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城市社會學看巴黎為何頻遭恐怖襲擊

法國這座藉助殖民模式發展起來的現代世界開放大都市，在全球化發展的進程中並未找到平衡內部社會問題和外部國際政治的有效機制。

圖片來源：CFP

從1月的《查理周刊》槍擊案，到8月阿姆斯特丹前往巴黎高速列車上的恐怖襲擊未遂事件，以及剛剛發生的造成百餘人死亡的新一輪恐怖襲擊，一切都和巴黎有關。有人會問為什麼總是巴黎？巴黎怎麼了？

如果從都市地位、外交轉向、歷史遺留問題、內部社會問題、城市規劃、熱點議程等因素回看巴黎的歷史與現實，會發現這不是偶然。概括地說，是法國這座藉助殖民模式發展起來的現代世界開放大都市，在全球化發展的進程中並未找到平衡內部社會問題和外部國際政治的有效機制，再加之處於經濟危機的周期中，社會鴻溝引發的新舊仇恨被互聯網信息化裹挾，以新的恐怖主義戰爭形式爆發了衝突。

巴黎的建成，藉助了三個階段的歷史機遇：誕生於奧斯曼時代、興盛於20世紀初的世博會、成熟於二戰後的光輝30年。雖然各個時代對現代巴黎的貢獻不同，但都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建設和更新的過程離不開舊殖民地，無論是殖民地的資源還是人。

雖然今日巴黎城居住的公民已經和殖民本身沒有關係，但依靠殖民建設起來的城市，留下了兩個重要的歷史遺留問題：第一個是巴黎在二戰後作為經濟中心，大量的工業區建設在巴黎周遭，吸引了大量殖民地勞工進行工作，1970年代中期移民政策放開，這些移民留在了巴黎郊區，且把原來的家屬也帶到了巴黎；第二個是這些殖民地在獨立的過程中，被民族主義的政府貼上眾多仇恨的歷史記憶，而殖民地在世俗化方面並不徹底。

兩個歷史遺留因素，加上1980年代以後巴黎郊區開始的騰籠換鳥去工業化戰略，讓這些穆斯林移民家庭無法有可持續的、可提供階層流動的工作和社會地位，整體上依靠法國政府的社會保障房和社會福利在維持，這在1990年代中後期大量企業外移至非洲、亞洲以後更加明顯。

法國郊區的社會保障房為「大住宅」，起源於1950年代，1970年代結束建設，本是為中低收入者提供的政府公租房，居住者包括政府公務員、企業白領和普通工人，前兩者以傳統法國人為主。法國1970年代開始面臨經濟危機，政府政策轉向，開始用低息貸款的形式鼓勵中等收入者購買自住房，以此解決公租房建設的預算壓力以及促進經濟發展。郊區大住宅變成了低收入者尤其是穆斯林移民工人家庭的天下。

這些移民及其後代，由於沒有穩定的就業保障，在教育、社會融入上比較失敗，在郊區自成體系和社區，為法國積累了大量社會問題。2005年郊區騷亂是社會問題爆發的開始，之後每年新年的燒車、郊區青少年黑幫對遊客的搶劫、毒品犯罪等，一直持續到現在，加劇了社會的分裂。

這些問題在全球化進程中的大都市格局中得到了激化。巴黎在世界版圖中的城市地位為世界級大都市，根據科爾尼公司和《外交政策》共同發布的「全球城市指數」排名，2010年巴黎是繼紐約、倫敦、東京之後的第四大都市，2014年超越東京位居第三位。大都市本身對世界各地的影響力更大，這樣的城市地位決定了城市內部本身的勢力博弈是非常複雜的。任何勢力都會藉助都市的集中資源，做維護自己利益的相關行動，包括恐怖分子。

對於巴黎來說，其地緣影響勢力更廣，背靠歐洲和德國手拉手建歐盟版圖，南靠舊殖民地影響中東、北非和「黑非洲」，靠獨立外交影響拉美，外借北約和英美建立關係。各種勢力，無論是正面還是反面，都在這裡活躍。

從微觀來說，巴黎的城市規劃不同於紐約等大都市，整體的城市格局仍是19世紀奧斯曼的遺產。雖然當時的城市街區在世界範圍內開放了現代城市的先河，但「放射狀的大道+小塊島狀住宅+小型街巷」的格局，導致了這是一個可以很好控制大型遊行、但無法控制分散式襲擊的城市街區模式。另外在這些大都市中，只有巴黎是大陸國家的都會，這有便於襲擊者的集中、隱蔽和逃離。

巴黎主幹分明、蜘蛛般開放式的街道、鐵路和水路體系，在和平年代便利了通行，但在特殊時期非常難以管控（圖片截自谷歌地圖）

法國目前是第五共和國，由戴高樂積累起來的獨立外交模式一度幾十年不變，但從薩科齊政府開始慢慢轉變，到奧朗德政府，關鍵的國際問題已經基本倒向美國，成為一種不是完全結盟的「親密關係」。歐盟內部則是法國和德國共同掌控權力大局，這樣一種對於法國來說一外一內的政策轉變，讓原來戴高樂外交理念中注意均衡和協調的特色被打破。

伊斯蘭恐怖組織發展到今天，其恐怖襲擊已經具有了網路化、符號化等特徵。其在伊斯蘭地區就擅長打巷戰和製造恐怖氛圍以征服民眾，這種特色藉助網路社交工具，很好地動員了巴黎及法國其它大城市郊區的那些移民後代。加上近期法國準備派「戴高樂」號航空母艦打擊敘利亞伊斯蘭國武裝勢力以及即將召開氣候大會，伊斯蘭國組織者很好地動用了這些政治議程，再次選擇巴黎這個符號，在周末的開始、不是巴黎防範最嚴的核心區、以及法德足球友誼賽召開的時候發動襲擊。

恐怖襲擊的一個要素就是內部社會問題，但這種社會問題不是單獨的某項政策出現問題，是整體的社會政策架構設計的問題，具體地說，是以鼓勵人口生育為出發點、本是善意的、普世主義的社會政策的失焦，使得政教分離政策對部分新增人口影響式微，為恐怖主義輸送了「特洛伊木馬」。

法國奉行的是政教分離和普世主義的國家原則，第一個原則要求宗教服從於共和國的政教分離，教會和宗教教育只能是文化教育而不能干涉和影響政治。這個原則很好地維護了法國一百多年來的世俗化進程，使得法國成為歐美髮達國家中世俗化最徹底的國家，有效地維護了社會穩定。

然而，在9·11後，追求政教合一的伊斯蘭極端組織和伊斯蘭世界保守思潮的愈演愈烈，這使政教分離產生了衝突。雖然法國強調教會的管理，但相對自由和和平的環境，導致了這種管理更多是關於基本原則而不是具體事務的、且主要針對天主教、基督教等教會。清真寺近年在法國迅速增長，甚至是郊區工廠的隨意一個車間都能改造成清真寺，法國並沒有獨立的政策跟上這些新形勢，清真寺中發生了什麼，郊區穆斯林年輕人在清真寺中怎麼被教育的，政府不知道，公眾也不知道。

法國放開移民是1970年代中期，普世主義的原則讓這些移民、難民在法國接受了基本和國民一樣的待遇，加上人口老齡化危機導致法國等歐洲國家鼓勵生育，而傳統的法國人在1970-1980年代經濟鼎盛時，生育意願已經開始降低，這時候，穆斯林移民佔據了人口輸入主力。根據法國官方統計，2006年開始，阿爾及利亞、摩洛哥就已經成為法國移民最大的來源國。穆斯林移民人口凈增長和上述社會問題相結合，讓人巴黎和法國今後的社會局勢非常悲觀。

自《查理周刊》事件後，巴黎日常社會秩序管理已經強化，這體現在不顧民意反對而修改情報收集制度、軍隊巡邏日常化、發動了幾次打擊非法移民的集中行動、提出國境線關閉動議等。這些都體現了法國政府對反恐工作的重視。但從媒體看到的法國反恐布局，法國仍舊對恐怖分子太仁慈。

第一，缺乏對潛在恐怖分子的司法對策。法國政府宣稱具有潛在恐怖主義傾向的伊斯蘭極端分子已經得到很好的監控，而上次《查理周刊》事件的實施者，正是法國情報機構曾經的監控對象。或許歐洲迫於人權壓力不能直接對這些潛在的恐怖分子實施執法行動，財政預算又無法滿足全部的監控行動，但當局有必要提出一種更為有效的公共安全機制維護公民的安全。

第二，公共鐵路的安檢缺乏暴露隱患。法國鐵路交通系統的開放式設計以及公民對自由的堅持，讓安檢改造的經濟和社會成本都非常大。8月發生在比利時的恐怖襲擊未遂事件已經反映了公共鐵路的安檢問題，雖然隨後法國政府實施了隨機抽查等制度，但並不能完全防範恐怖風險。加上法國公共鐵路通向歐洲各地，若沒有嚴格的安檢制度，極易成為恐怖主義的溫床。

第三，政府監控和公民隱私衝突讓視頻治安系統建設裹足不前。法國今年不顧民意反對，通過了新的情報收集制度，授權政府安全部門有權對具有潛在恐怖主義威脅的網路信息和社交媒體個人賬戶進行監控。然而，相對於網路信息，法國公共空間的視頻採集制度仍舊止步不前，受限於現有的法令以及政府預算成本，法國城市和鄉村公共空間的視頻採集並不完善，無論是政府還是個人，安裝任何一個監控視頻的手續非常複雜，這間接導致了巴黎治安的惡化和恐怖行為難以追蹤。法國社會有必要在自由和個人隱私保護之間找到新的平衡。

第四，人權出發的難民議題挾持歐盟，使得難民問題缺乏全面科學政策。在巴黎讓敘利亞難民湧向歐洲時，伊斯蘭國已經宣稱會把恐怖分子安插在難民流中。根據最新的消息，本次在法蘭西體育場外自爆的一名襲擊者是敘利亞人，此前於10月2日隨移民船登上希臘萊羅斯島，並在那裡獲得了一份緊急護照。

歐洲難（nàn）民危機已經成為為難歐洲人民的難（nán）民危機，歐洲並不是每個國家都有能力接收那麼多難民並為難民提供很好的接待條件。而聯合國和歐盟本身的政治屬性和人權標準決定了它們必須要求他們的成員國承擔義務和責任，這在一定程度了加劇了這些國家的內部問題。法國有前車之鑒，這次接待難民並沒有那麼積極，反而是德國和部分北歐國家，隱隱約約出現了法國1970年代開放移民政策的類似博弈，若不及時反思和調整難民接收與融入政策，可能會出現類似於法國目前的社會問題隱患。

（本文作者陳振鐸為法國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社會學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