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必讀的中國帝王史（二十一、崇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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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亡國之君的亡國之君崇禎

　　公元1627年，玩了一輩子木匠活的熹宗在臨去見太祖的前幾日，將他的五弟朱由檢叫到跟前說：「來，五弟當為堯舜也。」他將一個內困外患的國家，而且還是閹黨把持著的朝政的恐怖局面交給了他十七歲的弟弟。這就是後世稱為不是亡國之君的亡國之君，為他的朝政和國家奮力掙扎了十幾年的崇禎皇帝。

　　崇禎是個亡國皇帝，這是不可否認的事實，但奇怪的是，他是一個比較不挨罵的亡國之君。國人對於亡國之君的印象是商紂王、秦二世、漢獻帝、陳後主、隋煬帝、宋徽宗之類的主兒，這些人或殘暴無情，或荒淫無恥，或昏庸無道，或懦弱無能，不亡沒有道理。陳後主陳叔寶，是個荒淫無恥有了名的皇帝。隋煬帝楊廣，不說了，暴君的名氣可與秦始皇並列。南唐後主李煜，長於婦人之手，幾曾識過干戈？雖有一手的好詞，卻是以三千里江山為代價，最後做了違命候，連個小周后都保不住，生日都過不了。北宋二帝，徽宗與李煜差不多。這些人在歷史上，是罵名多於同情。但崇禎不一樣。

　　先看看造了他十幾年反的李自成是怎麼形容他的：「君非甚暗，孤立而煬灶恆多；臣盡行私，比黨而公忠絕少。」（《登極詔》）李自成是在明朝統治下活不下去才鋌而走險的，按說與崇禎皇帝有不共戴天之仇，但他這段話卻說得客氣之極，分明就是「君非亡國之君，臣皆亡國之臣」的文雅說法。連李自成都是這樣想的，其他人就更不用說了。

　　清張廷玉在《明史·流賊傳》中這樣評價崇禎：「嗚呼！庄烈非亡國之君，而當亡國之運，又乏救亡之術，徒見其焦勞瞀亂，孑立於上十有七年。而帷幄不聞良、平之謀，行間未睹李、郭之將，卒致宗社顛覆，徒以身殉，悲夫！」

　　不僅如此，後代許多人還極力稱讚他是一個勵精圖治、很想有一番作為的「好」皇帝。按照一般的常識，勵精圖治的總是那些聖明的帝王，如唐宗宋祖、秦皇漢武、康熙乾隆；而亡國之君，不用說，那自然要麼昏庸，要麼殘暴，要麼糊塗——要麼竟然是兼具三種特色的扶不起的劉阿斗式的人物。因此，將崇禎定位於勵精圖治的亡國之君，就好像說某人是個奸詐的好人，某人勤奮地偷懶，某人辛苦地享受一樣不合邏輯。但歷史本身並不一定非要依照邏輯來行走，更不一定與我們的常識相吻合。歷史所干出的勾當常常令人啼笑皆非，無法表情。

　　說崇禎勵精圖治，即便是奪了大明帝國江山的滿人，在他們作為勝者來編撰的《明史》中，也給予了崇禎這位亡國之君相當高的評價：

　　「崇禎繼承神宗和熹宗，慨然而有所作為。在他即位之初，他精明果斷地剷除了魏忠賢這個奸臣，天下都希望他能帶來承平。但可惜的是當時明朝大勢已去，積重難返。朝廷里黨派紛爭，戰場上兵疲將驕。四面戰爭不已，流寇四處蔓延，天下潰爛得不可救藥，可謂是不幸之極。

　　然而在位十七年間，不溺於聲色犬馬之中，而是勤勉辛勞，勵精圖治，在面對臣子時常感嘆，希望能得到非常之材，但卻沒能如願，以至導致了他所用非人，使時局更加艱難。到後來他重又信任宦官，將他們派到各個重要崗位上，這一舉措非常地不合適。後來江山移人，他也自殺身死，難道不是氣數使之然嗎？」

　　至於大明的遺民們，更是將他認定為一代聖君，其中嶺南派詩人屈大鈞在詩中寫道：「先帝宵衣久，憂勤為萬方；捐軀酬赤子，披髮見高皇；風雨迷神路，山河盡國殄；御袍留血詔，哀痛何能忘？」這哪裡是一位亡國之君？這分明是一位勵精圖治，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聖明天子啊。

　　遺民歌頌前朝，裡面帶了不少感情因素，不免有誇大之辭。但從歷史上看，崇禎在位期間，的確做到了旰食宵衣，兢兢業業，他本身的素質在明代的帝王中也屬上智之人，與他那個二十多年不上朝不與大臣見面的祖父和他那個縱情酒色，不會治理天下，卻做得一手好木工活的哥哥相比，崇禎之「敬業」，簡直可以評為帝王中的勞模。

　　正是這麼一位希望能夠中興帝國－－並且為了這一希望而身體力行的青年才俊，他的努力，他的勤勉，他的執著和夢想，最後換來的不但不是帝國的中興，反而是帝國的覆亡，他本人也將在一個寒冷的春夜裡走投無路，只得殺妻殺子再自殺。照史家的說法，他十七年里勵精圖治，企圖中興振作，但終是無力回天。這樣的前因與後果，委實讓人捉摸不透歷史老人究竟是何種心態。

　　退一步講，如果亡在他的祖輩萬曆皇帝朱翊鈞――這個人懶惰得二十多年不理朝政，亡倒也亡了；如果亡在他的兄長天啟皇帝朱由校――這個人重用太監大搞特務政治，卻在皇宮裡對自己的土木手藝手舞足蹈樂此不疲，亡倒也亡了。亡國之君的名義最終落在了崇禎皇帝身上，確實有些「不公平」。於是，史家的觀點是：崇禎是在為萬曆和天啟兩代皇帝充當亡國之君的替罪羊。

　　一個人命運的悲劇其實就是他性格的悲劇。如果這一論斷沒錯的話，那麼，以崇禎的人生悲劇而言，這人生悲劇的確來源於他的性格悲劇。

　　吝嗇鬼皇帝

　　崇禎名朱由檢，生於1610年正月，系太子朱常洛（即後來的明光宗）之子，崇禎五年即喪母，雖然貴為太子之子，但當時朱常洛的太子地位並不穩定，長年蒙在萬曆欲廢掉其位，改立鄭貴妃之子的陰影之中，再加上萬曆是一個絕情於親情的人－－事實上歷代帝王因為子孫眾多，往往其中的親情平淡如水，幾乎從來沒有過平民家庭那種天倫之樂。萬曆既不喜歡崇禎的父親，當然也就更不喜歡木訥內向的崇禎。後來，他的生父雖然歷盡坎坷而位尊九五，但卻在即位的當年就因縱慾過度而病死了，皇位傳到崇禎的哥哥朱由校身上。朱由校對於酒色可謂是秉燭夜遊，夜以繼日。這個年輕的皇帝對治理天下基本沒有興趣，將它一股腦兒地交給了太監魏忠賢。在這個皇帝眼裡，連大明的江山也如此漠不關心，何況是崇禎這個同父異母的兄弟呢？因此，崇禎的整個童年和少年時代，完全沒有常人所享受到的父母之愛，兄弟之情，反倒是目睹和親歷了紅丸案和移宮案等駭人聽聞的政治陰謀。

　　崇禎少年時所經歷的這些政治陰謀和他長年的與世隔絕而又親情寡淡的深宮生活無疑是一條條噬心的小蛇，它們撕咬著崇禎，並使崇禎在這種命運的無常與超乎尋常的冷漠中，漸漸養成了他一生中典型的人格分裂式的雙重性格：一方面，他身為位尊爵重的親王，自可以呼奴喚仆，形成了他性格中嚴急而刻薄、既對手下人薄情寡義而又自以為是的一面；另一方面，從小的孤獨寂寞和難於主宰自己命運的無奈處境又讓他敏感、多疑，從而因內心深處的過分軟弱和自戀造成極度的自尊，一意孤行而完全聽不進別人的意見。後來，他在重大關頭常常首鼠兩端，既怨天尤人又懷疑自我，最後則是毫無主見地把一切交給命運安排。這種性格對於一個普通人來說也將是災難性的，何況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帝王呢？

　　但崇禎同中國的所有皇帝都不一樣，從他天啟七年（1627年）登基第一天起，國家大廈將傾、分崩離析的事就接連不斷地折磨著他。或者說，早在崇禎帝即位之前，明朝就已名存實亡了。明朝的皇帝，除了太祖朱元璋、成祖朱棣外，沒一個說得過去的，可以說是黃鼠狼下崽，一窩不如一窩。有好大喜功，被瓦刺俘虜差點亡國而又兩度登基的皇帝，有幾十年不理朝政，幾十年不任免官吏的皇帝，有喜歡做木匠的皇帝，有替自己親爹媽爭名分而與大臣打了多年口水仗的皇帝，有喜歡封自己為將軍或侯的皇帝，有喜歡自己乳母的皇帝，有死於紅丸的皇帝，有喜歡微服私訪、經常溜出宮門、調戲良家婦女的皇帝，更為荒唐的是在位長達45年的嘉靖皇帝竟迷戀於用年輕貌美的宮女作其長生不老的丹藥，以至於被忍無可忍的宮女們試圖勒死於龍床之上。真是一塌糊塗到了極致，整個二十五史，沒有這麼胡鬧的朝代。

　　而且明朝自始至終，外有邊患，強鄰壓境，蒙古、瓦剌、滿州相繼而起，戰事紛紛。內有奸宦，政治黑暗，官匪橫行，孳生出王振、曹吉祥、劉瑾、谷大用、魏忠賢、王承恩等相繼把持朝政的歷史上赫赫有名的奸佞之臣，若按奸臣數量排列，明朝當列諸王朝之首。何況自從有了奸宦的擅權，就有了閹黨與朝黨之間的黨爭，正邪之爭、門戶之見，使朝政內耗於此。加之天災不斷，民不聊生，反抗頻起。可謂內外交困。

　　到崇禎帝即位時，明朝已是風雨飄搖，奄奄一息了。崇禎元年，餓殍遍野的陝西已燃起饑民起義的星星之火，而更大的農民風暴正在醞釀。在長城關外的東北，後金貴族早已崛起，努爾哈赤的子孫正虎視眈眈覬覦著關內的大明朝——在他們的眼中，大明朝無疑於圈養的無數肥壯牛羊等待著他們去宰割，去分享。內憂外患，一邊像蔓延而來的大火，另一邊又像呼嘯而來的大潮，這就是崇禎帝朱由檢接手是時的窘況。因此，這絕對是一個爛攤子，而且這個爛攤子已到了爛透的地步——二十餘年荒怠異常的弊政，尤其是後來天啟年間的腐朽加黑暗，大明朝其實正滑向無盡的深淵。作為統治中國的皇帝，原本應該是高高在上、權傾天下的。但崇禎從接手皇位的那一天起，就感覺到屁股下面不是舒舒服服的龍椅，而是一座正噴薄著憤怒與仇恨的火山口，可以說沒過過一天舒心的日子。這樣的國家接了手，也無機會可言了。

　　但是崇禎皇帝還是沒有學他的祖先們，登基伊始，就體現了他高出其他皇帝的地方。一是果斷，二是勤政。

　　清除閹黨，整頓吏治是其革新朝政的重要舉措。1627年11月，在剷除掉魏忠賢的羽翼，使其孤立後，他果斷下令將其貶謫到鳳陽，隨即又下令逮治。在魏忠賢自縊而死後，下令磔屍於河間。此後，將閹黨二百六十餘人，或處死，或遣戍，或禁錮終身，使氣焰囂張的閹黨受到致命打擊。同時，平反冤獄，起複天啟年間被罷黜官員。全面考核官員，禁朋黨，力戒廷臣交結宦官。整飭邊政，以袁崇煥為兵部尚書，賜尚方劍，託付其收復全遼重任。

　　這一系列舉措，雷厲風行地清除了魏忠賢和客氏的勢力，鞏固了自己的政權地位，閹黨之禍逐漸澄清，使得朝野上下精神為之一振，人們彷彿看到了明朝中興的希望。不幸的是，他隨後卻又因對外廷大臣不滿，在清除魏忠賢為首的閹黨後，又重用了王承恩等另一批宦官，和以前的皇帝犯了同樣的錯。他給予宦官行使監軍和提督京營大權。大批宦官被派往地方重鎮，凌駕於地方督撫之上，甚至派宦官總理戶、工二部，而將戶、工部尚書擱置一旁，致使宦官權力日益膨脹，統治集團矛盾日益加劇。

　　面對危機四伏的政局，他求治心切，很想有所作為。每逢經筵，恭聽闡釋經典，毫無倦意，召對廷臣，探求治國方策。勤於政務，事必躬親。對於當時的政治黑暗腐敗，他也想有所作為，為此，他起用了東林黨人，試圖解除內憂外患，挽救行將滅亡的大明江山。與前兩朝相較，朝政有了明顯改觀。

　　但是，大明的政權已經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矛盾叢集、積弊深重，縱然崇禎帝有雄才大略，也無濟於事，更何況，他也有多疑軟弱等缺點，要力挽狂瀾談何容易。更要命的是，就在他即位之時，西北大地發生特大旱災，莊稼顆粒無收，人民流離失所，紛紛餓死，甚至發生人相食的慘劇。對此，官府不予救恤，依然催租逼稅。人民走投無路，只得揭竿而起。

　　安塞人高迎祥號稱「闖王」，打出了反明的旗幟。不久，張獻忠在米脂起義，響應高闖王，號稱「八大王」。後高迎祥被浮犧牲，李自成繼任「闖王」，手下有劉宗敏、田見秀、郝搖旗等戰將。李自成雖號稱「農民起義領袖」，但並非救民於水火，他攻城掠地，每遇頑抗，都要大肆殺戮，對方堅守一兩天，城破以後要殺十之三四；堅守五六天，城破以後差不多要斬盡殺絕，還要毀平城牆。每破一城他就棄之不顧，繼續向前進攻。他曾三度圍攻開封城不下，最後決黃河大堤，淹死兵民數十萬人。可以說，李自成十多年的大起義，也是對中國十多年的大破壞！後來他的隊伍中加進了河南杞縣舉人李岩，及夫人紅娘子；舉人牛金星、算命先生宋獻策等作謀士，情況稍好一點。我們過去有一種機械的評價標準：農民起義就是革命行為，就是推動歷史的發展，讓人感到是一種很牽強的理論。有作家窮一生之精力，寫出多卷本的小說，歌頌「李闖王」，讓人難以卒讀。崇禎帝面對這位大肆破壞、殺人如麻的「闖王」，能有什麼辦法？！

　　國內農民起義烽煙四起，在東北邊境，後金的侵略更加頻繁。在當時已經民不聊生的情況下，為了支持對金的戰爭，他不得不大幅增加賦稅，名曰「三餉」——遼餉、剿餉和練餉。三餉加派是掠奪性的財政措施，賦役徵收受生產力發展水平的制約，賦役的徵收量不能超過生產者所能提供的剩餘勞動的某一限量，但三餉加派卻是依軍需決定徵收額，其加派額直線上升，結果造成「舊征未完，新餉已催，額內難緩，額外復急，村無吠犬，尚敲催追之門；樹有啼鵑，盡灑鞭撲之血。黃埃赤地，鄉鄉幾斷人煙，白骨青燐，夜夜常聞鬼哭」，從而引起廣泛的社會不滿，起義不斷。這種「竭澤而漁」的做法對其統治有如斧底抽薪，自斷生路。

　　崇禎是一個優點與缺點都突出的人。崇禎對朝務的勤勉和生活上的簡樸在中國幾千年皇帝史上都是罕見的。把史書里對他評價綜合一下就是：「他在位十七年，一直勤政理事，雞鳴就起床以至夜晚都不睡覺，往往焦勞成疾。節儉自律，不近女色，宮裡從來沒有宴樂之事。」

　　再順便舉史書上所載的三件小事：崇禎曾把宮中萬曆時所儲藏的上等遼參在集市上買掉，換回數萬兩銀子聊補國用；某日聽講官給他講書時，所穿內衣袖子已破損，留在外面很不雅觀，不時把它塞進去遮掩；崇禎十五年七月初九因為「偶感微恙」而臨時傳免早朝，遭到了內閣輔臣的批評。崇禎既感激又羞愧，特親筆寫了手敕，對輔臣進行褒獎，對自己進行了虛心的批抨。

　　但崇禎性格上的缺點也是強烈和極端的。崇禎的這種節儉已發展到吝嗇的地步了。他小時候用仿影的方式練字，如果紙張較大而範本的字較小的話，他一定會先將紙的一邊對齊範本，寫完後再把剩下的地方都寫滿，以免浪費。儘管身為帝王，他無法隨意出入於民間，但為了節約起見，他卻常派人到宮外去從民間採買物品，然後仔細地詢問價格。

　　這種平民生活方式當然也可看作是節儉和樸素，甚至可以如同我們在歌頌某位大人物只吃紅燒肉時那樣，把它看作是崇禎皇帝美德的象徵，尤其是在奢侈成風的帝王堆里，這種節儉大約只有那位嗜好穿補丁衣服的咸豐皇帝差可比擬。但令人沮喪的是，就像咸豐皇帝常常從某位大臣穿的是否是補丁衣服這一些微細節上來斷定他是否清廉稱職，是否予以提拔，從而導致北京城裡出現了舊官服比新官服更貴的荒唐結果一樣，崇禎這種近乎於守財奴式的節儉，對於他的中興帝國之夢，也是致命的一擊。

　　從他即位之初到帝國滅亡－－也就是他坐在龍椅上的十七年里，他的節儉品德一直像一把無形的劍，將他的帝國砍得鮮血淋漓－－他和他的大臣們始終無法建立正常的感情和正常的關係，很大程度上便和這有關。或者說，這種節儉有如一劑慢性毒藥，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地浸入了崇禎和整個大明帝國的血脈中，並最終引發了一場災難性和毀滅性的不治之症。

　　崇禎初年，為了節省帝國開支，他下令大幅度地裁撤驛站，因為他認為驛站的存在，既使來往的官員揩了國家的油，同時還得養大量的驛卒。裁撤的結果是導致大批因失業而無法生存的驛卒紛紛加入了農民起義的行列，在這些默默無聞的驛卒中，有一個就是後來聞名天下的李自成。而崇禎裁撤驛站，據統計，所節約的開支僅僅為30萬兩銀子，大約相當於皇宮一個月的支出。

　　眾所周知，明朝官員薪水之低是歷朝罕見的，一個知縣的月薪是7．5石，約折價10兩銀子左右，即使是正二品的尚書，也只不過區區61石，還不到100兩銀子，但一個官員要想維持正常的開支－－遠遠不是花天酒地，窮奢極欲，這點薪水連杯水車薪也算不上。大清官海瑞生活在比崇禎早幾十年的萬曆年間，他為其母作壽時，只能買兩斤豬肉而已，連總督胡憲宗聽了也覺得甚是不忍。等到海瑞晚年東山再起，被任命為正二品的南京右都御史時，為了置辦一身官服，竟然不得不變賣家產。

　　在這種超級低薪的前提下，官員們如果不集體貪污受賄，絕對無法生存下去。而明朝的官僚制度，本身似乎對一定程度的受賄是默許的－－如地方官員向京官例行的炭敬、冰敬，以及官員出差時成了慣例的打秋風等等均被視作正常。因而在明代，各個州縣在徵收上交國家的正稅以外還得向百姓多征多少錢糧，一個下級地方官每年應該向上司進幾次貢，每次的數額大約是多少，都有一定的慣例可循，這本身也已成為明代官僚體制的一部份。

　　崇禎除了是個節儉主義者外，還是一個理想主義者。他本身擁有豐厚的內帑，然後可以大談節儉，同時也要求所有官員不但要節儉，而且要廉潔，這本來是一個明君的確該有的品德。但是，理想主者的錯誤往往是無視現實的可能性而急於求成，急於求完美，崇禎即是如此。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崇禎本人不清楚帝國里這種集體受賄的深層因由，卻簡單地企圖用儒家道德來約束和要求大臣，屢屢宣講「文官不愛錢」的古訓。這不但毫無作用，反而顯得聖上如同腐儒一樣不解世事，迂闊可笑。反過來，崇禎則自覺有充足的理由認定手下的官員都是一幫酒囊飯袋，蛀蟲敗類。君臣關係之緊張，歷朝歷代大致無過於崇禎年間。

　　崇禎元年七月，戶科給事中韓一良不知出於何種原因，在上疏給崇禎時指出，當今世上，幹什麼事不用錢？哪個官員又不愛錢？做官是花錢買來的，因此這些官員上任後，為了收回成本當然就得貪污受賄。因此，說到害民，就將這歸咎於知府和知縣等地方官的不廉潔上是不公平的，因為這些人沒法廉潔。他們薪水極低，而上司卻想方設法要勒索，過往官紳要打秋豐，進京朝覲一次至少要花三四千兩銀子，這些錢又不能從天而降，叫他們如何廉潔呢？韓一良舉證說，州縣的官員進京，京城的御史和給事中們號稱開市，是一個撈錢的好機會。他本人兩個月以來拒收的贈金就有500兩。末了，韓一良認為，他淡交尚且如此，其他人就可想而知了。因此他建議，只有嚴懲少數罪大惡極的貪污受賄者，讓大臣們把錢當作禍水，才有可能出現廉潔愛民的情況。

　　崇禎對韓一良的說法深以為然，專門為這一奏摺開了一次現場會，他讓韓一良站在大臣面前搖頭晃腦地朗讀了這一奏摺，然後又讓大臣們互相傳閱，並決定要破格提拔此人，當場就要任命他為右僉都御史。負責官員升遷的吏部尚書一面連連稱善，一面卻別有用心地說：韓一良所奏一定是有所指的，請皇上命他挑出最嚴重的貪污受賄案例來，以便以此為例進行重處。

　　這明明是給韓一良過不去，韓一良本來不過是要在崇禎面前表明他的忠心與幹練，又哪裡敢真正舉出哪個官員貪污、哪個官員受賄呢？他只得支吾著說折中所言俱是風聞，並沒有一個準確的事實。這下崇禎不高興了：「難道連一個貪污受賄者你也不知道，就寫了這個奏摺嗎？限五日內奏明。」

　　五天後，韓一良只得糾彈了幾個已被打倒了的閹黨死老虎交差，崇禎看出他在打馬虎眼，再次令他當著眾臣朗讀那本奏摺，當韓讀到他兩個月收到贈金500兩時，崇禎立即打斷他，厲聲追問這500兩銀子到底是誰送的？韓一良推說記不清了。崇禎龍顏大怒，韓一良的右都僉御史沒做成不說，還差點丟了命。

　　韓一良事件的結果是，崇禎越來越對整個帝國的文官系統感到不滿，對大臣們的從政能力和品德人格都持懷疑態度，此後，他在用人上總是頗多猜疑，甚至只得自已一個人去干。就像一個勤快的笨蛋總是要比一般的笨蛋干出更多的不可收拾的蠢事一樣，一個自以為是而又事必躬親的專制君主給這個千瘡百孔的帝國造成的傷害，遠遠要大過一個平庸、惰怠、無所事事的皇帝。

　　同時，縱觀崇禎一生，他的內心內心深處肯定懷著一種很大程度的不自信，因此他才會對他人的評價特別敏感，有時候簡直就是一種病態。這病態的表現形式之一就是對於身邊所有人都懷著一種深刻的懷疑和猜忌。皇帝的這種病態心理在他統治後期尤其明顯，往往使得朝臣們處於一種兩難的境地不能自己：如果大臣們表現得平庸無能，這當然會讓自以為高明的皇帝十二萬分地看不起，其結果肯定無法得到皇帝的歡心；而表現得精明能幹卻又頗易遭到神經過敏的皇帝的猜忌，以致於讓他懷疑大臣們是在看不起他，那樣的後果將更為嚴重。

　　在崇禎朝的17年里，崇禎一共任用過50位內閣大學士，不論是在明代還是歷朝歷代，都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最高記錄，六部和都察院的首長更換也同樣頻繁，走馬燈似的令人眼花繚亂：他共用過吏部尚書13人，戶部尚書８人，兵部尚書17人，刑部尚書16人，工部尚書13人，都察院左都御史132人。結果換來換去，仍然沒有換出任何一個讓崇禎滿意的官員來。真不知是大明氣數已盡，老天故意不讓賢臣生在當世，還是崇禎皇帝自己的腦袋出了問題。

　　朝中大臣走馬燈似的換，也許還有些說詞，但崇禎對於前線領兵作戰的高級將領，同樣是懷疑加猜忌，不能不說是兵家之大忌。他先後用過袁崇煥、楊嗣昌、孫傳庭、盧象升、洪承疇、熊文燦、陳新甲等人率兵分別同後金以及農民起義軍作戰，但這些人卻幾乎沒有一個得到了善終。不是被崇禎處死就是孤軍被圍而無人過問，最後只得坐守孤城被敵生俘；或者是被逼倉促上陣戰死。

　　尤其是他冤殺了一代名將袁崇煥。本來明朝是全賴袁崇煥在東北奮力抵抗清軍的。崇禎三年，皇太極想出了一條反間計，說袁崇煥與皇太極有密約，等待時機滅明後分享天下。生性多疑的崇禎帝不辨真假，將袁崇煥逮捕下獄，不久，即據偽證將袁崇煥凌遲處死。袁崇煥死後，東北已無得力大將可用，邊防更危急。

　　崇禎14年，清兵攻錦州，四月，圍城。明朝薊遼總督洪承疇率八總兵，13萬人援錦。八月，明軍大敗，洪承疇率殘部入松山。清兵圍松山。次年二月，清兵破松山，浮洪承疇，洪承疇降清。三月，清兵又破錦州，明總兵祖大壽投降。「松錦之役」，明朝東北的主力被消滅，元氣大傷。

　　崇禎的失誤還在於他在位之際，總是企圖用空洞的儒家道德來約束文武百官，但晚明時期，士大夫雖然滿口仁義道德，道德水準卻驚人地低下，包括一批名聞遐邇的理學大師。即便是為後人所稱道的東林黨人，事實上也不是我們曾經認定的那樣光明磊落，相反，卻往往打著光明磊落的旗號行卑劣下流之事。正如北島詩中所說的那樣：以太陽的名義／黑暗在公開地掠奪。整個社會對於享樂的貪圖，拜金主義的風行，官員的貪婪，軍隊的低能，政治的黑暗與經濟的凋蔽，使整個晚明時期呈現出一幅犬儒主義的百丑圖。大批高級官員為了保證頭上的烏紗，不惜拜宦官魏忠賢為乾爹，將這位文盲的生祠建得富堂堂皇，直到稱頌其為九千歲，這些事件都深深地說明了我們這個帝國的執政者們到底有多無恥和下作。

　　當崇禎的道德濟世的理念無法實施，而內憂外患反而更加激烈時，他認定「朕非亡國之君，諸臣盡亡國之臣。」對亡國之臣有何客氣呢？因此崇禎晚年便帶著一種說不出的陰損刻薄來看待手下的臣子們，「在崇禎執政的最後一兩年里，他一直處在對朝臣的刻毒怨恨和對自己懷疑、自責兩種情緒中。兩種情緒交替在他身上起作用，就表現為一時對朝臣痛下毒手，一時態度又相當溫和謙虛。這種雙重人格交替呈現的情況不但使得群臣摸不著頭腦，也加深了他本人的心理苦痛。刻毒的報復引起進一步的自責，自責刺傷了自尊心，又導致更刻毒的報復。惡性循環，他的心中永無寧日。」

　　崇禎在位期間，死於他手下的高級官員共計有：輔臣（相當於總理）１人、尚書４人、總督、督師７人、巡撫１１人，侍郎以下的官員則難以計數。到了崇禎後期，一向渴望仕途通達的官員們甚至也認為出相入閣乃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因為說不定哪一天就會因某一件事情得罪這位喜怒越來越無常的天子，轉瞬之間從位極人臣到腦袋搬家。

　　皇帝向臣子募捐

　　崇禎除了應付年年從未斷絕兵事之外，還需應對各地此起彼伏的乾旱、地震、蝗災、疾疫。要剿流寇，要賑災區，要防邊患，這一切都離不開一件東西，那就是：錢。

　　崇禎深感國庫空虛，手頭拮据。可那老百姓已經榨乾了，怎麼辦？無可奈何之下，貴為帝王的崇禎也顧不得許多了，只好砸鍋賣鐵，把宮中的金銀器皿拿出來應急，甚至變賣從萬曆時積存下來的老人蔘，剩下來的就得號召皇親國戚、文武百官助餉，採取募捐一策了。

　　崇禎十二年，崇禎找上了富甲一方的皇親武清侯李國瑞，要他為國分憂，貢獻四十萬銀兩為餉，李國瑞見數目巨大，死活不肯出，一口咬定拿不出這麼多錢。不過崇禎對其底細也略知一二，當然不行，催逼更急。這李國瑞索性耍開了無賴，也來了個砸鍋賣鐵，將自家的房屋標價出售，家用器皿什物則拉到外面變賣，以示一無所有。此舉令崇禎怒不可遏，遂將李國瑞入獄，奪其爵位。李國瑞哪禁得起這個，不久便驚怒而亡。如此一來，外戚嘩然，紛紛抱怨崇禎不顧恩義親情，更聯合起來抵制募捐。崇禎本人事後也頗為後悔，加封李國瑞7歲的兒子李存善為侯，所追繳的這四十萬銀兩最後也全部退還。皇親既然反悔，官員自不會熱心，募捐一事也就這樣不了了之。

　　從崇禎元年起，在陝北就鬧起了農民起義，這使崇禎帝如坐針氈，食不下咽，沒有一天不在想著如何「剿匪」。然而，經過十幾年的「剿匪」，由闖王李自成率領的一支農民義軍卻越戰越強。1643年，這時的「流賊」李自成已在西安建立了農民政權，他的百萬大軍懷著必得天下之志從西安出發，此後又從軍事要地宣府、大同進逼北京，並相繼攻陷了平陽和太原，大明帝國的心臟北京城已指日可下。這時候的京城，缺兵少糧，守備虛弱，大明的局勢可以說已到了火燒眉毛的窘狀。

　　無計可施的崇禎特地召見了吳三桂的父親吳襄和戶部、兵部的官員們，討論放棄寧遠，調吳三桂軍隊緊急入衛北京。但吳襄卻提出，如果讓吳三桂進衛北京，大約需要100萬兩銀子的軍需。100萬銀子在畢生儉樸的崇禎眼裡，是一筆龐大得令他肉痛的數字。他不能忍受一下子付出這麼多的銀子，為此，崇禎只得放棄了這一原本還算不錯的計劃，然後坐困城中。

　　為了堅守京師，籌餉是一個大事。從召見吳襄之後，崇禎就多次向戶部提出要解決這一問題，但此時的大明王朝已是油盡燈滅，國庫里的存儲竟然僅有區區40萬兩。戶部的官員面對崇禎嚴峻的責罵也仍然無計可施，而與此同時，崇禎個人的財產卻豐厚無比。為此，大臣們反覆上疏懇請，希望崇禎能拿出屬於他個人的內帑以充軍餉。這無疑是要崇禎的命，他向大臣哭窮說：「內帑業已用盡。」左都御史李邦華大概著急了，也顧不得是否當眾頂撞聖上了，他說社稷已危，皇上還吝惜那些身外之物嗎？皮之不存，毛將附焉？話已說得再明白不過了，崇禎卻顧左右而言它，始終不肯拿出一分一厘來保衛他的江山。

　　到了李自成攻佔北京，從他的宮內搜出的白銀即多達3700多萬兩，黃金和其他珠寶還不在其中。這麼多錢，若真是放用來賑災助餉，可能李自成也不反了，清兵也進不來了，自己也不用煤山自盡了。為了節省100萬而丟掉了3700萬，乃至整個無法估價的萬里江山，這本是一筆再簡單不過的賬，但自幼聰明好學的崇禎皇帝卻到死也沒有算清楚。

　　國庫中沒有錢，皇帝有錢卻不想出，想再殺雞取卵或是竭澤而魚地從百姓頭上搜刮也已既沒有充足的時間，且沒有充足的地盤了。這時，崇禎皇帝萬般無奈，只得要求文武百官無償捐助，但天下最富的皇帝對拿錢來保自己的家天下都不樂意，又有幾個官員肯拿出他們手裡的錢呢？崇禎無奈，只得遣太監徐高通知周皇后之父、國丈嘉定伯周奎，讓其捐10萬兩，以便起個表率作用。老丈人周奎年歲雖大了些，可對自己的口袋一點也不含糊，你皇上都不出錢，哪裡又該我們這些當臣子的出呢？只是這話他不敢說出來，而是一個勁地哭窮，堅稱沒有。徐高再三說明上意，周也漫不經心，毫不介意。徐高憤而泣曰：「後父如此，國事去矣。」周奎見話說到這個份上了，也怕崇禎歸罪，答應勒緊褲帶捐獻一萬兩，崇禎認為少一點，要他拿出二萬。周奎不敢再討價還價，卻暗地裡進宮去向女兒求援。皇后答應幫他出五干，並勸他儘可能滿足崇禎要求的數額。

　　可就是這本身出自崇禎內帑的５千兩銀子，周奎也只捐了３千兩，餘下的２千兩反成了他的外快。其他後台不如周奎那麼硬的大臣們，儘管個個富可敵國，卻紛紛裝窮（當然也有少數真窮的）。大學士魏藻德僅僅拿出百金，已被批准退休的內閣首輔陳演則專程入宮表白自己在任期間如何清白廉潔。還有一些官員則效法李國瑞，在自己門上寫著：「此房急賣。」

　　表示他們家裡已窮得只能賣房子過日子了。表示他們家裡已窮得只能賣房子過日子了。再拿出一些不值幾個錢的器皿什物擺在市上兜售。自天子到大臣的集體哭窮，這大約是大明王朝上演的最後一幕鬧劇。鬧劇的導演自然是天子崇禎。

　　宮裡的太監以王之心最富，但也僅獻萬金。王永柞、曹化淳則捐金三萬至五萬。後來李自成攻破北京之後，嚴刑拷打王之心，追出十五萬白銀，其家藏金銀器物亦均為上品。周奎被抄掠之後，現銀就有五十二萬，家中奇珍異寶，綾羅綢緞價值數十萬。

　　最後為搞平衡，乾脆來了個攤派，比如浙江出六千，山東出四千等等。個人的最高限額是三萬，但滿朝竟然無人達標，僅有太康伯張國紀一人出到了兩萬。就這樣，本次靖國募捐從京城皇親國戚，士大夫官員組成的的食祿一族那兒最終募集到了一筆巨款：二十萬。

　　這筆「巨款」數額如此，作軍費實在沒辦法看。所以這二十萬現金，崇禎全部用來犒賞慰勞京城守軍。這一天，小民百姓痛哭捐金者甚多，多者有三百金、四百金。

　　有錢不出錢，這個時候的崇禎除了一聲嘆息，也不能把他們怎麼樣了。只好又改個法子，號召有力出力，令眾人各輸糧草供給官軍，或贍養將士們的妻子兒女，使京城守軍無後顧之憂，但反應更為冷漠，無人響應，只好作罷。

　　弔死煤山

　　1644年4月23日，李自成的義軍在隆隆的炮聲中對北京全城發起攻擊，只一夜之間，北京外城被攻破。李自成決定給崇禎皇帝最後一次投降的機會。已投降義軍的宦官杜勛，奉命進城，代表「大順王」入宮談判。崇禎帝接見了這位太監，他曾是皇上的親信。首輔魏藻德也在場。杜勛在其原來的主人面前十分坦率地說明了交換條件：明朝封李自成為王，賜銀100萬兩，承認陝西和山西為其封國；李自成則負責平定國內其他起義軍，並為明朝抗擊滿清，保衛遼東。

　　這些條件很有誘惑力，但崇禎帝聽杜勛逐條闡述時，也考慮到，現在的讓步，在將來的正統史家眼中，會永遠成為他曾「偏安」的證明。不過，如果他能在大臣中為此綏靖策略找到支持者，對他的指責便可減輕。於是他轉向魏藻德問道：「此議何如？今事已急，可一言決之。」魏藻德卻一言不發，皇上頓感不快，再次問道：「此議何如？」魏藻德仍沉默不語，拒絕為此決定分擔責任。皇上氣得發抖，轉身打發了杜勛。杜勛剛一離開，皇上就當著魏藻德的面猛擊龍椅，並將其一把推倒。他在這一天下了最後一道聖旨，一方面痛罵諸臣誤國，一方面輕描淡寫地作了自我批評。最後卻無異於痴人說夢似地宣布，他赦免除李自成以外的所有農民起義人員，而如果有誰能將李自成生擒或殺死，則封萬戶侯。魏藻德慌忙退出，談判之事遂再未提起。

　　當晚，李自成的軍師宋獻策占卜星象，說是若明日下雨，則此城必破。次日早晨，即4月24日，李自成醒來後，見外面下著濛濛細雨，遂下令部隊準備進城。他也將營帳移至彰儀門（今廣安門）外，守城總管、太監曹化淳打開彰儀門獻城投降，義軍進佔外城。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位宦官竟是崇禎最信賴的重臣。

　　至夜幕降臨時，李自成的軍隊已逐漸佔領了南城。崇禎帝知道，在大順軍攻入紫禁城之前，留給他的時間已不多了。看到大勢已去的崇禎，在與16歲的太子、11歲的永王、9歲的定王哭別後，讓他們化裝成平民，逃出紫禁城，並命令周皇后自殺。接著，他衝進寧壽宮，對最疼愛的15歲的長平公主，悲痛地對她說：「你為何生在我家？！」不忍女兒落於敵手遭侮辱，他掩面揮劍刺向女兒，但沒傷及要害，崇禎帝已悲痛得再也舉不起劍。之後，他又來到西宮，胡亂將袁妃等幾位妃嬪斬殺。而宮女們，則紛紛投河自盡。

　　隨後，在昏暗的夜色中，他帶著一批太監衝出宮門，逃命去了。他們出東華門，至朝陽門，又奔安定門……在城內兜了一圈，都被他的臣僚擋了回來，只得重返宮中。

　　25日凌晨，崇禎帝登上鐘樓，鳴鐘召集百官，但無一人前來。眾叛親離的崇禎帝與宦官王承恩一起溜出紫禁城，登上了後面的煤山（今景山），從煤山山頂，可以看到北京城外李自成軍隊的營帳里燈火通明，宵鼓陣陣。明天，他們就要攻城了。崇禎嘆了口氣，他用衣帶草草地寫好遺書，凌晨時分，恨恨地上吊自殺。時年34歲。他死後，王承恩也弔死在他對面。

　　崇禎在農民軍攻城時，他望眼欲穿的吳三桂走了半個多月還沒有從寧遠趕來，在他上吊前的那一時刻，他是否想起了當年袁崇煥兩晝夜急馳三百餘里來救他的事呢。

　　三天後，人們在壽皇亭發現了崇禎的屍體。只見崇禎亂髮覆面，身穿藍衣，左足赤露，右著朱靴，衣前書寫一段文字：「朕自登極十七年，逆賊直逼京師。雖朕薄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諸臣之誤朕也。朕死無面目見祖宗於地下，去朕冠冕，以發覆面，任賊分裂朕屍，勿傷百姓一人。」這段話，可以歸結為三層意思，一是「諸臣之誤朕」，再次強調他不是亡國之君，只因他的臣子們皆是亡國之臣，有推卸責任之嫌；二是「無面目見祖宗」，這是真正痛心的事；三是「任賊分裂朕屍，勿傷百姓一人」，這也應是真心話，他畢竟不是一位殘暴之君。有人不忍目睹此慘狀，遂將他葬在了3個月前死去的田貴妃墓中——即現在的思陵。就這樣，明朝的統治覆滅了。

　　不過怎樣，明朝最後一位皇帝，應該算是一位好皇帝，就是如此下場的，死時不過33歲，令人有些痛心。想來，崇禎在臨死之時一定會不甘心地發問：為什麼我的勵精圖治換來的卻是亡國之悲與自縊之痛？

　　許多人都把崇禎的失敗歸結於農民起義和盤踞於滿洲的後金勢力，這點不假，它們的確是推動崇禎朝歷史變遷的直接力量，但是，人們也知道，不管多爾袞和李自成存不存在，大明王朝的氣數已是油盡燈枯了，多爾袞和李自成只不過是壓在駱駝背上的最後兩根稻草罷了。王朝更迭的不可違之命就這樣像抓鬮一樣抓到了崇禎的頭上，他的悲劇命運就在於他不僅無法以一身之軀來阻止社稷顛覆之勢，而且歷史所能給予他的時間和空間也註定他成為不了一位中興之主。

　　以崇禎的個人素質和勵精圖治的志氣，如果生在和平時期，未嘗不可以忝列於明君之側，因為在和平的年代裡，崇禎個人的性格雖然有著各種弱點，但卻不會是致命的；但他顯然生錯了時代，在那樣一個即將大廈將傾的季世，他的悲劇性格加上他的求治甚急，勵精圖治只會加快王朝的滅亡。崇禎事實上成了他的祖父萬曆和哥哥熹宗的替罪羊。儘管他比這兩位親人要英明得多，勤勉得多，但他的祖父和哥哥卻可以在宮中花天酒地過一生，他雖說旰食宵衣，卻免不了背上亡國者的恥辱。

　　看來，在獨裁和專制的鐵幕體制下，如果一個君主本身性格有著各種致命的弱點，那麼我們真的不希望他再去勵精圖治，幻想在他手裡天下承平，他哪怕是作一個花天酒地，窮奢極欲的昏君，也要比妄圖作聖君的後果強得多。一個不理朝政的昏君大不了耗點民脂民膏，而努力想要有所作為的庸君，雖然不近女色，事事節儉，但他帶來的也許是亡國之痛。

　　總之，在君主一人家天下的時代里，崇禎的悲劇其實是從這種體制上就決定了的，不管他是勵精圖治也好還是宵衣旰食也罷，最後無論如何也是逃不脫亡命亡國的可悲下場。只不過，這一悲劇的源頭並不在崇禎身上，而是應由他上溯到三百年前，當那個作過和尚的朱元璋在遙遠的南京城裡登基時，悲劇的種子就已經埋下了。它的苦果在三百年後成熟，並由這位下種的開國之君的子孫後代來品嘗。

　　1644年，統治276年的大明王朝結束了。本來，紫禁城的主人可能改姓李，但是，同樣是農民出身的李自成，並沒有朱元璋那麼有治國之才，攻下北京後，他和他的部下即驕傲自大，固步自封，腐化墮落，並一再貽誤戰機，加之冒犯吳三桂而使他打開山海關，引清軍南下，奮戰17年得到的成果拱手讓人，也算慘痛而有益的歷史教訓。

　　崇禎之死有著不同凡響的意義。他的死，不僅僅在於一個王朝不可逆轉的滅亡，更在於一個可能忽略的事實：隨著清王朝的入主中原，以一種野蠻落後的孔武粗陋接管一個文明熟透同時也是腐爛的國度，科技文化的因子受到嚴重窒息，人文精神的嫩芽受到百般摧殘，領先世界兩三千年的華夏文明幾乎止住了腳步，開始落後於西方。

　　清末李鴻章曾有一句「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名言為時人之首肯，但這個變局的序幕不是在咸豐、同治之年拉開，而應早在崇禎弔死媒山的1644年。崇禎朝無疑是中國歷史的一個分水嶺，破產的封建中國與涅磐的西方文明之間的分水嶺，在它之後的中國沒有迎來一個嶄新的時代，迎來的卻是一個既往封建王朝的拷貝件，而緊隨其後的康乾盛世也不過是給我們演出了一場封建盛世的絕唱而已。

　　17世紀40年代的世界，東西方先後有兩位君主走向絕境——一個將脖子伸進了樹枝下絲帶吊環里，另一個將脖子伸進了斷頭台的鍘刀下。而兩人死後其民族的走向卻是天壤之別。就是在這個年代以後，西方的崛起與東方的沒落明顯加快，我們看到：世界的天平開始失衡……

　　對崇禎的死，包括不少史學家在內，眾多的人抱有同情之心。同情什麼？同情他的身世，同情他的結局。雖勵精圖治卻無力回天，國運已經明顯不行，苦苦支撐仍力不從心，正如他所說：朕非亡國之君，而事事皆亡國之象。自然，同情崇禎的背後隱藏對一個國家和民族沒落的悲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