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土的解構與建構：額爾古納河永遠不會幹涸

來自專欄 寶木薦書

文/寶木笑

誠如很多人所說，文學充滿著深深的不確定性，這不僅意指文學自身題材和內容等方面的形式多樣，也意味著其作為時代變遷和個人精神的延展，自身的發展有時也並非人力所能控制。典型的表現很多，比如某個時期非常流行的文學題材和人物類型，當人們認為那些文本將成為「經典」永遠流行的時候，僅僅二三十年時間也許就會看到其煙消雲散。而有的文本族群在當時也許命運多舛，但時間最終見證了什麼才是文學的不可抗拒力，它們終成真正的經典。文學的這種不確定性，說白了，還是人類現實世界和精神境界的映射，文學的命運其實從另一個角度說就是人們自身命運的反照。

時代發展的迅速總讓人措手不及，當下的問題不僅在於一個人的衣食住行，更含帶著這個人的精神狀態和價值實現。其實，對於我們這個民族來說，城市化即便完全實現，在根骨里我們仍然是一個格外依戀故土的民族，「背井離鄉」是這個民族對於漂泊的個性描述，也是基因中鄉土難離的鮮明佐證。在這樣的情況下，現當代中國文學中的鄉土文學自然有著極為重要的文學地位，甚至從我們的白話文革命開始，當年叱吒風雲的中國現當代文學奠基者們可以接受全盤的西化，但對於鄉土中國的永恆主題卻驚人地保留了基本的敬意和謹慎。

那麼，當互聯網讓地球都成為一個「村」的時候，鄉土文學究竟道路如何？如果說我們的文學在上世紀最後三十年迎來的是一個跳躍式發展的過程，博爾赫斯、馬爾克斯、杜拉斯、昆德拉、卡爾維諾、毛姆、茨威格、卡佛、錢德勒、菲茨傑拉德等一下子湧入我們的文學疆域，馬原、格非、殘雪、蘇童、余華、孫甘露等作家作為先鋒派不斷高揚著新的旗幟，鄉土文學除了最初作為傷痕文學的某種載體而顯揚，特別是進入新世紀，其文學印象在人們心中是逐漸淡化的。所以，當遲子建在今年為讀者獻出新作《候鳥的勇敢》，這位一直以來有著濃厚鄉土情結的作家帶給人們的，也許除了文學自身的藝術之外，還有更多的關於鄉土和那片土地上的人們的深層的思索。

一如遲子建絕大多數的小說，《候鳥的勇敢》仍然描寫的是白山黑水間的故事。寒冷偏遠的瓦城有著茂密的森林，每年冬去春來之後，北上的候鳥就將在這裡度過整個夏天，它們在金瓮河水域休養生息、哺育下一代，寒冬來臨之前，又將飛往南方。候鳥遷徙區為自然保護區，距離瓦城並不近，是一片手機信號和電力都無法供應的深山老林，故事在金瓮河候鳥自然管護站的張黑臉和周鐵牙周圍展開。張黑臉在多年前一次撲救山火中與其他隊員失散，深山中遇到老虎被嚇昏，醒來後變得痴痴傻傻，在老伴兒去世後，來到了管護站。周鐵牙的侄女是瓦城林業局副局長，也算是「上頭有人」的人物，管護站雖然偏僻，但卻被周鐵牙看好，他將此地當成個人的世外桃源，一方面剋扣點兒上面的候鳥保護經費，一方面偷獵點兒野生動物，小日子過得也算滋潤。

如果從故事框架結構來說，《候鳥的勇敢》向讀者展示了很標準的鄉土小說氣息。鄉土其實是我們中國人的根脈，是熟人社會的現實光影，人與人之間在這種熟悉中掩藏著各自的慾望，也在這種熟悉中度過著自己的悲喜人生。小小的瓦城也同樣如此，張黑臉成為鄉親們眼中的痴傻，他的女兒張闊潑辣著自己的人生，周鐵牙見證著瓦城官場的風雲變幻和各式潛規則，瓦城的「權貴」漸漸成了如候鳥一般只有夏秋才回家鄉的新階層，留守的普通百姓在日常的柴米油鹽中談論著家長里短，一切都在不動聲色中貌似平靜地流淌。其實，如果細細留意我們的鄉土文學，在最初的發端，不管是魯迅的魯鎮，還是蕭紅的呼蘭河，以至莫言的高密，再到遲子建的額爾古納，優秀的作家總是將鄉土文學置於一個解構的位置，即將傳統的鄉土概念延展為現實主義的土壤，甚至在當代文學大系中，鄉土文學成為某種更加先銳化的文本載體。

從《候鳥的勇敢》中，我們可以看到這種源自鄉土，呼應尋根，但充滿著解構味道的新小說的氣息。《候鳥的勇敢》與《爸爸爸》、《棋王》、《透明的紅蘿蔔》這些上世紀末本世紀初的小說一樣，鄉土時空中的故事充滿著非現實主義的色彩，與曾經在大陸一度流行的新寫實小說面貌迥異。在《候鳥的勇敢》里，這種解構讓讀者依稀看到超現實主義的星光，那裡飄忽著現代主義的雲影，同時，讀者又聽得到批判現實主義的心跳在遲子建靜水深流的文字間依然鳴響。金瓮河候鳥自然保護區除了張黑臉和周鐵牙的管護站，隔河相望的地方被作者設置為一座尼姑庵——娘娘廟，德秀師父和鰥夫張黑臉漸漸走到了一起，這本身就是一種既現實又虛幻的小說設定。以至書中突如其來的那場名不副實的「禽流感」，張黑臉遇到老虎的當時，類似「神鳥」的東方白鸛神奇地守護了張黑臉，甚至小說的最後德秀和張黑臉在嚴冬已至的時候，在深山中的迷失，都充滿著玄幻的色彩和味道。

這種解構，也體現在整個《候鳥的勇敢》的故事地點的設定上。瓦城，按照我們的鄉土小說分析邏輯，應該是一個類似沈從文邊城或者魯迅魯鎮的地方，然而，遲子建與莫言的情況很相近，都選擇了一個似是而非的鄉土所在。我們看到莫言筆下的高密更像是一個充滿著馬爾克斯魔幻現實主義的世界，相比之下，遲子建的調子要低，但仍然讓瓦城成為類似賈樟柯電影中的邊緣小鎮。在瓦城，我們印象中的鄉土氣息實際上是消解的，比如瓦城的官場，周鐵牙每年的「固定項目」就是偷獵野鴨，然後回城打點，於是瓦城官場生態中的眾生相透過這次「旅程」被漸漸展開。林業局局長邱德明的父親就是瓦城的「候鳥族」，在南方風景好、氣候宜人的地方有著房產，從三亞回來的他已經漸漸不適應家鄉的氣候。營林局局長蔣進發正處於退休前的工作懈怠期，一定要隨周鐵牙回深山中的管護站「調研工作」，從他的口中又滲透出周鐵牙當林業局副局長的侄女與市委書記的曖昧關係。其實，如果將這種設置放在另一個地級市或者甚至省會，遲子建的筆力仍然可以支撐起這種官場小說的架構，但她想要做的也許只是讓讀者意識到瓦城已不是單純的鄉土小鎮了。

其實，按照張良叢在《從解構到建構——後現代思想和理論的系譜研究》中的說法，解構與建構是不可分割的兩種方式，真正的解構往往伴隨著建構的內核。遲子建在《候鳥的勇敢》中有意或無意間正是這樣做的，我們看到瓦城這白山黑水間偏遠的小縣城已然很有城市化的市井氣息，鄉土的味道已經在淡化。當我們讀到周鐵牙偷運國家禁獵的野鴨下山，檢查站的老葛與其配合過安檢，卻又偷偷用手機在車上給周鐵牙錄了像，而後意圖要挾周鐵牙為自己的女兒找關係進事業單位，這個時候，我們慣性記憶的鄉土已經在遠去了。我們所說的文學不確定性就在這個時刻，從魯鎮到邊城，甚至當年的呼蘭河，「愚昧」和「守舊」一直標記著、一定程度上成就著但也同時困擾著中國的鄉土文學，而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這種標籤被其他的東西代替了，因為文學必須也必然會實現記錄時代發展和人心嬗變的文本功能。

遲子建對於鄉土文學的這種建構，並沒有止步在故事層面，特別是在人物設定方面，寄託著更多的哲思層面的建構主張。《候鳥的勇敢》的主人公張黑臉是一個我們既熟悉又有些陌生的人物，張黑臉是瓦城人眼中的「傻子」，他整天痴痴傻傻，說些人們不懂的話，做些三歲孩子般天真的事兒。管護站的工作對他來說不是周鐵牙眼中賺錢的營生，也沒有高到事業的高度，他只是單純地喜歡那些深山中的一切，特別是與他特別「有緣」的各種鳥兒，在他的眼裡，鳥和人是完全一樣的。他會與河中的野鴨共舞，看到野鴨求偶他會跟著臉紅，當來到管護站「調研」的蔣進發局長逗他說要捲鋪蓋和候鳥睡的時候，他會很鄭重其事地說：「那可不行，人家候鳥可都是一對一的夫妻，正是下蛋的時候，你摻和進去，萬一下個隔路的蛋，孵出來的東西，人不人，鳥不鳥的，那可咋辦？」

但是，也正是張黑臉這樣的人物設定，讓我們感受到在城市化和市場經濟衝擊下的鄉土環境中，我們迷茫和困惑的根源和出口到底在何處。很明顯，瓦城已經是二十一世紀的鄉土，以往鄉土文學中的一些東西已經無法支撐其文學內核和回答現實的拷問。所以，即使不少人會由遲子建想到同樣來自白山黑水的蕭紅，但我們的鄉土小說卻必須走出一條經由解構之後的建構之路，才能避免消亡的命運。如果仍然將「愚昧」等以往鄉土文學的討論點作為當代鄉土文學的切入點顯然是不合適的，比如，蕭紅的《呼蘭河傳》雖然讚揚著人們「生的堅強，死的掙扎」，但仍然大篇幅地展示呼蘭河人愚昧麻木、混沌無聊的生存狀況，描寫的是一群個性模糊的小人物在古老的鄉村裡如蟻獸般的生生死死，渾渾噩噩。

瓦城人的困惑和迷茫很明顯不是呼蘭河式的，遲子建在這個問題上的大膽很值得注意。《候鳥的勇敢》以瓦城這樣一個偏遠小城為藍本，勇敢地揭示了當下社會更深刻的問題，其中除了揭露官場的各種潛規則，更深入的地方在於揭示了階層的分化。在小說中，遲子建對此的表述非常明確和直白，她寫道：「擁有漫長冬季的瓦城，階層的劃分悄然發生了變化，除了官人與百姓、富人與窮人這些司空見慣的劃分，又多了一重——候鳥人與留守人的劃分」。那些冬季有條件去溫暖南方過冬的「候鳥人」和只能在瓦城苦熬長冬的「留守人」的矛盾正在激化：「候鳥人買東西時，小商小販隨意加價，若與之討價還價，他們會譏諷說，留著那錢能花著嗎？別像邱老和庄如來似的，人死了，錢一堆，沒處花了！」

祖祖輩輩生於斯、長於斯的人們，面對著極具分化的社會階層，面對著「金錢萬能」的價值衝擊，思想是困惑和迷茫的，因為以往的淳樸和忠厚已經不能解決眼前的問題了。所以，我們看到了一種一邊解構，一邊建構的鄉土文學樣式，《候鳥的勇敢》解構了傳統鄉土文學的文本土壤，鄉土中充滿官商氣息，人們也充滿著社會生存的智慧。同時，在這種解構中，新的鄉土文學正在悄然成型，那是鄉土與市井的混雜，在文本創作自身又是現實主義與超現實主義的雜糅，在思想內核上從熱愛故鄉、自強奮鬥向價值探尋和精神救贖方面發展。如前所述，張黑臉這個人物正是體現了這種鄉土建構的文本創作目，人們調侃他的「傻氣」，卻也敬畏他的「仙氣」，說張黑臉有未卜先知的能力。張黑臉周圍的人完成了基礎性的鄉土解構，比如張黑臉的女兒張闊在私生活上的開放，在經濟賬上的精明。而張黑臉則完成著一種建構，即鄉土文學的主人公從「平凡的世界」走出，不再書寫「苦難史」，而是成為類似《瓦爾登湖》般寄託著哲思的人物。在市場經濟的今天，在人人向錢看的環境中，張黑臉身上寄託著一種衝破眼前庸常生活，在自然和自我中找尋另一種解脫的希望。

毫無疑問，文學上的突破從來不是一日之功，《候鳥的勇敢》的背後，這種鄉土解構和建構的局面其實一直伴隨著遲子建的文學創作經歷，那是一個漸進的過程。遲子建1983年開始寫作，從《北極村童話》開始，白山黑水間的家鄉就成為她小說不變的目的地，至《額爾古納河右岸》達到某種意義上的創作巔峰。也正是在《額爾古納河右岸》開始，遲子建來自於鄉土的文字開始了某種轉變，在這部小說中，鄉土故事載體的意味在隱約變淡，而哲思載體的意味在明顯變濃，遲子建實際上寫的是一種文化對另一種文化的「吞噬」，在一個部落蕩氣迴腸的消亡背後，是隨著妮浩薩滿的死亡,人類神性的消失,以及人類與大自然溝通的切斷，而這已經完全不是傳統鄉土文學能夠承載的意義內核了。在遲子建之後的文學創作中，她有意或無意地繼續留在鄉土的空間，但受薩滿文化熏陶的遲子建已經開始在小說中探討「生死觀」及更多的靈性問題了。

魯迅在《中國新文學大系》中對鄉土文學曾有一個著名的論述,他說:「蹇先艾敘述過貴州,裴文中關心著榆關,凡在北京用筆寫出他的胸臆來的人們,無論他自稱為用主觀或客觀,其實往往是鄉土文學,從北京這方面說,則是僑寓文學的作者。」其實，無論是蹇先艾的「貴州」,還是裴文中的「榆關」,所說的都是文字在「地域」上的緣起，關鍵還是背後的「僑寓」所代表的故鄉情結。而故鄉情結除了代表著故土難離的血脈淵源，還象徵著人無論經歷如何的漂泊，仍然需要在精神家園找到自己的立足之地。因此，鄉土文學的解構和建構本身早已也應該擺脫單純文學理論文本研究的範疇，文學可以分類，但絕不應該涇渭分明，關鍵是對自身出處的敬重和感情，關鍵是對浮躁大潮中內心善念的信仰和堅守。誠如遲子建所說：「他們有可能會失望，或者會喜歡那個地方（大興安嶺）如畫的風景，但他們看不到那些山河靈魂里的東西。可是我在那兒，就是那片土地的一個主人，我整個的靈魂和文學的根在那兒。我覺得故鄉，它就是上天賜給我的一個愛人，我要好生呵護它，它也會呵護我。」也許，這種發自內心、不顧一切的呵護正是候鳥的勇敢吧，因為，額爾古納河永遠不會幹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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