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語邏輯

中國人說漢語，學漢語，寫漢語，不過並不完全了解漢語。有關漢語的特性導致了中國式思維缺乏邏輯性這點事兒，如果不是西方人給我們普及了一下，我們大概至今還不知道。

最早發現這個問題的是利瑪竇，他到中國以後驚奇地發現那些飽學之士根本不知道世界上有邏輯這回事情。在這位自幼接受古希臘邏輯學熏陶的神學院畢業生看來，中國人辯論的時候，即使是在大學者們辯論的時候，也不懂得用嚴密的邏輯體系做是非評判的標準，而是使用一些完全無法嚴格界定的含混概念。

從辭彙上說，古漢語的名詞大多是不可數名詞，基本上是在用一個不知性數的例子說明不同事物之間的差別。這樣的辭彙特性決定了名詞抽象化方面的困難，比方說我們有「馬」這個詞，卻無法把具體的馬的本體跟馬的抽象屬性區別開來，不僅無法輕易創造出類似horse-hood或者horse-ness這樣的抽象辭彙，而且連名詞跟形容詞之間的區別都搞不清楚。後期墨家的「牛馬」、「堅白」問題都是由這種辭彙特性帶來的。從語法上講，古漢語動詞嚴重不發達，導致 「是」動詞謂語句、形容詞謂語句和一般動詞謂語句在形式上沒有任何區別，思維上的判斷和描述也沒有任何區別。這種辭彙和語法的特徵導致古漢語的邏輯缺陷，進而決定了中國人的傳統思維方式。舉一個後期墨家的例子：

舟，木也，故入舟，入木也。

也就是：因為A=B，所以CA=CB。從邏輯形式上說沒有任何錯誤，但結果就是不對。

如果翻譯成英文，問題就迎刃而解了：

A boat is made of wood, to enter into a boat is to enter into something made of wood.

就這麼點事情，後期墨家的那麼多聖人就打破腦袋也想不明白，這也難怪，因為思維水平被語言限制著，除了中文之外他們不懂別的話。他們所能做的唯一一件事情就是做個綜合歸類，告訴我們有時候CA等於CB，有時候CA不等於CB，至於為什麼，他們也不知道。不明不白的學問自然沒人要做，所以先秦之後，墨學成了絕學，兩千年來就沒有一個中國學者真正讀懂過墨家這點東西，直到西學東漸的時代，中國學者才恍然大悟，原來這就是西方人所說的邏輯學的萌芽。

實際上，古漢語在邏輯方面的問題中國哲學家早有感受，從老子的「立教無言」到孔子的「吾欲無言」到莊子的「得魚忘筌」再到佛家的「不立文字」（佛教中國化的特徵之一，在印度的時候沒這回事兒），中國哲學家所體現出的驚人一致的對語言的不信任感是你在古希臘哲學和希伯來的先知文獻中都很難找到的。

沒有了邏輯學自然發展不出像樣的科學體系，法學也成問題，不過詩人對這種具象性語言很滿意，所以中國古代文人沒人懂邏輯，卻人人都會作詩。

現代漢語在語法方面比古漢語強，辭彙方面仍無太大改進。比如上述「舟木之辨」的問題解決了，但「盜人」之辨的問題仍然解決不了，翻譯成現代漢語，就成了「因為強盜是人，所以殺強盜就是殺人」，仍然是一筆糊塗賬。所謂「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其實也是缺乏邏輯體系的表現之一。所以就是研究古漢語思維特性這點事兒，也是西方人比咱們強，M. Granet，A.C. Graham，Chad Hansen，這些代表性學者里就沒一個中國名字。

語言對思維發展的決定性作用，古漢語邏輯問題是個很好的例子，語言和思維的起源都是漫長而複雜的過程，並不存在一個絕對的起源點。不同的思維部分有不同的發生或起源時間，而這發生或者起源能否完成，則是由語言決定的。漢語沒提供邏輯思維的條件，所以這部分思維在中國人那裡就沒法發生，雖然像老子孔子這樣的大哲人已經隱隱感覺到了問題的存在。反之，如果漢語本身嚴謹一些的話，後期墨家也許就能發展出希臘人那樣的邏輯體系來，中國人的思維方式也許就完全不一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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