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算真正的政治家|時事話題

——兼為鄧小平誕辰110周年記

什麼算是政治家?這是個不大不小的問題。

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論語·子路》)。討論什麼算是政治家，也算是為政治家正名，並為評價政治人物提供參考，也為想成為政治家的人提供參考。不過，「什麼算是政治家」，不是要追問政治家的定義，而是要追問政治家的基本條件，亦即基本標準。

中外歷史上，都有許多對社會有重要影響的政治人物，如秦始皇、漢武帝、隋煬帝、唐太宗、王安石、和珅等，這些人物是否都可以算作政治家?或許有人會說：政治家是指具有一定政治遠見和政治才幹，且對國家起過重要的積極作用的人。起壞作用的，即便權勢很大，也只能算政客。好，我們可以也應該承認此標準。據此，可以把夏桀、商紂排除出去。但是，隋煬帝與和珅，該不該排除呢?則很難說。要說隋煬帝沒有積極的功勞，恐不公平。後人有論，說隋煬帝如果不是為其私心而修建大運河，則為奇功一件。但是，憑什麼說隋煬帝就是私心?難道因為隋煬帝乘著龍船，煙花三月下揚州?為什麼不可以反過來說，隋煬帝為了溝通長江流域與黃河流域而修建大運河，所謂煙花三月下揚州，乃是檢閱工程，順便玩玩。玩玩，對古代皇帝來說，既不違法也不背理。奧巴馬到處吃小吃，卡梅倫到成都來，還特地跑去吃成都美食呢。所以，斷然說隋煬帝不是政治家，未必妥當。王安石被公認為政治家，但他不是皇帝(一把手)。這意味著，政治家並不一定是一把手。照此，和珅算不算政治家呢?和珅貪腐甚巨，幹了許多壞事，不少電視劇也醜化之，但歷史上真實的和珅很有才幹，也作了不少好事。若此，和珅算不算政治家，也得存疑。要說殘暴，秦始皇即便不是最殘暴的，也是很殘暴的，是典型的暴君，但無人否定秦皇是政治家，而且是傑出的政治家。

由此看來，什麼算是政治家，值得重新考量。

即便那些被公認的著名政治家，是否都算政治家，或者都算同一類型的政治家呢?毛澤東《沁園春·雪》中，陳列了一個簡略的英雄譜：秦始皇、漢武帝、唐太宗、宋太祖、成吉思汗。這五位非常傑出的帝王是否屬於同類?

首先看秦始皇。在《史記》裡面，無論是秦始皇自誇，還是群臣誇讚，以及司馬遷的評價，都是一致的，都集中在秦始皇統一了各種分歧的制度，並創建了不少新制度。「一法度衡石丈尺。車同軌。書同文字」，「治道運行，諸產得宜，皆有法式……慎遵職事」，「匡飭異俗，陵水經地……端直敦忠，事業有常……歡欣奉教，盡知法式」，「大聖作治，建定法度，顯箸綱紀」。「建定法度，顯箸綱紀」，是評價秦始皇功勞的關鍵詞，也是標準。這個標準，我們今天也是承認的。

其次，看看漢武帝。漢武帝在制度建設上，主要就是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雖然今天看來，這是思想專制，在古代，即便不是最優選擇，也算次優選擇，具有積極意義。在功業上，在漢武帝之領導下，中國終於對匈奴取得了上風。這是中國第一次對匈奴取得上風。

再看唐太宗、宋太祖，除了沿襲前代制度，他們並無多少制度建樹。在制度建樹方面，唐太宗還不如隋文帝和隋煬帝。隋朝確立了科舉制。科舉制，影響中國古代社會甚巨，甚至流布西方，為西方所學習和擴展，形成現代考試製度。考試內容，古今可以完全不同，但在人才選拔的基本方式上，今天的考試製度仍無法超越科舉制(猶如，今天的科學仍無法超越伽利略開創的「實驗+數學」的基本方法)。科舉制開創於隋文帝，成形於隋煬帝。科舉制從隋煬帝大業元年(公元605年)開始實行。歷史上有漢承秦制、唐承隋制之說，這意味著，恐怕不能輕易將隋煬帝逐出政治家之列。唐太宗的成就主要是在功業上，他是在既定製度之下，發揮其領袖品質，將國家治理導向了更好的局面。

再看看成吉思汗。成吉思汗是個厲害人物，對東方和西方都有直接而深遠的影響。與成吉思汗相比，秦始皇、漢武帝，並非全球性人物，至少他們沒有直接對西方(準確說是歐洲)產生影響，間接影響當然是有的。但是，成吉思汗對西方的影響如同對中國的影響一樣直接，歐洲的許多土地都直接在蒙元帝國的統治之下。但是，成吉思汗的影響，也幾乎完全集中於功業方面，在制度建設方面，乏善可陳。雖然不排除他對制度有技術改革，但這種改革，許多皇帝、大臣都有，算不上這裡說的制度建構。即便在功業上，成吉思汗的實現手段，也是殘忍之極。所以，對成吉思汗這種人物，在何種意義上當視作政治家，還值得仔細考量。當然，說成吉思汗是軍事家，毋庸置疑。

再看看毛澤東。自盤古王開天闢地以來，毛澤東的集權程度，可謂登峰造極，無出其右。毛澤東功勛卓著，不可否定，例如，建立了國家的工業體系、國防體系、貨幣體系(關於毛澤東領導下中國獨立貨幣體系建立的重要意義，似乎尚未被充分認識)。但是，毛澤東究竟有多少制度建樹呢?計劃經濟被否定得差不多了;領導終身制，也被否定了;毛澤東最為得意的文化大革命，則被完全否定了。漢承秦制、唐承隋制，而毛制，如今安在?其人亡，其政息，在毛身上體現得特別明顯，不亦悲乎?

借授課之機，我向學生作了一個調查：「毛澤東最大的功勞與過失是什麼?」

多數學生認為，建立新中國，是毛澤東的最大功勞;而發動「文化大革命」，則是其最大過失。

評價毛澤東的功勞，關鍵要有世界視野。從夏朝開始，中國就不斷進行著改朝換代。如果沒有世界視野，我們看不出毛澤東革命與湯武革命、陳勝吳廣革命、劉邦革命等有什麼區別。近代以來，西方迅速崛起，四處擴張和侵略，前所未有地改變了世界格局，形成現代世界體系。以1840年鴉片戰爭為標誌，中國作為一個龐大的古老帝國，被迫捲入現代世界體系，遭遇了「三千年未有之變局」。面對大變局，與日本相比，中國的振作效率是很低的。鴉戰後百年，國家起色不大，隨時有再次被割肉分裂之危險。說簡單點，鴉戰後的百年，中國仍面臨著被開除「球籍」的危險，面臨著還能不能保存為一個國家的問題。毛澤東領導的革命，比較徹底地解決了中國(或中華民族)的球籍問題，使中國在已經成為完整一體的世界之中，成為了一個獨立自主的中國，因此，它不是一般意義的改朝換代。對於中華民族來說，毛澤東革命，可謂起承轉合、扭轉乾坤。如果沒有世界視野，則會低估毛澤東的功勞。

比毛澤東的功勞更值得反思的，是其過失。「文革」的確給國家和人民造成了嚴重損失，且毛澤東要對「文革」承擔主要責任，但是，不管「文革」的後果多麼嚴重，「文革」都只是一件事。即便「文革」完全錯了，也只是一個重大決策錯誤。但是，若把「文革」視作毛澤東的最大過失，則沒有認識到他真正的最大過失。

毛澤東的最大過失，在制度建設方面。毛澤東作為領袖人物，沒有順應歷史大趨勢，開啟國家常規政治所需的制度建設與按制度做事的法治傳統，這是他最大的過失。這一過失遠比「文革」要大，而其後中國的發展，帶來了嚴重的制度性、結構性阻礙。當然，毛澤東沒有開啟按規則做事的傳統，也是一件事，但這件事顯然與其他具體事不同，其重要性顯然遠甚於處理一個具體事件。直至今天，中國的法治建設進程仍未基本完成。

究竟什麼算是政治家?政治家有四個重要性不可等量齊觀的標準。

　一、建立良性制度：政治家的第一標準

政治家的第一要務是建立良性制度。

一個國家或社會的運行，必須要有規範。沒有規矩，不成方圓。廣而言之，任何集體都需要規範，國有國法，家有家規。就一個國家需要規矩而言，古與今，中與外，並無明顯差異(但也不完全如此，如道家就有非法治、非制度的傾向)。但問題在於：要建立什麼樣的規矩?

儒家的核心觀念是人治。當然，儒家自己不說人治，而說德治。其實，德治是人治的一種。德治是基於執政者的良好品德來統治，良好品德顯然是個人特質而不具有普遍性，而現代法治社會的法律卻具有普遍性、穩定性、明確性、可預期性、操作化、程序化等特徵。人治有好的人治和壞的人治兩種，前者就是以有德有才的人來治理，治理的結果是善治，如周文王、周武王、漢文帝、漢景帝、漢武帝、唐太宗、宋太祖、康熙等的統治;後者是以無德或無才的人來治理，治理的結果是惡治，如夏桀、商紂王、周幽王、漢桓帝、漢靈帝等的統治。在理論上，所有人治都是主張用賢人來治理——誰會主張用壞人來治理呢?前些年，有人宣稱要以德治國，試圖用以德治國來填補中國法治的缺失，並試圖超越人治。但殊不知，德治也是人治。德治不可能超越人治，而最多可能超越壞的人治，猶如哺乳動物不能超越動物，而只能超越非哺乳動物。但實際上，好的人治連壞的人治都超越不了，因為好的人治很不可靠，很容易轉向它的對立面——壞的人治。不要說前代是明君，後代經常是惡主，即便歷史上的明君，也很不可靠。同一位帝王，前半生可能是賢君，後半生可能是惡主，如漢武帝、唐太宗、唐玄宗晚年都犯了嚴重的錯誤。這就意味著，善治很可能向惡治轉化，從而無法超越惡治。但是，哺乳動物永遠不可能向非哺乳動物轉化，因而它對非哺乳動物的超越是可靠的。

如果能用好人來治理，當然很好，但理論主張很可能遠離實際。人治理論(或者德治理論)面對幾個問題：

第一，如果真的存在君子(包括賢君和賢臣)，如何才能有效地將他們從大眾中識別和遴選出來?

第二，如果君王(及其他大大小小的統治者)的品質敗壞，靠什麼來糾正?

第三，如何才能有效地讓君王(及其他大大小小的統治者)的繼任者也保持品質優良，從而使統治者的品質具有連續性和可持續性?

人治理論無法有效尤其是無法可持續地解決這些問題，具體到儒家，儒家理論也無法解決這個問題。在這個問題上，中國最有資格說教訓。儒家探索了兩千多年，中國政治也為人治理論提供了兩千多年的實踐和修正時間，但一直沒有解決這些問題。

當然，這並非是說人治(及儒家)一無是處。當人類各大文明都沒有發展出高於人治的治理理論和模式時，人治是最優越的。而對同一個模式，不同的國家的實踐效果可能有差異。不謙虛地說，中國的人治在古代是相當成功的。另一方面，不論中國古代的人治多麼成功，都不可否認，古代中國的社會治理也還存在著許多嚴重問題。當然，全世界的治理都存在嚴重問題。面對問題，人類也一直在探索更高級的治理理論和模式。

在這一探索過程中，西方率先發展出法治這種更先進的國家治理理論和模式。與法治相比，人治的功能就相形見絀了。這猶如沒有輪船時，帆船是最優越的，但有了輪船後，帆船就相形見絀，不得不在整體上被淘汰。關於法治，這裡略需說明。有人認為，羅馬屬於法治，這是不當的。退一步講，即便羅馬傾向於法治，也是初級的法治，而不是現代法治。現代的法治是近代以後的產物，它需要許多條件，其中某些重要條件是古代所不具備的(參見夏恿：《法治是什麼——淵源、規誡與價值》，《中國社會科學》1999年第4期)。

在人治社會，評價一個政治家是否傑出，可以看他在多大程度上做到了德治和相應的善治。在這個意義上，儘管唐太宗、宋太祖與秦始皇、漢武帝相比，在制度上並無多大建樹，仍然可以稱為傑出的政治家。而那些開創製度的人，則是偉大的政治家。在這個意義上，秦始皇是中國最偉大的政治家，漢武帝次之。「中國兩千年之政，秦政也」(譚嗣同：《仁學》)，非虛言也。雖然譚嗣同吶喊此言，本意乃貶斥，但實際上，此言呈現的含義並非單純貶抑，而是亦褒亦貶，所指不同而已。褒，針對的是秦皇，秦皇奠定了其後中國運行的制度基礎，其後兩千年，無出其手心，故秦皇不亦偉大乎?貶，針對的是秦以後中國歷史的發展及秦以後的中國人。兩千年過去了，中國也沒有發展出超越秦政的政治制度，不亦沒出息乎?

在同一基本制度下，有些政治家致力於制度的版本改進與升級，這些政治家還是不錯的，如唐太宗、宋太祖、雍正帝、王安石、張居正等，但還有一些政治家(姑且稱為政治家)，卻致力於將制度降級，創建惡劣的制度。後者的典型，就是至今仍被某些人稱道的朱元璋。朱元璋對腐敗的確很痛恨，在幾個大的王朝中，明朝的反腐措施的確最為嚴厲，但是，其效果卻最差，為什麼?因為明王朝的反腐是用一種只聽令於具體權威(如皇帝)而不受法律約束的權力去反對另一種不受法律約束的權力，甚至運用特務機構來反腐。東廠、西廠、錦衣衛、內行廠之類的特務機構(這些機構兼有反腐職能，所以也算反腐機構)乃是特權機構。中國古代歷史上最大規模的集權，之所以發生於朱元璋時期，就是因為他設置了特務機構。這些特務機構直接聽命於皇帝，不按照本來就非常薄弱的常規行政和司法程序行事，導致權力大幅集中於皇帝手裡，不但對中國本來就很稀薄的法治因素和脆弱的法治萌芽構成極大的打擊和摧殘，並直接導致此後中國政治和社會統治的特務化、黑社會化和恐怖主義化。朱元璋從制度上給中國帶來的危害，遠比桀、紂、隋煬帝大得多。好制度比好事還好許多倍，壞制度比壞事還壞許多倍。在這個意義上，朱元璋是中國歷史上最惡劣的政治家。非常遺憾的是，今天，還有許多人推崇朱元璋，尤其是推崇朱元璋的反腐模式。(檢索CNKI，還有不少論文在討論朱元璋反腐的正面經驗。)

人類各大文明進入人治階段，是自然的進程，只不過各自表現有差異。但是，法治(尤其是「法治+民主」)，卻並非自然的歷程。在各大文明中，只有基於歐洲文明的美國，第一個發展出了法治(及民主)。而華盛頓，積極主動推動了這一進程，且不專權戀權和幕後操縱，真正做到了功成身退。在這個意義上，華盛頓是古今中外第一政治家，是超一流的政治家。

這裡不想說華盛頓，也不想說美國，而想說，當美國率先發展出更先進的法治治理模式後，其他國家的政治人物該怎麼辦?是繼續維護舊制度呢，還是擁抱新制度?不同政治人物給出了不同的回答，也享受了不同的命運和名譽。

英國王室的開明與讓步帶來了英國資產階級革命不流血的勝利，彼得大帝推動了俄國的近代化，明治天皇推動了日本的近代化，使日本成為亞洲第一強國。彼得大帝、明治天皇、拉·甘地等及其重要支持者(如日本的伊藤博文)，皆可謂第一流政治家。在華人世界，蔣經國接替了蔣介石為他布好的局，如果他要保持高壓，堅持蔣家王朝，未嘗不可能。雖然有人說蔣經國本人並無自由、民主、法治等意識，他推動台灣轉型，乃是形勢逼人，新生力量日益強大，但是，新生力量日益強大，本身便有蔣經國的寬容之因素。蔣經國沒有民主、法治意識，難道明治天皇就有?明治天皇、蔣經國推動改革，並不一定要從自己的具體思想出發。政治家的一個重要品質，就是要克服個人因素，協調個人傾向與國家利益的衝突，讓前者服從後者。一個政治家不喜歡喝酒，不等於他就要實行禁酒令。孫中山信基督，不等於他就要利用權力宣揚基督。不管蔣經國本人思想如何，他畢竟沒有抱殘守缺或負隅頑抗，而是看到，法治、民主、自由更有利於國家的長治久安。在這個意義上，蔣經國也是一位偉大的政治家。甚至還可以這樣講，蔣經國本不喜歡法治、民主，卻實質性地推動了台灣的法治、民主進程，這更能證明其偉大。

當然，這世界上也不乏倒行逆施的政治家，如斯大林、希特勒、李承晚、朗諾、薩達姆、卡扎菲、穆巴拉克、金正日、金正恩等等。

人類的基本政治制度很少，只有極少數政治人物處於基本制度變革之際，而絕大多數政治人物都處於某個基本政治制度之下。對於前一種情況，判斷一個政治人物是不是優秀的政治家，關鍵在於他是否突破了舊制度，創建了新制度。而這種創建，又分為原創性創建和模仿性創建，前者如華盛頓，後者如明治天皇、伊藤博文、蔣經國等。對於後一種情況，判斷一個政治人物是不是優秀的政治家，關鍵在於他是否改進了現有制度，提供了現有制度的升級版本。在這個意義上，唐太宗、宋太祖、雍正帝等都是傑出的政治家，而朱元璋是拙劣的政治家。

在這裡，毛澤東是一個不應該迴避的人物。毛在事業上功勛卓著，但在制度建設上乏善可陳。一方面，他承認民主是改變中國歷史治亂循環周期律的良藥，而民主的關鍵又在於法治，沒有法治的民主勢必走向民粹民主。另一方面，晚年毛澤東卻走向高度集權，擯棄民主，摧毀中國本來就極其稀薄的法治，給國家帶來巨大的現實災難，同時給國家運行和發展留下巨大的後遺症。與秦始皇時代相比，世界史已為毛澤東提供了豐富的政治思想和理論以及政治運行經驗，供其參考，但毛澤東先是主張，後是拒斥了法治與民主，可謂與世界大勢背道而馳。及其沒也，他一手締造的共產黨，對這個開山祖師和曾經一言九鼎的教父，也進行了反思和批判，指出了其過失，尤其是他對法治與民主的違背。所以，毛澤東在何種意義上可以視作政治家，又當視作幾流政治家，並不是一個成了定論的問題。毛澤東這個案例也表明，人治很不可靠，既然一個領袖前期英明都不能保證其後期英明，上一代領袖英明又怎麼能保證下一代領袖英明呢?所以，人治完全不能保證統治者的德行和才華的穩定性和連續性。

建立良性制度，讓國家機構、公職人員和公民都按照規則做事，政治家才可能在某種意義上做到老子所言的「無為而無不為」，政治家才可能「輕鬆」下來(比較一下，國事再忙，奧巴馬都要休假，並且，奧巴馬用在國際事務上的時間恐怕比其他許多國家元首要多很多，這意味著，國內事務因制度化而更輕鬆些，而國際事務因尚無有效的國際制度，故需要更多地協調和平衡)。中國的官員，或許是全世界最累的，因為官員辦事不講規則，幾乎事事需要官員協調、權衡，不累才怪，且累不得其所。(當然，這種不講規則的累，可以為權力尋找許多尋租機會。)不過，不能把法治之下的「無為而無不為」與老子本義的「無為而無不為」混為一談，因為老子及道家是鄙薄法治的，如其所言「法令滋彰，盜賊多有」。

因此，建立良性制度，是評價一個政治人物是否為傑出政治家的第一標準。第一標準表現為：如果積極推動了良性制度的建立，就一定是傑出政治家，即便其他方面犯了一些重大錯誤;如果阻礙良性制度的建立，就一定不是傑出政治家，即便其他方面有重大功勞。也就是，建立良性制度是傑出政治家的充要條件，而其他方面只是輔助條件。

二、建立事業功勛：政治家的第二標準

建立事業功勛，當然也重要，但他絕不是第一重要的。一場戰爭該不該打，很大程度上不取決於元首，而取決於專業高級官員(或專業大臣)。匈奴是否該打擊?在何時打擊?用何種方式打擊?很大程度上並不能由皇帝主導。匈奴對中國的威脅，漢武帝之前就很嚴重，但是，如果將軍們的主流意見認為漢朝的軍力不如匈奴，漢朝也只得隱忍，以致於屈辱地和親以安敵。

對於具體領域的事業，元首最重要的是把握方向，其餘的事情，儘可能放手給下級。這是因為，從知識生產角度看，各種專業知識在古代的積累不多，專業之間沒有明確分工，所以元首還可以在多個專業上成為半個專家，因而可以介入一些具體事務。但即便如此，仗怎麼打，水利怎麼搞，宮殿城市怎麼修之類，還得主要聽專業大臣的。近代以後，隨著各種知識越積越多，通才不再可能之後，元首在具體領域更是只得聽專家的意見。可以說，今天，不論哪個國家的元首，在專業領域上說的話，都是官話和套話——不得不如此。但這些官話和套話又不完全是廢話，之所以不是廢話，不是從專業角度講的，而是從政治角度講的。元首針對專業領域的意見，都是表態性的話，或者打氣或者泄氣，或者承諾給予支持或者不予支持。(至於元首如何避免被專家蒙蔽，是有辦法的，此系另話。)

事業功勛的建立，如果不基於良性制度，則很容易曇花一現。沒有良性制度，國家治理不可能健康穩定，實力不可能持續發展，前人的事業很容易被繼任者毀掉。在這方面，中國可謂典型案例。中國的疆域變化很大(波動幅度很大)，遇到賢君，則邊疆穩定，疆域擴大;遇到庸君，則邊患不斷，疆域萎縮。如果具有良性制度，國家治理有效，則那些事業會穩定留存下來，並不斷擴大。在這方面，美國是典型案例。美國的利益可以急劇擴張，並且反覆波動的幅度很小。中國人常說，後人毀了祖宗基業。放在國家治理層面，正是因為沒有良性制度，再好的事業，也可能被後代毀掉。這再次強化了制度建設的第一重要性。

三、不在位不謀政：政治家的第三標準

一個身在高位的政治人物，尤其是元首級政治人物，必定都有一幫支持者。即便政治人物退位後，他對支持者仍可能有重要影響力，而這種影響力在人治社會會很強，因為許多留任官員都是他運用權力提拔起來的。退位政治人物的遺留影響力，為他干政提供了可能。

孔子曾說：「不在其位，不謀其政」(《論語·泰伯》)，這個主張是對的，但是，儒家沒有提出保障其實施的具體制度，因此，「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僅僅是道德號召，而非具有強制約束力的制度化規定。道德號召的作用依賴於並且僅僅依賴於個人的道德。如果官員道德覺悟高，他退位後，就不幹政或少干政;如果覺悟低，則嚴重干政。但是，儒家並不能提出保障官員道德的措施，導致真正有覺悟的官員並不多，並進一步導致，許多退位官員大量干政，以維護自己的利益。

於是，在中國歷史上，老人干政的現象一直存在。典型者，乾隆退位而不休，幕後指揮嘉慶。乾隆之為，既要實現當年許下的在位時間不超過其祖父康熙的承諾，又要繼續享受皇帝的實權，對新君構成極大幹預。不客氣地說，這是典型的當婊子立牌坊之舉。慈禧垂簾聽政也是干政的典型。其實，何必垂簾聽政，乾脆自己當皇帝得了，歷史上並非無女皇帝之先例，武則天是也。

退位而干政，會給現任當政者帶來嚴重干擾，這是不言而喻的。防範退位者干政，最重要的是制度建設，其次是退位者個人的道德約束。沒有制度約束，道德約束是很不可靠的。這再次強化了制度的第一重要性。關於制度的重要性，可以形成公式化的表述：沒有良性制度的保障，x(一切具體的政事)都是不穩定、不可靠和不可持續的。

當然，「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並非意味著退位者不能參與政事。退位者可能有重要影響力，還有許多經驗或教訓，這些都可以為現任執政者所用，但是，退位者參與政事，必須合乎制度規定，而不能在法外參與，搞潛規則。美國退位的政要，也時不時公開參與國內事務，有時還代表美國政府參與國際斡旋，但美國沒有退位者干預政治的麻煩，因為它的制度規定了退位者參與政事的邊界。而中國，似乎很少有退位者公開參與政事。其實，公開參與並不可怕，可怕的是幕後參與。

政治家在退位後，遵循制度並自我約束，在制度範圍內參政而不幹政，也是很重要的，故將之作為評判一個政治人物是不是政治家的第三標準。此即老子所言「功成而不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老子》第二章);「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老子》第十七章)。

　四、感化道德風俗：政治家的第四標準

雖然制度第一重要，但制度不是萬能的。法治也有三點不足。第一，社會生活是無限豐富的，且在不斷變化，法律(及更廣義的規則)不可能事無巨細地作規定，因此，法律的覆蓋面總是有限的。第二，法律的科學性和合理性無法做到完美。這種不完美的終端表現是，任何法律，總有或多或少的人反對。第三，法律很難做到完全準確和嚴格執行。這三點導致，如果徒用法治，總有人鑽空子。對這種情況，只有道德才能補救。而提升國民的道德水準，除了法治限定的基本框架外，還需要精英階層的道德風俗感化。其中，政治家的道德又是最引人注目的，最能起到影響國民道德的作用。在這點上，儒家、道家所提倡的上位者的道德感化，是有一定道理的，「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論語·為政》);「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論語·顏淵》);「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朴」(《老子》第五十七章)。

道德是無法強制的，一旦強制就成為法律。道德提升只能靠自我修養和外部感化。外部感化不是沒有法治的無邊界的感化，而是有邊界的感化。這種邊界實現出來，就是法律上的裁量權。道德感化只能在裁量權內發揮作用。裁量權，不僅適用於官員和法官，也適用於普通人，因為法律對普通人的規定不是剛性的一條線，而是一個區間，在這個區間內選擇，就是個人行為的裁量權。例如，國民是否積极參与公共事務，是否積極幫助他人，這是法律無法強制規定到細節的，而只能交諸國民自行裁量、取捨。法治之所以不排斥自由裁量權，因為人類至今甚至永遠無法建立起一套能完美規範人類行為和協調衝突的法律體系及其執行體系，這就必須賦予裁決者(包括普通國民)以一定的裁量權，但是，一切裁決者對分歧和衝突的調控都不得超越法律規定的邊界。當然，賦予裁量權之前的配套工作則是要儘可能制定具有統一性、公開性、明確性、程序化、操作化，甚至細化的法律。在這個前提下，裁決者可以並且應該運用自己的良知和道德，使自己對分歧、衝突、公共事務的裁量更傾向於維護人類的基本價值，從而感化他人。雖然很可能出現，某些裁量會違背人類的基本價值。但是，只要這些裁量沒有越出法律的邊界，那麼，即便其裁量違背了人類的基本價值，不能讓公眾滿意，其後果也是可容忍的。在這個意義上，還可以說，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裁量權，每個人都可以運用自己的良知與道德，使自己的行為更少地損害他人，更多地有利於他人，從而促進社會道德的改善。

政治人物對道德風俗的感化，在於並且只在於其所擁有的權力裁量權和個人行為裁量權，使之更能維護和促進人類的基本價值，如科學、理性、民主、自由、博愛、寬容、勤勞、簡樸、謙讓等。

但是，不要因此誇大儒家及道家的德治(人治)理論的價值。德治的價值，只有基於法治，才能可靠並可持續地發揮作用。德治與法治，當然不是對立關係，而是互補關係，但二者不是平行的互補，而是有主次和優先靠後的互補(主次關係不等於優先靠後關係)。法治為主，德治為輔;法治優先，德治靠後。唯有如此配方，才不至於本末顛倒，而儒家和道家恰恰犯了本末顛倒之弊。唯有不本末顛倒，法治和德治(人治)都才能最充分地發揮其功效，並相互促進。

在這個意義上，感化道德風俗，乃是評價一個政治人物是不是政治家的第四標準。

這四個標準不是等值的，四者的重要性遞減。四者均能做到者，可謂完人。但人無完人，金無足赤，一個政治人物，倘能做到第一條，即為傑出，即可為民敬戴而長駐民心，永垂青史。若不能做到第一條，其他三條做得再好，也不是傑出政治家。此正可解釋：儘管蔣介石在台灣無論是權威還是事業功勛都遠比蔣經國大(前者自不待言，後者表現在台灣是在蔣介石領導下實現經濟騰飛而成為亞洲四小龍之一的)，但蔣介石並未實質性推進台灣的制度轉型與升級，故其名聲並不甚佳。而蔣經國的民望之所以遠比蔣介石高，其惟可藉而名垂青史者，乃實質性地推動了台灣的制度轉型與升級，正所謂「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論語·憲問》)。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

中國呼喚傑出的政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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