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殖民擴張-成吉思汗 美國創立自由主義國際秩序也將摧毀它 特朗普代表美國利益 當今四強國與強人政治
你的視野還是太小,只看到了科技的發展,其它問題,沒了解。
所謂的全球化,首先來自歐洲社會對全球的殖民化,這是第一步。
第二步,蘇聯與歐美的冷戰,是兩種殖民化運動的搏殺,最終的結果是美國贏了,建立了全球貿易體系。
第三步,美國把中國拉入全球貿易體系,美國的資本與中產階級獲利了,柯林頓-希拉里-奧巴馬高興,美國藍領憤怒了,才有美國需要收縮,退回美洲本土,收縮於太平洋西部地區。中美兩國,在西太平洋地區,必定展開百年級別的搏殺。
所以,莫要幼稚的提自由主義。
今後只要與自由主義掛鉤的言論,都必然遭受中美兩國官方的拋棄。希拉里,就是例子。
看待人類文明發展,需要整體的看待,全球化就必須從歐洲的殖民化擴展開始,當然也可以從蒙古人成吉思汗的全球大擴張大屠殺談起。
當今的世界,已經是全球化破滅的時代。世界重新進入了,一種大國相互搏殺,小國夾縫裡求生存的時代,也許小國活得更好。
朝鮮,新加坡,就是成功的例子。
烏克蘭,波羅的海國家,巴爾幹國家,南海沿岸國家,註定是要選擇站隊,選擇生死的時刻。
21世紀的,已經沒有絕對的超級大國,沒有了世界的盟主,也就不可能再有全球的一體秩序。
美國,俄羅斯,中國,德國,才是當今世界的江湖四家霸主,有點類似春秋戰國時代,大家又要開始拚命了。
最後的結果,不是人類在核爆炸的火光中爆炸,就是地球的人類重新坐下來喝茶,每種文化種族都要活著。
非洲,在江湖四家霸主的搏殺中,也許就是3018年世界的中心。
就如同1911年的世界,沒有想到2018年的中國,成了江湖四家霸主之一。
笑傲江湖,兩次世界大戰的故事,大家可以重新看看了。
所以我說,自由與獨裁,是政治經濟制度的正反兩面,不可分割。天下為公與天下為私,也是是政治經濟制度的正反兩面,不可分割。只是西方社會關注,自由與獨裁。東方社會中國,關注天下為公與天下為私。
中國人,不必也不能成為自由主義者。中國的自由主義者,5000年來的命運就是被殺戮。佛道才是中國人的歸宿。
俄羅斯,美國,中國,德國,必定要保衛自己的利益,必定拋棄出賣國家利益的自由主義者。
看看土耳其,伊朗,以色列,日本,印度,他們早就行動了!雖然,我們是二等國家,也不能搞自由主義,我們要奮鬥!要求生存!當今世界,自由主義者等同於叛徒賣國者,你還想堅持所謂的自由主義的道路嗎!
【如果不是中國等發展中國家的異軍突起,弗蘭西斯·福山的「歷史終結論」大概不會遇到如此大的挑戰。而讓福山更想不到的是,西方國家並沒有按照設計好的民主制度完美髮展,反而面臨更多的問題,新世紀民粹主義的興起就是其中之一。
特朗普上台、英國脫歐、土耳其修憲公投、歐洲右翼政黨崛起……眼下我們生活的世界還在遵循自由主義國際秩序嗎?民粹主義、民族主義興起,到底是制度出了問題還是理論有了偏差?未來世界又會形成何種新秩序?
所謂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它是以一些規則為基礎,這些規則希望能夠促進商品、人員、投資跟觀念在國際之間的流動。所以,它有政治的層面,也有經濟的層面。所謂經濟的層面我們都非常清楚,大家熟知的國際關稅總協定,後來變成世界貿易組織,除此之外,也催生了像歐盟、北美洲的自由貿易協定區等,因此我們所看到的就是商業活動進一步的全球化。
至於為什麼會有自由主義國際秩序這個名詞,那是因為在這個國際秩序之下,美國跟很多的國家建立了夥伴關係,比如說北大西洋公約組織、還有和日本的安保協定、和韓國在安全問題方面的合作,美國跟很多國家都建立了非常密切的夥伴關係,因此,不論就經濟、或者政治的層面來講,美國絕對是國際秩序的核心。在1945年之後,美國的決策人士為了能夠捍衛美國的利益,所以打造了這樣一個國際秩序。如果沒有美國強大的國力,這樣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是不可能存在的。
可是,除了美國本身的利益之外,還有各種不同的理論可以說明為什麼會出現自由主義國際秩序。譬如說,以博弈論來講,他們認為其實是因為國際體制沒有辦法提供大家所需要的公共物品,才必須要有像美國這樣的一個霸權,也就是說,美國有強大的國力,以這樣一個有強大國力的國家作為核心,而且它不介意在這個國際體系裡面有一些國家搭便車,這些搭便車的國家不用花太大力氣,也可以享受到這樣的國際秩序所帶來的好處。
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美國一開始是為了自身利益一手打造了這樣的國際秩序,不過它也容許其他國家,譬如說日本、德國,讓他們也能夠搭便車。在整個冷戰期間,這些搭便車的國家可以充分享受到自由主義國際秩序所帶來的各項好處。
而現在這個情況已經慢慢地動搖了,因為美國的國力正在逐漸衰退,再加上一些國家在國際舞台上逐漸崛起。當我們提到國際化時,它有兩個不同的層面,除了政治層面之外,還有經濟層面。我相信,假如按照一些國際經濟的規則降低關稅、促進貿易,理論上,我們可以創造出均富的社會。
譬如從1970年一直到2008金融海嘯年爆發之前,國際經濟規模增長了4倍,創造了巨大的財富,而且加惠了許許多多的國家。不過提到這樣的國際貿易理論,我們也不能忘記,經濟全球化所帶來的好處並沒有辦法真正地讓全民共享,換句話說,雖然從國家角度來講,國家變得更富有了,可是並不是每一個人民都平等的享受到了好處,比如說比較沒有技能的勞工,他們可能會失去工作機會。
我們看到中國也好,印度也好,其實也有同樣的問題。因為傳統理論認為全球化當中的贏家,必須設法來補償全球化當中的輸家,要給他們能夠接受技能訓練的機會,要給他們適當的補償。可是即便如此,我們還是會看到工作機會大量流失,特別是在西方國家,傳統製造產業的工作機會在大量流失。
英國、美國他們是積極提倡經濟全球化的。在1980年代,美國有里根總統,英國有撒切爾夫人,這兩位領導人積極提倡在所謂自由主義國際秩序之下,降低貿易障礙,而且很多西方國家的關稅逐漸取消了。而如此一來,原本的一些社會民主黨就逐漸失去了民眾的支持。問題是現在所看到的結果是社會極度的不平等,以美國來講,最富有的10%享有美國80%的收入,而且最富有的1%,他們的收入等於最貧窮的25%民眾收入的總和。因此這個自由主義國際秩序,在過去兩個世代發展下來,貧富差距越來越懸殊,引起了對全球化的強烈反彈,特別是那些傳統的藍領勞工階級的反彈。
美國創立了自由主義國際秩序,也將摧毀它
接下來,我要談談美國政治,因為美國可以說是這個系統主要的創立者之一,而它的社會環境受自由化的影響最為全面。大家都知道,去年在美國有一次非常有意思的選舉,特朗普當選為新的美國總統。他的對手希拉里比他少了280萬票,而希拉里輸掉了三個非常重要的州:賓州、密歇根州和威斯康辛州。她輸掉這三個州的主要原因是,它們都是北方的工業州,基本上在過去幾次選舉中都傾向於民主黨候選人,這一直可以回溯到1980年。
希拉里曾非常確信她一定可以贏得這幾個州,所以在競選過程中,她連一次都沒有去過威斯康辛州。而我們最終也看到特朗普在這三個州的勝選差距是非常小的,大概只有55000票,如果這些票從特朗普手上轉到希拉裏手上,今天的美國總統就不是特朗普了。這些所謂的民主黨聯盟在這次選舉中轉向了共和黨,就是因為失業非常嚴重。所以特朗普的勝選,跟去工業化之間有非常密切的關係。在競選期間特朗普也一直強調,不能冷落這些藍領選民,他會恢複製造業經濟。
當然我本人並不相信他能做到這一點,我覺得很多選民接下來可能會感到非常失望,他可能真的沒有能力把這些工作找回來,不過這些承諾卻是他能夠勝選的一個重要因素。
我想跟大家談的是這背後的社會背景,因為很多美國人,譬如說像我這類學歷比較高、有良好職業收入的人,他們可能不見得充分了解這個社會勞動階層的不滿情緒,在那裡我們看到海洛因和鴉片濫用,2005年大概有65萬人因為藥物使用過量致死,過去十年美國男性的平均壽命不升反降,這是前所未見的。這當中有很多和毒品有關,很多都是住在小鎮和郊區的勞動階層,他們沒有了工作,他們的家庭無以為繼,他們的小孩無法獲得好的照料,這些導致了社會對在全球化中受惠的精英階級的憎恨。
我們看到隨著貿易、跨國活動的增加,精英階級受到了憎恨,所以這些勞動階級也可以說是特朗普最主要的支持者。另一方面,英國在去年夏天通過了脫歐公投,那些投票選擇離開歐盟的人也是住在郊區的、學歷較低的,而且年齡層可能較高的人群,換句話說,他們沒有獲得歐元區、全球化經濟帶來的利益。
而且我們看到,特朗普勝選還有英國脫歐公投背後的社會經濟背景,基本上也已經出現在全球其他許多領域了。譬如我們看到民族主義或者國家主義者在其他國家也開始興起。
在俄羅斯我們也看到了這樣的一個現象,普京在2000年成為俄羅斯總統,當時他也強調了國家主義和民族主義讓俄羅斯得以興起。而他的支持者和支持英國脫歐、支持特朗普的人也很像,並不是學歷較高、較年輕的都會族群,比如住在莫斯科和聖彼得堡的年輕人,而是在郊區、在小城市、學歷較低的人,普京在這些人中的民意支持率非常高。
匈牙利也是最早脫離鐵幕的國家之一,今年3月,執政兩黨青民盟和基民黨的總統候選人、現任總統阿戴爾·亞諾什成功連任。和俄羅斯的情況相似,在首都布達佩斯,阿戴爾的支持率並不高,而是受到郊區學歷較低的選民支持。
另外一個大家比較熟悉的例子,可能是土耳其的埃爾多安總統,同樣他在伊斯坦布爾和安哥拉還有一些大城市的支持度都不是那麼高,但是在一些中低階級,譬如郊區的土耳其人中支持度卻較高。土耳其在4月16日舉行修憲公投,來決定是否要增加總統的權力,讓國家從議會制轉為總統制。這和我前面提到的遵循的是同樣一種模式:在這些民主政體中,民主和法制出現了衝突和對峙,所以我們看到了政府加強了自己的權力,利用這個權力保護整個社群,抵抗國內或國外的一些敵人。這些權力能夠執行法律,提供基本服務。
在俄羅斯、匈牙利、土耳其,包括英國、美國,我們看到這樣一種狀況:民粹主義的政治人物開始用他們在民主制度中獲得的合法性來攻擊法治,去影響或者破壞新聞自由、央行的獨立性等,讓未來的政治選舉沒有辦法在公平的立場來進行。
在美國,特朗普一開始受到媒體的批評,然後他就開始指責媒體編造謊言、傳播假新聞,他的行為影響了新聞自由,這個和匈牙利、土耳其的政治人物的做法是相同的,幸好美國有一個相當強健的體制,新聞媒體仍然有相當大的正當性和合法性,不過他們的做法還是相當類似的。
當然,我不希望讓大家留下一個印象,支持民粹主義的都是一些學歷很低的人,只是為了對抗精英階級,事實不是如此。在許多民主國家中,精英分子確實在過去十年犯了很多錯誤,其中有兩次非常知名,2008年的金融危機和從2000年開始的歐元危機,這些都是精英階級造成的錯誤。這些精英分子認為這樣做對他們有利,卻傷害了一般平民,金融危機就是放寬法規限制造成的,他們認為在過去大蕭條時代有很多法規讓高盛等金融集團承擔了太高的風險,要求放寬法規限制,結果卻造成了2008年的金融危機。
特朗普的強勢風格,正是眼下美國民眾所需要的
民主制度催生對強人政治的需求
另外在美國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我們政治體制的設計方式。民主國家有很多不同的體制,政府的權力、法制和民主制衡的力量可能會出現改變。美國之所以能保持平衡,是因為美國從建國一開始就擁有非常強的法制和民主制度,缺乏一個強健的政治官僚體系。美國人對他們三權分立制度中對行政權的制衡引以為傲,但這個系統在過去的演進中導致功能失衡,政治力量出現了不平衡,造成了美國社會的不平衡,比如兩極化。
在整個20世紀中,美國民主黨和共和黨在很多議題上,比如新政、減稅,都是通過兩黨在國會中的結盟達成共識,而從90年代開始,這樣一個兩黨結盟的狀況開始消失,現在更是蕩然無存,所以一些右派的民主黨員可能比保守的共和黨還要保守,甚至會看到不論紅色還是藍色,大家可能在選擇結婚對象、子女結婚對象時都會考量到黨派色彩,可能比種族和膚色還要來得重視。
所以在這個過程中,大量的資金流入到美國選舉中,很多利益團體加入到政治體系中,透過否決機制來影響整個政治的走向。比如過去20年我們看到每一次出現危機,國會要通過提高舉債上限之類的法案時,都會導致政府的停擺,這不是一個民主國家應該看到的情況。
另外美國企業稅率高達35%,在OECD國家中是最高的,但我們同時也給小利益團體提供不同的補助,不論是民主黨還是共和黨,都同意降低名目稅率,減少補助,但是國會沒有辦法這樣做,因為所有去協商這些補助金的利益團體基本上都有集體否決權,所以這就是為什麼特朗普想要稅率改革,他希望能夠降低公司稅率,但是我可以和大家打賭,這絕對不可能發生,因為這和政治體系有關,利益團體太容易利用否決權來否決這樣一個提案。
我覺得很多民主國家都會出現這樣的問題,因為體制上的阻礙,民主的政治系統沒辦法做出重大的決定,這樣的情況催生了對強人政治的需求,必須通過一個強人來克服所有的困難和阻礙,才能夠做出決策,這是為什麼特朗普能夠崛起的原因。在這個過程中,美國人也感到很挫折,他們的體制沒有出現他們想要看到的狀況,他們需要特朗普這樣的領袖,在共和黨大會上強調「我一個人就可以搞定這一切」,用這種說法才能夠說服他人。
當然並不是所有民主國家都有這樣的問題,在歐洲,德國、荷蘭、芬蘭以及大部分北歐國家,實際上他們的民主政治系統有辦法去處理一些很複雜的問題,比如勞動政策改革,而且過去一二十年來,他們所推動的改革是非常成功的。
但歐盟由於體制基礎過於薄弱,出現了正當性危機。為什麼會有正當性危機?
首先,他們創造了歐元這種貨幣,當時很多專家就警告,有貨幣同盟但沒有財政同盟,會導致嚴重的危機,現在他們的預言已經應驗了。希臘危機到現在還沒有得到充分解決,而且我們相信由希臘導致的金融危機還會餘波盪漾。
第二,跟他們所謂的申根制度有關,所謂申根制度是指歐盟所有會員國成員可以自由地在歐盟境內移動,但假如你沒有辦法控制申根國以外的人進入歐盟地區,就會導致整個制度的瓦解。譬如敘利亞很多難民會通過東歐、希臘轉進歐盟的其他會員國,這樣就防不勝防抓不勝抓,所以有很多歐盟右翼政治人士感到極度不滿,他們認為因為制度設計不良,所以導致歐洲出現了非常嚴重的難民問題。因此可以說歐洲到目前為止還沒有有效解決制度上的問題,導致歐洲變得極度不穩定。
最後我要提到的就是身份認同問題。實際上,不論是投票支持英國脫歐或者是投票支持特朗普的人,他們不見得都是沒有念過書、沒有工作機會的工人,實際上有一些是受過高等教育的精英分子。因為他們看到現在他們國家出現了很多不會講自己語言的人,甚至不懂怎麼樣履行公民義務的人,因此出現了強烈的反彈。
像我這樣的人,我很習慣這種多元文化的生長環境,我的家人是100年前從日本移民到美國,所以我當然很贊同美國這種文化民族大熔爐的角色,可是不要忘了,還是有很多人不願看到自己的文化被稀釋,而且他們也不願因為外人進來而使得他們逐漸失去自己的文化特色,因此現在這種多元文化主義導致很多歐美的白人出現了情緒性反彈,他們覺得在自己的國家裡面已經變成少數民族,而國家只會一味地去立法保障那些非白人的少數民族,他們也應該擁有權利保持自己的文化和權益。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這樣的訴求有點被過度誇大,特別是美國的右派人士,但是的確有這樣的怨言存在。
民粹主義成了左派政黨的工具
接下來我們來談談亞洲,我相信亞洲的情況和歐美的情況是不太一樣的,其實就經濟失衡來講,亞洲的情況跟美國和歐洲都差不多,因為製造業同樣流失了很多的工作機會,即便是在中國,我相信中國製造業所創造的就業機會也已經開始降低了,畢竟還有很多國家比如越南、孟加拉,他們的生產成本比中國更低,所以有很多製造業的工作機會就輸出到這些成本更低的國家,像去年我們看到韓國造船業出現了一連串的破產事件。因此即便是在亞洲,因為經濟發展的失衡,也同樣導致很多人心中有很多不滿,不過亞洲跟歐美是不一樣的,因為我們並沒有在亞洲看到這種極右派的、所謂民粹式保護主義的抬頭。
當然,民粹主義是存在的,可是大部分被左派政黨當做一種工具。我們看一下北歐和南歐,南歐指的是西班牙、義大利、希臘這些國家,他們同樣還有傳統的左派政黨,而那些失去工作機會的勞工會投票給這些左派政黨。在北歐,我們看到有一些民粹主義的政黨主要屬於右派政黨,他們打著反對移民的訴求吸引勞工的選票。可是亞洲總體來講更類似於南歐而不是北歐,在韓國我們很快就可以看到新的總統大選,而他們的左派政黨民主黨很可能會勝選,在台灣比較接近民粹主義的應該是民進黨。
讓我感到最憂心的就是日本和韓國。在過去十到十五年中,我所觀察到的是他們會教導年輕人必須更加捍衛民族主義,這不是從基層政治運動產生的,而是統治階級為了鞏固自己統治正當性所採取的手段,因此亞洲國家跟歐美國家因為右派政黨崛起而出現民粹主義是截然不同的。
一個很大的不同就是在亞洲沒有這麼多的移民,也沒有那麼多的伊斯蘭教徒,因為伊斯蘭教移民的文化和本土文化不同,很容易引發衝突。比如說在緬甸,我們能很清楚地看到有伊斯蘭教徒移民到緬甸,引起了當地佛教徒的強烈反彈。但除了緬甸之外,其他亞洲國家沒有太多伊斯蘭教移民。在這樣的情況下大家有沒有注意到,幾乎所有亞洲國家其實都有非常嚴重的人口結構危機,這是少子化所造成的。可是美國的一個好處就是我們接受大量的移民,因此我們的人口仍在持續增長,人口增長才有辦法帶動經濟的發展和成長。不過在亞洲我們可以看到工作年齡的人口在不斷減少和流失,所以亞洲國家也不要忽視了移民問題的重要性。
世界的分界線不再是民主和集權
提到對未來的展望,不論是在國內還是國際的舞台上,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確面臨非常嚴重的威脅。比如說中國是一個集權式政府,從來沒有說要實行自由主義,他們有自己的統治方法,同樣俄羅斯普京也是一個集權主義國家的代表。所以對於自由主義國際秩序來講,它面臨的最大威脅其實是它們內部的問題,也就是說,越來越多的民眾感到不滿,所以舉起了民族主義的大旗。不要忘了自由主義國家秩序是歐美國家在二次世界大戰後一手打造出來的。
當然我不能預測說未來一定會怎麼樣,不過特朗普當選總統就任到現在大概90多天,我們可以看到這幾天他已經出現了很多的態度轉變,他現在的言論和競選期間的言論大不相同。他認為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其實是很重要的機構,他也不認為中國是一個操縱匯率的國家,他不會和中國進行貿易戰爭,所以目前他的言論和傳統的政治人物是類似的。不過雖然他慢慢在調整自己的言論,但這並不意味著之前的言論沒有造成任何傷害。
因為在其他國家,很多政治人物會效仿他採用的民粹政治手段,希望能夠藉此取得政治權力。比如在外交領域,因為特朗普總統基本沒有任何外交經驗,而他的內閣閣員包括國防部長、國務卿、國家安全顧問等,他們雖然都是很有能力的人,但是背後沒有一個像樣的團隊,而且往往他們的立場跟總統本身立場大相徑庭,因此我們沒有辦法推斷美國到底會採取什麼樣的外交政策。
提到國際事務,我相信在國際舞台上最重要的是可信度和公信力,不論是對朋友還是敵人。比如周邊各國想要知道如果朝鮮打算研製核武器,特朗普是否會認真對待並採取措施阻止。從這個方面來講,我們很難了解美國計劃採取何種措施來兌現他們的承諾。
在其他方面,世界還面臨著很多威脅,我一直認為現在世界的分界線不再是民主國家和集權國家的區別,而是這些國家是否存在高度的腐敗。以俄羅斯來講,問題並不是俄羅斯不是民主國家,因為即使俄羅斯明天舉行公開選舉,普京可能仍然會當選,因為他的民意支持度非常高。因此這並不是民主政治的失敗,而是現代國家體制的失敗,因為這是一個虛偽的政權,這些當權者其實所採取的政策都是為了個人財富。你可以在YouTuBe上看到一個揭露梅德韋傑夫種種腐敗行徑的視頻,點擊率已經超過兩千萬。這也是數周前99個城市的俄羅斯年輕人上街抗議的原因。這些當權者從體系中貪污的財富令人難以置信,因此我認為不斷增長的非法貪污是導致政府在人民中的支持率下降的最重要原因。不幸的是,美國的新任總統不願意明確將與他的個人收入和公共財政分離,這可能會成為以後的隱患。
最後我想說的問題是科技發展。我現在住在矽谷,那裡自動駕駛的汽車已變得十分常見。在美國大概有350萬輛卡車司機和相當數量的計程車司機和轎車司機,這養活了包括加油站、餐廳、休息站等許多產業。無人駕駛汽車正式上路的時間會比預測來的早得多,因為相關人士告訴我這個技術基本已經成熟,只不過需要讓政府主管機構和消費者接受無人駕駛汽車比自己駕駛更安全。但是如果未來無人駕駛取代了傳統的有人駕駛,就會導致很多人失業,而這些司機失業後可以找到怎樣的工作機會呢?
所以科技的發展也帶了非常重大的挑戰,而且是每個國家未來必須要面對的問題。遺憾的是到目前為止我都沒有聽到任何的專家提出解決這個問題的好政策。經濟學家給出的建議一般是教導人們達到更高的技能等級,當然這是每個國家都應該著手的事情。但這究竟能提供多少工作崗位,如果讓一個55歲的卡車司機經過重新訓練成為一個程序員或者設計師或者時事評論員,感覺上不會那麼容易,對教育體制也是一個挑戰。
在這樣的情況下,就會導致很多人對經濟更加不滿,民粹主義勢必將會更加流行,所以我覺得如果我們想要繼續維持這種對我們十分有益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我們在未來不得不面對這個艱巨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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