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時期天主教在華慈善事業研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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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時期天主教在華慈善事業研究（三）

來自專欄天主教本地化研究

傳教與施善：明清時期天主教在華慈善事業研究（1582-1911）

張先清

（本文載於《天主教研究論輯》第六輯，2010年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

三晚清天主教在華慈善事業的發展與系統化

（三）放賑救災、安置難民

晚清時期，中國社會災荒不斷，動亂頻仍，民不聊生。每逢災荒或者戰亂髮生，都對社會經濟和人民生活造成嚴重的影響。不僅導致城鄉經濟殘破，人口大量死亡，而且促使大批人民被迫賣兒需女，背井離鄉，流離失所，淪為處境極度悲慘的災民、難民。②在這種令人悲憫的社會場景下，在華天主教會也積極投入到放賑救災、安置難民的救濟活動中。

道光二十九、三十年（1849-1850）間，江南一帶發生了罕見的大水災。如江蘇地區，「本年自閏四月初旬起至五月止，兩月之中，雨多晴少，縱有一日微陽，不敵連朝傾注。平地水深數尺，低區不止丈余，一片汪洋，僅見柳梢屋角。二麥既敗於垂成，禾苗更傷於未種，民力多方宣洩，無計不施，而水勢有長無消，工本徒費，涸復無期，秋成失望。一災並傷二稔，民情困苦異常。蘇、松、常、鎮太等屬三十四廳、州、縣，無處不災，而且情形極重。其江陰等屬又因江潮泛漲，圩堤處處沖塌，居民猝不及防，間有斃傷人口，哭聲遍野，慘不忍聞。露宿篷棲，不計其數。江寧省城已在巨浸之中，蘇州水亦進城，間段被淹，實為從來未有之事。小民當此田廬全失，棲食俱無之際，強者乘機搶奪，弱者乞食流離，在所難免。」③在當地傳教的天主教耶穌會士的一些書信中，也報告了此次江南大水災的情況，如耶穌會士卜亦奧（Auguste Poissemeux）在給省會長的信中說:

一連六個星期，傾盆大雨下個不停。人們說整個帝國的江河齊泛濫了，這大概是指我們周圍的幾個省而言；農村淹水兩三尺深，人們在田裡撐船；糧食淹在水裡都腐爛了。加上小偷，更確切地說，一些為饑寒所迫鋌而走險的本地人充塞在地方上，在這人口眾多，人疊人的地區在年成好的時代，尚且還有赤貧的人，那麼在這災荒時期必然會有許多人餓死。後來大雨停了，水也從淹沒的農村逐漸退了，可是浸透了水的土地，被烈日一曬，蒸發出孕育瘟疫的臭氣，這些可憐的饑民，更是成千上萬地死去。

大批的災民湧入上海、南京等大城市，如上海地區，耶穌會士卜亦奧的書信中提到，「除了一般平民外，突然增加了成千上萬衣衫樓的災民。兩個多月來，這些人日日夜夜麇集在馬路上，受盡了煎熬；大部分人被活活地凍死、餓死。」在災害肆虐之際，當時江南地區的天主教會立即投入到救災工作中。例如，耶穌會士們將教會撥給各個堂口有限的經費用於救濟受災的天主教徒家庭。在主教趙方濟的組織下，天主教會還充分利用上海地方中外富商的施捨，儘力向受災的難民發放救濟糧食。根據耶穌會士卜亦奧的記載，每隔兩天，就有「四千至五千個饑民到主教住院，領取按計劃供應的一撮救命的救濟米。」天主教會的善舉喚來了更多的慷慨捐助:「一些教外的富商，看到天主教的施捨工作大受感動，要求參加教會的慈善事業，他們的布施就成為極有力的援助。」一些耶穌會士還在主教趙方濟的帶領下，走遍上海各個街道里弄以及停泊在黃浦江中的船隻，除了為臨死者付洗外，也給那些患病者必要的護理。①江蘇海門地方是此次水災肆虐的一個重災區業°插口「陽平平穌會士梅德爾（ Mathurin Lemaitre）在一封寫於1850年6月8日的信中談到了當地駭人聽聞的災情:「從11月和12月起，城裡、城外、街上、路上已經有許多餓死、凍死的人。僅通州一城，死在街上的聽說已達一萬五千人之多。我曾問過許多中國人，關於海門死亡的人數，人們估計至少要佔百分之十……試想:在這擁有幾百萬（口的半島上，該有多少萬人死去呀！」梅德爾等天主教傳教士很快全力以赴地投入到救災工作:「在我這個擁有五千多名教友的本堂去里，要是我們不設法救濟災民的話那就有好幾百人得死去。我為災民們啼飢號寒，我去敲家家戶的門，人們也憐憫我們。主教給了我濟貧費一千多法郎，會長神父一心依賴天主上智，也從徐家匯的資金中抽出一大筆款子給了我。」依靠這些救濟款項，傳教士梅德爾得以救活了大量的飢餓垂死的災民，僅當時歐洲天主教會撥付的一千九百法郎善款，就使得「一千多個生命」得以獲救。②在此次救災過程中，天主教會付出了許多代價。因為大批錢款被用於救濟身處饑荒與瘟疫威脅下的災民，正在籌建中的主教座堂一度被迫中斷了數月之久。而且最後因為資金匱乏，被迫放棄原稿式樣，取消了上層一排玻璃窗合中央的大圓頂，只是在原計劃的三分之二高度上匆忙結頂，導致整個建築呈現出一種扁平臃腫的難看狀態。

（文中提到的江南教區聖方濟各沙勿略主教座堂）

祭台的柱子高度與整體建築格格不入，可能是因為當年資金不足沒有按照規劃建設導致

不僅如此，一些天主教傳教士為了救災甚至付出了寶貴的生命。如在上海傳教的耶穌會士馬馹堂，因為精於護理病人，「他把自己整個地獻身於上海地區因水災和饑荒而患斑疹傷/寒的無數病人。」他擔任著看護上海道台開辦的濟貧醫院中收養的數百名孤兒的繁重任務，有時又要兼管董家渡主教公署門前發放救濟糧、維持秩序的工作。1850年4月9日，有五千多名災民按例前來領取救濟糧，年輕的馬馹堂神父一整天都冒著暴雨維持秩序，管理分配，導致染上致命的斑疹傷寒，結束了自己年僅29歲的生命。同樣，負責在楊家圩地方漁民聚居區傳教的柏保祿神父（ Paul Pacelli）），也因為照顧災民和患瘟疫的教徒而染上了斑疹傷寒，於1850年6月2日死去。

清朝從咸豐元年（1851）到同治十三年（1874）這20餘年時間裡，是中國近代史上兵荒交乘、災變連連的時期。③在華天主教會也捲入到此時期的抗災救疫、賑濟難民的工作中。例如，從咸豐三年（1853）起，為了抵抗太平軍的進攻，清軍與太平軍在江南地區展開了激烈的作戰。戰火導致大批的難民湧入上海，內中有相當大部分屬於江南地區的天主教徒。咸豐七年（1857），當太平軍進逼江蘇江陰、無錫地方時，一批難民開始進入上海。負責在上海傳教的耶穌會士將這些來自江南各府的天主教徒難民分別安插在上海、徐家匯及鄰近上海的浦東等地區。咸豐十年（1860）以後，大批的逃難者進入上海，天主教會在董家渡、洋涇浜、徐家匯天主堂四周搭建起了長長的里弄住屋、船棚、帳篷，安置了大量的難民。從耶穌會士金式玉一封寫於1862年5月29日的書信中，我們可以看到當時天主教會所安置的難民數量十分龐大，由此也給天主教會的施賑工作帶來了巨大的壓力:

董家渡及其周圍收了一萬兩千個難民，洋涇浜收了五千個難民，最後，徐家匯收了三千個難民。其中足足有三分之一的人口的伙食由教區負擔，其他三分之二，按各人的急需，教區多少也給予一些補助。教區還給董家渡一地的避難者每日施發四萬碗飯。

為了獲得足夠的救濟款項，天主教會在上海展開了廣泛的募捐活動。此舉得到了中外各界人士的積極響應，一些富裕的天主教徒捐出了大宗的善款。一位名叫張五官的富裕教徒，就不僅捐獻了成百上千的銀元，而且在家庭中供養了一、二百名逃難的天主教徒。而一些非天主教徒的富裕人家，如姚、王、沈等家族，也慷慨解囊，救濟難民。從咸豐十一年至十二年間（1861-1862），上海天主教區總共支出了超過十六萬法郎的善款，用於救濟難民。由於獲得了聖嬰善會總會大量的資助，天主教也逐漸從最初以救濟天主教徒難民為主擴大到那些逃入上海的數目眾多的非教徒難民②同治元年（1862），當仁愛會修女抵達天津時，她們很快就在天津建起了一處專門為難民、災民發放救濟食物的施粥廠，僅在同胎七年（1868）至同治八年（1869）間，該施粥廠就為窮苦難民提供了56700人次的飯食。

清朝光緒元年（1875）至五年（1879）間，華北山東、直隸、陝西、山西、河南等省接連發生了中國歷史上罕見的大旱災。如光緒三年（1877）山西地方，「赤地千有餘里，饑民至五、六百萬之多，大浸奇災，古所未見。」河南地方也是「流民絡繹，或哀泣於道途，或僵卧於風雪，極目荒涼，不堪言狀。」③當年河南全省「歉收者五十餘州縣，全荒者二十八州縣，約計河南饑民有百餘萬，河北饑民有數百萬，即汴梁城中，日有路斃，其餘鄉曲不問可知。省城外粥廠共有五處，每處約有七、八千人，因饑寒而死者指不勝屈。」④許多地方甚至發生了人相食的慘狀。這場數百年來罕見的大災難給清朝各級政府的賑災工作帶來了極大的壓力。當時在華天主教會也積極投入到賑濟難民的行列中。天主教會與基督新教及在華外交官、外國商人等在上海聯合組成了「中國賑災基金委員會」，從事募捐災款，發放賑款及食品等工作。由天主教會募捐的救濟款數額很大，如僅僅上海董家渡地方天主教徒在光緒四年（1878）一年就為救濟北方饑民捐獻了一萬多法郎的救濟款。此時期，各個天主教修會先後派到災區進行賑災工作的傳教士達到六、七十人。這些天主教傳教士在災區都開展了有效的救濟活動，如光緒四年（878）河南「荒旱成災」，該省天主教會「竭力幫助銀錢糧米各項分散眾難民，並收養小嬰孩三百餘名。」河南金家崗地方是米蘭外方傳教會的傳教地，這次災荒造成當地500多位天主教徒喪生，教會遭受了重大損失，但是天主教傳教士還是儘力救助災民:清光緒元年至三年（1875-1877）間，中國有許多省份鬧災荒。那時，教外人初次看到天主教對饑民的慈善工作。不分教內教外都結對成群到教堂里來求食。武隆德主教（P. Volente）便立時派人特地到歐洲去捐款來救災，事情辦得很好。如此便給了教外人士一個顯明而可紀念的表示，他們也非常知恩。城裡鄉下的窮人都受到了武主教的補助，是由幾位神父分施的:即賈達乃、翟尼尼、紀加來及孟拉諾。

天主教聖母聖心會在內蒙古地區也展開了救災工作。光緒四、五年（1876-1877）間，內蒙古地區連續旱災，「口外各廳打飢穀倉不敷，餓殍遍野。蒙古旗亦大飢，伊盟准格爾旗斗米制錢千八百文，居民死者大半，多將幼子棄諸他人之門，冀得收養。」②聖母聖心會傳教士積極救助受災蒙古牧民，不少牧民在獲得救濟後受洗為天主教徒。③聖母聖心會傳教士還通過租種蒙地的方式，以救濟、安置外省難民。如光緒五、六年（1877-1878），西北精邊縣連遭大旱，「民嚙食草根，繼食樹皮、葉俱盡，又濟之以班白。土柔無沙，掘地得之，老稚斃於脹肚者。苟免，黠者又往往割飢殍臀以延殘喘，甚有屠生人以供餐者。官請發賑。又掘大坑以埋饉骨。每日哺時，飢犬餓狼叫號相聞，掘食殘骸，彌散原野間。」聖母聖心會傳教士司福音（ Steenackers Jan- Rapist）就在內蒙古鄂托克旗牧地小橋畔地方租種了大片的蒙地，救助、安置了大批的災民。晚清災荒、動亂時期，聖母聖心會這種招徠災民、墾種土地進而擴大宗教傳播的方式獲得較大的成功:「廣大的長城下，逐漸成立了農村，這些都是傳教司鐸們援助而成的。司鐸們受政府的鼓勵，教導邊疆居民改良農業，使他們適應蒙古氣候、地質送給他們新農具，及耕種用的牲口，教導他們開墾荒地，以事生產。自此社會事業大有進展。數載辛勞，造成了一種新型的傳教方式…農夫可以操成功之券，雖然有時風不調雨不順，疾病的擾亂等，使他們工作中斷，但決不會使他們破產，因為傳教神父們對他們是一種可靠的慰藉；他們耕種的田地起初是租借的，漸漸地成為他們自己的財產。孩童們有學校就讀，病人有診療所可以就醫。神父們還指導他們開鑿灌溉河溝，教他們守望相助，災難相扶持物質生活提高了，居民就嚮往高尚的精神生活，基督教義的道德觀，使他們成為良好的基督信徒，關心國家民族福利的良好國民。」宣統二年（1910），內蒙古地區天旱歉收，民不聊生，西南蒙古教區天主堂就「開倉放糧，大施賑濟」。④可以說，在晚清各地頻繁發生災患、戰亂期間，在華天主教會都曾經參與了社會救濟活動，為減緩天災人禍帶來的破壞做出了一定程度的貢獻。而這種慈善活動也為晚清時期的天主教會博得了不少讚許，如光緒十七年（1891）慶郡王奕助就曾在一份奏摺中天主教在華的救災工作給予積極的評價:「近年各省被災地方教士等捐資助賑者，頗不乏人，其樂善好施，亦屬可嘉。」

由上可見，晚清時期天主教會在華的慈善事業與明末清前期相比有了重要的進展。此時期，伴隨著天主教會在華傳教活動的深入，教會的慈善事業也遍及全國。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晚清時期天主教會的慈善活動已經呈現出一種系統化的趨勢，其突出特點是基本上每個較大的教區都創辦有育嬰堂、孤兒院及醫院、診療所等一整套救濟機構，從而形成相對完備的慈善救助體系。此外，隨著教會自身力量的壯大，各個教區的經濟來源也比較穩定，從而促使這一時期天主教會慈善機構的救濟能力相比以前有了很大的提高。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