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戰爭

05-25

越南戰爭

來自專欄隻眼窺世界

插手干預的美國人

羅伯特G.凱澤

沒有走的路：愛德華·蘭斯代爾和越南的美國悲劇

作者：馬克斯·布特。利夫萊特出版社，715頁，35.00美元

美國在越南的災難性激烈戰爭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人群中，很少有人比愛德華·蓋瑞·蘭斯代爾（Edward Geary Lansdale）更重要了。蘭斯代爾出生於1908年，是一名恃強凌弱的空軍軍官（雖然他長期隱瞞這一事實），從1945年至1954年，在菲律賓為戰略服務辦公室（OSS）及其後繼的間諜機構中央情報局（CIA）工作。他在那裡的功績讓他轉移到了越南，他在1954年和1955年的成就「證明了他這個人和他的願景能夠在歷史上有所作為」，尼爾·希恩（Neil

Sheehan）在《一個明亮閃光的謊言》（1988）中寫道，這本書仍然是關於越南戰爭的最好的書。如果沒有蘭斯代爾，「美國在越南的冒險一開始就失敗了……南越，可以說，是他的創造。」美國中央情報局官方的戰爭歷史證明，在衝突的二十年中，蘭斯代爾負責了該機構的「最重大的成就」。

然而，如果你看過最近的肯·伯恩斯-林·諾維克（Ken Burns-Lynn Novick）關於越南的紀錄片，你只能聽到一個簡單的提及蘭斯代爾的信息，而從未能看過他，並且從未了解到他在20世紀50年代中期的重要貢獻。對蘭斯代爾缺乏認真的關注並不罕見——希恩的書是一個例外。

另外一個例外是他與南佛羅里達大學教授塞西爾B.科里（Cecil B. Currey）合作撰寫的一位聖徒的1988年傳記。今天，蘭斯代爾首先被戰爭愛好者和我們許多人記住，越南是這些人的親身經歷。大多數關於越南的書籍都很少提及他，或者根本沒有。

他成名的一個持久的來源可能是重複的故事，即他是格雷厄姆·格林（Graham

Greene）的《安靜的美國人》中的反英雄人物阿爾登·派爾（Alden Pyle）的原型。虛構的派爾是一位浪漫的年輕中情局特工，他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期駐紮在西貢，試圖推動「第三種力量」，既不親法國，也不是共產黨人。他和蘭斯代爾分享了一些屬性，特別是對塑造亞洲現實的能力有天真的信心，但是格林並不需要蘭斯代爾作為模型。在蘭斯代爾抵達越南之前一年多，他已經完成了他的小說。*

馬克斯·布特（Max Boot）現在把蘭斯代爾帶回到他所屬的戰爭故事中心。布特是外交關係委員會的成員，也是「華盛頓郵報」的批評專欄作家，他以「從來沒有特朗普」的新保守主義者出名，但他的書是嚴肅的學術成果，而不是意識形態。布特已經搜遍了檔案，找到了有趣的新材料，特別是蘭斯代爾寫給他長期受苦的妻子和他的菲律賓情婦揭露性的私人信件，後者在他生命的最後幾年成為第二任蘭斯代爾夫人。《沒有走的道路》是一本令人欣賞，但也是批判性的傳記；它引發了許多詭辯，但卻以獨特的人物形象吸引了讀者，這位人物蔑視他所服務的機構的官僚價值。

愛德華·蘭斯代爾參與了越南戰爭的創建， 1954年，隨著一個新國家南越的發明開始了戰爭。那年的六月份開始的十個月中，蘭斯代爾獲得了他最大的成功。他讓吳庭艷成為一個匆忙設計的國家的職能領導人，試圖阻止共產主義的蔓延。他策划了一場秘密心理戰，並組織了一支雄心勃勃的美國海軍艦隊，從越南北部帶來了900,000越南人，主要是天主教徒，這是一場宣傳政變。 1955年4月，當許多美國官員得出結論，認為吳庭艷永遠無法領導一個成功的民族主義運動時，國務卿約翰·福斯特·杜勒斯批准了一條電報，宣布撤回美國對他的支持。但蘭斯代爾與吳庭艷和艾森豪威爾政府進行了交涉，這扭轉了杜勒斯的決定。這種策略保留了美國人對吳庭艷和他的創作的支持，支持這個我們所認識的南越國家。隨後的美國政府為拯救這一創造而產生的熱情讓我們對戰爭充滿了宿命。

如果沒有蘭斯代爾的親自介入，那麼在1954年日內瓦印度支那和平會議上為其創立提供了借口之後，吳庭艷的殘缺國家很快就會消失。如果它被河內的胡志明和他的同志統治的越南新的民主共和國所吸收，那麼美國就不會浪費58,220美國人和200多萬越南人的生命。我們就將節省數千億美元，避免美國歷史上最大的災難之一。

蘭斯代爾卻不能因這些災難而受到指責。在20世紀50年代中期他的壯舉之後的20年中，美國決策者通常忽視他的建議。他喜歡試圖贏得人心，而不是槍戰。他反對許多使越南遭受如此災難性的政策選擇，特別是決定派遣一支龐大的美國遠征軍去對付越共和北越的常規軍事行動。蘭斯代爾認為，只有在一個受歡迎的國家領導人領導下，獲得人民的政治支持的越南軍隊才能贏得這場戰爭。

但他不是一個無辜的旁觀者。他的行為造成了他希望我們可能避免的大規模戰爭。 1961年，蘭斯代爾幫助說服他的崇拜者約翰F.肯尼迪，讓越南的數千名美國軍事「顧問」在他們正在訓練的南越軍隊旁作戰。這導致了美國人的第一次傷亡，並加深了美國對事實證明是無望的事業的承諾。

1954年6月蘭斯代爾在西貢擔任中央情報局的一名特工後，立即開始對南越事務進行了激烈的干預。干預是他幾年前在菲律賓學到的一種策略，當作為一名特工，他為設在馬尼拉的中情局秘密政策協調辦公室工作時，他與拉蒙·麥格賽賽伊（Ramon Magsaysay）建立了私人友誼，當時他是菲律賓國會議員，後來成為他的國家的國防部長，並在1953年擔任總統。

蘭斯代爾是麥格賽賽伊的親密顧問。他們一起指導了反對胡克斯的一次成功的反叛亂行動，胡克斯是一個左翼反叛團體，他們的士兵首先抵抗日本佔領他們的國家，並且其後又與戰後政府進行戰鬥。麥格賽賽伊有名地贏得了農民的支持，而胡克斯試圖組織他們反對他的政府，他壓制了叛亂。

蘭斯代爾從麥格賽賽伊那裡學到了以尊嚴和尊重對待農民和士兵的重要性，學到了他保留的技能。麥格賽賽伊的誠實的民族主義政權和他的個人知名度為應對左翼叛亂事件提供了一個模式，這些叛亂事件惹惱了美國官員。多年以後，以他的前任同事的話說，他與麥格賽賽伊的經歷促成了「某種神秘感」，即蘭斯代爾熱切地培育了自己。「他是一個邪教組織的領導者，」丹尼爾·埃爾斯伯格（Daniel Ellsberg）說，1971年他泄露了五角大樓文件，幾年以後他在越南為蘭斯代爾工作。「我是那個邪教組織的成員。」

「他成為了最後的上師，」負責監督1967年至1968年五角大樓文件彙編的前官員兼新聞記者萊斯利H.蓋爾布（Leslie H. Gelb）說，「這是他權力的來源。」

正是蘭斯代爾在菲律賓的經歷說服了中央情報局局長艾倫·杜勒斯，他在1954年將他送到越南。杜勒斯和他的同事們希望，蘭斯代爾能夠將他所學到的知識應用到最新的亞洲一觸即發的關鍵點上，並幫助阻止共產黨在那遙遠的土地上的進一步勝利，而美國人，甚至對美國政策負責的官員，對其所知甚少。

這種缺乏理解的做法令人沮喪。給我們帶來越南戰爭的美國官員，就一個人來說，對越南的歷史，文化和政治一無所知。蘭斯代爾也不例外。他讓自己成為了菲律賓的專家，這是一個前美國人擁有的地方，英語被廣泛使用，美國人的方式被模仿和欣賞。他作為一名軍官在那裡駐紮了三年，在全國各地旅行，結交當地的朋友，甚至在他成為情報工作者暗中輔導麥格賽賽伊之前，學習傳說和民間音樂（其中一些他喜歡用他永遠隨身帶的口琴演奏）。

「相比之下，」布特寫道，「當他到達越南時，[蘭斯代爾]此前在該國只待了三個星期[布特用了斜體]，並且其時還沒有越南朋友。」越南話他不會說一個詞——和大多數在越南服役的美國人一樣，他從來沒有學過這門語言——只是對法語一知半解，吳庭艷和殖民地時代的越南精英階層的所有成員都能流利地講法語。他對越南複雜的社會，或古代歷史幾乎一無所知。

儘管如此，在他登陸西貢24天後，他欣然得出結論，認為吳庭艷是越南的麥格賽賽伊的最好候選人——這位領導人能夠團結希望保持南方地位，不受胡志明掌控的越南人。

這是一個令人懷疑的主張。正如希恩寫道，當吳庭艷在美國和比利時流放四年後回到越南時——作為一個由保大皇帝任命的新總理，這個末代皇帝是法國賣國賊，非常接近舊殖民地的權力，他實際上居住在法國——他「對他的國家的政治和社會現實幾乎與蘭斯代爾一樣無知。」希恩指出，吳庭艷的無知是「故意的。他是一個神秘主義者。他生活在對越南帝國過去懷舊幻想的精神繭里。」吳庭艷沒有麥格賽賽伊的個人魅力，正如布特所說，他「不符合任何人對有力領導者的印象。」他可能是「現有最佳的」，但隨後的事件表明，他還不夠好。

6月25日吳庭艷在蘭斯代爾抵達後不到三周就降落在西貢。第一天，蘭斯代爾與西貢市民混在一起，他們正等著看他們新任命的領導人的車隊從頓森機場到城裡。公眾的好奇心和吳庭艷的政治笨拙給蘭斯代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乘著一輛車窗緊閉的轎車進入城鎮，街上的人群無法看到他，也從來沒有停下來向任何他的新同胞致意。

這並沒有阻止蘭斯代爾度過當天的其餘時間和整個晚上，他寫了一封未經請求的備忘錄給吳庭艷，提供關於如何經營一個新國家的詳細建議。他提供了廣泛而具體的建議：將幾個現有的民兵組織帶入新的南越軍隊；組織反共黨派聯盟；在城鎮和鄉村舉辦論壇，公民可以與政府官員分享他們的擔憂; 立即採用像蘭斯代爾幫助麥格賽賽伊為菲律賓寫的那樣的憲法; 以及其他更多的建議。

這是非常冒失的：一個幾乎不知道國家歷史的新人，並且沒法說越南語的人假設告訴剛從四年流亡的新近任命的領導人——一個沒有明顯政治技能的人——如何管理一個嶄露頭角的新國家，這個新人僅僅用二十五天了解的國家。布特並沒有受到這種冒險的困擾，而是似乎有理由，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吳庭艷決定喜歡蘭斯代爾——這是一個開始，蘭斯代爾用來與這位陌生人建立友誼。但布特確實承認吳庭艷忽視了第一個蘭斯代爾備忘錄中的建議，就像他在隨後的幾年中忽略了更多的建議一樣。

贏得亞洲人的友誼可能是蘭斯代爾最偉大的天資。布特寫道，他的技能是如同一個聽眾，他知道如何尊重那些人，他們習慣了殖民白人像對待孩子一樣對他們進行發號施令。布特寫道，蘭斯代爾自己「完全沒有屈尊與種族主義。」他向麥格賽賽伊提供的同情友誼，使得蘭斯代爾隨著時間的推移成為了麥格賽賽伊家族的代理成員。在抵達越南之後不久，他在吳庭艷的地位就達到了相似的地位。

蘭斯代爾贊成在後日內瓦越南時期美國的積極進取存在。「為了構建一個自由的越南，可以成為在東南亞對抗進一步共產主義侵略的有效壁壘，」他在1954年7月向美國中央情報局的上司發出了電報，「美國必須接受在援助國家方面的主導和直接作用。」關於這條電報，最好的說法是，它符合華盛頓時代的氛圍，杜勒斯兄弟仍夢想著「碾回」共產主義。更嚴謹但更準確的評估是，用一句話，蘭斯戴爾濃縮了美國在越南戰爭中所表現出的不光彩的自負態度。

蘭斯代爾參與越南富有成效的階段基本結束於1956年12月，他完成了作為一名中央情報局特工在西貢的首次巡視任務。中央情報局沒有派給他任何的下一個任務（他在該機構內從來就不受歡迎），因此蘭斯代爾恢復了他作為空軍上校的軍事生涯。

他擅長自我宣傳，作為一名非常規和游擊戰新時尚領域的專家，開始在五角大樓內為自己爭名爭利。不久他就領導了特別行動辦公室，該辦公室就各國非常規戰爭向國防部長提供建議。

越南成為辦事處的首要任務之一。在1959年，再次於1960年蘭斯代爾兩度訪問了越南，對游擊戰進行了評估，當時這場戰爭對吳庭艷構成了持續的威脅。

到1960年，南越共產黨人正在擴大他們的影響力，特別是在人口眾多的湄公河三角洲地區。

在西貢爭吵的政客們使吳庭艷感到苦惱。 1960年4月，他正式要求美國將蘭斯代爾送回西貢幫助他。這個想法在艾森豪威爾政府內部是有爭議的; 許多官員認為蘭斯代爾是一門超出正常指揮系統控制的鬆散大炮。最後達成了一項協議，允許他拜訪吳庭艷，但要被緊緊地看管。

這次拜訪最終發生在1961年1月，僅持續了12天。在回家的路上，蘭斯代爾就他的發現寫了一份令人震驚的報告。「1961年將是越南的一個重要的一年，」報告以這樣開篇；他發現共產黨人有望取得實質性進展。他為吳庭艷辯護，但抨擊了在西貢的美國強硬派大使，這是一個名叫埃爾布里奇·德布羅夫（Elbridge Durbrow）的貴族，他是吳庭艷不喜歡的人。

他概述了布特稱之為「過於雄心勃勃」的計劃，以新人和新的目標感重建美國人的使命。

他警告說，吳庭艷對權力的掌握最多是不確定的。

蘭斯代爾選擇的時機非常好。他的報告發給了麻省理工學院教授沃爾特·w·羅斯托（Walt W. Rostow），後者其時負責過渡團隊的工作，為約翰·肯尼迪準備幾天後掌權。羅斯托對此印象非常深刻，他把蘭斯代爾的報告放在肯尼迪重要閱讀材料的頂端。因此開始了蘭斯代爾職業生涯中最有趣的時期之一。作為一名可能的美國駐西貢的新大使或軍事援助組的指揮官，他即將被肯尼迪所吹捧。蘭斯代爾知道這些工作都不適合自己的才能或興趣。但他完全準備領導一個新的越南總統工作組，並監督該工作組在華盛頓和西貢實施該計劃。

隨之而來的姿態和官僚主義行為對於蘭斯代爾來說是非常糟糕的，顯然是因為他的天賦

——在整個職業生涯中一再展示——疏遠了同事，尤其是上級。布特表示，肯尼迪的國務卿和國防部長，迪恩·臘斯克（Dean Rusk）和羅伯特S.麥克納馬拉（Robert S. McNamara），都對蘭斯代爾失去了信心，並阻止他進一步參與決策。這是唯一的一段布特敘述的他又無法真正解釋的插曲。「蘭斯代爾已經嘗試過，但未能控制肯尼迪政府對越南的政策，」他寫道。

引用蘭斯代爾自己的解釋：肯尼迪建議他可能擔任美國駐越南大使或軍事指揮官，「嚴重損害」了他的影響力。蘭斯代爾想，這隻會激怒嫉妒他不喜歡他的同事。

然而，肯尼迪對蘭斯代爾的欽佩倖存了下來，並因此獲得了一份頗具影響力的新工作，作為總統及其兄弟司法部長羅伯特推動的超級秘密行動「貓鼬行動」的首席執行官，他試圖以一場秘密的騷擾和暗殺活動，報復菲德爾卡斯特羅羞辱的1961年的豬灣慘案，其中沒有任何一起獲得成功。布特用了20頁來講述這個悲慘的故事，講述了這些「堅定的計劃」（這個詞是中情局局長理查德·赫爾姆斯（Richard Helms）的說法），這些計劃直到1975年教會委員會調查中情局骯髒詭計的聽證會之前，一直對公眾保密。這些聽證會「對蘭斯代爾的聲譽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損害，」布特寫道。

布特於1969年出生。他對越南沒有個人記憶，但他多年來一直對這場戰爭感興趣。在他早些時候的著作中，他接受了一個觀點，即「如果我們以不同的方式戰鬥，越南戰爭是可以勝利的」，正如他在2011年的一篇文章中所寫的那樣。當他選擇本書的標題時，他的想法可能仍然存在。《沒有走的道路》意味著有一條道路可能導致越南取得更好的結果。布特幾乎在本書的序言中這樣說。

他寫道，越南是一場「災難」，但「如果只有華盛頓決策者聽取了一位著名的反叛亂戰略家的建議，那麼可能會避免這種災難」，蘭斯代爾：

毫不誇張地說，整個衝突，美國歷史上最嚴重的軍事失敗，可能會採取一種完全不同的方式——如果中情局特工和空軍軍官的建議被採納的話——那將會是一個代價更低、可能更成功的過程。

「可能」一詞在這裡至關重要。如果我們被告知，某些事「可能」發生是「毫不誇張」的，那我們學到了什麼？學到的不多。

值得稱道的是，在這本長篇大論的書結束時，布特認識到，事實上，美國可能在越南旅行的所有可能的道路導致了相同的目的地。他的徹底研究為美國的努力註定了一個可怕的原因列表——至少南越沒有組織一個有效的，大眾的和誠實的政府。「公平地說，」他在接近尾聲時寫道，「南越也許也沒能倖存下來，即使蘭斯代爾獲得更多的成功」出售他有關反叛亂的想法。蘭斯代爾

可能過於理想化，認為民主可能在南越的熱帶土壤中開花，甚至在戰爭爆發時也是如此……在任何情況下，北越都會是一個堅強和堅定的對手，有比美國更強的意志贏得勝利。

布特開始撇清我認為越南結果的最重要原因——南越從來不是一個真正的國家。每個地區的越南人似乎都明白他們住在一個國家。南越的領導人在她存在的二十年時間裡無法與胡志明和他的同志的民族主義信仰相提並論。北越是共產黨人，這讓他們不受一些越南人的歡迎，尤其是包括吳庭艷在內的天主教徒——但他們在1941年開始為越南獨立而戰。1954年，胡志明和他的偉大將軍武元甲英勇地在奠邊府羞辱了法國殖民軍。他們贏得了國家的獨立。

蘭斯代爾注意到了這一現實。在越南的第二次巡視（1965年至1968年）（事實證明，此行談不上富有成效，而更令人沮喪）之後，他試圖在南方推動自由公正的選舉，希望他們能使贏得選舉的政治家合法化。但是到那時他才知道真相。在1967年給美國駐西貢大使亨利·卡博特·洛奇（Henry Cabot Lodge）的備忘錄中，蘭斯代爾感嘆這樣一個事實：「南越的總統職位沒有一個潛在的候選人，他的形象可以與選民心目中的胡志明相提並論。」

蘭斯代爾特別批評推舉南越將軍為總統的想法。他寫給洛奇說，那些將軍「被大多數越南人看作1954年之前的模樣……法國軍隊中與越南民族主義者對抗作戰的下士或中士。」

當時洛奇看中的總統候選人是阮文紹，他是一位年輕人，確實與法國人一起對抗胡志明的越南獨立同盟。阮文紹以35％的選票贏得了操縱的選舉，並繼續擔任總統八年。 1975年，他主持了南越的崩潰。

*事實上，蘭斯代爾是埃德溫·巴納姆·希蘭德爾上校的原型，一位在威廉·萊德勒和尤金·伯迪克1958年的暢銷劇「醜惡的美國人」中的駕駛摩托車-吹口琴的間諜。

《紐約書評》2018/06/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