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步入梁振英時代（五）

      香港步入梁振英時代（五）

2012-07-02 00:53:52

歸檔在 時政社會 | 瀏覽 15662 次 | 評論 29 條

（續昨）

    事實上，這些年來，中央政府一如既往地給予了香港許多支持。去年8月李克強副總理到訪香港，不僅代表中央再次表達了對特區發展的信心和支持態度，也對推動正在如火如荼壯大之中的人民幣離岸市場建設、人民幣直接投資、港滬深交易所合作以及粵港兩地基礎設施合作等產生了顯著而直接的積極作用。

    而然，對於大多數中下層的普通香港民眾而言，中央派發的這些經濟政策「大禮包」帶來的最終好處最終都落到了像李嘉誠那樣的富豪口袋裡，而與自己毫無關係。相反，他們自己卻必須承擔由於來自大陸的人員、資金不斷增加而導致的資源緊張、通貨膨脹和擁擠嘈雜……換言之，他們從越來越緊密的陸港一體化中收穫的只有壞處。香港《明報》的一項調查顯示，每三個香港人之中就有一人對「自由行」有抗拒情緒，僅有1/6的港人表示自己受惠於自由行政策，明確表示沒有受惠者則占將近1/4。

    這的確觸及了當下千頭萬緒的「香港困境」的本質，但若進一步追根溯源，我們或許必須要從中央政府對香港特區進行有效管理和控制的指導思想這一根本源頭上去做檢討。

正如有識之士事後才敏感地認識到的那樣，中央政府對回歸後的香港的最高目標是實現所謂「港人治港」。但是，對於這個如今人們天天掛在嘴上的「港人治港」的潛台詞，很多人一開始不太明白。簡言之，中央政府多年來一直對香港奉行一套「精英治理」的現實主義理念，倚重的主要是香港的商界領袖。作為反過來的投桃報李，當年殖民地時代一向支持英國統治的香港大亨們幾乎在一夜之間順理成章地成了北京的盟友。

客觀地說，在回歸最初，這一套策略是發揮過巨大而成功的功效的。在那個人心浮動、風雨飄搖的艱難歲月，一批大資本家、大企業家毅然選擇留在香港，不僅為香港留下的支撐日後穩定發展的資金、技術和就業崗位，也在社會心理層面對這個素來將商業放在首位的亞洲金融中心起到了定海神針的作用。記得當時流傳在香港市民中的最有力的一句話是：就要回歸了，李嘉誠都不走，我們怕什麼？

    可以看到，基於《基本法》的幾乎一切制度設計，都是建立在這一考量上的，包括上面提到的特首以及立法會選舉制度。

    然而，任何事情都是一分為二和階段性的。過分倚重經濟精英的政治治理結構必然導致一個結果：既香港無論在立法、行政還是司法層面，其政策和執行均天然地偏向於這些經濟精英的利益。在我看來，這是過去15年來香港社會的貧富分化反而比港英當局統治時期拉得更大的制度根源。我在這裡必須要特別指出的是，這絕不是說香港的「精英權貴們」在日常行使職權的過程中暗箱操作、以權謀私，甚至徇私枉法、貪污腐敗，就像我們在內地熟視無睹的那樣。香港是著名的法治之地，政治的公開和自由無需太多置疑，精英群體個人的道德素養也依然令人肅然起敬，新鴻基郭氏兄弟和高官許仕仁只是極少數特例。我的意思是說，由於普通的升斗小民缺乏參與政治的足夠空間，從而使整個社會的遊戲規則天然而微妙地有利於有錢階層。

但眼下，香港大亨們不僅不再是中央政府管理香港的穩定支柱；相反，他們日益成為引發香港政治不穩定的負面因素。在公眾對貧富差距擴大的憤怒與日俱增之際，香港大亨們逐漸開始受到港人的普遍憎恨，而他們以往曾被看做是體現香港人白手起家精神的楷模而備受欽佩。越來越多的香港普通小民開始認識到並越來越不滿這種日益固化的利益格局。從很大程度上說，作為特區政府中舉足輕重的現任高官，唐英年在本次特首選舉中的慘敗，也曲折地反映了香港大多數民意對政府施政的不滿。

    因此，雖然梁振英在選舉中如願勝出，但2012年7月1日他上任後將要面對的香港，是一個貧富階層間對立情緒日益加劇、精英集團內部以及與親北京政治陣營之間分歧不斷擴大的裂痕重重的社會。而比他的兩位前任更為不利的是，梁振英自身的民意支持度也很低（1996年，董建華競選，得票率為80%，市民支持度46.7%；2007年，曾蔭權競選，得票率81.1%，市民支持度80.9%；2012年。），這也從另一個側面折射出當前瀰漫於香港上空的不信任政治空氣。

一般認為，由於不欠香港大亨人情，梁振英的政策可能更具干預色彩。梁振英4月中旬在接受英國《金融時報》採訪時表示，未來香港將告別傳統的「小政府、大市場」模式，轉向一種更「積極」的治理模式。他說：「我們必須關注社會影響和社會成本，而不僅僅是私人利益和私人成本。」但梁振英面臨的挑戰在於，如何在不扼殺作為香港繁榮之根基的自由市場精神的前提下，解決這些問題。梁振英說，他的政府將加大對本地工業的扶持力度，方法之一是用好6000億港元的財政儲備。他提到新加坡利用稅收優惠支持本國船運業發展的例子，表示希望香港超越倫敦成為航運服務中心。

平心而論，雖然港人對政治仍存在許多不滿，但回歸以來香港社會的民主化程度是比當年殖民地時代進了一大步的，這從立法會直選議員比例上就看得出來；回歸後的香港基本保持了港英時代良好的法治和言論自由，這從不久前被曝光的現任特首曾蔭權乘坐豪華遊艇、私人飛機及在深圳租用高檔公寓的「醜聞」中也可以窺得一斑——這麼一點點在大陸讀者看來微不足道的過失（何況從技術角度看很難說違反了任何法規）竟然不僅讓特首本人在公開場合當眾哽咽道歉，還牽動了廉政公署專門立案調查……令大陸網民感慨的是，這樣一個「老好人」曾蔭權竟然要為此而帶著長久的羞恥結束自己的中規中矩的一段特首生涯！

除此之外，香港迄今為止仍然擁有整個東亞地區最自由的經濟制度和最優秀的專業人才，仍是中國、亞洲乃至世界不可或缺的金融中心和自由港。總部位於華盛頓的美國傳統基金會(Heritage Foundation)已連續18年把「全球最自由經濟體」稱號授給香港；世界著名的彭博新聞社上周的評選結果也指出，香港位列荷蘭、美國、英國和澳大利亞之前，獲全球最佳經商地的殊榮。

如果在接下來不算很長的5年里，梁振英能夠展現出足夠的胸襟、魄力和才幹，帶領自己的團隊穩步校正香港社會長久以來形成的傾斜失衡的利益格局，重新把它帶入多元和諧共生的正確軌道，那麼，他將很有希望大大超越自己的兩位前任，成為開啟香港特別行政區一人一票普選制度的真正民主化時代的歷史性人物。（全文完）

0

您可能也喜歡：

香港步入梁振英時代（四）

香港步入梁振英時代（一）

香港步入梁振英時代（二）

香港步入梁振英時代（三）

香港新特首梁振英宣誓就職3上一篇 << 香港步入梁振英時代（四）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