僱主和保姆要保持一種「職業距離」

　　陶然自得

　　在加拿大，僱主和保姆、家庭護理這類僱員間往往會存在一個所謂「安全距離」，即「我們同在一個屋檐下，但我們不是一家人」。

　　近日，杭州豪宅保姆縱火案引起社會輿論極大關注，如何避免這類事件的重演，也成為近幾日人們熱議的話題。

　　一些人羅列菲佣等「專業化保姆」的「職業作風」，認為當務之急是放鬆對菲佣等「專業化保姆」的准入限制；另一些人則主張「僱主和保姆不能走得太近」，否則容易適得其反，引發不必要的麻煩和風險。這些看法雖五花八門，卻大多以「國外先進經驗」相號召。

　　「開放菲佣就會好」的想法只是一廂情願

　　和國內保姆有相對「奢侈」的住家保姆和「大眾化」的鐘點工一樣，海外家政服務也是分檔次的。高檔的有住家保姆，他們當中很大一部分是通過「外勞引進」從國外招聘的；中檔的有家庭護理，多為老齡化社會中單獨居住的老年人所僱用，大多「到點上下班」；低檔的則是類似國內鐘點工的「計時保姆」。但工業化國家的「人工費」通常比國內貴得多，因此即便是「低檔」，也遠非國內這般普及。

　　許多朋友所津津樂道的「職業作風」，其實是需要認真探討的。就拿家政行業的翹楚——菲佣而言，不論在中國香港、新加坡，或歐美、中東，菲佣雖有「專業、勤勉、不惹事」的良好口碑，卻也不乏和僱主齟齬、甚至引發悲劇慘劇的記錄，如2009年的香港「6·11」光明台命案，菲佣San Jose殺死其僱主——香港特區建築署高級工程策劃經理紀燕林案就曾轟動了整個香港。

　　保姆「賺公司的錢」，而非「端主人的碗」

　　所謂「職業作風」是由幾個因素構成的：僱員個人的先天素質、僱員的職業素養，和僱員派出機構的專業化管理。

　　在這三者中，「先天素質」固然重要，卻是最難判斷，也最「靠不住」的。這不僅是因為「人心隔肚皮」，也因為人性可能因時間、地點、環境、「勞資關係」，以及個人精神、健康、情緒狀態等的變化，而隨之發生微妙的變化。「開放菲佣就會好」的想法，只能是一廂情願。

　　「僱員職業素養」是培訓和專業學習的成果，如「正規渠道」的菲佣、印尼佣等都受過嚴格培訓。嚴格、規範的培訓的確能降低「安全問題」的發生概率，但並不能完全避免這類問題的發生。如在加拿大，僅以家庭護理而論，「僱主苛待僱員」和「家庭護理虐待老齡僱主」的訴訟案例都時有所聞。

　　相對而言，僱員派出機構的規範、約束和管理，是「職業作風」最為可靠的保證。在工業化國家，僱主不會輕易僱用「野路子」的保姆，而是和專業化公司簽訂用工合約。僱員出現任何問題，僱主通常都會直接和公司交涉——這樣一方面可避免直接衝突，另一方面如果問題實在難以協調，公司就會另外換人。

　　在這種模式下，保姆、家庭護理的服務對象並非僱主，而是專業化公司，保姆、護理是「賺公司的錢」，而不是「端主人的碗」。這不僅有助於理順關係，也能在很大程度上調節當時雙方的心態，避免產生所謂「僱用情結」，避免一些矛盾和隱患的激化。

　　在國內，近年來對家政服務的規範化、公司化其實也多有強調，但仍有僱主「貪便宜」，聘用「野路子」或不規範家政小公司的保姆。而家政公司在管理方面同樣存在許多問題。這就需要借鑒國外經驗，從法制健全、行業規範和僱主意識等多方面入手——一言以蔽之，就是「向管理要安全」。

　　在國外，僱主和保姆要保持「安全距離」

　　那麼，和保姆、家庭護理「不能走得太近」是否是可取的「國外先進經驗」？

　　在加拿大，僱主和保姆、家庭護理這類僱員間往往會存在一個所謂「安全距離」，即「我們同在一個屋檐下，但我們不是一家人」。這種「安全距離」往往是通過家政服務派出機構的規範化管理，和僱主、僱員的心照不宣所共同維繫的。這種「安全距離」並非僅指「不要走太近」，也包括「不要逾越正常工作關係」——將保姆當成「親友」，給予過分信任，或視作「奴僕」頤指氣使，都可能釀成安全隱患。

　　但另一方面，保姆、家庭護理和其服務對象朝夕相處，很可能會產生一些「超工作關係」——類似朋友或親友間的感情。但「超工作關係」需要掌握許多分寸，如「救急不救窮」（比如對方財物失竊可以借錢幫其周轉，但對方欠了賭債就不能替其填補窟窿）、「量力而為」（可以幫人但必須注意分寸）、「不逾矩」（不滿足對方超越法律/道德界限的要求，如發現對方有諸如吸毒、嗜賭等惡習，或出現盜竊僱主財物、撒謊等不良記錄，則至少要立即結束僱用關係）和「順其自然不強求」（並非所有家政服務者和僱主都能建立這種關係，如果沒把握不妨滿足於做一對合格的「工作夥伴」）等。

　　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是最複雜的一門學問，不論海內外都不存在「一抓就靈」的「獨門偏方」，但汲取正、反兩方面經驗和教訓，迴避一些不規範操作，就可在很大程度上避免「開門引禍」的悲劇。

　　□陶短房（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