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圖  羊城晚報記者 何晶  實習生 黃振山

　　簡介

　　董啟章，1967年生於香港，香港大學比較文學系碩士畢業，曾任中學教師。1992年開始發表文章，現專職寫作，也在香港中文大學兼職教授香港文學。

　　其代表作有：《名字的玫瑰》、《地圖集》、《V城繁盛錄》、《體育時期》、《天工開物·栩栩如真》、《時間繁史·啞瓷之光》、《物種源始·貝貝重生》等。

　　剛剛落幕的本屆香港書展，推出的「年度作家」是董啟章。

　　他說：「獲得年度作家不是我個人的事情，通過這個機會，可讓香港讀者和大陸過來的讀者，以我為例，看看香港文學是怎樣的，一個作家在香港怎樣從事文學寫作。這不是對我的獎勵，而是一個身份，一份紀念的『獎狀』。」

　　相比前幾屆香港書展的「年度作家」劉以鬯、西西、也斯、陳冠中，董啟章顯得年輕，儘管他也已經47歲。

　　對於大陸讀者來說，董啟章這個名字相對陌生，他的長篇小說並不易讀，但部部精雕細刻。在他的文學世界裡，香港還是那個香港，又早已不是那個香港。董啟章認為，寫作應該打破既有模式和刻板印象，因為「香港不一定如此」。

　　《天工開物·栩栩如真》以家族史的寫作方式勾連出香港歷史，董啟章筆下的V城和維多利亞港構成似真似幻的關係，王德威因此稱「香港有了另類奇觀」。

　　上圖為董富記的賬本。

　　「董富記」是促使董啟章寫下長篇小說《天工開物·栩栩如真》的直接來源。董啟章的祖父早年在香港開辦了「董富記」加工廠，專門生產縫紉機零部件，當時生意火爆，忙不過來，賬本記得密密麻麻。1960年代的香港有很多類似的加工廠，也因為制衣業的繁榮，為香港製造業帶來了鼎盛時期。後來隨著內地不斷開放，許多工廠搬遷到了內地，「董富記」也辦不下去了，於1998年關閉。

　　壹

　　從《星島日報》走上寫作之路

　　我的第一篇習作投稿，是也斯老師傳真給編輯的

　　羊城晚報：你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想成為作家的？看你之前的訪談好像沒怎麼談過「出道」的經歷。

　　董啟章：我從小喜歡讀書，但並不是很有文學修養。到了中四後才比較明顯地發覺自己喜歡文學。中四時我們要分文理科，我讀的是一所傳統教會辦的男校，男生一般看中理科，覺得前景好，成績好的一般都選理科。我成績算是比較好的，還是主動選了文科。當時我的思路並不清晰，就覺得自己喜歡有關文學、語言、歷史類的科目，經常看些比較抒情的文學作品，比如徐志摩的，何其芳的作品，對古典文學，比如章回體小說也有涉獵。

　　羊城晚報：那時就開始自己創作嗎？

　　董啟章：會寫一些文章，但算不上是正式創作，比如給學校校報寫些散文。

　　羊城晚報：你在1992年開始發表文學作品，又是怎樣的機緣？

　　董啟章：考入香港大學念本科時，我先是在中國文學系，一年後我轉到比較文學系。我在大學讀到外國文學作品時，受到很大的衝擊，很多在中國文學中前所未見的表現形式，讓我感到很震撼。其實當時中國文學也有這樣的特點，但我沒有了解到，比如戰後五六十年代，台灣文學、香港文學已經走過了寫實主義、浪漫主義，出現了現代派的寫法，但我當時的認識不深。

　　1989年我本科畢業，繼續讀比較文學的碩士，做些研究。加上當時比較文學系教授們採取的教學方法不同，是非常開放式的，包含很多背後的文學理論，從中我受到很大啟發。這讓我離開讀者的角度，開始嘗試自己創作，想看看自己能不能寫出這樣的作品。1992年發表的文章《西西利亞》是1991年底寫的，當時我讀碩士第二學年。

　　羊城晚報：最早的作品是發表在《星島日報》？

　　董啟章：1992年《星島日報》副刊開辦了《文藝氣象》的版面，每天全版刊登原創文學作品，編輯也很樂意發現新人和新作品。也斯（梁秉鈞）老師當時看到了一些我和碩士同學們的作品，覺得不錯，他和編輯很熟，就拿去發表了。我第一篇在那發表的小說《西西利亞》是也斯老師幫我傳真過去的。接著，在一年時間裡，我發表了六七部一萬多字的短篇小說，每篇一般要連續三天刊登，占的版面也很大，這種連載對一個新人來說是很大的鼓舞。當時還有一點點稿費，大概2毛錢一個字吧，我的創作就是由此開始推動的。

　　貳

　　文學是讀者自主的形式

　　當我需要處理的問題是生存狀態本身，只有長篇作品能夠達到

　　羊城晚報：一開始你寫的都是短篇，後來為何轉變到長篇創作？尤其這些年來，全都是厚重的長篇小說。

　　董啟章：其實我很早前也寫過，1994年第一次寫長篇作品《雙身》。1992到1993年，我的作品都在《文藝氣象》版面發表，後來版面停辦了，在香港我突然沒有空間發表作品。當時也有留意台灣文學界，他們辦文學獎非常有經驗，是很有公信力的文學獎。那時我就打算參評，於是1994年同時寫了短篇、中篇和長篇三種作品參評。中篇《安卓珍尼》獲得了「聯合報文學新人獎」，短篇《少年神農》獲推薦獎，長篇只是入圍了，沒有得獎。評審對這部作品有一定意見，後來我進行了改寫，1995年又重新拿去參評，也是入圍，還是沒得正式獎項，不過獲得「特別獎」，大概是安慰性質的。

　　當時評委有陳映真先生，兩屆的評委其實是相同的，他們了解到我改寫過，可能認為我挺堅持的，作品也能看出進步，所以給了個「特別獎」。其實一年後這部小說《雙身》在台灣出版了，後來聯經出版社再版，現在還能買到。這是我第一次試寫長篇作品，不太成熟。我真正開始寫長篇作品應該是2000年之後，寫了《體育時期》、《天工開物·栩栩如真》。

　　羊城晚報：為什麼您現在特別喜歡長篇小說？是否還有打算寫些中短篇？

　　董啟章：因為現在想表達的內容更多了，這當然也會伴隨表達方式的轉化。長篇是很特別的，它起源於18、19世紀，當時受過教育的人比較有空閑，然而到了今天，很多人不能適應它的長度。可從篇幅來看，它是唯一能讓讀者、藝術欣賞者長時間進入並停留於這個空間的作品。短篇小說、詩歌、電影都無法達到這樣的效果。

　　長篇可能比較像電視劇，不過由於大眾媒體的關係，電視劇的長度和沉浸深度雖然跟長篇作品相近，可往往是娛樂性的。因此要實現藝術性而非娛樂性的表達，並讓讀者長時間進入其中，只有長篇小說能夠達到。

　　當我需要處理的問題是生存狀態本身，那就需要一段時間去形成一個世界的構造，這隻有長篇作品才能辦到。

　　羊城晚報：但是對於現在的人來說，閱讀長篇是非常耗時費心的事，大家可能更願意讀報紙上的專欄，或者是看看微博、微信，長篇閱讀被輕閱讀取代了。

　　董啟章：這並不奇怪，每個人的閱讀習慣是不同的。長篇小說的語言不受欣賞時間和空間的限制，能夠很靈活地融入日常生活。比如看電影，需要你坐在劇院或電腦前看，需要比較完整的時間，而正式的音樂欣賞也是現場演奏，需要特定的場景，欣賞是即時發生的。文學卻沒有這樣的限制，你什麼時候看，重新看某個部分，都可以，前後移動是自由的。因此文學是讀者自主的形式，長篇小說的閱讀也可以根據個人情況調整。

　　其實人生也如此，我們未必能準確記憶過去發生的事情，但依然生活下去。我覺得長篇小說更像人生本身的流程，但這種流程不像真正的人生過去了就不能重溫，它是可以重新體驗的。

　　叄

　　長篇的意義和價值應有人承擔

　　在大陸長篇作品銷量好，這是一種反世界潮流

　　羊城晚報：你現在在寫什麼呢？「自然史三部曲」系列已經出了第一部《天工開物·栩栩如真》、第二部《時間繁史·啞瓷之光》，第三部的上半部《物種源始·貝貝重生》（又名《學習年代》）也已經出版了，下半部卻一直沒有見到蹤影，你現在的進展如何？

　　董啟章：還沒寫完。原先構思是三部曲，第三部出版了上半部《學習年代》，但現在下半部的構思發生了變化，增加了一些想法，可能會寫不止一部，後續會有一定延續性。

　　羊城晚報：我看到香港書展「文藝廊」的年度作家展示區有你在動筆前畫的人物架構圖，有很完整的思路。在你寫每部長篇作品之前，是否已經有整體的構思？

　　董啟章：動筆之前，腦海里需要花時間去構建一個框架，像建築的設計圖。隨著一些新的意念出現，作品的內容會在創作過程中有改動，只是說仍然在這個框架體系下。比如人物設定會改變，會有新的人物，一些人物會變得很重要。創作的靈感會經常突然出現的，但創作前需要構建大致框架，而不是抓住一個小細節就開始自由發揮。

　　羊城晚報：大陸很多作家都偏愛寫長篇，我們曾討論過關於「長篇崇拜」的話題，不知你怎麼看待？

　　董啟章：港台和大陸的處境正好是相反的。大陸的閱讀市場比較特別，長篇作品的銷量比較好，這是一種反世界潮流，很奇怪。但在大陸就存在這樣的現象，讀者喜歡長篇作品勝過短篇。但在港台地區情況明顯不同，長篇作品是不合時宜的，讀者相對較少。我在香港創作長篇作品，並不覺得這是很受追捧的，主流的，需要跟其他作家投入競爭的類別。我只是認為，香港沒什麼人寫長篇，這種篇幅也不很切合時代，但其中的意義和價值不應該消失，應該有人去承擔。

　　肆

　　「故鄉」之於香港人有點奇怪

　　他們對於工廠機器的感情，就像別人對大自然花草樹木的感情一樣

　　羊城晚報：我看你的作品感覺有很濃的香港味道，但你也談到，現實中的香港人並不是你筆下的那些人物，他們的思維模式是完全不同的，為何會有這樣的反差？

　　董啟章：我並不追求寫典型的事物。有人覺得文學藝術需要表現典型性，能夠代表某個地方，某個階層，我更傾向寫一些非典型，不那麼主流的觀念。這並不代表缺乏真實性，現實中的確存在另類的、非主流的人和價值取向，從這個角度也能夠映照出真實。「典型」給人的感覺是缺乏可能性，它是可預見的，人們也認為應該如此的狀態。一旦進入這樣的狀態，就會受到封閉，對香港人的看法也會形成定勢，比如有一些特質，很聰明、很靈活、很世故，人物會被封閉在這樣的形象里。我認為應該打開這樣的模式，香港不一定如此。

　　羊城晚報：你的作品大部分是描寫香港，莫言曾經說故鄉是作家創作搖擺不了的存在，你對故鄉的定位是什麼？

　　董啟章：「故鄉」這個詞用在香港人身上可能有點奇怪，因為我們基本是在城市裡成長，所以香港人的意識都是城市的意識，香港文學也是城市的文學。香港很多作家非常刻意去寫香港這個地方，大家覺得香港是故鄉，這很有趣，這種所謂鄉土的元素不是在農村，而是在城市。

　　城市鄉土和一般的所謂鄉土不一樣，城市是人為的世界，不是大自然，我們的空間感就是城市的空間感，裡面的物件跟自己的成長有很親密的關係，我們跟人為的東西產生的親密感構建了我們的「世界」，所以我們會費盡心思地去講述其中的關係。

　　所以我認為，香港文學裡重要的不僅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還有人與物件、人與空間之間的關係。從西西開始都是這樣子，好像小說裡面的主角事實上是香港，而不是其中的個別人物，我覺得這是香港文學裡非常重要的一個元素。《天工開物·栩栩如真》裡面就是人與物的關係。一般我們說人在社會裡被物化、被異化，我覺得不是這麼簡單。我寫到祖父跟父親這一代，他們已經活在現代社會裡，機器化的社會裡面，他們跟機器、工具、物件很有感情，這些已經成為他們生活的一部分，事實上他們對於工廠機器的感情就像是以前的人對於大自然的花草樹木的感情一樣。

　　羊城晚報：你還在大學上課講香港文學嗎？

　　董啟章：是，還在香港中文大學教授「香港文學欣賞」，這是一門通識課，修讀的同學都不是中文系的，所以沒有太多文學背景，講的內容相對較淺，主要是介紹香港的短篇小說，大概10來篇。從1950年代舒巷城的《鯉魚門的霧》說起，有劉以鬯的《對倒》、西西的《我城》、也斯的《剪紙》，講得比較深的是韓麗珠和謝曉虹的小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