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帝國

在任何時代，無論政府的組織形式和名稱是怎樣的，無論它屬於君主制、共和制還是民主制，都需要一個寡頭集團在幕後進行統籌；而且羅馬在共和國和帝國時期的歷史都是統治階級主導的歷史。我們可以在奧古斯都建立的共和國里的官員和掌權者中再次找到革命年代的將軍、外交家和軍閥；他們更換了制服，但仍是同一批人。他們成了新建國家的官吏。

——羅納德*塞姆

元首奧古斯都活的比他的朋友與敵人們更久，他出生於西塞羅擔任執政官的年代，喊出了伽爾巴皇帝的預言（羅馬的占卜形式和希臘與中亞有很大的重合，也和中國的讖緯一樣，講究「無心」與「自然」）；他比他強壯的盟友阿格里帕多活了25個年頭，他目送了他鐘愛的繼子德魯蘇斯、年幼的王子蓋約與盧奇烏斯的殞命，他的長壽好似拿破崙戰爭中的威靈頓，讓他本人的看法在長久來支配了人們對他崛起的那個混亂時代的看法，他既是勝利者又是親歷者，這讓很多事情似乎無從辯駁（元首統治的文化疆域要遠遠超越鐵公爵，公爵左右了英國，而元首則左右了從不列顛海峽到幼發拉底河）。

Pax et Priceps，即元首治下之和平持續了一個世紀，如果說和平的代價是獨裁的話，對經歷了共和晚期混亂的羅馬公民來說，似乎也並不高昂，正如M.Favonius（加圖之友）所言：「手足相殘的戰爭比非法的獨裁更為惡劣。」

自由似乎一去不復返，但是對多數人來說這並無區別，原來這也只是小部分人的自由，那些舊階級的倖存者在數次慘痛的失敗後，也樂於默許新政體，至少這帶來了實實在在的好處。

也正因為如此功績，我們或許應該更小心的看待奧古斯都本人建立的「新秩序」，雖然結局圓滿，但是也正因為圓滿，可能使人過高的評價了奧古斯都的人格（這點讓我想起另一個時代的寵兒斯大林），以至於忘記了其狡詐和血腥的手段。

如梅特涅所言：「將一種理念個體化，會導致危險的結論，好似將個人看做一項事業，這是一種錯誤的觀念，因為假使果真如此的話，那就會表明事業並不存在，而只不過是個人野心的虛飾。」因為被事業的輝煌所震懾，所以人們往往因之而崇拜個人或者領袖，不自覺的在與其相關的問題上採用不同的標準，無疑是不客觀的。

如果我們盡量做到客觀，該如何區分評價三巨頭、革命者和公敵宣告名單的製造者屋大維與元首奧古斯都呢？他為何是元首而不是領袖（Dux），又是如何通過咬文嚼字與偽善讓他黨羽們相信他們自己仍然是共和國的公僕和一種偉大傳統的維護者，而不是作為某個獨裁軍閥的僕人來維護新秩序呢？他雖然在法律上聲名自己與自己的「同僚們」平等，但是實際呢？

當然，雖然這篇文章很大程度上受羅姆塞的影響，我個人無法認同羅姆塞對羅馬共和國的那種深切同情，我認為沒有奧古斯都，革命仍然會爆發——希臘人此時已經陷入了無限革命的死循環；如果不是共和國末期的強盛，如果不是蘇拉、愷撒與屋大維這種對共和貴族仍有些許溫情的人成為領袖；那革命的後果不會是帝國，而是像希臘一樣形成僭主政治，形成希臘後期那種沒有生產，只有暴力分配的公有制——任何人也無法否認，國家的強盛會緩解底層人民的痛苦，客觀而言也會為底層帶來更多的機會與福利，所以與希臘的民眾不同，羅馬人在共和末期支持革命是要享有國家征服的好處，而不是像希臘人一樣要把所有有錢人的財產全部平分，然後在亨樂中陷入死循環。

「似乎一切都將落入愷撒之手」並非偶然之現象，也並非是某利益集團精妙的野心之作（為了共和國的穩固和傳統，蘇拉是否應該像無數前輩一樣授受元老院不公正的裁決與命令？蘇拉開啟的違法反抗從法律和後果上來說是一場災難，但是這本身就帶來一種荒謬，反對共和國法律的人是為了個人自由、而擁護共和與法律則需要不間斷的使用不公的評價與背後的政治手腕來限制甚至毀滅個別突出份子——即使現代社會也無法避免這種情況），愷撒更多的只是順勢而為。

平民派政治家們對財富與榮耀的渴望塑造了帝國（《羅馬帝國主義》一書詳細表明了這種觀點 ），而共和國的貴族們——多數平民領袖自身也進入了顯貴階層。在勝利後無法公平或者明智的掌握這種財富。

共和國毀於貴族之內鬥，亦毀滅於民眾對麵包、榮譽與國內和平之渴望，這勝過了他們對傳統與共和國法律的認可，另一種不可輕視的力量便是外省的地主與權威們，共和國將自己的疆域擴張，即為羅馬人找到了新的盟友和僕人，也找到了必須給予認真對待的「新權力玩家」。

牛津教授們必然為他們同一階級的「自由精英」們謝幕而哀傷，對專制的「枯燥業績」而不屑；但是「精英」們充滿尊嚴之「共和民主」早在他們覆滅之前被多數的羅馬平民與士兵否決、被義大利外（可能也是除了羅馬外的義大利人）的「人民代表」所否決，當然貴族們仍然有足夠的勢力和朋友去抵抗甚至勝利——但是他們在戰場上不可收拾的一敗塗地，斷送了自己的命運，當然也不失高貴（尤其是布魯圖斯，其人格魅力在某些方面甚至超過了西塞羅），他們終究在經濟與疆界的變革大潮中轟然倒塌。

隱藏的更深，但並不更好occultior non melior ——Tacitus評論龐培，他認為龐培本質於凱撒並無區別，並非「熱愛共和」

和平將隨主宰一同到來Cum domino pax ista venit ——羅馬詩人盧坎，

羅馬的權力中心：

在共和國末期，元老院大權在握，雖然公民大會擁有最高權力，但是在實際之中，決策基本出於元老院，尤其是前執政官們——他們在寡頭組成的元老院中也是一個稱為「顯貴」Nobilis的小團體。這個圈子中的人都會把執政官這個職務視為祖上巨大的榮耀和自己尋求的最高目標。

顯貴們警惕的看守著進入元老院之大門，同時厭惡著「玷污」了執政官這一高貴榮譽的新秀和外來人；他們認為這些新人的地位僅應限於法務官（praetorship），除非這個新人確實集豐功偉績、高尚品德並連同才華於一身——如西塞羅、龐培。

羅馬的新貴(novus homo）鳳毛麟角，他們可以在普通羅馬人面前吹噓自己帶領他們經過了巨大的考驗然後打入了貴族集團的內部堡壘；在元老院中，他也無須翻牆而入，因為顯貴中的一派早已為其打開大門。他會成功的被顯貴們的「武器」俘獲（即家族、金錢與政治聯盟）。

他們腐敗墮落，為了維護自己的體面，收買公民與法官、要舉辦盛大的活動取悅民眾，所以他們總是在外省巧取豪奪，在內非法收賄，這就像克拉蘇所言，利息無法養活一個軍團的人稱不上富有；而一個不夠富有的人是無力在羅馬的政治舞台上擁有一席之地的，除非他擁有其他利器，如——友誼（amicitia）與附庸（cloni）。

「友誼」讓克拉蘇資助負債驚人的「大負翁」愷撒，渴望得回巔峰的梅特魯斯家族支持蘇拉，渴望改革的團體推舉了提比略*森普羅尼烏斯*格拉古（或者是因為對西庇阿*埃米利亞努斯的恨）；而龐培的東方附庸們則給予了他「偉人」的地位，愷撒的附庸和釋奴們用金錢與人脈為年青的繼承人屋大維鋪路，高盧的首領們也用「朱利烏斯」為族名紀念他們偉大的保護者。

有朋友，也就有敵人，新人們盡量避免得罪勢族、盡量避免出任庭審檢察官、或者是設法回護一些聲名狼籍但力量巨大的惡棍以獲取其友誼（如凱撒在克勞狄烏斯*普爾切的庭審中避事提前前往西班牙）；偍也有人以自己樹敵眾多為榮（ipsa inimicitiarum gloria ），宛若西漢的酷吏，他們要隨時保護自己的「dignitas」——尊榮，保護自己的地位、聲望與榮譽，以便應對大量的私敵攻擊（這種習慣在晚期羅馬帝國更為嚴重，有錢有勢的人極端的炫耀讓人不忍卒讀，也為等級分明的封建制中社會創造了條件）。

貴族們也常常使用暴力、違反法規（如殺死格拉古兄弟），但是會用維護安全和正當防衛來作為借口，甚至事後將此種權力正式化（著名的「元老院的警告」）。

除了同階級的富人和貴族外，他們也需要爭取普通公民與異族，在經歷過多次民眾反抗事件後，羅馬的官職在法律層面已經是對「所有勤勞且品行卓著」的公民開放了，這意味著共和政體下的人民可以選擇任何他們喜歡的政治家。其中最為重要的是騎士們（從蓋約*格拉古時起，他們就顯著的成為一支勢力）。

許多騎士巨大的能量完全超出了元老，如西塞羅與愷撒的密友、銀行家提圖斯*龐波尼烏斯*阿提庫斯（在他逝世時，床前站著阿格里帕、梅塞納斯和巴爾布斯三位軍，政，商巨頭），他本可以輕易成為元老，但是卻不願意用性命和地位為賭注去參加政治角逐，曾有元老們責備他們：「許多富有才華的人寧願選擇自由的寧靜、閑適的生活而不願意轟轟烈烈地操勞一生。」但是他們不為所動，他們或者遠離羅馬，滿足於義大利境內的小行政長官這種小小的榮譽、或者成為掌管稅務的人員掌管行省的稅款，成為包稅人這種騎士精英（flos enim equitum Romanorum,ornamentum civitatis firmamentum rei publicae publicanorum ordine continetur，即羅馬騎士階層之花是羅馬城的飾品，他們構成了共和國公共秩序的支柱。）

「正直的」西塞羅從不責難這些「無比正直的人homines honestissimi」，因為他們（如弗菲狄烏斯）常通過貸款或饋贈遺產這種方式來資助西塞羅（西塞羅甚至欠愷撒錢）。

這些騎士也擁有大量的地產，他們通常剝削行省、購買小農土地、賄賂然後侵佔公共土地、以抵押的形式獲得元老們的祖傳遺產不斷充實自己的腰包，和龐培、埃諾巴布斯這樣的顯貴一起成為了義大利的大地產主，著名的將軍、美食家和富翁盧庫魯斯曾說他在圖斯庫魯姆的豪宅旁的左鄰和右舍分別是一名騎士和獲釋奴。

這些有產階級組成了羅馬的boni——即正人君子們，他們是背後維護他們的財閥們的至友，這支富人的「正義之師」如果真的能和諧相處，組成同盟的話倒有可能阻止革命，因為他們多數都不能從重新分配財產與權力中得到更大的個人利益，而財閥們也足以收買或毀滅任何一個試圖在行省中建立公正秩序或者扶持小農以創造新的羅馬環境的政治家和軍事家、他們的犧牲品們包括盧庫魯斯、喀提林、和伽比尼烏斯，可能還有著名的格拉古兄弟。

羅馬從貧苦階層中招募的士兵已經不再效忠於國家了，兵役不是公民職責；而是為了糊口（這種軍事形式的改革在我看來是羅馬開始從中農的公民國家轉變成大地主國家的信號，奧古斯都認識到了這一點，但是他保守的一面卻試圖阻撓這一變動，但是他的繼任者們將會發現這一變動是不可避免的，這一地主階級將會在帝國的滅亡中擔任重要角色，當然了，並不是地主們想讓帝國滅亡）。一名軍事將領同時必須是一名政治家，他的軍團就是他的被保護人，指望在戰爭結束後可以在義大利擁有土地並且通過勝利獲得戰利品，並且通過對行省的治理，他也有機會獲得當地城鎮、甚至是行省乃至國王與領主這樣的追隨者，他們都將成為他的依附者（clintela）。

執政官外的另一個權力源泉是保民官（BC 494出現的職位，所謂「羅馬皇帝」的主要權力起初就是由保民官特權和執政官權力以及凱旋將軍的權力融合而成），這一古老的職位被格拉古兄弟注入了新的活力，它的否決權和提議立法權是它的手段，運用這種手段也成為「平民派」的標誌（populares），不少看法認為他們不過是表面上維護公共利益，實質上仍是為了一已之私而彼此鉤心鬥角。當然，他們中也有不少人真心的反對腐敗與濫用權力，在觀念上更接近廣大的群眾（如爭取義大利公民權時遇害的馬爾庫斯*李維*德魯蘇斯）。保民官的權力曾被蘇拉短暫的毀滅，但是隨後被另一名野心家——執政官馬爾庫斯*埃米利烏斯*雷必達喚醒，他和他的埃特魯利亞貴族同盟收穫了慘敗，但是在義大利南部爆發奴隸起義後，兩名成功的巨頭重建了保民官的權力，摧毀了蘇拉的制度（而其中一位卻被認為是蘇拉體系的繼承者，即龐培）。

在蘇拉體系被摧毀後，顯貴們似乎仍然握有權力，他們有能力擊敗反對特權與有產階級的喀提林及其同黨、也有能力繼續用金錢和諾言安撫民眾；但是過於寬廣的帝國終於迫使沉溺於內鬥且缺乏人材的顯貴開始將巨大的軍權交給一名傑出的軍事將領，這拯救了羅馬的海外帝國，也帶來了寡頭集團自身的覆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