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支與生肖的迷霧(轉貼）

干支與生肖的迷霧(轉貼）

(2010-02-15 08:55:17)

范  曾

《新華文摘》2010年第1期

干支，天干地支，中國古代紀年、月、日、時之法也；生肖，以十二地支用征個人出生之年齡，生於某年則屬某物也。前者與古代之天文學、歷史學有關，而後者則唯與個人之年齡有關。看似簡單，但卻成了中國歷史學、天文學史、民俗學、圖騰史的永遠說不清的問題。從清初的大學者，至乾嘉的樸學家，到近世國學大師章太炎、劉師培、郭沫若、楚辭權威游國恩，以至坊間命書、算卦先生都各執一詞。有些是天才的幻想和臆測，有的則純屬迷信與杜撰。然而，干支與生肖的問題還會繼續研討下去，永無十全的結論成為其盡期。於是我將此文名之為「迷霧」而不敢稱之為「明辨」，即本文旨在說明迷霧之所在。而不奢望拿出言之鑿鑿的絕對正確的答案。在迷霧中的漫行，將是有趣的詩意的歷程。

一、從《楚辭·離騷》談起

    《楚辭·離騷》開篇，屈原即高其身價：「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日伯庸。攝提貞於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

    這裡詩人亦與帝王自稱天子、西方人稱上帝之子一樣不能免俗，十分確切地稱自己是五帝之一高陽——顓頊的苗裔。他的唯一依據是楚之先是來自北方的祝融部落的一支。「朕皇考日伯庸」一句有兩種解釋：其一，皇，美也，父死稱考，故此句可譯為「我的有美德而富令名的父親字伯庸」；洪興祖《楚辭補註》引東漢蔡邕說過：「朕，我也。古者上下共之，咎繇與帝舜言，稱朕，屈原日『朕皇考』。」可為此說之佐證。其二，唐注《文選》以為屈原為人子，豈敢妄稱其父名而自稱「朕」？？？？我以為「皇考」不必確切指其父，而是籠統讚頌其有嘉功懿德的父祖先輩，而「伯庸」則或為族名。「朕」似也可理解為自己族群的泛稱，不必一定解釋為「我」。「朕」在沒有成為帝王專用之時，如秦代之前的用法還有待細考。

    屈原是極重視天生的「內美」的，因此在自報家門之後，便把自己奇妙的生辰托出，「攝提貞於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用兩句詩隆重申述生辰，足見奧妙必在其中。按王引之著《經義述聞》之考，「攝提」即太歲之名。據《爾雅》稱「太歲在寅日攝提格」，《淮南子·天文訓》云：「太陰在寅，歲名日攝提格」，又據《開元占經·歲星占篇》稱：「攝提在寅」，(重點號為作者所加)此「寅」年無疑義也(作者按：史界有以為「攝提」為「攝提格」之略稱者，又稱「攝提」為歲星名，而「攝提格」為年類名者，非關本文文旨，故從略其考)。「貞」，正也，正在也。「孟陬」，正月之春也，那麼「男始生而立於寅」，此處之正月，便是「寅」月無疑義也。「惟庚寅吾以降」，此「庚寅」置於年、月之後，固為「寅」日無疑義也。「寅」之義三見於此兩句詩，則簡譯之當為「我生於寅年、寅月、寅日」，清初顧炎武判斷此兩句詩應該年、月、日俱全，然未言其詳，是考家慎思細密家數，能談到「年、月、日俱全」已是不易，不應苛求。至於進一步有人稱屈原生於「虎年、虎月、虎日」，則不免所據闕如，不可貿然以為定論，因為文章至此，我尚未有一句提及地支與生肖之關係。在屈原看來，寅年、寅月、寅H已是生時不凡了，至於屈原之時是否確切知道自己屬虎，那還是一個懸疑。

    我們可以零星地在早於屈原的《詩經》中看到一些詩句，如《詩經·小雅·吉H》中「吉日庚午，既差我馬」，已將「午」與「馬」對應。而在公元前217年湖北雲夢睡虎地十一號墓秦簡中《日書》有《盜者》篇，以作占卜盜者相貌特徵之用，載云：「子，鼠也，盜者兌口希須……丑，牛也，盜者大鼻，長頸……寅，虎也，盜者壯，希須，面有黑焉。卯，兔也，盜者大面頭。辰(原文脫漏)盜者男子，赤青色……巳。蟲也，盜者長而黑，蛇目。午，鹿也，盜者長頸小胻，其身不全……未，馬也，盜者長須耳：申，環也，盜者圓面……」

這是屈原死後五六十年下葬的一座墓中出土物，不過將十二生肖中的大部分動物列敘其次(其中亦有不相合者如午、未)，以作為捕盜之佐，略類今之公安為搜捕犯人據口述想像素描像。與十二生肖之神聖性似有相忤。以此之故，我們暫不將屈原生於「寅年寅月寅H」稱作虎年虎月虎日，雖然後者更顯得虎虎有生氣，也說不定屈原更加以為神奇高貴。

二、王充之《論衡》物勢篇和言毒論

這已是屈原之後三百年的著作，三百年中有關十二生肖的記載可謂一片空白，有論者以為《論衡》之《物勢》和《言毒》兩篇，十二生肖之動物完全羅列，以為是生肖最早而最完備的記載。這裡有兩點必須弄清：王充所以提十二種動物，目的是不是為了說明人類之生肖？二、「物勢」本義竟如何？第一點，王充列舉十二種動物，目的是說明天並非故生萬物，一切都是偶然。他說：「傳日：『天地不故生人，人偶自生。」』所以當他看到萬物相互賊害之時，同樣以為天地不故生萬物，他說：「天自當以一行之氣生萬物，令之相親愛，不當令五行之氣更相賊害也。」他有一段文字，不可斷章取義，雖累贅縟繁，亦請錄於下：「且五行之氣相賊害，含血之蟲相勝，其驗何在？日：寅木也，其禽虎也；戌土也，其禽犬也：巳火也，其禽蛇也；子亦水也，其禽鼠也：午亦火也，其禽馬也；水勝火，故豕食蛇；火為水所害，故馬食鼠屎而腹脹。日：審如論者之言，含血之蟲，亦有不相勝之效。午馬也，子鼠也，酉雞也，卯兔也。水勝火，鼠何不逐馬？金勝木，雞何不啄兔？亥豕也，未羊也，丑牛也，土勝水，牛羊何不殺豕？巳蛇也，申猴也，火勝金，蛇何不食獼猴？獼猴者，畏鼠也。嚙獼猴者，犬也。鼠水，獼猴金也。水不勝金，獼猴何故畏鼠也？戌土也，申猴也。土不勝金，猴何故畏犬？」「夫物之相勝，或以筋力，或以氣勢，或以巧便。」而這物物相魁勝的根本在於物勢：「蚊虻之力，不如牛馬，牛馬困於蚊虻，蚊虻乃有勢也。」由於物勢之緣故，能以小制大、以小勝大，而強大則降服於贏弱。這是《物勢》一文淺陋不足訓的本義。王充這段文字無深刻之內涵，無澄明之道理，更無駢儷之雅韻，讀之生厭而已。苟有書蠹者流，從中發現了王充首次提出了十二生肖，則正可謂欺世甚矣。其實王充《物勢》只提到子、丑、寅、卯、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一種相應之動物(文中「東方木也，其星蒼龍也」與「辰龍」無關)。其他蚊虻之類，與十二生肖更無關係。相隔萬言以後，王充在《論衡·第二十三·言毒》中提及龍蛇：「辰為龍，巳為蛇，辰巳之位在東南。龍有毒，蛇有螫，故蝮有利牙，龍有逆鱗。」至此十二種動物算是完整了。然而這與《物勢》篇中談的十一種動物有什麼關係？如果說這是完備的十二生肖說，是完全違背學理的一種做法，斷不可如此作浮泛膚淺之工夫。我們僅僅看到王充在《論衡》中提到十二種動物(或更多)，並與地支相配。王充依據什麼將它們與地支相配？雖然在《詩經》的章句中偶得吉光片羽，然而在沒有歷史的實證材料之前，十二地支配十二種動物只能是個謎。

三、生肖的發軔

    當十二地支應對著十二種動物的時候，我們還不能說這叫作十二生肖，必須應對人之生年才是生肖的本義。那麼，生肖之制，何代斯興？起於何人？見於何典？至今沒有任何人敢作斷語。然而，我們可以大概測定一個與事實相去不遠的時間表。自東漢之《論衡》(公元一世紀)至南朝南齊約四百多年，至北朝周約五百多年，這期間，我們找不到有關生肖的材料。這更可見王充以十二種動物應對十二地支，與生肖無關。奇蹟總會發生，《南齊書·卷十九·志第十一》有文載日：「永元中，童謠云：『野豬雖嘀嘀，馬子空間渠。不知龍與虎。飲食江南墟。七九六十三，廣莫人無餘。烏集傳舍頭，今汝得寬休，但看三八後，摧折景陽樓。』識者解云：『陳顯達屬豬，崔慧景屬馬』，非也。東昏侯屬豬，馬子未詳，梁王屬龍，蕭穎胄屬虎。崔慧景攻台，頓廣莫門死，時年六十三。烏集傳舍，即所謂『瞻烏爰止，於誰之屋』，三八二十四，起建元元年，至中興二年，二十四年也。摧折景陽樓，亦高台傾之意也，言天下將去，乃得休息也。」這是記載的南齊末年東昏侯時的一次變亂，詞涉讖緯，殊不足觀，而值得學者慶幸的是其中竟然明確地記載了陳顯達、崔慧景、東昏侯(蕭寶卷)和梁王等的生肖，可資生肖史之一證。

    另一奇蹟則見於《周書·卷十一·列傳第三·晉盪公護》，其文日：「……汝與吾別時，年尚幼小，以前家事，或不委屈，昔在武川鎮生汝兄弟，大者屬鼠，次者屬兔，汝身屬蛇。」這是周、齊交戰之時，齊王扣留晉盪公宇文護之母閻姬，並命人代閻姬給宇文護的信中的句子，小朝廷之爭，且置而不論，這封信對研究生肖史同樣提供了又一確證。

    我們終於可以認為自東漢至南北朝人們逐漸地確認了十二地支與十二種動物相對應的關係，由於干支紀年，人們很容易將十二地支的相應動物與人的生年相合，於是生肖成為人們記載生年的簡易而便於記憶的方法。如《周書》所載諸子的年齡，閻姬記得的當不是帝王的紀年，而是諸子的生肖，這是既準確而又方便的方法。尤其在戰亂頻仍的三國至南北朝之世，王位紀年駁雜混亂，而又沒有天文學家告訴他們星歲紀年法和太歲紀年法，於是生肖紀年為混亂之世普遍所使用。如果是大一統的太平盛世，王位紀年就會被普遍使用，甚至生人之年也不例外。

自屈原的「惟庚寅吾以降」到南北朝史書記載生肖經歷了八百年，我們才恍兮惚兮，看到了一些光明，這就是迷霧的詩意存在。以郭沫若先生之天才妙悟，在生肖的面前，顯得有些束手無策，然而他終於在1929年有《釋支幹》一文發表，以為中國之十二生肖源於巴比倫的黃道十二宮，漢武帝通西域之時也來到中土。然則前文所述之湖北雲夢睡虎地秦簡《日書》的出土，使郭說完全敗績。然而郭沫若先生以為十二地支是從觀察天象而誕生的思路，則有一部分符合，另一部分則不免牽強拼湊，茲不贅述(請參閱鄭文光《中國天文學源流》)。

四、干支創製芻議

    天干地支以記年、月、日、時的傳說，所從來遠矣。《史記·卷二十六·曆書第四》有云：「神農以前尚矣。蓋黃帝考定星曆，建立五行，起消息，正潤余。」對「考定星曆」一說，《系本》及《律曆志》作如此索引：「黃帝使羲和占日，常儀占月，臾區占星氣，伶倫造律呂，大橈作甲子。」更早的戰國時史官所撰的《世本》記黃帝以迄春秋時的歷史，有「容成作歷，大橈作甲子」，大橈，黃帝之臣也，以作甲子，亦若倉頡為黃帝之臣也，以制文字一樣。不過是個代號式的人物，天干地支的創製也同樣是一個漫長的漸進過程。這一點，我贊成郭沫若《釋支幹》中所云：十天干純屬十進位基說記數法的觀念衍化，其中多半是殷人所創製，大抵其文其事皆出自然發生，而無絲毫神秘，及外來之痕迹。我想，在夏、商之時，中國十進位記數法已使用相當純熟。據考古學之發現，中國在山頂洞人生活的年代，已開始了十進位值記數之法，距今竟是三萬年之遙。中國人對全人類最偉大的貢獻，不僅是火藥、指南針、印刷術等等。大數學家吳文俊先生在《吳文俊論數學機械化》一書中作如是說，這真是石破天驚之高論，因為人們如果不知道逢十進一，加上每個數碼既有其自身的絕對值，又有其所在位數的十進位的值，那麼我可以猜想，至今人類跨不進數碼化的時代。

    十天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這十個字，和十二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個字構成數的世界，是殷人最初以60日為周期紀日，而這種干支配合用以紀年，是殷人後期紀年至美至善的創製。10和12是60的兩個公約數。60是它們最小的公倍數，有了這樣的十進位記數系統，加上60循環的干支表(我們在《甲骨文合編》中看到了一篇編號為37986的b骨』，上面刻有完整無缺的干支表，起於甲子，止於癸亥，正好是一輪甲子)，我們中國的歷史理應比任何國家的歷史記載得更清晰。

    夏代的天干為帝王名的有孔甲和癸(桀)，而商代的天干為帝王名的幾是全部，從商湯之子太丁到商的亡帝辛(紂)無一例外用天干為帝號，足見天干十字在公元前l6世紀至前ll世紀於中國人心目中的至尊地位。而且我們可以斷言，天乾的產生早於地支，準確地說(不是「大橈作甲子」式的傳說)以天干地支紀年應是殷商後期、周初之後的事，而最準確的紀年應該是公元前841年庚申共和元年。李學勤先生等一批卓越的考古學家、古文字學家和歷史學家，正將中國之準確紀年向前推移，這將是一件功德無量的學術上的大事。

    前面提到郭沫若先生十二生肖西來說，豈止十二生肖。在章太炎先生的《煊書·序種姓》中稱巴比倫人東逾蔥嶺而戰九黎、三苗的是太吳，太吳之後的十九代的葛天氏，即巴比倫「加爾特亞」將爾、亞等餘音除之，剩下「加特」二字，即「葛天」二字，這就是陶淵明《五柳先生傳》中遠古高人葛天氏了。而巴比倫語中

「薩爾宮」者即「神農」，「尼科黃特」者即「黃帝」也，其教授文字稱「倉格」者，「倉頡」也。這些今天看來都是近乎笑話的考據，決不可為世界文字學和中國文字學所承認。然則彼時以章太炎於國學中的地位，加上劉師培、蔣智由諸大師之支持，頗成氣候，郭沫若的十二生肖源於巴比倫黃道十二宮正是在這種氣候之下應運而生的。試想，原始的部落有天大的本領也不能輕易翻過喜馬拉雅山、越蔥嶺而東，送來一個黃帝。再大的學者，也會偶爾開玩笑，這是難免的。

五、圖騰說之懸疑

    中國遠古之世有無圖騰之信仰，尚待考古學對上古圖案、符號、出土物或岩畫的科學解釋。至於夏商文化中出現的龍鳳，那是距圖騰文化十分晚見的事物了。聞一多先生也作如此說，但他承認從「鯀死……化為黃龍，是用出禹」和「『天命玄鳥』(即鳳)，降而生商」兩個神話中，可以認為龍是原始夏人的圖騰，鳳是原始殷人的圖騰。十二生肖出現和使用的年代則距原始人的圖騰信仰時代太遙遠了(參見聞一多《龍鳳》)。

    如果一定要找出十二這個數目的淵源，我則以為十二地支乃是為了和歲星十二歲為小周天相應合有關。歲星歲行三十又十六分之七度，十二歲而周，與中國數字學上的偉大創造十進位數天干循環，一周六十年為甲子，周而復始，以紀億萬斯年，這是一個比較清晰而瞭然的解釋。

    十二種動物的選擇似乎找不到特別有力的證據以證明其必然。如果是古代先民的圖騰，那一定是比較大的部落的祖先徽號，否則為何聞一多先生視為原始夏人商人的龍鳳圖騰中沒有一點老鼠、兔子、馬、羊、猴、狗、豬的痕迹？如果夏、商已成為部落聯盟的時候，那每一部落的徽號都應在共同徽號之中有一席之地，譬如龍之牛鼻、鹿角、蛇身、魚鱗、獸爪等等，這是十分顯而易見的事，十二生肖與三千年前原始氏族的圖騰信仰無關。

我們不必去尋找這十二種動物存在的嚴密的邏輯關係和排列次序，更不必從少數民族舞蹈溯源。更有學者從古文字的象形、會意中找理由，那往往是其出彌遠，其知彌少，走得越遠，則於十二生肖之真知則越少。

六、親切的方便法門

    在我們接觸到太多的深刻述說之後，我們似乎可以做一件有意味的工作，使天干地支與十二生肖有一個通達和順適的解釋。天干地支之紀年，在中國有五千年的傳說記載，到底起於何年？大橈是否確有其人？那是歷史的濃霧之中，伸手不見大橈之五指了，先擱一邊待考。60可作為10和l2的最小公倍數，而又可為1、2、3、4、5、6所約，實在是一個親切的數字，和十二年的小周天掛鉤，很容易成為中國曆算的甲子循環法，為歷代統治者所樂用。以人的壽數而言，人生七十古來稀，大體是以六十歲一輪為下限，而以兩甲子一百二十歲為上限。歲月遞嬗迅捷，記憶跟不上是常有的，則以生肖記人之年齡是最準確無誤的一種方法，亦若前文提到晉盪公護的生母閻姬，只記其三兄弟分別屬鼠、兔、蛇，而年齡在其中矣。當時沒有公曆紀年，王室又短暫多變，歲星、太歲記年又為人們所不甚了了，於是生肖紀年是最方便的法門。

    其實在生活中我們得益於生肖記年處正多，只是我們習見不怪而已。記得上世紀60年代我在長安社教之中，作人口普查之工作，農民們不知道耶穌，公曆是不用的，而義不知道天干地支，問年齡便只有問生肖。問生肖可能有十二年的誤差，則於其左近之人如妻子、友朋核對之，一份最準確的農民生卒年表便在很短的時間完成。自王充至南北朝幾百年里。這種約定俗成之便，當然很容易普及，這既不是嚴重的有關社稷存亡的問題，大體不會出於朝廷，而是民間生髮的俗文化。

生肖漸漸有趣而豐富起來，一是宿儒碩學之不甘心，二是算命先生的稻粱謀。龍虎不能相配、苟生肖何物則形貌必肖之等等荒誕有趣的事，自上而下，不一而足。其實遠處走來一人，龍行而虎步，廣額豐顙，審問之，則生肖鼠耳。算命先生之卦辭與宿彥之高論，雖趣舍萬殊，而距實相益遠則一也。

校後記：撰寫完《干支與生肖的迷霧》一文之後，意猶未盡。繼續就天干地支問題進行研究，略考其事，究其終始，又成《再撥迷霧》一文，有「太歲頭上動土」之雅趣耳!此兩文可謂姊妹篇，意味互動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