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學院之問：法治人才後備隊伍在哪？

9月5日上午，上海召開首批法官助理、檢察官助理任命大會，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產生的首批法官助理、檢察官助理。圖為新任法官助理在宣誓儀式上宣讀誓詞 方喆/攝

依法治國呼喚「四有」法治人才

四中全會釋放空前利好

「特別振奮！」山西財經大學法學院教授馬躍進說，四中全會專門提到法學教育和人才培養，可見國家對此高度重視。全面推進依法治國需要相當數量的高素質法治人才隊伍支撐，因此法學教育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和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建設中發揮著獨特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四中全會決定指出，健全從政法專業畢業生中招錄人才的規範便捷機制，完善職業保障體系。山西大學法學院院長張天虹表示，這對法科學生來說是極大鼓舞。目前，法科畢業生進入司法系統工作，要經過一系列考試，而一些政法機關招錄機制不健全，使得法科學生進入司法系統工作並不順暢。

四中全會決定指出，健全政法部門和法學院校、法學研究機構人員雙向交流機制，實施高校和法治工作部門人員互聘計劃。國家行政學院法學教研部教授楊偉東認為，四中全會的這項部署，將有效推動法學教育隊伍和實踐隊伍交流渠道打通，一方面增加法治工作者的理論素養和系統思維，另一方面促使高校老師增強對司法實務部門的理解和認知。

「除了政策利好外，隨著依法治國的全面推進，社會對法治人才需求加大，也將為法科學生和法律工作者帶來更多機遇。」山西黃河律師事務所執業律師薛寧說，隨著法治觀念深入人心，法律服務市場將會擴大。

依法治國呼喚「四有」人才

然而，機遇背後更是挑戰，更嚴格的制度設計也要求法治人才素質提升。山西省高級人民法院民事庭庭長、法學博士鄧一峰說：「以法院系統為例，司法改革要求法官能夠獨立審判，沒有一定的法律素養和積累如何能夠把案件審理好？司法改革要形成合議庭負責制，讓審理者裁判，裁判者負責，並且是終身負責制，如果自身不硬，如何擔當得起這樣的責任？這些制度設計對法治人才的法律素養、法律閱歷和法律經驗要求非常高，要經得起歷史和人民的考驗。」

目前，我國高校法學教育培養的學士、碩士、博士規模龐大。馬躍進說，四中全會要求建立一支正規化、專業化、職業化的法治人才隊伍。「這樣一支隊伍不在數量多少，而在於質量高低。」

受訪的法學教育專家認為，適應依法治國需求的法治人才應達到「四有」標準：

首先，必須有過硬的思想政治素質。建設高素質的法治工作隊伍，要求把思想政治建設放在首位，能否忠於黨、忠於國家、忠於人民，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內化於心、外化於行，這是衡量法治人才素質高低的基本前提。

其次，法治人才要有良好的職業道德和法律信仰。「如果一個法律工作者只圖賺錢，對弱勢群體漠不關心，甚至徇私枉法，社會公義將會受到破壞。」山西財經大學法學院院長閆立宏說，在複雜的社會環境下，只有擁有良好的職業道德和堅定的法律信仰，才能把持住自己，遇到壓力，不受干擾，才能夠自信、有力量。

第三，法治人才要有雄厚的法學知識以及相關的人文社會科學及自然科學知識儲備。當今社會，知識更新換代加快，新事物層出不窮，法律職業高度分化。因此，高素質的法治人才必須具備綜合的知識結構。

第四，法治人才要有較強的實踐操作能力。法律的生命力在於實施，法治人才必須具備將理論運用到實踐中的能力，其中包括對社會生活的敏銳觀察力、邏輯思維能力、口頭表達能力和文字寫作能力。鄧一峰告訴記者，據他觀察，很多法科學生對社會並不了解，對具體操作不熟悉，他們更多是在校園、教室和圖書館三點一線生活，缺乏實踐能力。

楊偉東表示，四中全會將法治人才隊伍明確為立法、行政、司法、法律服務四支人才隊伍，在一定意義上也可以歸類為法治專業隊伍和法律服務隊伍，兩支隊伍的作用同等重要。隨著依法治國的逐步推進和法治理念的深入人心，法律服務也將成為提高國家治理能力的重要組成部分。尤其是企業法務、訴訟代理、糾紛調解的法律工作者，以及基層鄉村的法律服務所，對法治人才的實踐操作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創新人才培養機制刻不容緩

機遇正在來臨，挑戰不容忽視。教育部部長袁貴仁表示，同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新形勢、新要求相比，法治人才培養質量和機制還存在一些亟待解決的問題。這些問題具體表現在：不同地區之間法學教育資源特別是師資配置仍不平衡，法學院校與法治實務部門協同育人機制不夠完善，法學教育與司法考試、法律職業的銜接不夠緊密，職業化與法律職業倫理教育的相互結合不夠到位，加強和改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人才培養工作需要進一步加大力度。

中國政法大學校長黃進說，法學教育在加強法治隊伍建設工作中發揮著基礎性、先導性的作用。適應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對法治人才培養提出的新要求，法學教育必須實現兩個關鍵性轉變：一方面，要實現由粗放發展向追求質量提升的轉變；另一方面，要實現由法學專業教育向法律職業教育的轉變。實現上述兩個轉變的重要抓手就是創新法治人才培養機制。

新時期法學教育將面臨重新調整和洗牌。一些法學專家認為，應建立注重內涵發展的准入和評價機制，創新法治人才培養機制的同時，嚴防利好政策下部分高校法學教育新一輪的低質重複擴張衝動。

馬躍進提醒，從高校角度講，當然是希望自己的專業越多越好，但如果對法治人才市場沒有一個準確分析和把握，只看到機遇，沒看到挑戰，就會存在盲目性，將來也會被市場所淘汰。「法學教育正在迎來大發展時期，必須保持頭腦清醒，絕不能大幹快上。」

「瘸腿」的法學教育豈能跑快

近年來，我國法學教育規模擴張過快，教學內容空泛單一，嚴重製約教育質量的提高。此外，法學教育普遍忽視法律職業倫理教育，在培養學生職業技能等實務教育方面也存在明顯短板，無法滿足社會對法治人才的需要。當前，亟須從提高法學專業辦學入學門檻、加強差異化培養力度和法律職業倫理教育、構建法學實務教育質量保障體系、改革司法考試等多個方面入手，對法學教育進行改革。

追求規模一哄而上，教學內容空泛單一

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院長薛剛凌、西南政法大學民商法學院院長趙萬一在接受半月談記者採訪時表示，1977年全國只有三所大學招收法律專業學生，總共不到200人，現在全國有600多所高校有法學本科專業，300多所高校或科研機構有法學碩士點，全國每年招收法學本科生超過10萬，在校的法學本科生超過40萬。人多了，但不見得素質提升了。

山西大學法學院院長張天虹說，由於辦學門檻較低，山西目前有２３所高校開設法學專業，其中包括４所職業學校和６所三本院校，每年畢業的法科學生有五六千人，山西省根本消化不了。

規模擴張過快必然帶來教學質量的下降。有業內人士指出，很多學校根本不具備辦學條件和培養能力，有的只有十來個教師，沒有一個博士，但招生規模是很多重點高校的兩三倍。招生規模和師資力量嚴重不匹配，教學質量可想而知。

除此之外，我國法學教育普遍以「概論式」空泛的教學內容為主，缺乏對案例分析和解決問題能力的強調。教學內容普遍過於單一，缺乏差異化和綜合化。

在重慶市某區縣檢察院工作兩年的法學本科畢業生小韓說，學校里的課程多以講解法律概念、特徵等內容為主，往往幾百頁字的案子，到了課堂上就變成了一個幾百字的案例。「有的同學一個學期很少去上課，期末隨便背一背也能考個高分。」

西南政法大學法學院院長唐力、山東大學法學院教授肖金明等專家指出，目前我國的法學教育只解決了「是什麼」的問題，而忽視了「為什麼」和「怎麼用」的問題。在德國、日本等發達國家，法學教育的基礎是概念和體系，但核心是通過探索「為什麼」而獲得的政策制度分析能力，以及通過訓練「怎麼用」而獲得的解決問題能力。「當然，這與關係法科學生命運的司法考試有關係。司法考試已實施十多年了，其中一半以上都是純記憶性、結論性的內容，這是與法學教育規律相悖的。」

「我國法學教育差異化不足，很難對接社會需求。」西南政法大學經濟法學院副院長黃茂欽等專家表示，社會對法學人才的需求是多層次的，法院、檢察院、社會服務機構、企事業單位對法學人才的要求都不同，我國法學教育並未細分市場，培養出的學生千人一面，無法滿足社會對法學人才的需要。

此外，趙萬一等專家表示，法學並不是一門孤立的學科，它與文化、歷史、哲學、邏輯學等學科關係密切。目前的法學教育中涉及這方面的課程很少，例如法制史的課程已基本被砍掉，導致不少法科學生對傳統歷史文化並不熟悉，影響其未來發展。

倫理教育存在空白，實務教育短板明顯

唐力、趙萬一、肖金明等專家指出，十八屆四中全會精神給人的最大感受就是法律人的「德」至關重要。近幾年出現的諸多司法不公案件、司法人員道德素質低下甚至知法犯法等問題敲響了警鐘。

法律是社會公平正義的象徵，法律人應該是社會的良心，發達國家都強調道德倫理對法律人的要求，高度重視法律職業倫理教育。然而我國法律職業倫理教育非常欠缺。在我國的法學教育體系中，本科和研究生階段的課程基本都不涉及法學職業倫理的內容，多數學生只能在準備司法考試的過程中了解到一點相關知識。

與此同時，我國法學教育重視理論講授，對培養學生職業技能的實務教育嚴重瘸腿，學生普遍欠缺實踐操作能力。多名法學專業在讀學生告訴半月談記者，平時在課堂上接觸到的內容與實踐嚴重脫節，學校要求的幾個月實習往往也效果不佳，很難學到有用的東西。

北京某大學法學專業本科生小張說：「我在法院實習了3個月，每天基本都是做端茶倒水、掃地抹桌等打雜的事，實習期內一個案子都沒接觸到。很多同學忙於司法考試、考研和就業，乾脆就放棄了實習，直接托關係開個實習證明應付學校。」

山西財經大學法學院院長閆立宏等專家說，一方面，國內高校法學教師隊伍中，相當一部分沒有任何實務從業經歷。試想一個老師沒辦過一個案子，沒看過一份法律文書，怎麼可能做好實務教學？另一方面，法科學生目前的實踐平台比較有限，主要是法院、檢察院、律師事務所等，但目前法學專業擴張過快，實習單位也不堪重負，法官、律師平時工作繁忙，也無暇指導學生。

「目前，法學實踐還沒有成熟的標準體系，各高校都有自己的探索，但效果都不是很理想。實際上，學校和實務部門都有培養人才的義務，但目前這個義務並不明確，國家層面也沒有指導和要求。」閆立宏說。

唐力、趙萬一等專家告訴記者，以西南政法大學為例，學校一直非常重視學生的實務教育，近幾年推出「檢校合作」模式，動員教師到基層檢察院掛職，大量教師走出去，切實提高了教師的實踐教學能力。同時學校也爭取引進實務部門的負責人做兼職導師。但由於法院、檢察院等實務部門工作繁忙，加之缺少約束和評價機制，導致兼職導師和學生之間聯繫不夠緊密，指導作用難以充分發揮。同時，學校還以法律診所、法律援助機構、創業實踐基地等形式促進學生實踐水平的提高，但學生面臨司法考試、考研、就業等多重壓力，實習期間也有很多顧慮。

法學教育改革路在何方

針對當前我國法學院存在的系列問題，受訪專家建議，首先，法學教育應逐步走精英化道路，提高法學專業的辦學、入學門檻。

趙萬一說，發達國家的經驗證明，法學教育是精英化教育，而不是大眾化教育。法學知識包括兩個層面，一方面是通識的法律知識，也就是基本的法律要求；另一方面是專業性的法律知識，是少數人才能對其精通運用的知識。法學教育過分大眾化可能會失去其對社會行為的評判功能。

薛剛凌、張天虹認為，目前我國法學專業辦學、入學門檻過低，招生規模擴張速度過快，很多學校開設的法學專業不具備培養能力，不利於法學教育發展。應提高法學專業的辦學、入學門檻，對全國高校開設的法學專業進行評估和整合，對不具備培養能力的法學專業進行限制或取消，引導法學教育向精英化方向轉變。

其次，加強差異化培養力度。多名專家表示，我國法學教育應逐步打破千人一面的統一培養模式，加強差異化、綜合化培養力度，多培養複合型人才，與社會需求無縫對接。黃茂欽說，西南政法大學正在探索差異化培養方案，例如，經濟法學院金融法方向的本科四年的課程中，有一部分就是金融法和金融學的課程。

第三，重視、加強法律職業倫理教育。趙萬一、肖金明等專家表示，法律職業倫理教育對提高法律人職業素養、建設法治國家至關重要。我國法學教育界必須高度重視法律職業倫理教育，大學法學院應開設相關課程，法律職業倫理課程應實現多方面參與，包括來自司法部門的法官、檢察官和職業律師。法律倫理課程應當賦予法科學生學習者、研究者、討論者、演說者等多重角色，以產生實在的課程效果。經過長期的倫理教育和訓練，使法律職業信念、倫理標準等內化為法科學生的倫理自覺。

第四，加快構建法學實務教育的質量保障體系，切實提高學生職業技能。黃茂欽等專家說，國內各法學院校都非常重視對學生的實務教育，但由於缺少國家層面的質量保障體系，學校力不從心。一方面，國家應聯合教育、司法等部門，協調法院、檢察院、律師事務所等實務部門配合學校的實務教育；另一方面，實務教學的標準亟待統一制定，將兩院、律所、企業法務部門的實踐區分開來，分類型制定細緻規範的標準。以法院為例，學生到法院實習，要詳細規定哪些重要的節點和環節是必須熟悉的，哪些東西是必須學生親自操作的，實習結束時按照標準進行評分等。

此外，作為「指揮棒」的司法考試已與法學教育規律脫節，應對其進行改革，增加對法律思維、法律精神、分析解決問題能力、實務操作能力的考察。

11月4日，河北廣陽區檢察官在北華航天工業學院與大學生交流法律知識 李曉果/攝

法科學生心聲：期盼理想照進現實

他們是一群九零後法學專業的大學生，喜歡通過互聯網、手機等現代傳媒手段觀看《律證先鋒》等表現律師群體的影視劇作，並把劇作中的傳奇人物視為偶像。然而，法學被列為國內十大最難就業專業的現實又把他們拉回理智狀態。「還是準備去考公務員」、「沒有信心成為一個理想中的律師」成為不少法律系學生的回答。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明確提出，要創新法治人才培養機制。面對可以預見的變革，他們有話要說。

課堂與社會的距離

趙琛，21歲，某高校法學院大三學生。從他3歲起，家中便開始了長達十年的「官司生活」。趙琛父親在一次意外事件中因為保護公家財產而負傷，單位卻置之不理，於是趙家開始長時間的訴訟生活。

趙琛家在河南農村，父親在工廠上班，母親沒有工作，可以想像這場官司對這個農村家庭意味著什麼。「我現在還記得，下著大雪，媽媽騎自行車帶著我去法院，渴了餓了就只能吃個雪球。」趙琛說，親眼目睹家庭的不幸和父母的辛苦，使他對法律產生了強烈的求知慾，小時候便立下志向：未來要成為一名律師，幫助像自己這樣的家庭討回公道。

高中畢業後，趙琛以優異成績考上某大學的法學院。然而他發現象牙塔中的日子並不像他想像的那般美好。

出於個人興趣，趙琛參加了多次模擬法庭比賽。其中2013年的一次全國性的國際刑事法院模擬法庭比賽，讓趙琛認識到自己與更專業的法學院學生的差距。

「更高的平台，更合理系統的培養模式，更加豐富高效的社會實踐。」趙琛連用三個「更」字形容這次比賽帶給他的衝擊。

此外，趙琛對學校採取的本科階段不分方向的培養模式也存有質疑。「不同於其他法學專業類院校，我們學校更傾向於讓大家掌握各類法律基礎知識。這樣的培養方式是好是壞，我也說不清。學院的想法可能是好的，讓我們在本科階段對法學有個更深層次、更全面的了解，到研究生階段再去分方向研究。但是總感覺到，對所有學生都是以做學術為目的的培養模式稍顯單一了些。」

趙琛的同班同學逯悅則對課堂知識的更新緩慢感到不滿。「有時候國家出台了新的法律政策，老師在講述時並不能快速跟進，反而是我們在實習的時候發現，相關單位落實起來要迅速得多。學的是老教材、老知識，實際需要的是新方法、新思維，學校教學永遠比實際應用慢一拍。」

「上課時老師說刑辯律師閱卷難、會見難、調查取證難。但是通過我的實踐與了解，發現如今律師閱卷很多應用的是電子化閱卷，非常容易。可以說閱卷難已經成為歷史了。」逯悅說。

伸張正義還是成為掮客

與趙琛不同，已經讀研究生的劉悅童年生活則相對單純和幸福，大學選擇法學專業主要是由於小時候看過一部反映律師工作的影片。「覺得這群律師好牛啊，帥呆了！」這個九零後女孩在講起小時候的偶像時眼睛依然閃亮。

劉悅所在的學校屬於國內排名靠前的名牌大學，師資力量雄厚，學校也經常舉辦各種社會實踐活動。經過幾次社會實踐以及到相關單位實習後，劉悅對律師這個職業有了不同的認識。

「我之前在一家法院實習，通過自己的觀察，發現我們國家的律師團隊與發達國家相比，還有很多差距。首先是專業知識上的差距，律師專業素養良莠不齊；其次，我們的律師大部分只是當事人與法院之間的中介，開庭時就是遞交一下證據，並沒有進行太多的法庭辯護。」

逯悅對此也有同感。「我接觸過一些已經60多歲的大律師，他們還在為自己的專業而努力，這是我所希望達到的狀態。但是事實上很多年輕律師往往只重視社會潛規則，而忘記了自己的職業信仰。」

從高校法律專業碩士畢業兩年後，在廣東省內一基層法院擔任助理審判員的周達告訴半月談記者，他最初學習法律專業是想用自己的力量來幫助他人。「大學課堂上老師教授我們用法律知識來調解糾紛、維持秩序，然而當自己通過司法考試和公務員考試成為區級法院的一名基層法官後，發現自己依舊難以脫離『社會人』角色，同時也與最初的『法律人』夢想漸行漸遠。」

「當自己開始能夠獨立承擔一些民事案件審理工作時，來自各方的招呼開始應接不暇。」周達說，這些招呼多數來自上級領導，作為審判人員堅持法律準繩是底線，但作為法院工作人員，不服從領導安排就會遭到排擠。因此在這種情況下，他也只能在聽招呼的情況下，儘可能把握好審判尺度。「此外，身邊一些同事並未經過法學專業訓練，審理的案件有些明顯是錯的，但是也依舊能夠坐在審判台上。這些現實與理想的巨大差距讓我充滿無力感。」

理想與現實如何對接

今年6月上旬公布的《2014年中國大學生就業報告》顯示，法學專業連續第7年登上了代表失業量較大、就業率持續走低、薪資較低、屬於高失業風險型專業的「紅牌」榜單。

大學生鄶斌注意到這個報告，想到當初填志願時就曾有過類似的報告，鄶斌自嘲說自己很傻很天真。「剛開始看到類似的排行榜時不以為然，執意選擇法律專業，想著路都是自己走出來的，別人就業不好不代表我也不行。然而當面臨殘酷的現實時，我對自己的選擇有點後悔。」

鄶斌有個同門師兄，畢業4年換了四份工作，目前在一家企業從事法務工作。「從這幾年的招聘會信息來看，需要我們這個專業的單位很多，但想找一個對口的並不容易。很多崗位並不需要專門的法律人才；有些要求高的單位，我們的實際水平又達不到；此外，我們這個專業如果不在專業機構，所學知識發揮不出來，上升通道也會變窄。」權衡再三，鄶斌還是決定畢業後回老家考公務員。

與鄶斌的選擇相似，採訪中不少法學院校學生都對自己的前途感到茫然，考公務員成為他們的首選。不過，鄶斌們的問題可能會在可見的未來得以解決。

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指出，創新法治人才培養機制，形成完善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學理論體系、學科體系、課程體系，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進教材進課堂進頭腦，培養造就熟悉和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的法治人才及後備力量。有專家認為，這將意味著我國法律專業學生會有更多的發展機遇。

法學教育亟須升級換代

十八屆四中全會明確了依法治國的總目標和重大任務，誰來完成和落實十分關鍵。明代海瑞有言：「得其人而不得其法，則事必不能行；得其法而不得其人，則法必不能濟。人法兼資，而天下之治成。」加快法學教育升級換代，創新法治人才隊伍培養，不折不扣完成四中全會部署的路線圖和時間表，成為社會各界共同期盼。

法學教育無疑是當前我國培育法治人才的主渠道。經過恢復、重建、改革和發展，我國現已形成以法學學士、碩士、博士教育為主體，法學專業教育與法律職業教育相結合的法學教育體系，為社會培養和輸送大批優秀法律人才。未來能否持續抓好法學教育工作，成為影響法治人才隊伍建設整體素質的重要因素。

當前，法學專業畢業生就業困難、國家法治人才結構性緊缺矛盾突出、部分法治工作人員職業操守薄弱等短板，成為推進依法治國系統工程中的「拖後腿」環節。創新法治人才培育、迎接新機遇新挑戰，推進法學教育改革，需要從師資隊伍、課程體系、教材編寫、培養模式、教學方法等方面多管齊下。

龐多繁雜的改革舉措中，突出師資隊伍建設，當屬法學教育升級換代的「牛鼻子」。

建設一支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紮實知識、有豐富實踐的高水平法學師資隊伍，是提高法治人才培養質量的有力保障。一方面，針對當前部分高校老師講法治一味向歐美看齊，對國情研究和本土法治文化耕作不勤、探究不深，有必要採取強有力措施堅定法學專業教師的理想信念，從傳統法律文化中汲取養分，推進符合中國國情和發展實際的法治理論創新。

另一方面，圍繞眾多法學教師法治工作實務經驗不足、法治思維和理念缺乏實踐檢驗等問題，加大高校與法治工作部門人員互聘計劃實施，提高法學師資隊伍素質，應成當務之急。

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法治人才隊伍建設屬於長期性、系統性工程。以法學師資隊伍建設為切入點，推動法學教育改革升級，撬動法治人才培養機制創新，方能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提供強有力的人才保障。

（半月談記者李勁峰 趙宇飛 劉林 王菲菲 策劃：王永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