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皇帝傳略》之攝政王多爾袞

《清代皇帝傳略》之攝政王多爾袞

李鴻彬

    多爾袞，姓愛新覺羅，明萬曆四十年1612年十月二十五日出生在建州左衛蘇克素護部赫圖阿拉城遼寧省新賓縣，是清太祖努爾哈赤的第14子。崇德八年16 43年八月，皇太極猝死，年甫六歲的福臨即位，由多爾袞及濟爾哈朗共同輔政。順治元年1644年五月，多爾袞率大軍進關，同年九月被封為叔父攝政王，順治五年十一月，稱皇父攝政王。實際上享有皇帝的權威，是清朝入關後的實際創業者。順治七年十二月初九病死。 

父死母殉的不幸 

    努爾哈赤是清王朝的奠基者。他統一女真諸部，形成新的滿族共同體；反抗明朝的民族壓迫政策，保衛滿族的生存和發展；建立後金政權，為清入主中原打下堅實基礎。但是他個人和家庭卻是不幸的，如胞弟舒爾哈齊投敵叛逃被幽死，長子褚英陰謀奪權被處死，寵妃富察氏竊藏金帛被勒令離棄，愛女穆庫什婚姻不幸遭受凌辱等，在這一幕幕家庭悲劇中，多爾袞的生母烏拉納喇氏，亦遭到不幸。 

烏拉納喇氏，名阿巴亥，她是海西烏拉部貝勒滿泰之女，滿泰死後為其叔布占泰收養。烏拉部在吉林烏拉街一帶，轄區遼闊，人口眾多，又有貂參之利，是海西女真四部中實力最強者。當時努爾哈赤為了統一海西女真，對烏拉部採取團結拉攏的聯姻結盟政策，將自己的侄女和女兒許給布占泰國為妻。萬曆二十九年1601年，布占泰亦運用同樣的手段，以緩和烏拉與建州的矛盾，親自把年方12歲的侄女送往建州費阿拉城，嫁給比她大3l歲的努爾哈赤為妻。 

阿巴亥，聰明美貌，強大的烏拉部為其後盾，因此努爾哈赤不敢輕視慢待，到來後便立為地位較高的側福金即側妃，在諸福金中最受寵愛，二年後就由側福金晉為大福金即大妃。到了天命五年1620年三月，她被告發與大貝勒代善努爾哈赤次子，比阿巴亥大七歲之間有不正當的暖昧關係。努爾哈赤對代善這種欺君蔑父的行為十分痛恨，不久就廢除他作為後金汗的繼承人。而對阿巴亥，怕醜事外揚有失自己的名聲，雖然暫時沒有追究，但是夫妻間出現了很深的感情裂痕。一波未平，另波又起。緊接著阿巴亥私匿財物的罪行被揭發，努爾哈赤對她更加憤恨，地位一落千丈。努爾哈赤當眾宣布她的罪惡說：「此福金存心奸詐，險惡，是一心狠虛偽的賊徒，凡是人們所有之兇惡心腸，她全都具備。我以金、珠裝飾你的身體，使你不勝其用，以人所未見的綢緞使你穿用，加以恩養。而你不愛為汗的丈夫，背著我的眼睛，將我放置於一旁，越過我而去看視別人，如此罪行不殺怎麼可以？」然而，他又想到阿巴亥所生三子年齡尚小，無人照顧，當時阿濟格16歲、多爾袞9歲、多鐸7歲，所以沒有把她處死。可是努爾哈赤從此和阿巴亥分居，即被「休棄」，並且宣告：「今後無論這福金給任何人東西都不要收取，此福金無論說的什麼話，任何人都不要聽聞。如此命令，如有任何男女以後違背此令，聽了大福金的話，被我知道了，或是任何人接受了她給的財物時，即將那人問斬」。 

    儘管母親阿巴亥失寵，多爾袞在諸貝勒中受到歧視，但是其父努爾哈赤仍然很喜愛他們兄弟三人。同年九月，努爾哈赤提出不再立嗣子，由八和碩貝勒共治國政。多爾袞兄弟三人皆為和碩貝勒。後來努爾哈赤又將兩黃旗的大部分牛錄分與阿濟格、多爾袞、多鐸三子，並且「使領全旗」，多爾袞年齡雖小，卻受到努爾哈赤的鐘愛器重。 

    天命十一年1626年八月十一日，努爾哈赤死於璦雞堡。由於努爾哈赤對大妃阿巴亥深惡痛絕，早有處死之心，所以在他臨死之前的遺詔中命阿巴亥殉死。據《清太祖武皇帝實錄》記載，阿巴亥「饒丰姿，然心懷嫉妒，每致帝不悅，雖有機變，終為帝之明所制，留之恐後為國亂，預遺言於諸王，日俟終必令殉之」。這段話是比較真實的，反映了努爾哈赤對阿巴亥的看法，諸王是很理解的。因此，當阿巴亥向諸王哀求不死時，諸王皆不同意，執意要她從詔殉死。阿巴亥說：「吾自12歲事先帝，豐衣美食已26年。吾不忍離，故相從地下。吾二幼子多兒哄即多爾袞、多躲即多鐸，當恩養之」。諸王回答說：「二幼弟，吾等若不恩養是忘父也，豈有不恩養之理」。於是阿巴亥掛弓懸弦上吊身死，「與帝同柩」。 

    此時多爾袞只有15歲，父死母殉對這個少年無疑是一次沉重的打擊，家庭悲劇使他深深感到人世間的冷酷無情，故養成孤僻、放蕩、任性、殘暴的性格，這對他一生的成長和政治生涯，都產生非常深刻的影響。 

墨爾根王助成大業 

皇太極即位後，他恪守向大妃阿巴亥殉死前的許諾，對她留下的三個弟弟十分照顧，特別是對聰明果敢的多爾袞更是「特加愛重」，讓他以貝勒的身分和諸王一同議處政務。 

天陪二年1628年二月，皇太極以蒙古察哈爾多羅特部屢殺後金使臣，親率大軍往攻，命多爾袞從征。多爾袞首次躍馬張弓，披甲上陣，在萬馬軍中表現無比英勇機智，破敵於敖穆 。皇太極非常賞識多爾袞的軍事才能，回師途中，宴請諸貝勒大臣時，讚揚多爾袞「隨征遠國，克著勤勞，尅期奏凱，宜錫美號，以示褒嘉」。於是賜多爾袞號「墨爾根戴青」，意為「聰明王」。隨後，多爾袞領鑲白旗，成為後金的著名統帥之一。 

    天聰三年1629年十月，多爾袞隨皇太極征明，由龍井關入關，攻佔漢兒庄，趨通州，薄燕京，敗袁崇煥、祖大壽援兵於廣渠門外。皇太極用反間計殺了袁崇煥，為父汗努爾哈赤報了寧遠兵敗之仇。又殲滅山海關援兵於薊州。次年正月，皇太極旋師，遇明軍截擊，多爾袞率軍破之。三月，後金兵回到瀋陽。這次多爾袞入關征明，作為一名17歲的少年將領，衝鋒陷陣，立了大功，聲望大增。 

    天聰七年1633年六月，皇太極以「征討明國及朝鮮、察哈爾，三者用兵何先?」命諸貝勒大臣，各抒己見陳奏。這是後金關於戰略決策的一次極為重要的大討論，幾乎所有主要將領都發表了意見。多爾袞主張以征明為先，他說：「今春宜整頓兵馬，乘谷熟之時，入邊圍困燕京，殘毀其屯堡諸物，為久駐之計，可坐而待其斃也」。皇太極採納了多爾袞的建議，深入明境，實行蹂躪、殘毀的方針，以削弱明朝力量，再與之決戰，最後奪取全國政權。因此，天聰八年16 34年五月，皇太極率領大軍伐明，命多爾袞隨征，西行出上榆林口，至達代塔前駐營。七月，多爾袞等奉命自巴顏朱爾格地方入龍門，會大兵於宣府，沿途大敗明軍。隨後又同阿濟格等，率領兩黃旗往略保安州一帶，攻克其城，殺其守備，再會大兵於應州城，獻所俘獲。八月，多爾袞又奉命統領左翼兵往攻朔州城東，兵至五台山而還。不久，他領兵至大同，擊敗在城南立營的明軍，獲馬百匹。直到九月，多爾袞隨皇太極返回瀋陽。這次多爾袞隨皇太極率軍征明，歷時三個多月，兵鋒及於河北、山西40餘州縣，所到之處「禾稼盡蹂躪，廬舍盡焚毀，台堡之人，俘斬甚眾」。後金軍完全實現了多爾袞提出的「殘毀」明境的策略。 

    與此同時，皇太極為了統一漠南蒙古，在施加軍事壓力的同時，用懷柔政策使蒙古各部歸服後金，而察哈爾部的林丹汗卻投靠明朝，與後金對抗，皇太極發兵征討。林丹汗戰敗渡黃河西奔之後，皇太極對察哈爾部由武力征討變為積極招撫。天聰八年九月，當皇太極得知林丹汗患天花病死在甘肅大草灘的消息，便於翌年二月命多爾袞等人率領一萬人馬，前往黃河河套一帶，收撫察哈爾部眾，尋找林丹汗長子額哲等人的下落。三月，多爾袞領大軍至宣府水泉口，囊囊福金林丹汗八大福金之一和其子阿布奈及瑣諾木轄台吉率部眾1500戶來降。多爾袞設宴款待，從他們口中得知額哲在鄂爾多斯的托里圖地方。四月，多爾袞等人率軍抵達托里圖，這時天霧昏黑，額哲無備。多爾袞恐其眾驚潰逃亡，故按兵不動。額哲的母親蘇泰福金是海西葉赫部金台什貝勒之孫女，其弟南楮和族叔祖阿什達爾漢，皆已歸順後金，此次隨軍前來。於是多爾袞便派遣南楮、阿什達爾漢往額哲駐營宣諭慰撫，「告以滿洲諸貝勒奉上命統大軍來招爾等，秋毫不犯」。南楮等急馳至蘇泰褐金營帳，姐弟抱見慟哭，遂令其子額哲率眾出迎大軍。多爾袞恐怕額哲及其部屬生疑，乃誓告天地說：「我等待額爾克孔果爾即額哲若有異念，天地降譴。我等推誠敦信，如此盟誓，若伊等不從，包藏異心，伊等當被天地譴責」。隨後，蘇泰福金、額哲宴請多爾袞等人，贈駝馬等物。多爾袞亦設宴答禮，贈以黑貂裘、雕鞍馬等。額哲遂率領部眾1000戶歸順後金。此時多爾袞得知，在後金兵未到之前，鄂爾多斯部的濟農，來招額哲，令遵其約束，與之盟誓。多爾袞命阿什達爾漢等將濟農追回，並對濟農說：「凡察哈爾有遺物在爾國者，當盡數送來。不然，我兵即前進矣」。又對察哈爾諸臣說：「鄂爾多斯凡有爾國遺物，皆具數報來』』，然後派人齎往鄂爾多斯。由於濟農被拘留在後金軍營中，又畏懼後金兵來攻，因此鄂爾多斯部只好遵令，把額哲之妻及其部眾1000餘戶，併一切遺物皆送還。額哲等人非常感激，蘇泰福金獻出元朝的傳國玉璽「制誥之寶」。 

孝爾袞第一次作為一軍統帥，積極推行招撫政策，最後完成統一漠南蒙古的歷史任務。同時又獲得元朝的傳國玉璽，於是皇太極接受尊號，改汗稱帝，年號崇德，國號為清。皇太極為了獎賞多爾袞的功績，封他為和碩睿親王。 

    崇德元年1636年十二月二日，皇太極以朝鮮「敗盟逆命」，反對他上尊號稱皇帝為由，親率12萬大軍，侵略朝鮮，命睿親王多爾袞隨征。行至沙河堡東岡，遣多爾袞等人率領左翼兵，從寬甸入長山口，以牽制朝鮮東北諸道的兵力，而自將大軍直趨朝鮮王都漢城。十四日，馬福塔等人率領的清軍先頭部隊進抵漢城，朝鮮國王李倧派人把宗室嬪宮和大臣妻子送往江華島，自己則帶領群臣退守漢城東30里的南漢山城。皇太極率領大軍到達南漢山城，認為此城高大堅實，易守難攻，決定採取圍城打援的戰術，脅迫朝鮮國王獻城投降。 

    皇太極從俘虜口中得知，「朝鮮王受困城中，糧米薪水俱乏」，「國王與長子及群臣俱在南漢，其餘妻子在江華島」。因此決定「造船先攻此島，若得其妻子，則城內之人，自然歸順，若猶不順，然後攻城」。於是命多爾袞等人率領左翼兵約3萬人，大小戰船80餘只，往攻江華島。守島的朝鮮兵乘大小戰船30餘只，分兩路拒戰，皆為清軍紅衣大炮擊潰。清軍攻佔江華島，俘獲朝鮮王妃一人，王子二人，閣臣一人，侍郎一人，及群臣妻子家口等。皇太極得到多爾袞已佔領江華島的消息，非常高興，遣使通告朝鮮國王，清軍攻佔江華島，宗室嬪妃及文武百官的妻子都被俘，朝鮮國王李倧和群臣得知此訊，舉朝震驚，遣使致書皇太極，表示願出城投降。隨後，李倧接受皇太極提出的17條投降要求，身穿青衣，帶領群臣和長子李 、次子李淏、三子李滘等，出西城門，步行至漢江東岸三田渡，向皇太極稱臣投降。皇太極先行班師，多爾袞奉命後行。多爾袞等人率領大軍，攜帶大量財物，押著50萬朝鮮俘虜，及世子李  、次子李淏的內眷、侍衛、宰臣等50 0餘人，離開漢城往瀋陽。由於人眾物多，行軍緩慢，走了70多天，直到四月中旬才全部回到盛京。從此，朝鮮永絕明朝，奉大清為正朔。多爾袞在「丙子之役」中牽制及消滅朝鮮東北諸道的兵力，攻佔江華島，因此他回到瀋陽時，受到皇太極和諸貝勒大臣的隆重歡迎。 

皇太極解決蒙古和朝鮮問題以後，便集中全力進攻明朝。崇德四年1639年二月，皇太極率軍進攻錦州，拉開了松錦大戰的序幕。崇德五年1640年六月，皇太極命睿親王多爾袞為錦州作戰總指揮，並敕諭「將兩翼兵暫行分駐，一斷敵往來之路，一投誠人可乘便而來，一我兵易於收穫，弗為敵乘間竊刈，其已收糧草，擇堅固兩處存貯」。可是，多爾袞來到錦州前線，沒有貫徹執行皇太極圍困錦州的方略，卻下令每牛錄甲兵三人還家一次，後來又允許每牛錄甲兵五人、每旗章京還家一次，還下令把包圍錦州的清兵後撤30里駐營，致使軍心浮動，許多人逃回瀋陽，明軍乘機運大批糧草入城。皇太極得知後大怒，嚴責多爾袞說：「原令由遠漸近，圍逼錦州以困之。今離城遠駐，敵必多運糧草入城，彼此相持，稽延月日，何時能得錦州耶」。為了嚴肅軍紀，以「不能防塞之罪」，免去多爾袞的職務，降為郡王，罰銀一萬兩，奪兩牛錄戶口。 

崇德六年1641年三月，鄭親王濟爾哈朗取代多爾袞為統帥，加緊圍困錦州，調集幾十門大炮，不斷向城內轟擊。明軍錦州守將祖大壽派人突圍向明廷求救。明崇禎帝命薊遼總督洪承疇率領王朴、吳三桂等八總兵及副將率領步騎13萬，火速馳援錦州。五月，洪承疇派總兵揚國住率部深入到松山境內，濟爾哈朗作戰失利，人馬損傷甚眾。皇太極將濟爾哈朗去職，又一次命多爾袞為統帥，指揮松錦戰鬥。 

    七月底，洪承疇統領全部明軍進抵錦州城南五里的乳峰山。多爾袞率右翼駐守乳峰山東面的東石門，命豪格率左翼駐守乳峰山西面的西石門，以圍錦打援，阻止明軍進入錦州城，由於城內外明軍僅隔五里，清軍反而陷入腹背受敵。多爾袞為了擺脫不利的形勢，親率騎兵「直衝漢陣，不利而退，清人兵馬死傷甚多」。他便「退60里，分守各隘，上疏請兵」。 

皇太極得知多爾袞急報請援的消息，率領援軍，日夜兼程，奔赴錦州，到達錦州城北50里的戚家堡，立即派剛林往諭多爾袞，要他派兵「先在高橋駐營，俟朕至時，合圍松山、杏山」。多爾袞向皇太極回奏：「今聖駕親臨，臣等勇氣增倍，惟務進攻，但為國圖功，敢陳一得。觀明兵甚眾，臣等先率兵圍錦州，累經攻戰，微有損傷，如再速戰，恐力不及。頃皇上令屯營高橋，倘敵兵為我所迫，約錦州、松山兵內外夾攻，協力死戰，萬一有失，如之奈何。皇上即欲自高橋來援，亦必待勝負少分之後。今如暫駐松山、杏山之間則臣等大有益矣。"皇太極採納多爾袞的建議，在松山和杏山之間橫截大路，綿亘駐營，對乳峰山的明軍形成反包圍。洪承疇見形勢不利，決定夜間突圍逃往寧遠，由於總兵王朴怯敵，未到全軍約定的突圍時間，率部先逃，致使明軍大亂，遭到清軍伏擊。洪承疇突圍未成，率領一萬多人退守松山城。清軍乘勝「行獵山野，並搜剿逋敵」，把逃亡和藏匿的明軍全部收降。這次松山大戰，斬殺明軍53780餘人，獲馬7444匹，甲胄9346件，另外，投海死亡的明軍、馬匹也以數萬計。

    清軍雖然取得松山大捷，消滅了明軍主力，但是松山、錦州、杏山三城仍為明軍所據，關外的寧錦防線尚未徹底摧毀。因此，十一月初多爾袞又奉命往圍錦州。崇德七年1642年二月十八日，清軍攻佔松山，次日生擒洪承疇。三月初八，明錦州守將祖大壽見松山已破，糧盡援絕，解圍無望，便出城至多爾袞營前投降，清軍佔領錦州。四月二十二日，清軍用紅衣大炮轟毀杏山城垣二十多丈，明守軍不戰而降。至此，明清松錦大戰結束。此役歷時三年多，多爾袞三次出任統帥，他是這次松錦決戰取得勝利的有功之臣。

    多爾袞從一名幼稚的少年成為千軍萬馬的統帥，功名顯赫的親王，除了他「倡謀出奇，攻城必克，野戰必勝」的才智外，當然和其兄皇太極的培養重用是分不開的。皇太極曾對多爾袞說：「朕愛爾過於諸子弟，賚爾獨厚」。多爾袞也曾對眾人說：「太宗恩育予躬，特異於諸子弟者，蓋深信惟予能成立也。」多爾袞深得皇太極的信任，「凡所謀議，無不得參」，他確實是「助成大業」的開國功臣，其政治地位和軍事實力都已躍居諸王之上。

擁戴福臨並不甘心

  崇德八年1643年八月初九，皇太極突然患腦溢血暴逝。他生前未立嗣子，因此，在滿洲貴族內部為了爭奪皇位，發生了尖銳、複雜的鬥爭。

    當時有力量爭奪皇位的是睿親王多爾袞太宗之弟和肅親王豪格太宗長子。皇太極的遺體裝殮後，雙方的擁立者立即展開活動。皇太極生前自將的正黃、鑲黃二旗將領擁戴豪格他又是正藍旗主旗貝勒嗣位。圖爾恪、索尼、圖賴、鞏阿岱、鰲拜、譚泰、塔瞻八人到豪格家中，「私相計議」，「欲立肅王為君」。圖賴、索尼等六人又「共立盟誓，願生死一處」。豪格欣然同意，派人四處活動，遣何洛會，楊善往告鄭親王濟爾哈朗說：「兩旗大臣，已定立我為君，尚需爾議」。濟爾哈朗鑲藍旗主旗貝勒表示「我意亦如此」。 

    就在豪格為繼承皇位積極策劃的時候，多爾袞也在秘密準備奪取皇位。多爾袞和多鐸統率的兩白旗皆主張擁立多爾袞。多爾袞的同母兄弟英王阿濟格、豫王多鐸「跪勸睿王，當即大位」，並說：「汝不即位，莫非畏兩黃旗大臣乎?我舅阿布太，及固山額真阿山曾有言，兩黃旗大臣願皇子即位者，不過數人耳，我等親戚咸願王即大位也"。多爾袞確實把兩黃旗視為奪位的最大障礙，但對兩黃旗中少數幾人要立豪格，有些人慾立己為君的說法，不敢輕意相信。因此，多爾袞親自到三官廟，單獨召見兩黃旗的代表人物索尼議冊立，索尼說：「先帝有皇子在，必立其一，他非所知也」。多爾袞看到索尼的態度十分肯定、堅決，已經意識到問題不是那麼簡單，必然認真對待。 

皇太極死後第五天，在停放皇太極棺柩的崇政殿，多爾袞召集諸王大臣議立嗣君。會場內外氣氛非常緊張。當天凌晨，「兩黃旗大臣盟於大清門，令兩旗巴牙喇兵精銳內兵，即護軍張弓挾矢，環立宮殿，率以詣崇政殿」。同時對兩白旗的行動嚴加戒備，擺出兵戎相見之勢。會議開始，索尼、鰲拜首先發言，力主「立皇子」。這時，足智多謀的多爾袞以八和碩貝勒共議國政的舊製為由，命令大臣們退出會議，只召開諸王會議，索尼等人無奈，只好暫退。會場的形勢驟然發生了變化，對多爾袞十分有利，因為阿濟格、多鐸皆能參加此會，成為他的代言人和支持者，而主張擁立豪格的勢力卻大大削弱了。 

    諸王會議上，禮親王代善首先發言，他說：「虎口王豪格，帝之長子，當承大統」。接著，鄭親王濟爾哈朗亦表示贊同。由於兩位年長的親王率先倡言，對會議有很大影響，形勢有利於豪格。可是就在這個關鍵時刻，豪格卻做了一件蠢事，他對眼前的有利形勢估計過於樂觀，想效法先王以謙讓提高自己的身價，因此他說：「福小德薄，非所堪當」，於是「固辭退去」。這時「定策之議，未及歸一」。會議陷入僵局。豪格看無人出來堅請嗣位，感到形勢不妙，便指使兩黃旗大臣舉行武薦，於是「帝之手下將領之輩佩劍而前，曰：『吾屬食於帝皇太極，衣於帝，養育之恩與天同大，若不立帝之子，則寧死從帝於地下而已!』」因此，諸王會議圍繞是否立豪格的問題，展開了一場激烈爭論。阿濟格、多鐸「勸睿親王即帝位」，多爾袞不敢冒然接受，「猶豫未允」。這時原先主張立豪格為君的代善、濟爾哈朗的態度有些動搖。當多鐸提出多爾袞「若不允」，「論長當立禮親王」。代善立刻表示，「睿親王若允，我國之碣，否則當立皇子。我老矣，能勝此耶?」而且心情不快地說：「吾以帝兄，常時朝政老不預知，何可參於此議乎?」便起身離開會場。濟爾哈朗亦認為豪格「性柔，力不能勝眾，議遂寢」。 

    此時，多爾袞分析了形勢，雖然在會場內他佔優勢，但是在會場外兩黃旗將領劍拔弩張，如果處理不慎，就要發生火併。為了擺脫困境，他採取以退為進的辦法，便對諸王說：「汝等之言是矣。虎口王既讓退出，無繼統之意，當立帝之第九子福臨。而年歲幼稚，八高山即固山軍兵吾與右真王即濟爾哈朗分掌其半，左右輔政，年長之後，當即歸政」。這個方案，一則利用豪格的謙詞，否定了立豪格；二則提出立六歲的福臨為帝，以滿足兩黃旗大臣欲立皇子的要求；而且讓濟爾哈朗與己共同輔政，削弱了豪格的支持力量；同時表明自己無嗣君之意，從而提高在諸王貝勒大臣中的聲望；而福臨年幼，便於自己控制弄權。多爾袞立福臨為帝的意見為多數人贊同，一場繼統危機暫時宣告結束了。這樣的結果，實際上對多爾袞最有利，既打擊了對手，又獲得了實權。這時代善說：「天位不可久虛，伏觀大行皇帝的第九子福臨天縱徇齊，昌符協應，爰定議同心翊戴，嗣皇帝位。我們當共立誓書，昭告天地」。於是諸王宗室、文武大臣皆對天宣誓，忠於新帝。最後多爾袞和濟爾哈朗作為輔政王亦向天發誓說：「茲以皇上幼沖，眾議以濟爾哈朗、多爾袞輔政，我等如不秉公輔理，妄自尊大，漠視兄弟，不從眾議，每事行私，以恩仇為輕重，天地譴之，令短折而死」。雖然諸王貝勒大臣都宣誓擁戴福臨為帝，但是「群情頗不悅」，爭奪皇位的鬥爭在各個勢力集團之間仍然繼續發展。 

    多爾袞首倡立福臨為帝，可是深憾自己未能登上皇位，不甘心就此罷休。宣誓後的第三天，碩托代善之子、阿達禮代善之孫，圖謀推翻成議，擁立多爾袞為君。阿達禮「往謂和碩睿親王多爾袞日：王正大位，我當從王」。接著碩托「遣吳丹至和碩睿親王所，言內大臣圖爾格及御前侍衛等，皆從我謀矣，王可自立為君」。當時多爾袞對這種「擾政亂國」的行為沒有阻止揭發，而是默許認可。所以他們更加大膽，四齣活動，阿達禮先去拉攏濟爾哈朗，然後兩人又去見代善，耳語說：「眾已定議立和碩睿親王矣，王何嘿嘿」。代善立刻指出：「既立誓天，何出此言?更無生他意!」於是很快揭發了此事。當多爾袞得知碩托、阿達禮等人的活動已經暴露，「懼罪及己」，不得不出來「揭發」，並殺人滅口，未經審訊，當天晚上就將二人「露體綁縛。並其俊王即阿達禮母及小退即碩托妻即縊殺之」。吳丹以同謀者，並被處死。這次多爾袞陰謀奪取皇位．未能得逞，但正暴露其心跡。 

統率八旗勁旅入關 

    福臨即位後，多爾袞掌握軍政大權，成為清的實際統治者和最高決策人。當時李自成等領導的農民起義軍席捲中原大地，規模之大，威力之猛，都是空前未有的。於是多爾袞繼承了其兄皇太極欲聯合農民軍，消滅明王朝，建立全國統治政權的戰略方針。順治元年1644年一月．他派遣遲起龍等人為使者，入關給農民軍將領致書，希望「協謀同力，並取中原」。可是佇待多日，不見迴音。這時，內秘書院大學士范文程向多爾袞啟奏：「蓋明之勁敵，惟在我國，而流寇復蹂躪中原，正如秦失其鹿，楚漢逐之．我國雖與明爭天下，實與流寇角也。為今日計，我當任賢以撫眾，使近悅遠來，蠢茲流櫱，亦將進而臣屬於我，彼明之君，知我規模非復往昔，言歸於好，亦未可知。儻不此之務，是徒勞我國之力，反為流寇驅民也。夫舉已成之局而置之，後乃與流寇爭，非長策矣」。他適時而全面地分析了形勢、任務和策略，提出改變原先企圖聯合農民軍滅明的方針，請求派兵火速入關，攻佔明都北京。 

    多爾袞接受了范文程的建議。四月初九，他統領滿、蒙、漢三軍，約14萬人馬進關。十一日，多爾袞行至遼河時，得到探報，方知李自成的農民軍已攻佔北京，崇禎皇帝自縊身亡。明王朝被推翻了。這時他感到進退兩難，便徵求熟知關內情況，對農民軍頗為了解的明降將洪承疇的意見。洪承疇堅決主張入關。他根據變化了的形勢，提出了一套比較完整的進軍方案，以農民軍為主要敵人，以北京為主要攻擊目標，其目的就是要從農民軍手中奪取勝利果實。多爾袞採納了洪承疇的意見，決定繼續進軍，由內蒙入關，攻打北京。 

    十五日，多爾袞師抵翁後今遼寧省阜新境內，遇見退守山海關的明將吳三桂派來的使臣楊坤、郭雲龍二人，並帶來乞援的書信。吳三桂在書中向多爾袞請求說：「三桂受國厚恩，憫斯民之罹難，拒守邊門，欲興師問罪，以慰人心，奈京東地小，兵力未集，特泣血求助。……乞念亡國孤臣忠義之言，速選精兵，直入中協即喜峰口、龍井關等處西協即牆子嶺、密雲等處，三桂自率所部，合兵以抵都門，滅流寇於宮廷，示大義於中國，則我朝之極北朝者，豈惟財帛，將裂地以酬，不敢食言」。 

    多爾袞收到此書，認為這是清軍入關的大好機會。他對吳三桂的乞援「大喜許諾」，應允出兵，但是對來書中有兩點是不同意的：一是所謂「泣血求助」，意味著向清借兵而不是歸降；二是要清軍「直入中協西協」，卻不許從山海關合兵進京。多爾袞明知吳三桂對清存有戒心，但是他想利用吳三桂乞援的時機，能夠迅速進關，所以沒有同吳三桂商量，便改變了原先想取道內蒙，由密雲進攻北京的計劃，而是由義州遼寧省義縣南下，直趨山海關，迫使吳三桂投降，控制關鎮戰略要地。多爾袞給吳三桂復書，表示同意出兵，但要他降清：「伯即吳三桂遣使致書，深為喜悅，遂統兵前進，……今伯若率眾來歸，必封以故土，晉為藩王。一則國讎得報，一則身家可保，世世子孫，長享富貴，如山河之永也」。 

    吳三桂收到來書後，看到李自成大軍壓境，只好向多爾袞的逼降讓步，請求火速救援。二十日，多爾袞率軍到達連山，見到吳三桂遣使送來的書信，信中說：「接王來書，知大軍已至寧遠，……三桂承王諭，即發精銳于山海以西要處，誘賊速來」，還說：「賊兵已朝夕且急，願如約，促兵以救」。多爾袞對來書中「願如約」三字的內容含意是心領神會的，說明吳三桂表示願意降清。此外，他從信中得知山海關軍情緊急，一旦為李自成農民軍攻佔，後果難以逆料，遂統領大軍，日夜兼程奔赴山海關。據《沈館錄》記載：「九王即多爾袞即發馳行，……一行皆未及打火矣，達夜疾馳，人馬饑渴，黃埃漲天，夜色如漆，人莫開眼，咫尺不辨。……二十一日，……至關15里許，日已昏黑，屯兵不進，一晝夜之間行200里矣」。 

    當多爾袞率領八旗勁旅趕到關門外。李白成率領的農民軍已於這天早晨比清軍搶先到達山海關，在石河西岸與吳三桂軍對陣。山海關形勢險要，它是以關城為主體，四面各有輔城互衛，同附近的長城、城堡、墩台，關隘等組成比較完整的防禦體系。李白成為了迅速佔領山海關，一方面命唐通率領一支人馬，出九門口即一片石，企圖切斷吳三桂與清軍的聯繫，以防止他降清；另一方面令吳襄吳三桂父親陣前下書勸降。吳三桂不從。李自成命令農民軍向吳軍發起進攻，很快突破吳軍的石河防線，包圍了山海關。 

    吳三桂見勢不支，急待清軍速援。此日傍晚．多爾袞率軍進抵山海關外15里處，觀察關城的局勢。這時得到「吳三桂哨騎來報，賊已出邊立營」。多爾袞派兵迎戰，在一片石打敗唐通，唐通率殘部退入長城內。多爾袞率軍來到離關城二里的威遠台堡，「高張旗幟，休息士卒，遣使往三桂營覘之。三桂復遣使往請，九王猶未信。請之者三，九王始信，而兵猶未即行」。這顯然是多爾袞對吳三桂施加壓力，所以吳三桂只好出關，來到清營。多爾袞在大帳中接見吳三桂，並迫使他投降。吳三桂在個人私利驅使下，向多爾袞剃髮稱臣，投降了清軍。此時突然得到探報，北翼城部分吳軍嘩變，投奔農民軍。多爾袞命吳三桂先行，並對他說：「爾回可令爾兵各以白布系肩為號，不然同系漢人，以何為辨，恐致誤殺」。隨後，他率軍進入關城，英郡王阿濟格等率左翼入北水門，豫郡王多鐸等率右翼入南水門，時值大風揚塵，咫尺不見，入關的清軍隱蔽在關城之下。多爾袞告誡眾將說：「吾嘗三圍彼明都，不能遽克，自成一舉破之，其智勇必有大過人者」，因此「爾等毋得越伍躁進，此兵即農民軍不可輕擊，須各努力，破此則大業可成」。多爾袞「不肯先與自成輕戰」，故命吳三桂為前鋒，一以觀三桂之誠偽，一以覘自成之強弱，欲坐收漁人之利」。 

    這時李自成知道山海關易守難攻，想誘吳軍出關城野戰，一舉殲滅。因此停止攻城，把10萬大軍自北山橫亘至海，沿石河西岸一字擺開列陣，作戰時可以首尾相顧。身經百戰的多爾袞觀看李自成的布陣後，決定避免同農民軍對陣作戰，而採取集中優勢兵力，發動出敵不意的突然襲擊。他說：「我軍可向海對賊陣尾，鱗次布列，三桂兵可分列右翼之末」。多爾袞選擇關城以南石河口一帶為突破農民軍的戰場。一則這裡離李白成中軍大帳最遠，是個薄弱之處；二則這裡東南臨海，又是平陽開闊地，便於發揮清軍騎射的威力。他為了暫時不暴露清軍參戰，並保存八旗兵的實力，派吳三桂率領部眾打先鋒，以吸引農民軍主力來戰。吳軍在龍王廟和譚家頗羅地區同農民軍交戰。吳三桂陷入重圍，多次突圍未成，面臨全軍敗滅的危險。此時，多爾袞認為時機已到，命阿濟格、多鐸等統領兩白旗，「以二萬騎，自三佳陣右突入，騰躍摧陷」。戰局立刻改觀，農民軍遭到清兵突然攻擊，反而處於清軍和吳兵的包圍與夾擊之中，清吳聯軍以全力衝殺，把農民軍壓向海邊，戰鬥十分殘酷，史料記載說：「一食之頃，戰場空虛，積屍相枕，彌滿大野，騎賊之奔北者追逐20里至城東海口，盡為斬殺之，投水溺死者亦不知其幾矣」。 

    這時李自成騎馬按轡立於高崗之上，「見白旗一軍，繞出三桂右，萬馬奔騰，不可止。自成麾後軍益進」，準備火速馳援。但是，他身邊有一僧人告知，「此非吳兵，必東兵即清兵也，宜急避之」。李自成雖經南征北戰，指揮過許多重大戰役，可是此次卻沒有從戰爭全局考慮，自己策馬先逃，動搖了軍心。他率領殘部退至永平，在范家店將吳三桂的父親吳襄斬首示眾。然後繼續西撤，四月二十六日回到北京，二十九日在武英殿倉卒稱帝，三十日凌晨率部退出北京。 

    五月初二，多爾袞率軍進入北京。清軍取得山海關之戰的勝利意義重大，是定鼎燕都關鍵性的一仗，而李自成的大順政權由勝轉衰，開始走上失敗的道路。 

開國創業的不凡氣度 

    多爾袞率軍佔領北京以後，全國的政治、軍事形勢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形成了清朝、大順、大西和南明三種政治勢力鼎足的局面，在原有的階級矛盾的基礎上，又增加了滿漢之間的民族矛盾。為了建立全國統一政權，多爾袞以「除暴救民」、「復君父仇」為號召，以此爭取、籠絡漢族官僚地主，擴大清統治的階級基礎，實行滿漢地主階級聯合專政，堅決鎮壓農民起義軍。 

    早在山海關大戰勝利的當天，多爾袞就對諸將說：「此次出師，所以除暴救民，滅流寇以安天下也，今入關西征，勿殺無辜，勿掠財物，勿焚廬舍，不如約者，罪之」。次日，他有意避開滿漢民族關係問題，命漢人內秘書院大學士范文程署名，向故明官民宣稱：「義師為爾復君父仇，非殺爾百姓，今所誅者惟闖賊。吏來歸，復其位，民來歸，復其業。師行以律，必不汝害」。又令吳三桂以他的名義出示榜文：「照得逆闖李白成戕主賊民，窺竊神器，滔天罪惡，磐竹難書。荷蒙大清朝垂念歷世舊好，特命攝政王殿下大興問罪之師，懷綏萬邦，  用躋和平之誠。……為此示仰一帶地方官生軍民人等，務期仰體大清朝安民德意，速速投誠皈命，各安職業，共保身家，毋得執拗迷謬，自罹玉石俱焚之慘」。由於多爾袞利用漢人范文程、吳三桂宣傳清的功績及其政策，因此消除了許多漢族官僚地主的疑慮，把清軍視為仁義之師，所以多爾袞率軍向北京進發，一路上幾乎沒有遇到反抗，「自山海以西各城堡文武將吏，皆爭先奉表迎降」。 

    多爾袞進入北京以後，故明文武諸臣皆出迎五里外，多爾袞入居武英殿，下令禁止兵士入民家，宣布明朝「各衙門官員，俱照舊錄用」，「其避賊回籍，隱居山林者亦具以聞，似以原官錄用」，「罐發歸順者，地方官各升一級"，「朱姓各歸順者，亦不奪其王爵，仍如恩養」。又下令軍民為明崇禎皇帝服喪三天，發喪安葬，並遣官祭明諸帝，以此安撫明官吏。這些措施，表現了清入主中原、開國創業的不凡器度，收到很好的效果，河北、山東、山西等地的官僚士紳紛紛歸順清朝。 

    到了六月，清廷議定遷都北京，以示新王朝建立全國政權的標誌。可是在清的諸王中卻有人不同意遷都，實際上是反對統一，願意繼續割據遼東。英王阿濟格對多爾袞說：「今宜乘此兵威，大肆屠戮，留置諸王以鎮燕都，而大兵則或守瀋陽，或退保山海，可無後患」。多爾袞嚴厲批駁阿濟格說：「先皇帝嘗言，若得北京，當即徙都，以圖進取，況今人心未定，不可棄而東還」。這時順天巡按柳寅東進言：「今日事勢莫急於西賊，欲圖西賊，必須調蒙古以入三邊，舉大兵以收晉豫，使賊腹背受敵。又須先計扼蜀漢之路，次第定東南之局」。多爾袞接受了他的建議，制定了先平西北，次定東南，以實現統一全國的戰略總方針。 

    十月，順治帝「定鼎燕京」後，多爾袞命令南北兩路大軍進攻農民軍，北路主帥阿濟格，取道內蒙，經陝北，趨西安。南路統帥多鐸，渡孟津，下陝州，克靈寶，破潼關，攻佔西安。阿濟格、多鐸兩軍在西安會師，李自成率領農民軍退出西安，逃往商洛地區。順治二年1645年二月，多爾袞得知勝利的捷報，認為「攻破流賊，大業已成」，命多鐸把追殲李自成農民軍的任務交給阿濟格，回軍南下，征討弘光政權。 

    早在清軍進入北京不到半個月，麕集在江南的明朝官僚地主，扶植明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稱帝，年號弘光。這個弘光政權是以「討賊復仇」為宗旨，企圖要地主階級「戮力劻勷，助予敵愾」，與農民軍為敵。因此，吳三桂引清兵入關鎮壓農民軍，弘光把他視為功臣，封他為薊國公，賜銀5萬兩，米10萬石，以示嘉獎。以兵部尚書史可法為首的一批大臣，幻想聯合清軍共同進攻農民軍，於是六月中旬，他給弘光帝上《請遣北使疏》，提出「聯清討賊」的主張。朱由崧接受了史可法的意見，派遣左懋第、陳洪範、馬紹愉等人，北上與清議和。七月十八日出發，十月十二日到達北京，以割地、歲納白銀10萬兩等為條件，請求清軍不要南下，希望聯合鎮壓農民軍。 

    多爾袞對弘光政權的態度有個變化過程，開始對其竭力安撫，避免衝突，以穩定新佔領區的社會秩序，集中力量進攻農民軍。所以，六月十五日多爾袞在給江南的詔書中說：  「其有不忘明室，輔立賢藩，戮力同心，共保江左者，理亦宜然，予不汝禁，但當通和講好，不負本朝．彼懷繼絕之恩，以悖睦鄰之誼」。這顯然是麻痹南明弘光政權的一種策略。到了七月份，因為黃河以北大部分地區為清軍佔領，因此對弘光政權的態度有了變化。多爾袞在七月二十七日致史可法書說：「國家之撫定燕京，乃得之於闖賊，非取之於明國也。賊毀明朝之廟主，辱及先人，我國家不憚征繕之勞，悉索敝賦，代為雪恥，孝子仁人，當如何感恩圖報!茲乃乘逆寇羈誅，王師暫息，遂欲雄據江南，坐享漁人之利，揆諸情理，豈可謂乎?……今若擁號稱尊，便是天有二日，儼為敵國。……諸君子果識時知命，篤念故主，厚愛賢王，宜勸令削號歸藩，永綏福祿。……願諸君子同以討賊為心，毋貪一身瞬息之榮，而重故國無窮之禍，為亂臣賊子所笑，予實有厚望焉」，此書很清楚就是要弘光降清。可是九月十五日，史可法在復書中不提歸降一事，卻大談聯合滅「賊」，他說：「今逆賊未服天誅，諜知卷土西秦，方圖報復，此不獨本朝不共戴天之恨，抑亦貴國除惡未盡之隴。伏乞堅同仇之誼，全始終之德，合師進討，問罪秦中，共泉逆賊之頭，以泄敷天之憤。則貴國義聞，照耀千秋；本朝圖報，惟力是視。從此兩國世通盟好，傳之無窮，不亦休乎!」此時，多爾袞對史可法提出的「合師進討」和弘光使臣許以「割地納銀」都不感興趣，他的目標是要消滅割據的弘光政權，統一東南諸省。 

    因此，當多鐸攻佔西安後，多爾袞便命他率軍進攻南京。盤據南京的弘光小朝廷十分腐朽，朱由崧過著荒淫奢侈的生活，軍政大權控制在閹黨馬士英、阮大鉞等人的手中，他們打擊異己，以權謀私，江南廣大人民恨之入骨，許多人對清朝廷「致望改革」。另外，原先一些北方的明朝官吏投奔弘光政權，來此後大失所望，紛紛北上降清，例如王崇簡、王熙父子等人。因此，清軍南下比較順利，順治二年四月二十五日，多鐸率領清兵破揚州，史可法被擒殺。五月十五日，清軍佔領南京，朱由崧逃至蕪湖就擒，弘光政權滅亡。隨之清軍連下常州、蘇州、太倉、松江、嘉興、湖州、杭州等地。 

    自清軍入關到攻佔南京，這一年多的時間裡，多爾袞打著「除暴救民」，「復君父仇」的旗號，實行籠絡漢族官僚地主、堅決鎮壓農民起義軍的政策，以此來沖淡和掩蓋滿漢民族間的差異與矛盾，統一事業取得很大成績，黃河以北，及江南地區已歸順清朝。但是，到了五月底，多爾袞出於狹隘的民族意識，採取了強行剃髮這一落後、野蠻的措施，激起一部分漢族地主的反抗。六月十五，多爾袞不顧許多漢官的反對，悍然頒布嚴行薙髮令，宣布：「自今布告之後，京城內外，限旬日，直隸各省地方，自部文到日，亦限旬日，盡令薤發。遵依者為我國之民，遲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並且還規定，「復有為此事瀆進章奏，欲將朕已定地方人民，仍存明制，不隨本朝制度者，殺無赦」。真可謂「留頭不留髮，留髮不留頭」。這種強迫剃髮，是對漢族傳統習俗的破壞，無疑是野蠻的民族壓迫，使原先順利推進統一的大好形勢發生了突變。據朝鮮《李朝實錄》記載：「入關之初，嚴禁殺掠，故中原人士無不悅服。及有剃頭之舉，民皆憤怒，……非收拾人心之道也"。因此，剃髮令激化了民族矛盾，爆發了遍及清統治區的反剃髮鬥爭。多爾袞頒行「癱發令」，是政策上的重大失誤，對清初社會影響非常深刻，產生了不好的社會效果，在客觀上直接促使大順軍、大西軍聯明抗情，從而形成了全國抗清鬥爭高潮，推遲了清統一全國的歷史進程。正如徐鼒的《小腆紀年附考》所言：「剃髮令下，而故臣遺老之遂命抗拒，勞王師者十有餘歲」。直到康熙親政以後，進行了一系列的政策調整，緩和了民族矛盾，才實現了國家的統一。 

攝政七年的行政得失 

    多爾袞攝政七年間，從遼東進入中原，基本上佔領了黃河上下，長江南北的廣大地區，人口約四五千萬。他面臨的新問題，最主要的是對新佔領區的漢族如何進行有效統治，及隨軍入關的滿族官民怎樣解決生計。頗有雄才大略的多爾袞積極採取以下措施： 

    ——承明舊制。早在入關前皇太極時期，參照明制，設置了掌管國家政務的內三院、六部、理藩院、都察院等機構。多爾袞入據北京後，繼續沿襲明制，建立從中央到地方的全套政權組織。多爾袞把「三院八衙門」作為清初中央機構的核心，他仿效明朝內閣，使其成為最高權力機構，於是按照內閣的模式改革內三院，提高它的權力和作用。順治二年1645年，以翰林院官分隸內三院，稱內翰林國史院、內翰林秘書院，內翰林宏文院，大學士兼領六部尚書銜。六部是中央的政府機關，各部原由諸王管理，尚書從滿洲官員中任命。順治五年1648年，增設六部漢人尚書，滿漢兼用。順治六年1649年，取消諸王掌管部務的權力，由尚書、侍郎主持其事，皆為滿漢兼用。同時，沿襲明朝舊制，增設了通政使司掌受內外章疏，中書科掌繕寫冊文誥敕，太常寺掌壇廟祭祀，光祿寺掌典禮筵席，鴻臚寺掌朝會與國家宴會贊導禮儀，國子監掌國學政令，詹事府掌講讀牒奏，欽天監掌觀測天文氣象和編製曆書，太醫院掌醫藥事，太僕寺掌牧馬事務，六科掌勘察官府公事，五城察院掌稽察京都地方，大理寺掌平天下刑名，鑾儀衛掌皇帝車駕儀仗等。地方機構除了各省督、撫，司、道、府、廳、州、縣之外，尚有學政、鹽務、漕運、河道、關稅等衙門。這一套國家機器迅速開動運轉起來，對加強新政權的統治，穩定社會秩序起了積極作用，確實是明智之舉。 

    ——重用漢人。多爾袞認為「古來定天下者，必以網羅賢才為要圖」，「故帝王圖治，必勞心於求賢」，入關後百廢待舉，「治理需人」，多爾袞深知非漢人不能治理漢人，於是重用漢人為清服務。 

    首先，他對明朝降官，皆以禮相待，一律加官進爵，有的委以重任。對這些漢官過去的敵對行為「不必苛求」，只要他們擁護清王朝，實心任事，就給予信任。在決定軍國重大事情中，更倚重漢官出謀獻策，如范文程、洪承疇、馮銓、陳名夏、金之俊等人。在中央國家機關中，有些部門只有滿官，但是很快增設漢官，使之滿漢兼用。儘管滿官掌握大權，可是漢官人數不斷增加，他們有統治經驗，因此所起的作用往往超過滿官。而地方上的督、撫、司、道、府、廳、州、縣的官吏，都是由漢人擔任，其中大部分是降清的漢官。 

    其次，他為了籠絡和收買漢族知識分子，決定恢復科舉制度。順治元年十月初一，在福臨的登極詔書中宣布：「會試定於辰戌丑未年，各省直鄉試定於子午卯酉年。凡舉人不系行止黜革者，仍準會試。各處府州縣儒學食廩生員，仍准給廩。增附生員，仍准在學肄業，俱照例優免。……京府並省直各府州縣學廩生貢額年分不等，今正貢准改恩貢，次貢准改正貢，每處貢二名，止行一年，後不為例。有才華出眾、孝悌著聞者，不拘廩增附學，俱許提學官特薦試用。前朝文武進士、文武舉人仍聽該部核用」。二年七月，浙江總督張存仁因該地「近有借口薙髮，反順為逆者」，建議清廷「速遣提學，開科取士，則讀書者有出仕之望，而從逆之念自息」。大學士范文程也說：  「治天下在得民心，士為秀民，士心得則民心得矣，宜廣其途以搜之」。八月，下令開科取士，仍依明朝舊制，分天下鄉試為15榜，所定中額為1428人。三年三月，在京會試天下舉人。四月，舉行殿試。乙酉科，僅順天鄉試「進場秀才三千「：使多爾袞驚嘆：「可謂多人!」又如己丑會試，「中式四百人，閣臣七人典試，前代未有」。可見，多爾袞開科取士，「而士之懷才抱器，毅然思有所表見於當世者，靡不由是以進矣」。這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漢族知識分子的反抗情緒，也加強了滿族統治者的統治力量。 

    ——革除弊政。清入關後，大批明朝官吏降清被留用，其中許多人惡習不改，依然貪污枉法，魚肉百姓，正像部察院左副都御史劉漢儒指出的：「積猾老蠹，梟張虎噬，人莫敢誰何。或指盜以詐良愚，或包訟以陷無辜。室中之藏可窺也，立地便起風波。睚眥之恨欲報也，覿面即加鋒刃，一票到手，百姓股慄，傾家破產，比比皆然，民有願死見閻羅，而不願生逢皂衣者』：多爾袞認為這樣下去「仍蹈明朝故轍」：所以在福臨登極詔書中規定：「凡在京大小衙門及在外撫、按、司、道，各府、州、縣、鎮、協、營、路、軍、衛等官，並書、吏、班、皂、通事、撥什庫、糧長、十季、夜不收等役，但有貪賄枉法，剝削小民者，照常治罪，不在赦例」。同時又宣布：「有司徵收錢糧，止取正數，凡分外侵漁、秤頭、火耗，重科加罪，巧取於民者，嚴加禁約，違者從重參處」。以後曾多次重申上述內容，並嚴懲了一些不法之徒，使清初的吏治得以整飭。 

    另外，明末統治者為了遼左用兵和鎮壓農民起義，實行三餉加派。萬曆末年，全國田賦每畝加銀9厘，到了崇禎三年1630年，再加3厘，共加派1分2厘銀，總計660萬兩，稱之「遼餉」。崇禎十年1637年，每畝又加糧6合，每石折銀8錢，共增銀280萬兩，稱之「剿餉」。崇禎十二年1639年，每畝再加銀1分，共加增730萬兩，稱之「練餉」。以上三餉加派，共增餉銀1670多萬兩，加派大大超過正賦。三餉之外，還有各種私派，使得民不聊生。因此，多爾袞下令廢除明末加派私征，他說：「前朝弊政，厲民最甚者莫如加派遼餉，以致民窮盜起，而復加剿餉，再為各邊抽練，而復加練餉。惟此三餉，數倍正供，苦累小民，剔脂刮髓，遠者20餘年，近者10餘年，天下嗷嗷，朝不及夕。……自順治元年為始，凡正額之外，一切加派如遼餉、剿餉、練餉，及召買米豆，盡行蠲免。……如有官吏通同朦朧混征暗派者，察實糾參，必殺無赦。倘縱容不舉，即與同坐」。他在福臨登極詔書中還宣布：「地畝錢糧俱照前朝會計錄原額。自順治元年五月初一日起，按畝征解。凡加派遼餉、新餉、練餉、召賣等項，悉行蠲免」。這項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人民的負擔，得到百姓的擁護，對安定民心起了積極作用。 

    ——尊孔崇儒。多爾袞進入北京以後，許多降清漢官上疏說：「自古聖帝明王教育海內，未嘗不以崇祀先聖為兢兢也」，建議「崇儒重道」。多爾袞接受他們的意見，很快遣官祭祀孔子。是年十月，福臨在北京定鼎登基的第二天，即封孔子第六十五代孫孔允植仍襲衍聖公。順治二年，清廷給孔子定號為「大成至聖文宣先師」，多爾袞還親自到孔廟行禮。三年四月，又下令修飾瀋陽孔廟，規定每年二月和八月上句丁日遣大學士祭祀孔子，作為定例。這種尊孔崇儒的活動，表示滿族統治者對漢文化的尊重，無疑受到漢族士大夫的歡迎。 

    此外，多爾袞為了消除漢族歷史上否定少數民族王朝的華夷思想，大力宣揚滿漢一體，獎勵滿漢通婚，皇帝可以選漢女入官為妃，滿漢官民亦可相互婚娶。順治五年1648年八月，諭禮部：「方今天下一家，滿漢官民皆朕臣子，欲其各相親睦，莫若使之締結婚姻，自後滿漢官民有欲聯姻好者，聽之」。又規定「滿洲官民娶漢人之女，實係為妻者，方准其娶」。這種滿漢通婚的政策，儘管當時滿漢之間的嫁娶不是很普遍，但是對緩和滿漢矛盾，融洽民族感情起了一定作用。 

    ——跑馬佔地。清朝定都北京後，大批滿族官民隨之遷入關內，分布在北京及京畿地區。多爾袞為了解決他們的生計問題，便把在關外實行的「計丁授田」移植到關內，於是開始大規模圈佔土地。順治元年十二月，諭戶部：「我朝建都燕京，期於久遠。凡近京各州縣民人無主荒田，及明國皇親、駙馬、公、侯、伯、太監等死於寇亂者，無主田地甚多。爾部可概行清查，若本主尚存，或本主已死而子弟存者，量口給與，其餘田地，盡行分給東來諸王、勛臣、兵丁人等。此非利其地土，良以東來諸王、勛臣、兵丁人等無處安置，故不得不如此區劃。然此等地土，若滿漢錯處，必爭奪不止。可令各府縣鄉村，滿漢分居，各理疆界，以杜異日爭端。今年從東來諸王各官兵丁，及現在京各部院衙門官員，俱著先撥給田園。其後到者，再酌量照前與之」。這裡所謂近京民人無主荒田和明朝貴族無主田地，實際上大部在農民戰爭中已重新分配，為貧苦農民所佔有，許多土地不是無主而是有主。因此，多爾袞下令圈佔土地，就是從農民手中奪取田地。他攝政七年，掀起三次圈地高潮，根據《直隸通省賦役全書》統計，從順治元年至七年，共計圈地約200400餘頃，佔全國耕地面積的l／14，分布在順天、永平、天津、保定、河間、宣化、易州等42府州縣內的廣大地區。 

    當時朝廷派出官員，騎在馬上，拉開戶部發的繩索，縱馬圈佔良田，俗稱「跑馬佔地」。按照上諭規定，被圈佔的田地上，「滿漢分居，各理疆界」，實際上就是把漢族農民趕出家門，所以「圈田所到，田主登時逐出，室中所有皆其有」。清廷為了解決失地漢民生活問題，採取「撥補」的辦法，「撥補」的土地多在外府州縣，而且都是鹼薄沙地。這些人「離其田園，別其墳墓，甫種新授之田，廬舍無依，籽種未備」，人生地疏，生活無著。由於清朝統治者圈佔了大量田地，分給王公貴族和旗下官兵，編庄耕種，可是缺少勞力，便實行逼民「投充」的政策，招收有地或無地的農民為其役使，這些人不願離開故土，為了得到滿洲貴族和官兵的保護，紛紛投充旗下，充當奴僕。依據《直隸通省賦役全書》統計，多爾袞主政期間，投充人數為九千九百多丁，連同家口約有數萬人，投充旗地為三萬一千多頃。而多爾袞本人就收投充人一千四百多名。

    清朝統治者圈地編庄，推行落後的封建農奴制，必然使階段矛盾和民族矛盾更加激化，發生大批奴僕的逃亡，因此出現了嚴重的「逃人」問題。順治三年1646年五月，諭兵部說：「只此數月之間，逃人已幾數萬」。多爾袞為了維護滿洲貴族的利益，制定了嚴禁奴僕逃亡的「逃人法」，規定：「逃人鞭一百，歸還本主。隱匿之人正法，家產籍沒。鄰右九家、甲長、鄉約，各鞭一百，流徙邊遠」。他說：「自人主以來，逃亡已十之七八，不嚴此令，必至無復一人」，實際情況是究治癒力，逃者愈多。儘管「逃人法」十分嚴厲，可是頒行將近三年，滿洲官兵仍紛紛控奏，他們的奴僕「今俱逃盡」，可見此法沒有解決問題。奴僕大批逃亡，沉重地打擊了封建農奴制，促使向租佃制過渡。

覬覦帝位和「太后下嫁」 

    福臨即位後，多爾袞攝政，獨攬軍政大權，成為不是皇帝的皇帝，但是他不滿足，想要奪位當真正的皇帝，因此在滿洲貴族內部又展開激烈的鬥爭。 

    多爾袞挾制幼帝福臨，並利用他手中的權力，為自己奪位稱帝準備條件。首先是打擊政敵。多爾袞認為豪格是太宗的長子，得到兩黃旗將領的支持，另外濟爾哈朗與己不睦，亦是輔政，地位相當，這兩人是自己奪位稱帝的絆腳石，決心要把他們搬掉。他對兩黃旗的將領譚泰、圖賴、索尼等人，進行分化、拉攏，使之「率二旗附和碩睿親王」，皆背離了豪格。順治四年二月，多爾袞以濟爾哈朗「府第逾制，罰銀二千，罷輔政」。七月，「不令鄭親王預政，遂以伊弟豫郡王多鐸為輔政叔王」，並說：  「今和碩鄭親王已經停罷，止令輔政德豫親王與聞」。不久，又羅織濟爾哈朗十幾條罪狀，把他降為多羅郡王，罰銀5000兩。早在順治元年四月，多爾袞以豪格「圖謀不軌」，將其削去王爵，奪所屬七牛錄人員，罰銀5000兩，廢為庶人。到了十月，因豪格仍有很大勢力，故恢復他的王爵。三年正月，多爾袞命豪格為靖遠大將軍，統兵往四川鎮壓張獻忠大西軍。五年二月，豪格凱旋迴京，沒有舉行盛大歡迎，只是在太和殿宴勞。三月，多爾袞以豪格「徇隱部將冒功，等微小罪名，將他幽禁，沒收全部財產。因此，豪格憂憤填膺，不數日，死於獄中。緊接著，多爾袞遂興大獄，對反對自己的一些開國功臣及其子弟橫加罪名，或下獄，或被誅。至此，他的許多政敵，有的被收買，有的遭打擊，有的被殺害，於是為奪權稱帝清除了障礙。 

    其次是擴大權勢。多爾袞根本不把年幼的順治帝放在眼裡。順治即位後，多爾袞為了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削弱諸王貝勒的權力，便停止他們議政和兼理部務的制度。不久又宣諭，以後諸大臣奏事先奏睿親王多爾袞，這樣滿漢大臣都要受命於多爾袞，一切權力皆集中於他一身。順治元年四月，多爾袞在取得山海關大戰勝利後的第二天，「始稱攝政王」。五月二日，多爾袞進入北京城時，「乃命以鹵簿列王儀仗前，奏樂，拜天，復拜闕，乘輦，升武英殿。明將吏入謁，呼萬歲」，儼然成了開國帝王。十月，順治帝定都北京，頒即位詔於天下，「以多爾袞功多，加封為叔父攝政王」，建碑紀績。二年五月，又以「稱號必須正名」為理由，改稱「皇叔父攝政王」。是年還命令史官按照帝王禮製為他記攝政王起居注，並且私制御用服飾，以皇帝自居。三年五月，多爾袞「以信符收貯大內，每經調遣，奏請不便，遂貯王府」，他把王府視為朝廷。同時在禮儀制度上也突出他的特殊地位，當時規定皇帝的儀仗是20種，輔政王是15種，親王是15種，郡王是兒種，貝勒是9種，可是多爾袞卻是20種，種類多於輔政王、親王、郡王、貝勒，與順治皇帝相同，只是在一些種類的數量上少些。四年十二月，多爾袞因「體有風疾，不勝跪拜」，故免去他跪拜之禮。五年十一月，他以皇帝的名義下詔日：「叔父攝政王治安天下，有大勛勞，宜加殊禮，以崇功德，尊為皇父攝政王」。他酷愛圍獵，禮部議定有攝政王出獵的禮儀。到此，多爾袞的政治地位極高，一時「大權在握，關內外咸知有睿王一人」。 

    就在多爾袞緊鑼密鼓，準備奪位稱帝之時，卻發生了「太后下嫁」一事。太后即孝庄文皇后，順治帝的生母，姓博爾濟吉特氏，名布不布泰，為蒙古科爾沁部貝勒寨桑之女。她聰明能幹，自幼「無他玩好，而獨嗜圖史」，頗諳「治國之道」。早在太宗皇太極時期，她就「贊助內政，越既有年」，「佐太宗文皇帝肇造丕基」。皇太極死後，當多爾袞與豪格叔侄爭位時，足智多謀的孝庄文皇后，也不甘心袖手旁觀，聽人擺布。她施展巧妙的政治手腕，籠絡各方力量，求得同情與支持，最後使福臨登上皇位。 

    福臨即位，滿洲貴族各派政治勢力暫時得到平衡。年幼的順治帝不僅受到他們的控制，而且隨時都有被廢黜的危險，這一威脅主要來自攝政王多爾袞。順治初年，孝庄文皇后目睹多爾袞打擊異己，擴大權勢，明目張胆的要發動宮廷政變，企圖奪取皇位的陰謀。她為了對付這種危急的形勢，保住兒子福臨的帝位，便抓住多爾袞生活放蕩的弱點，依照蒙古族和滿族「父死則妻其後母，兄死則妻其嫂」的習俗，下嫁攝政王多爾袞，順治帝則成為多爾袞的養子，以此來緩和矛盾。這顯然是一樁政治婚姻，目的是要遏制多爾袞，保護順治帝，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延緩和阻止多爾袞奪位稱帝的作用。因此，多爾袞雖然積極準備篡位，但是考慮到父奪子位的社會影響，所以始終未能如願。他為此心中不快，身體多病。說：「若以我為君，以今上居儲位，我何以有此病症」。多爾袞在這一場企圖奪位稱帝的鬥爭中，是個失敗者。 

行獵塞外，墜馬致死 

    多爾袞自幼身體瘦弱，患有風疾即高血壓，心臟病，由於他經常馳騁疆場，衝鋒廝殺，再加上政務繁忙，緊張工作，以及溺於女色，縱慾無度，致使病情日益加重。順治二年。多爾袞自感身體不佳，他說：  「今國家多事之時，……機務日繁，疲於裁應，頭昏目脹，體中時復不快。年齒漸增，每遇冗雜無間之事，心輒燥懣。去歲乍抵燕京，水土不調，為疾頗劇，今差健勝，然亦未盡愈也。」可見他病魔纏身，許多事情已經感到力不從心，因此下令以後「章疏都須撿擇切要者以聞」，不許有「浮泛無據」之辭，以免「徒費精神」。 

    順治七年1650年十一月十三日，多爾袞「以有疾不樂」為由，實際上因風疾引起心情焦躁不安，此時理應靜心休養，他卻率領諸王、貝勒、貝子、公等出邊圍獵。時值初冬，塞外氣候寒冷，又騎馬追獵，對他「素嬰風疾」的身體十分不利。因此，有一次他可能是風疾發作，不慎從馬上摔下來，把膝蓋跌傷，只是「塗以涼膏」，儘管「太醫傅胤祖謂其非宜」，但是沒有抓緊時間進行治療。這天多爾袞仍騎馬圍獵，發現一隻老虎，  「時王創甚，勉發三矢，度不自支」，回到喀喇城。十二月初九，多爾袞病死，終年39歲。據外國傳教士記載，說他「八成是因打獵跌傷致死的」，這種說法有一定的道理，由於墮馬摔傷，促使風疾加重，最後死於心血管病。 

    多爾袞的死訊傳到京城，滿朝震驚，順治帝下詔「臣民易服舉喪」。多爾袞的靈柩運回北京，福臨率領諸王、貝勒、文武百官更易縞服，到東直門外五里去迎接。順治帝發下《攝政王多爾袞薨逝詔書》，稱：「昔太宗文皇帝升遐之時，諸王群臣擁戴皇父攝政王。我皇父攝政王堅持推讓，扶立朕躬。又平定中原，混一天下，至德豐功，千古無兩。不幸……以疾上賓，朕心催痛，率土銜哀，中外喪儀，合依帝禮」。福臨又下詔，追尊多爾袞為「義皇帝，廟號成宗」，元妃為「義皇后」。多爾袞生前未能稱君，死後卻尊為帝，這對具有強烈帝王欲的多爾袞來說，可能是一種奇妙的安慰。 

    多爾袞死後兩個多月里，滿洲貴族內部發生兩件大事：一是阿濟格企圖發動政變，據談遷的《北游錄》記載，多爾袞臨終前，「召英王語後事，外莫得聞」。但是從英王阿濟格種種詭秘行動分析，可能對攝政王權力的交接有所安排，此時多鐸已死，阿濟格是最親信的人，要他繼承自己的地位。因此，阿濟格積極「計圖攝政」。當多爾袞死時，阿濟格姍姍來遲，  「旋即歸帳」，晚上「諸王五次哭臨，王獨不至」，可見他在緊張秘密策劃，無心關懷喪事。此時順治帝尚不知多爾袞死訊，阿濟格「即遣300騎馳入京」，企圖逼官奪權。但是大學士剛林「知其意，立策馬行日夜馳700里，先入京，閉九門，遍告宗王、固山等為備。俄300騎至，皆哀甲，盡收誅之，英王未知也」。然後「諸王遂撥派兵役監英王至京」，將他逮捕問罪，粉碎了逼官攝政的陰謀。 

    二是蘇克薩哈等首告多爾袞「謀篡大位」，接著濟爾哈朗、滿達海、博洛、尼堪及內大臣等揭發說：「昔太宗文呈帝龍馭上賓，諸王大臣共矢忠誠，翊戴皇上。方在沖年，令臣濟爾哈朗與睿親王多爾袞同輔政。逮後多爾袞獨擅威權，不令濟爾哈朗預政，遂以母弟多鐸為輔政叔王。背誓肆行，妄自尊大，自稱皇父攝政王。凡批票本章，一以呈父攝政王行之。儀仗、音樂、侍從、府第，僭擬至尊。擅稱太宗文皇帝序不當立，以挾制皇上。抅陷威逼，使肅親王不得其死，遂納其妃，且收其財產。更悖理入生母於太廟。僭妄不可枚舉。臣等從前畏威吞聲，今冒死奏聞，伏願重加處治」。 

    順治八年1651年二月二十一日，福臨詔示中外，公布多爾袞的罪狀，指出多爾袞「逆謀果真，神人共憤，謹告天地、太廟、社稷，將伊母子並妻所得封典，悉行追奪」。據外國傳教士衛匡國在《韃靼戰紀》中記載，當順治帝「發現自己的叔叔活著的時候，懷著邪惡的企圖，進行過曖昧的罪惡活動，他十分惱怒。命令毀掉阿瑪王即多爾袞華麗的陵墓，掘出屍體，……用棍子打、又用鞭子抽，最後砍掉腦袋，暴屍示眾，他的雄偉壯麗的陵墓也化為塵土」。並且把睿王府廢了，還將多爾袞的親信大批處死或貶革。 

    100多年以後，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乾隆帝弘曆認為，多爾袞「分遣諸王，追殲流寇，撫定疆陲。一切創製規模，皆所經劃。尋即奉世祖車駕入都，定國開基，以成一統之業，厥功最著」，被「誣告以謀逆」，構成冤獄，下詔為其昭雪，復睿親王爵，由其五世孫襲爵，並配享太廟，重修塋墓。其封爵「世襲罔替」，成為清代八家鐵帽子王之一。 

簡短的結語 

    多爾袞是清開國時期的一個有影響的重要人物，入關前他是太宗皇太極的得力助手，南征北戰，出生入死，建立許多戰功，成為智勇雙全的著名將領。他繼承了太祖、太宗入主中原，統一全國的遺願，輔佐年幼的順治帝建立清王朝，是清開國的第一大功臣。 

    多爾袞攝政期間，在用人行政方面，他承明舊制，重用漢人，革除弊政，對穩定清初社會秩序有積極作用，應予肯定。但是，他強制推行圈地、投充、逃人、剃髮、易服等一系列民族高壓政策，使清初社會矛盾，由階級矛盾上升為民族矛盾為主，延緩了統一的進程，給社會經濟的恢復和發展造成嚴重的破壞，應予否定。 

主要參考書目： 

 《清太宗實錄》。

《清世祖實錄》。

《太宗文皇帝日錄殘卷》。

《明清史料》丙編。

《八旗通志初集》。

《清史列傳》，中華書局1928年版。

《清史稿》，中華書局標點本。

《多爾袞攝政日記》。

談遷：《北游錄》。

計六奇：《明季北略》、《明季南略》。

《史可法集》。

徐鼒：《小腆紀年附考》。

徐珂：《清稗類鈔》。

吳晗輯：《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第九冊。

朝鮮《沈館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