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談豐田：「精益」與「敏捷」

05-26

　　再談豐田：「精益」與「敏捷」

　　——對丹尼爾·貝爾「後工業時代」的誤讀

　　豐田汽車召回事件，最新的消息說是「迫於」美國政府壓力的行動，又有報道稱美國將採取「民事懲罰」措施，美運輸部直批豐田「反應遲緩」。近日，又有豐田門下普銳斯品牌爆出「腳踏門」缺陷，加入到不斷延長的「缺陷車」行列……一時間，「豐田召回事件」似有愈演愈烈之勢。奪得世界汽車王者桂冠的豐田，似乎正在以「召回天王」的身份體驗著前所未有的痛苦煎熬。

　　堪稱現代汽車製造、乃至現代製造業典範的「豐田生產模式」，緣何一夜之間遭遇如此冷酷的現實，這裡自然有太多的問題需要反思，有太多的事實期待查證，還有太多的課題值得研究。

　　了解丹尼爾·貝爾的人都知道，正是這個人提出了美國1956年「職業結構中白領工人的數目，在工業文明史上第一次超過了藍領工人」的著名論斷。他是在一本著名的書《後工業時代來臨——對社會預測的一項探索》（1973年）中，提出這一觀點的。

　　需要說明的是，這一觀點的睿智和閃光之處，其實要等到該書出版後至少20年，才被美國人「重新想起」，就像他們「重新發現戴明」一樣。也正是這一點，在豐田工廠津津樂道於「精益製造」模式的同時，遭到了嚴重的扭曲和誤讀。下面講點歷史。

　　第一份報告，提出「精益製造」

　　1980年時，美國NBC電視台播放了一個稱為「日本能，為什麼我們不能？」的節目，對日本汽車全面打入美國市場，且在製造工藝水平、質量控制方面，顯然已經獲得了強大的競爭力發出了驚呼。

　　令美國企業界和大眾瞠目結舌的事實是，出現在這個電視節目中的核心人物，竟然是「轉動日本質量飛輪的人——戴明博士」，這一年，戴明博士已經80高齡了。

　　丹尼爾貝爾出版他當時並不著名的書《後工業時代來臨》之際，美國汽車工業其實正遭受中東石油戰爭、能源暴漲、以及日本大舉進軍底特律帶來的後遺症：過分關注所謂製造連兩端的「知識型經濟」，令美國汽車製造業工藝落後、管理僵化、質量下降、成本居高不下、競爭力大幅削弱。

　　1985年，麻省理工學院籌資500萬美元，糾集丹尼爾·魯斯為首的53位學者，發起了一個叫做IMVP的《國際汽車計劃》，認真研究「為什麼日本能，我們不能」。1986年，麻省理工學院發表了第一份系統的研究報告《美國製造—如何從漸次衰落到重振雄風》，得出的結論是：「美國除了繼續在世界市場參與制造業競爭外，別無選擇」。

　　這是一項歷時10年、遍訪14個國家的90個汽車裝配廠的超大規模研究。1990年出版了正式的成果報告，《改變世界的機器》。在這個報告里，魯斯把豐田汽車的生產模式定義為「精益製造（LeanProduction）」。

　　「精益製造」的核心理念，的確是豐田工廠從60、70年代總結提煉出來的一整套日本特色的製造模式：全面質量管理（TQC）、團隊協作、看板管理（KanBan）、消滅庫存、零缺陷、緊密的供貨商體系、恰時管理（JustIn Time）等等。

　　這份報告在1996年進一步表達為《精益思想》。

　　第二份報告，倡導「敏捷製造」

　　在言必稱「精益」，高度注重質量的80、90年代，雖然美國製造業也嘗試提出自己獨立的方法，如「六西格瑪」（摩托羅拉，1986；通用電氣，1995），以及鮑德里奇質量獎（1983），雖然美國的製造業振興計劃，讓美國人重新奪回了競爭優勢，但缺乏更加適合美國文化的、獨立的製造思想一直是美國製造業的「心頭之痛」。

　　與「國際汽車計劃」前後腳，美國裏海大學艾柯卡研究也在致力於「製造思想」的研究。1991年，他們提出了「敏捷製造（AgileMAnufacturing）」的概念，並迅速得到了政府、工業界和學術團體的積極支持。1992年由美國國防部高級研究計劃署（ARPA）和美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會（NSF）投資500萬美元組建了敏捷製造企業協會（AMEF）。1997年，在國防部、能源部、國家標準和技術研究所等資助下，美國開始制訂《下一代製造業—行動框架》，為21世紀的製造業發展勾畫了藍圖。

　　簡略地說，「敏捷製造」的核心思想就是「競合（Co-opetiion）」，即「協作式競爭」（順便說，這一觀念迄今在國內製造業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大環境下，以關注質量、關懷客戶、提升服務為宗旨的製造哲學，都沒有超越企業邊界，都是以企業自身的獨立存在為衡量標尺的。

　　然而，信息技術和通信技術的快速發展，使得製造過程早已跨越有形的企業邊界，延展到供應鏈、服務鏈的各個細枝末節——更重要的是，它要求這些環節之間絕非傳統的競爭關係，也不是日本企業聯合體的「緊湊聯盟」式的夥伴關係，而是更富有活力的靈活組織和虛擬企業。

　　衡量競合組織效能的關鍵指標，就是「敏捷性」，即對客戶的需求快速響應能力、製造流程的快速重組能力、市場風險的快速應對能力、信息與知識在工藝過程、製造過程、服務過程中的快速傳遞能力。

　　一點反思：誤讀丹尼爾·貝爾的後果

　　還是回到丹尼爾·貝爾，回到這本《後工業時代來臨》的著作。在香港科技大學丁學良教授早年訪問丹尼爾·貝爾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後工業時代（Post-IndustrialSociety）」對貝爾的思想有一個重要的誤讀，就是將信息社會解讀為工業社會「之後」，貝爾不同意這種說法。

　　按照貝爾的「中軸原理」，他把工業社會劃分為「前工業時代，工業時代和後工業時代」。

　　「從產品生產經濟轉變為服務性經濟，這是後工業社會在經濟方面的特徵」，貝爾指出：「按照這個標準，後工業社會第一個最簡單的特點，是大多數勞動力不再從事農業或製造業，而是從事服務業，如貿易、金融、保健、娛樂、研究、教育和管理。」

　　在後工業時代，傳統工業遠沒有「退縮到不重要的地步」，而是需要在進一步提升勞動生產率、強調資源整合與信息分享、轉向個性化生產與大規模定製、倡導協同作業。後工業時代需要在工業組織的組織形態、管理思想、業務流程等方面展開深刻的變革——但是，絕不是拋棄工業時代，更不是替代工業時代（「替代論」是對信息社會最大的誤讀，令傳統工業飽受各種話語的「摧殘」，呵呵）。

　　其實，應當重視的是丹尼爾·貝爾的「中軸理論」，即認為「知識」處於這三個工業時代分期的「核心地位」的論斷。

　　貝爾指出，工業社會是機器和人協作生產商品，而「後工業社會是圍繞著知識組織起來的，其目的在於進行社會管理和指導革新與變革。」雖然知識對任何時代來說，都是至關重要的，但貝爾的獨到之處在於，他細緻分辨了理論思想與經驗知識在「後工業時代」所佔比例的變化。即，經歷資本主義工業化積累過程和大規模工業化進程的洗禮之後，特別在抽象的符號知識已經日益形成有機的「版圖」、「路線圖」之後，理論知識的「先導價值」將日益凸顯，透過理論知識的創新，將不是停留在經驗數據的精確度、重複度上面，不是停留在應對「確定性萬無一失」的高級工匠的技藝方面，而是應對「不確定下結構演化」的駕馭與創新方面。

　　在談到「中軸原理」時，貝爾給出了明確的定義：「一個領域的發展日益有賴於理論工作的優先發展，它彙集整理出已知的內容，同時為經驗驗證指出了方向，實際上，理論知識正日益發展成一個社會的戰略源泉，即中軸原理。而大學、研究機構和知識部門等彙集和充實理論知識的場合則成了未來社會的中軸結構。」

　　聯繫到豐田召回事件，我想說的是：精益求精本身並沒有過錯，也正是豐田的精益製造思想和模式，使得豐田創造了汽車製造的歷史奇蹟。但是，日益複雜多變的經濟大環境，以及日益複雜多變的企業協同體系，使得過去那種指望「技術標準」、「過程管控」、「質量方針」式的「眼睛向內」的製造模式，日益暴露出它的軟肋和不適。

　　這種軟肋和不適，集中體現在精益製造模式，說到底是典型的「金字塔」官僚工廠體系。豐田家族早年在工廠里依賴家族榮譽感、責任心維繫的「質量就是生命」的價值觀，在這個充滿齒輪、指揮鏈條、生產計劃、工藝數據的工業官僚面前，喪失了起碼的「敏感度」和「快速反應能力」。甚至在某種條件下，「遵循規範」、「按圖紙生產」變相成為責任推諉的最佳借口。

　　用數目字管理是不錯的，但靠數目字管理就有問題了。精益與敏捷並非水火不容，但要取得必要的平衡，的確需要更深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