霸氣學人傅斯年
《南渡北歸》筆記2
十年前，國內讀者接觸傅斯年這個名字可能只有三條渠道。一，中國現代史關於「五四運動」的描述。傅斯年是北大學生領袖之一，與羅家倫一同創辦了《新潮》雜誌，同《新青年》相呼應。「五四」當天，傅斯年是北大學生遊行隊伍的總指揮兼旗手。二，中共黨史關於國民政府參政員訪問延安的描述。這次訪問以黃炎培與毛澤東關於週期律的對話而聞名。與黃炎培一起的還有五位參政員，其中一位就是傅斯年，他當時的職務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三，《毛澤東選集》第四卷。毛澤東在1949年的《丟掉幻想，準備鬥爭》一文提到帝國主義及國內反動政府只能控制極少數知識份子，「例如胡適、傅斯年、錢穆之類，其他都不能控制了」。近十年來，國內陸續出版了一些傅斯年的著作和回憶錄，對他的瞭解才有了較豐富的渠道。干政而不從政
?毛澤東在楊家嶺設宴招待國民政府參政員
1945年7月1日，國民政府參政會六名參政員訪問延安。次日，毛澤東在楊家嶺設宴招待幾位參政員。不知當年中共中央交際處對排位是否如現在一般講究，他們把傅斯年安排在毛澤東的右首。毛澤東一坐下便同傅斯年打招呼：「我們是老相識了，在北京大學時我就認得你，你那時名氣大得很，被稱作孔子以後第一人哩！」傅斯年聽罷，咧嘴笑道：「毛先生過譽，那是同學們的戲謔之詞，何足道哉。」（北歸P106）傅斯年是個自由知識份子，無黨派人士，並無在國共兩黨間縱橫捭闔之意圖。他去延安，主要是參政會第三黨人士的勸說和推舉，另外他本人應該也有認識和接觸一下共產黨的好奇心。在延安期間，毛澤東騰出一個晚上單獨與傅斯年私聊。毛澤東談起「五四」時期的傅斯年，談起當時流傳傅斯年「嘗自負為『喑嗚叱吒，千人皆廢』之西楚霸王」的典故，傅斯年回答：「我們不過是陳勝、吳廣，你們才是項羽、劉邦。」（北歸P111）毛還遵傅之請題了一幅字，是唐人章碣的詩：「竹帛煙銷帝業虛，關河空鎖祖龍居。坑灰未冷山東亂，劉項原來不讀書。」不知毛是自謙讀書少還是嘲笑飽讀詩書之士。其實，傅斯年的才氣和霸氣不光表現在學習上，他的行動力、組織力和領導力都堪稱一流，胡適稱他為「人間最稀有的一個天才」，很大程度也是指這一方面。後來有傅斯年研究者認為，傅斯年如果不是讀書太多，也必定會幹出一番驚天動地的事業，即使不比劉、項，也遠勝陳、吳。 其實「五四」發生火燒趙家樓事件後，傅斯年憤而退出運動，就昭示他一生事業的走向已經註定了。傅斯年從學生領袖到急流勇退，有一個較為統一的傳說，包括羅家倫和傅斯年的侄兒都持這種說法。說五四大遊行後學生在北大開會，檢討遊行當日的表現並選舉學生聯合會主席，本來很多人要推舉傅斯年當主席，但傅斯年卻痛斥了五四當日的暴力行為，一個學生走上前來，對著傅斯年門面就是一拳，把傅的眼鏡都打飛了。傅斯年飛起一腳把對方踢到，然後跳上其背一頓亂拳。結果段錫朋成了學生會主席，傅斯年也心灰意冷退出了學生運動。把傅斯年急流勇退歸咎於挨了一拳未免太輕率，但打架一事應是確鑿無疑。傅斯年長得身圓體胖，怎麼看也不是身手敏捷之人，但卻似乎好在同學中吹噓自己打架的能耐。有一次羅家倫忍不住問他如此體型如何打架，傅斯年答道：「我的體積乘以速度，產生出一種偉大的動量。這種動量可以壓倒一切。」這話日後成了傅斯年著名的「打架方程式」。
?身圓體胖的的傅斯年在考古現場
或許正因為傅斯年的獨立性格，他一生事業就定位在科研和教育上，以「學界大鱷」名留後世。對政治他始終保持獨立，堅持干政而不從政，連國民黨員都不是，因而能在延安比其他參政員更客觀中立地觀察共產黨和毛澤東。黃炎培回重慶後寫了《延安歸來》一書，對延安的人和事極具讚賞。傅斯年對延安之行沒有公開評論，但私下裏與羅家倫談論過。羅家倫在他的回憶錄裏記載：「他認為當時延安的作風純粹是專制愚民的作風，也就是反自由、反民主的作風。……他發現毛澤東對於坊間各種小說，連低級興趣的小說在內，都看得非常之熟。毛澤東從這些材料裏去研究民眾心理，去利用民眾心理的弱點，所以不過宋江一流。」（北歸P117）對延安留下如此印象，自然決定了此人49年的去向。 抗戰期間，孔祥熙任行政院長、財政部長和央行行長等職，貪腐傳聞不絕於耳。香港淪陷時，國民政府派專機到香港接滯留香港的政文教界要員撤離，據說接送名單上有何香凝、陳濟棠、許崇智、陳寅恪、茅盾、郭沫若、蔡元培夫人以及大公報總經理胡政之等，但結果這些人都被阻擋在外上不了機，原因人們在幾日後《大公報》的社論中覓到線索「最近太平洋戰事爆發，逃難的飛機竟裝來了箱籠、老媽與洋狗，而多少應該內渡的人尚危懸海外。」據傳是孔家二小姐一家包括傭人和愛犬把位置都占滿了。傅斯年多次在參政會上彈劾孔祥熙，但孔祥熙為蔣政府籌資似乎還頗有辦法，加上又是連襟，老蔣不想動他。據傳老蔣曾專門宴請傅斯年，為孔說情。「你信任我嗎?」蔣問。「我絕對信任。」傅答。「你既然信任我，那麼，就應該信任我所任用的人。」蔣說。「因為信任你就該信任你所任用的人，砍掉我的腦袋我也不能這樣說!」蔣只好作罷。（對話引自網路）1945年，蔣的小舅子宋子文出任行政院長，傅斯年還是看不順眼，在報紙上連發幾篇文章轟他下臺，最後宋不得不黯然辭職。「人間最稀有的一個天才」
1917年9月，27歲的胡適從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學成歸來，受蔡元培之聘，出任北大哲學門教授，在講授中國哲學史時，胡一反前人傳統，將「中國哲學結胎的時代」定於周朝末年，把原來號稱五千年的歷史截去一半。當時在哲學門就讀的顧頡剛回憶：「這一改，把我們一般人充滿著『三皇』『五帝』的腦筋驟然作一個重大的打擊，駭得一堂中舌撟而不能下。」部分激進學生接受不了，開始醞釀鬧事「倒胡」。顧頡剛想到了在同學中頗具威望的同舍好友傅斯年，雖然傅不是哲學門學生，但「何妨去聽一聽呢」。傅於是去聽了胡適的課。胡適後來回憶這件事時說：當時的北大學生「年輕但是卻相當成熟，而對傳統學術又頗有訓練」，「幾個學生學問比我強」，其中有「傅斯年、顧頡剛、羅家倫等人」。「那時候，孟真（註:傅斯年字）在學校已經是一個力量。那些學生們就請他去聽聽我的課，看看是不是應該趕走。他聽了幾天以後，就告訴同學們說：『這個人書雖然讀得不多，但他走的這一條路是對的。你們不能鬧。』」（南渡P103,104註釋33）這樣，胡適在北大才立穩腳跟。而後，傅斯年對胡適也從認可到欽佩，並追隨胡適大力推行「新文化運動」，成為胡適一生中最堅定的支持者。
?傅斯年、胡適、胡適長子
1919年底傅斯年出國留學，先是到英國倫敦大學攻讀心理學，兼讀生理、數學、化學、統計及礦物學。三年半後又轉到德國柏林大學研究院攻讀比較語言學和史學。轉學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柏大研究院有兩名好友在讀，一位是北大同窗好友的長兄陳寅恪，傅斯年讀北大時通過其弟結識陳寅恪，交談中對陳寅恪的學問和見識欽佩有加。此時陳寅恪已在美國、日本、瑞士、法國、德國遊學數載。另一位是傅斯年的表弟俞大維。當時德國的近代物理學世人矚目，很多中國留學生都集中在德國，如傅斯年的北大同學羅家倫、段錫朋、毛子水，以及金嶽霖、姚從吾、徐志摩等。據毛子水回憶，他剛轉到柏林大學時，傅斯年就對他說：「在柏林有兩位中國留學生是我國最有希望的讀書種子，一是陳寅恪，一是俞大維。」而俞大維對傅斯年就不止是惺惺相惜那麼簡單。俞在哈佛本是讀哲學，到德國打算讀文史，但自覺無法超越傅斯年，他對毛子水感歎道：「搞文史的人當中出了個傅胖子，我們便永遠沒有出頭之日了！」於是他放棄哲學與文史，專攻數理，終成專家。（南渡P086）正是這位學習能力令人生畏的傅胖子，留學時只揀學有用的學問，而不願為學位之類虛名左右。當他留學七年後回國被聘為中山大學文科學長暨國文歷史兩系主任時，手上竟沒有一張外國大學文憑。與在多國遊學十數年且學問超群，早一年被聘為清華研究院國學門四大導師之一的陳寅恪一個德行。同樣沒拿文憑的留學生還有羅家倫。這些沒拿文憑的海歸回國後都做了些什麼呢？令中國文史界群服的學術巨匠陳寅恪自不必說（可能只有學生輩青年錢鐘書曾目空一切地嘲笑過陳盡研究些無聊的課題），傅斯年出任過中央研究院史語所所長、北京大學代校長、臺灣大學校長，羅家倫出任過清華大學校長和中央大學校長。這幾個機構在他們任上培養出來的人才在中國現代科學史上可謂燦若群星。
1928年，國民政府組建中央研究院，由蔡元培出任院長，規劃中並無歷史和語言研究所。傅斯年知道後找老校長深談了一次，蔡元培被說服並委託傅斯年負責籌辦史語所。傅斯年覷准清華國學研究院因導師王國維自盡，梁啟超油盡燈枯而風雨飄搖之際，通過自己的人脈關係招徠研究院的另外三位導師（其中李濟為特別講師），在他的遊說下，陳寅恪、趙元任、李濟都同意接受邀請，分別出任歷史組、語言組和考古組的組長。這樣，傅斯年實際上把清華研究院給拆了臺。當時國內頗具名望的金石學教授，北大國學門考古研究室主任馬衡對史語所考古組的位置也很有興趣，曾兩次給傅斯年寫信。傅斯年對這些老派學者素不感冒，一口回絕。 傅斯年極重視史料的尋找、發現和搜集，他認為現代史學就是用現代自然科學的方法來整理和研究史料，因而史語所的工作重點在於竭力發掘新材料。為此他提出了「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的工作方法。他施展渾身解數，為歷史組籌錢買下了流落民間的前朝內閣大庫檔案，為考古組野外考古和語言組方言調查準備好條件，李濟到位不久，就領軍前往河南安陽主持殷墟的考古發掘。 1930年，梁啟超次子梁思永從哈佛考古專業碩士畢業，一回國就加入了史語所考古組，同李濟一起主持了多次大規模的野外考古挖掘並取得重大成果，為中國現代考古學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從那時起到抗戰前，傅斯年的工作較穩定，他還有時間有精力做學術，寫出《性命古訓辨證》、《夷夏東西說》、《周東封與殷遺民》等論文，業界評價頗高。戰事一起，他不得不埋頭於為一線科研與教學跑腿作服務，基本無暇於自己的學術研究了。
?右起梁思永、傅斯年、李濟、董作賓
1948年，傅斯年入選中央研究院院士，這除了是他個人學術的成就，恐怕他領導科研的成就所佔比重更大。這屆院士81人，人文組28人中，史語所專任研究員、兼任研究員和通訊研究員佔了15人。甘為知識份子服務
1937年抗戰爆發，史語所隨其他教學科研單位一起撤到西南，西南聯大三所大學圖書館的藏書都沒能撤出，只有史語所未雨綢繆，將所裏二十多萬藏書及近十年考古發掘的寶貝，全部安全運到西南。梁思成主持的中國營造學社因為需要依賴史語所的圖書資料開展工作，因而在西南時便附屬在史語所。為逃避日軍對昆明的轟炸，史語所先是搬到昆明郊外的龍頭村，1940年又搬到四川的李莊，營造學社也如影隨形。李莊夏天悶熱，冬天濕冷，氣候對胸肺有毛病的人十分不利，再加上惡劣的生活條件和醫療條件，長期有肺病的林徽因大多數時間只能臥床，早些年因烈性肋膜炎耽誤了治療而留有後患的梁思永也感染上肺病，無法走動。傅斯年感到這樣下去無異等死，不取特殊手段不足以救命。1942年4月，傅斯年寫信給朱家驊，通過朱家驊向政府求助。信曰：茲有一事與兄商之。梁思成、思永兄弟皆困在李莊。思成之困是因其夫人林徽因女士生了T.B.（註：肺結核），臥床二年矣。思永是鬧了三年胃病，甚重之胃病，近忽患氣管炎，一查，肺病甚重。……弟之看法，政府對於他們兄弟，似當給些補助，其理如下：……
傅斯年在列數了思成、思永及梁啟超的成就和影響後，又道：總之，二人皆今日難得之賢士，亦皆國際知名之中國學人。今日在此困難中，論其家世，論其個人，政府似皆有所體恤也。未知吾兄可否與陳布雷先生一商此事，便中向介公一言。說明梁任公之後嗣，人品學問，皆中國之第一流人物，國際知名，而病困至此，似乎可贈以二三萬元。……
信發出11日未見迴音，傅斯年擔心政府方面無能為力，於是又打起自己所的主意。他發現史語所醫務室存有大批藥物而暫時沒有需要，如賣出去可有相當收入，用這筆收入可對症買藥。他召開所務會商議後再度寫信給中研院總辦事處。信云：
查蔽所醫務室現存之藥，在兩年中可以收入二萬數千至三萬數千元（如照市價賣去，當可得六七萬，今只是用以治同仁生病之收入，故少）。擬於此收入中規定數千元為思永買其需要之藥之用（本所原備治T.B.之藥甚少，所備皆瘧、痢等）。此事在報銷上全無困難，蓋是免費（即少此項收入），而非另支用經費也。此意昨經蔽所所務會議討論通過，敬乞賜以考慮，並規定一數目，其數亦不可太少，至為感荷！
?梁思永一家在李庄
梁思永是傅斯年手下一員大將，但傅斯年與梁家並無深交。傅之所以不遺餘力，當如他本人所言「名人之後，如梁氏兄弟者，亦複少！」此事最後捅到蔣介石處，蔣從自己掌控的特別經費中批出二萬元贈予梁氏兄弟。經費寄到，正值梁思成外出，林徽因拆信後，「大吃一驚，開函拜讀，則感與慚並，半天作奇異感！空言不能陳萬一，雅不欲循俗進謝，但得書不報，意又未安。躊躇了許久仍是臨書木訥，話不知從何說起！」（南渡P352）林徽因與梁思永之病情，其實非二萬元所能解決，結果傅斯年的B方案也派上用場，而且「醫費甚多，弟初亦料不到」，「弄得醫務室完全破產」，「已受同仁責言」（南渡P355）。 抗戰結束，原北大校長蔣夢麟入國府為官，朱家驊薦傅斯年接任，傅斯年轉薦已離任駐美大使胡適。胡適是時尚在美國執教，便由傅斯年暫時代理。當時北大面臨「北平大學」要更名為「北京大學」之事，面臨偽北大人員處置之事，面臨北大復原與搬遷之事。千頭萬緒，非甘願得罪人而斷然行事者難以成事。相比之下，傅斯年比胡適更適合處理此種局面，傅也希望在代理期間能為胡適將此類非教學雜物料理了。他在給夫人俞大彩信中寫道「實在說在這樣局面下，胡先生辦遠不如我，我在這幾個月給他打平天下，他好辦下去」。1945年10月，傅斯年由重慶飛北平赴北大上任，先行人員到機場迎接，傅斯年下機第一句話就問他們與偽北大教員有無來往，答曰在必要場合有過。傅斯年不高興了：「漢賊不兩立，連握手都不應該！」並即時對前來的記者表示，對偽北大教職員一律不予留用。這一決定立即引起軒然大波，特別是傅斯年的師輩人物周作人和舊友兼古器物學家容庚，分別致信傅斯年。周信要求傅應視自己為特殊人物予以照顧，並帶警告口吻寫道「你今日以我為偽，安知今後不有人以你為偽」。傅斯年當即潑墨痛斥「今後即使真有以我為『偽』的，那也是屬於國內黨派鬥爭的問題，卻決不會說我做漢奸；而你周作人之為大漢奸，卻是已經刻在恥辱柱上，永世無法改變了。」容庚的信更是發表在報紙上的公開信，信言：「固知吾國之不亡，教育之不當停頓，顧忍受而無悔也。漢奸乎？漢忠乎？……在日寇則視吾輩為反動，在政府之視吾輩為漢奸，啼笑皆非，所謂真理，固如乎。」傅斯年沒有正面回應容庚，當記者問他該如何處置漢奸時，他答道：「我不管辦漢奸的事，我的職務是叫我想盡一切辦法讓北大保持一個乾乾淨淨的身子！」（北歸P171,174,177）次年初蔣介石來北平，傅斯年約蔣公開同遊北平文天祥祠，藉此共同表明立場。
?傅斯年與蔣介石同游文天祥祠
1949年1月，傅斯年出任臺灣大學校長。他到任後，一位仰慕他的教授請他題字，他以「歸骨於田橫之島」幾字相贈。田橫島位於山東即墨市東的海面上，秦末齊王田橫被劉邦擊潰，帶五百殘兵退於島上。劉邦稱帝後召見田橫，田橫行至洛陽城外自刎，島上五百士兵聞訊後悉數殉節。傅斯年題此字，似乎已意識到自己的命數了。臺大的前身是日治時期的臺北帝國大學，日本人走後，臺大合格的師資嚴重缺乏，各崗位濫竽充數者很多。傅在幾個月內連續解聘七十多人，並竭力邀請大陸各院校教師，史語所隨他赴臺的學者很多都在臺大任教。49年臺灣的學潮嚴重，當局派軍警進校抓捕共黨分子。傅斯年與當局力爭，要求抓人必須經校長批准。他對帶兵前往的臺灣警備副總司令彭孟緝說；「你今晚驅離學生時，不能流血。若有學生流血，我跟你拚命。」彭孟緝懾於傅的氣勢，向傅保證：「若有人流血，我便自殺。」（離別P008）1950年12月20日下午，傅斯年列席臺灣省參議會，接受議員諮詢，一位有分離主義傾向的土著議員向他發難。傅斯年應付完議員的諮詢後昏厥過去，晚上11時30分去世。臺大學生第二天聞訊包圍了省參議會，似有叫那位土著議員償命的勢頭。在傅斯年的追悼會上，蔣介石親書挽章「國失師表」，于右任的輓聯上書「是子路，是顏回，是天下強者；為自由，為正義，為時代青年」。海峽對岸的陳寅恪聽聞傅的死訊卻不能直抒胸臆，只能借題反清複明失敗而隱居的明末學者傅青山詩來寄託哀思。傅青山原詩有以下幾句：
一燈續日月，不寐照煩惱。佛事憑血性，望望田橫島。不生不死間，如何為懷抱。
陳寅恪詩云：
不生不死最堪傷，猶說扶餘海外王。同入興亡煩惱夢，霜紅一枕已滄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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