膽方案。對於這一大膽設想，當年港英政府回復「無需求」。2002年初，胡應湘再一次向香港政府提議修建跨海大橋，終於得到了香港前特首董建華的支持。

梁錦松作為時任香港特區財政司司長，也曾在公開場合表態，支持興建港珠澳大橋。時過境遷，他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採訪時感嘆，「2002年的時候就希望建一個橋，特首董建華也非常支持，但是大概他也沒想到，這個橋修了16年還沒修好。」

這個東連香港，西接澳門、珠海，全長超過50公里的「超級工程」，進展緩慢。2003年7月底，國家發改委論證報告完成，確定興建港珠澳大橋。2008年12月，工程可行性報告通過專家初審並上報國家發改委。2009年10月28日，國務院批准港珠澳大橋工程可行性研究報告。同年12月15日，港珠澳大橋正式開建。而港珠澳大橋香港段，則直到2011年12月14日才正式動工。

在完成論證報告後，這座大橋的籌建陷入了漫長的討論中，其中一個討論的重點是：雙Y還是單Y。

雙Y就是一頭連接香港深圳，另一頭連接澳門珠海。單Y，也就是現在的方案，橋的東邊只是連接香港。

廣東省方面認為這座橋應該建成雙Y型，也就是說橋的兩頭應該分別連接香港、深圳和珠海、澳門四地，以便能發揮最大效能。而香港方面則力主採用單Y方案。

雙Y改單Y的方案，最受益的自然是香港，這意味著珠江西岸的資源，可以不經深圳就可以抵達香港。而西岸的一些資源，去深圳也需要途經香港。

深圳於是只好另做打算。2004年，單Y方案正式確定，同一年，深中通道被第一次提出。

「深圳沒辦法，只能積極推動深中通道，其實是被迫採取了這個方案。」譚剛坦言。

從珠江西岸的珠海去深圳，直線距離只有約40公里，但實際上卻要北上廣州經過虎門大橋再南下深圳，距離就變成了200多公里。2016年，深中通道開始建設，雖然深中通道的預算高達400億人民幣，但是相比經過虎門大橋，仍然大大縮短了珠江西岸和東岸的距離，並且配合深圳沿江高速，可以大大緩解珠江西岸到東岸的交通壓力。

「香港主要還是擔心物流市場被分流，或者深圳對香港構成了競爭。」譚剛對《中國新聞周刊》分析，這在以前有過先例，比如深圳的鹽田港，確實分流了香港的碼頭貨櫃量，導致香港國際航運中心地位很快被新加坡超越，以後又被上海、深圳和舟山超越，從吞吐量看只能排名世界第五。

而譚剛自身經歷過的一個事例也能說明問題。「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曾經有一個項目，叫深港論壇，由三家機構來做，包括深圳經濟特區研究會，香港方面是中央政策組。」譚剛回憶，有一年的議題是討論深圳和香港的金融合作，「我們把方案設想得很好，但是跟香港方面討論，他們說，這個議題我們不討論。他們建議，討論教育培訓方面的議題。他們的擔心在於，金融合作會使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受到影響。」

金融是香港的支柱產業和核心利益所在，這個領域的合作並不容易實現，深圳前海就是一個例子。

2010年8月26日，在深圳經濟特區30歲生日當天，作為一份「生日大禮」，國務院批複同意《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總體發展規劃》。

在最初的設想中，打造15平方公里的前海，在深圳這個特區中再造一個特區，不僅讓前海成為目前內地開放程度最高、創新空間最廣、優惠幅度最大的區域之一，同時還擔當深圳香港兩座城市合作交流的試驗田。

「剛開始有很多大膽的設想，例如參照蘇州和新加坡工業園區的合作模式，由兩地政府間直接合作，或者乾脆把土地交給香港來運作，移植香港的一整套法律和經濟制度。」郭萬達早在2010年接受《中國新聞周刊》採訪時提到，由於兩地在法制和體制上的明顯差異，這類大膽提議在早期就排除了。

「香港政府不是新加坡政府，新加坡有淡馬錫，但香港政府不能直接投資，做不了這個事情。」郭萬達坦言，這是一個巨大的體制差異帶來的問題。

郭萬達認為，這其中有制度原因，也有利益原因，「前海剛開始注重搞金融，香港有點緊張，擔心跟中環構成競爭。」

梁錦松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採訪時也坦言：「香港對於前海的參與度真的不是很高，因為很多人把它看成是一個房地產項目。」

「當時深圳政府也找過香港幾個大財團，但他們也看不透這塊地。」方舟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他比較早地參與了前海開發，「深圳很願意讓利給香港，但是當時不少財團看不透這塊地的前景。按內地標準，15平方公里不算大。但如果從香港經驗看，15平方公里全部做中央商務區就太大了。中環才幾平方公里，還是花了幾十年才建成的。」

擔心加上看不透，導致港資企業入駐的熱情在頭幾年並不太高。按照前海規劃，2014年底將引入1000家港企，但實際在2014年進駐港企不到600家。不過，這幾年開始逐漸提速，2016年，這一數字上升至近4300家。

儘管如此，前海仍然面臨「七年之癢」，當初設想中的兩地產業互補、經濟一體和社會共融的局面，在短期內也很難出現。而且最初設計的兩地共同開發的模式，也最終只能由深圳主導。

「兩地合作，要不就是飛地模式，要不就是合作模式。」郭萬達表示，合作模式有深合作和淺合作，而前海和香港的合作，目前看還是淺合作。

在譚剛看來，進入以高端服務業為主的合作階段，出現了種種新問題，原有的「前店後廠」模式明顯走不通了。「香港服務業只能服務香港人口，來內地以後，很難實現這種轉移，因為服務業有特定服務對象，產業特徵變化導致合作模式也應當進行創新。」

議而不決背後的體制差異

今年3月6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在參加全國人大香港代表團會議審議時，特別把深圳和香港進行了對比。他指出，三十年前深圳是個小漁村，那個時候香港是亞洲四小龍。三十多年來深圳按照中央要求抓改革開放，抓創新，迅猛發展，再過兩三年經濟總量就要趕上、超過香港。

張德江意味深長地問道：香港作何感想？

「香港回歸之後，有一些人真的是回歸了，但有一些人心沒有回歸，對內地有一些害怕。每次有一些由中央發起的好政策，他們都是質疑，對香港有什麼用？」香港立法會議員林健鋒對《中國新聞周刊》表示。

融入內地38年，林健鋒完整見證了整個內地改革開放的脈絡。直到現在，他仍然每個月都要奔波於粵港兩地之間，對兩地問題形成了自己獨特的觀察視角。

身為香港立法會議員，他對香港立法會在近幾年發生的改變感觸很深，「立法會的轉變是最近五年來，年輕的反對派，可能受到外國的影響，他們在立法會所講的，都是美國好、英國好，每件事情都用外國的例子來跟我們講，我認為這是不對的。」

香港立法會的反對派議員熱衷於「拉布」（拖延議事），近年飽受外界詬病。去年，香港高鐵項目被「拉布」折磨得差點爛尾，到生死關頭才獲得撥款，逃過一劫。

類似的案例數不勝數，比如，香港立法會工務小組2月18日加開會議，第四次審議涉及124億元港幣的基本工程儲備基金撥款。由於反對派議員不斷「拉布」，這筆牽涉9000多項政府工程的撥款遲遲無法到位。

不僅香港大量內政項目被「拉布」耽誤，尤其是涉及粵港合作的項目撥款，很難通過立法會這一關，成為粵港合作的主要障礙。

因為「兩制」的差別，很多合作議題總是議而不決，最典型的是落馬洲「河套地區」開發。

河套地區是自1997年深圳河治理完成後，由新、舊河道在皇崗-落馬洲口岸東側圍合形成的一塊土地，面積約1平方公里。

圍繞這塊濕地，深港雙方討論了近20年，兩地商界、政界和學界曾催生過無數個設想，卻始終無法往前推進，一個重要原因在於地權爭議。

「香港和深圳一直以深圳河中心線為界，這塊地本來在中心線以北，屬於深圳，但是90年代深圳河治污的時候，把河道拉直，拉直的結果就是這塊地落到中心線以南了，管轄權就落到香港範圍里。」香港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總主任方舟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國務院在1997年7月1日頒發第221號令，就河套區的權屬問題作出澄清，規定業權仍歸深圳所有，而香港擁有該區域的管理權。

「為什麼香港堅持要土地產權？因為在香港體制下，需要由香港政府來批出這塊土地來開發，如果香港不掌握這塊土地，沒有權力批出這塊土地，這裡面就存在法律瑕疵的問題。」方舟表示，在香港環境下，存在反對派，會做司法複核，如果在產權上不清楚，會認為香港政府程序上有錯誤。所以香港政府為了避免出現這種問題，一直堅持要把產權弄清楚了再開發。

方舟透露，此前雙方一直困於這個問題無法談攏，直到2015年，現廣東省省長馬興瑞尚在深圳市委書記任上時，才開始真正破題。「當時馬興瑞來香港訪問，和梁振英特首專門談了這個問題。他也很重視，認為應該把這塊地利用起來。在回去了解了前因後果之後，作了一個比較有魄力的決定，反正都是國家的地，就不要在產權問題上爭拗了。」

譚剛坦言，「深圳藉助香港這棵大樹，對深圳有好處，但有些時候，深圳不得不做出一些犧牲。」

2017年1月3日，蹉跎了20年的河套地區開發終於「塵埃落定」。香港和深圳簽署了《關於港深推進落馬洲河套地區共同發展的合作備忘錄》，決定在河套地區共同開發港深創新及科技園，園區土地面積是整個香港科學園的四倍，是香港歷來最大的創科平台。目標是吸引高端研發機構、高等教育、創新科研機構等進駐，聯繫國內外頂尖企業研發機構和高等院校建立科研合作基地。

即便如此，「港深創新及科技園」的開發進度也可能不會太快。郭萬達透露，香港有關方面表示，科技園可能要到2021年才能批出第一塊地，這背後既有政治問題，也有生態評估和公眾諮詢的技術問題，同時還有立法會的撥款審批問題。他坦言，這裡面涉及體制和文化的差異，「我們這裡特別快，香港的問題在於程序周期太長，但一旦開始上馬，所有程序都規規矩矩。」

新特首的挑戰

很多人擔心，隨著內地開放格局不斷拓寬，香港的優勢不再，「超級聯繫人」的角色也被打上了問號。

在郭萬達看來，這是另一種狹隘。「我們總覺得自己有錢了，但其實和香港比還有很大差距，香港的很多優勢是內地城市替代不了的，這一點很多人沒有認識到。」他坦言，香港的優勢非常明顯，天然就是國際自由港，低關稅，資本不受限，人才的國際化程度非常高，在法律、仲裁、融資、融券、人民幣離岸中心、行業標準等方面仍然具有非常大的比較優勢，「舉個例子，下一場暴雨，深圳被淹，香港就沒事。」

在他看來，只要「一國兩制」存在，香港的優勢就存在，所以需要從國家層面長期打算，充分利用香港優勢，「香港的角色是一個中介，或者叫聯繫人，至於是否超級，可能需要看作用能發揮到什麼程度，但聯繫人的角色是毫無疑問的。」

從另一個方面，郭萬達認為，香港不能對內地的變化和發展無動於衷，「以前講國際化是美國化，今天講國際化是中國化。如今的世界，如果不跟中國做生意，不跟中國打交道，怎麼能夠談國際化呢？」他坦言，對於迅速崛起的內地，對於快速變化的深圳，香港不能再無視這個市場，不能無視這種變化，更不能無視這些機會。

香港一些學者對於香港在過去20年中，忽視了與內地的融合也有很多反思。香港著名社會學者呂大樂兩年前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採訪時，深刻分析了香港在這方面的不足：「對於內地所可能出現的變化，香港沒有正確評估，基本上完全沒有準備好要面對內地和香港融合這個大題目……以前的想法簡單而且直接，認為只要香港能夠保持它的國際聯繫，繼續面向全球經濟，將來便無往不利，可以憑著作為全中國最為全球化的城市的地位，在國家發展過程中扮演一個舉足輕重的角色。1997年前後，大部分人的注意力都在香港與全球的聯繫上，因此大家的討論，僅限於外國企業會否繼續利用香港作為它們在亞太地區的運營總部、香港的國際化程度有無下降之類的題目……香港無論在回歸之前或以後，都未有評估及預測內地，特別是珠三角的長遠發展和它對香港的具體影響。」

儘管每個星期都要往內地跑，但林健鋒也坦言，內地發展之快超出想像，「改革開放之後的15年，內地確實發展較慢。但最近這15年真是很快，我們差不多每個星期都到內地，也想像不到這些變化。」他說，以前讓香港年輕人去內地工作，付出的工資必須是香港的三倍才有人肯去，還要再付額外津貼，「但現在已經完全不同了。」

而如何應對這種快速變化的內部因素和外部環境，可能是未來香港面臨的最大挑戰。

林健鋒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就在接受採訪的幾天前，他剛剛和候任特首林鄭月娥有過交談，「未來五年，她會在經濟發展方面多做一點，這點我非常同意。香港最大的資源是香港人，尤其是年輕人，最重要的是給他們創造機會。」

2017年7月1日，林鄭月娥將成為新一任香港特首。對於這位新特首，林健鋒表示，已經相識多年，「她的做事風格也是很強，但和梁振英的風格不太一樣。」對於新特首，他的建議是，「做特首，聽得太多，沒有主見，不一定是好的，但是不聽也不好。最重要的是平衡，平衡香港社會發展是最重要的。」在方舟看來，林鄭月娥是公務員體系出身的，以行政幹練出名，在執行能力上比較強。他相信下一屆特區政府，政策推動會比以往更快一些。

但施政面臨的最大挑戰在於，香港目前的政治環境，以及深層次的經濟社會矛盾，不是一時三刻可以解決，「在深層次結構性的矛盾短期內不能解決的情況下，怎麼把政策往前推進？這是新特首面臨的最大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