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學者葉國華：歷史讓我成為香港左派

05-26

邱震海：講到香港的左派，講到香港的過去的愛好者，那麼今天我們很多人也在講愛國，也有左派和愛好者的定義。葉先生我想請教您，您如何理解一個愛好者，您當年是愛國的動機，您當年怎麼看，您當年的愛國的動機和愛國的者的一種定義？

葉國華：其實我們在香港就是一個小老百姓，我家裡面住在深水鋪，其實我們也沒有什麼很深刻的動機說，我們怎麼對國家有什麼要求，因為抗戰以後，最初一個階段，還有一些國民黨的軍隊，還是住在香港，那個軍隊叫新一軍。

所以那個時候也引起一些街頭，一些小的一些衝突，後來這些軍隊就調走了，所以在那種氛圍之下，其實一般的老百姓都對自己國家有一種認同感。

愛國「始於」青天白日滿地紅

葉國華：我記得我們下時候，到了雙十節，在幼兒園或者是小學，都會出現大家做了一些叫做雙十的那個燈籠，而且也掛了那個叫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所以我們是在這種氣氛之下慢慢培養了，一種對國家的認同，所以老師說好像我們這一代人，我們對國家的愛國的認識，是從青天白日滿地紅旗、雙十節，那種的氣氛之下認識祖國的。因為我們是少年時期，如果比我再前輩的，他們可能是參加那些革命運動，可能是更深刻，但是我們其實是香港的社會改變的過程裡面，隨著社會的不斷改變，我們不斷調整了我們對國家的認同，這是我們認識國家的過程。

1949年後開始轉向認識毛主席

葉國華：後來到了49年和50年以後，因為國內的政治環境的變化，我們就從認識那個蔣委員長的，那個時候的中華民國政府，慢慢就轉向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府，那個時候我們就認識毛主席，那這也是跟社會環境有關的。

如果那個時候我是在一所，沒有這麼多參與對國家的了解那個學校裡面，很可能我就跟其他人也一樣，所以我相信對一個香港的居民來說，大的環境對我們的塑造是很大的影響的，所以我不感覺到我是很有動機的去說從事愛國，我只是歷史的環境的影響的結果。

邱震海：但是由於當年愛國的一些運動，事實上也給你帶來許多的磨難，比如說我們知道在40多前，香港有一場六七暴動，那麼這個當時從內因來說，是由於港英政府當時內部的管制，出現了嚴重的問題，外因也是由於當時的中國的文革的興起，但是他最後的一個客觀的效果，是導致了港英政府嚴肅的來反思，自己在管制上出現的問題。您當時是中學老師，也直接的參與或組織了這場運動，您現在反過來怎麼看，當年這場運動，以及後來您受到的一些磨難？

當今遊行示威受法律保護

葉國華：我看用磨難這兩個字，是比較語重了，因為其實現在很多人去主持那些遊行、示威等等，因為受到法律的保護，所以他們是非常，很自由，很輕鬆去從事，這些祖籍的活動，但那個時候，因為我們那個時候，主要是站在親中國的立場，認識我們的所有活動是在英文的監察之下。

昔日「愛國」在英國人檢察之下

葉國華：所以這個做法是跟現在有點不一樣，我相信這次的法律環境跟社會環境的結果，我們還是要感覺到，在那個時候，港英他還是依法來處理這些事情，所以你說他要很大的波函，也不一定是這麼嚴重的，但是可以說，那個時候也是界限很清楚的。

葉國華：比如說我很多，我的同事、朋友，我現在同事是在國內工作一些同事，家裡面就是一份文匯報，就讓他已經做了八個多月的牢，因為他住在北角，北角產生很多的群眾的跟港英政府的對抗，結果是一層樓、一層樓去搜，搜的時候搜到他家，他是福建人，家裡面是看愛國報紙，看左派文匯報的，結果就是有嫌疑了，有嫌疑那個時候有人丟石頭到街上去，他又抓人，結果就看誰家裡面有這些左派的刊物，或者是左派的報紙的，就抓起來，就給你塞進去，說你是扔石頭人，這樣他在家裡面，坐在家裡面就禍從天上降。

所以這個也是那個時候的特殊環境的結果，所以我看這已經都是過去，對我們來說最大好處是讓我們增加了對國家的了解，而且這個歷史也從中我們學了很多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