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姆真理教完全揭秘（四）暴走的教團

來自專欄 李淼帶你看殺人案

11月4日和5日連續兩天，坂本堤律師都沒有來橫濱法律事務所上班，這引起了他在律師事務所中的同事們的懷疑。於是在11月5日晚上，他們聯繫了警方。

接到坂本堤疑似失蹤的報警之後，當地派出所的警察在當晚來到了坂本堤的家中。按響門鈴之後許久，警察們發現並沒有人前來開門，於是便先檢查了坂本家的車庫，發現車子還在車庫中，並沒有全家人外出的跡象。

警察們推了下門，發現房門並沒有上鎖，於是一邊喊著坂本堤的名字，一邊走進了屋子。在門口的玄關處，警方發現一家人的鞋子仍然擺在鞋櫃里。即便是再遲鈍的人，也可以立即感覺到事情有些不對勁。

警察們走上了二樓，來到了坂本一家的卧室。在卧室中，被褥和枕頭橫七豎八地散落在榻榻米上，似乎是有許多人在卧室中發生了爭鬥的樣子。一名警察伸手探了探被褥的溫度，確認屋中的被褥上，至少有幾個小時沒有人躺過。在各間房間中搜索一遍之後，警方初步確認了幾個情況：

第一，坂本一家人大部分的衣物都還在衣櫃中。即便是坂本一家突然離去，那麼隨身攜帶的衣物也不會很多。

第二，一層客廳的餐桌上，有一壺茶和一個茶杯。然而從櫥櫃里的擺放情況來看，有三個茶杯不翼而飛。

第三，入口處有一些泥土的痕迹，以這家人的房屋整潔程度來看，應當不會是忘記打掃而留下的。換句話說，這間屋子很可能有他人侵入的跡象。

第四，從卧室和廚房中的器物判斷，家中應當有一名嬰兒。然而如果要攜帶嬰兒外出的話，嬰兒車和其他嬰兒用品都留在了家中。

第五，從被褥、車輛等等情況來看，坂本一家的失蹤，應當發生在11月4日凌晨至11月5日中午之間。

由於天色已晚，警方在收集了這些情報之後，對現場進行了拍照，就封鎖了坂本的家，準備第二天天亮後召集更多人手進行徹底的搜查。封鎖現場之後，警方也趁夜敲響了附近的居民的家門，想從鄰居那裡獲得更多的信息。

根據一名鄰居的反映，在11月4日凌晨大約3點的時候，他起床上廁所，卻突然隱約聽到外面傳來了一個聲音，在叫著「坂本先生」。根據他的回憶，這個聲音很細，聽起來像是個女人的聲音。在那之後，坂本家的燈亮了起來。

這一信息引起了警方的警覺，因為從時間上來看，這很可能就是坂本律師一家失蹤的時間點。在尋訪了周圍的其他鄰居之後，大家也紛紛表示在11月4日和5日兩天，都沒有看到坂本家的人有外出活動的跡象。

事情似乎開始逐漸明朗起來。

11月6日上午，警方的調查員們紛紛來到了坂本一家失蹤的家中，開始了詳細的調查。他們在門把手、走廊等處試圖收集指紋，但一無所獲。在卧室中，調查員們突然看到了掉落在被褥之中的奧姆真理教的胸針。大獲至寶的調查員們迅速將這一證物進行封存，而另一方面，警方也開始將坂本一家的失蹤，與奧姆真理教聯繫起來。

得到了「發現重要證物」的消息後，神奈川縣警總部立即成立了專案組，並且與橫濱地方檢察院取得了聯繫，要求他們派出人手一同參加專案組會議。在縣警總部的要求下，橫濱地方檢察院檢察長佐藤道夫出席了特別會議。

各位讀者看到這裡可能會覺得有些奇怪：明明只是一起幾乎明確了作案方的綁架案，為何神奈川縣警如此興師動眾？

原因就出在奧姆真理教上。

原來，早在1989年年中，隨著奧姆真理教的影響力在日本全國範圍內迅速擴大，在日本的公共安全（公安）系統中，便早已將其秘密列為了嚴密監控對象。然而，對於這樣一個在公眾、媒體乃至是世界上都相當具有知名度的組織，日本公安在對其監控和跟蹤中，必然會慎之又慎。因此，在警察系統中，有任何涉及奧姆真理教的情況，都需要直接向公安部門彙報後，由公安部門出面負責調查相關事件。

因此，神奈川縣警在這起坂本律師一家失蹤的案情上，也只得乖乖聽從公安部門的安排。

佐藤道夫走進會議室，已經覺察到了公安與神奈川縣警之間劍拔弩張的狀態。

先開口的是警察一方。神奈川縣警總部的搜查一課課長河口，將裝在證物袋中的奧姆真理教的胸針高高舉起，向在場的人員宣布，縣警初步認為奧姆真理教在此案中具有重大嫌疑，建議對神奈川縣內的奧姆真理教設施進行搜查。

然而他的話還沒說完，公安委員會委員長林真太郎就不耐煩地揮了揮手，示意他坐下。委員長欠了欠身，用低沉的聲音說：

「對奧姆真理教的調查，不在你們縣警的管轄範圍之內，所以就免開尊口吧。」

「那麼，請問公安委員會對於這一證據有何解釋？」警察一方憤然地質問道。

公安委員會的委員之一，神奈川縣警總部的公安一課課長渡邊哲也，並沒有直接回答警方的質問，而是反問道：

「如果現在你們前往搜查奧姆真理教的設施，又有多少把握可以獲得與坂本一家失蹤相關的證據呢？」

他沒有等警察一方的回答，接著說道：

「據我們掌握的情況，奧姆真理教在國內的據點已經超過15處，分布於日本各處。尤其在首都圈附近，他們的活動據點在神奈川、東京、琦玉、千葉等地已經有6處，這還不算車程在2小時之內的山梨、群馬、靜岡等地。」

他將目光轉向了仍不服氣的警察們。

「你們如何確定，奧姆真理教真的會從他們在神奈川的據點出發，並且還恰好，把證據留在了據點裡呢？」

這一番話說得在場的警察幾乎啞口無言。對於這些刑事警察們來說，日常的案子中大部分都是「短距離作案」，很多刑事案件只要找到了嫌疑人的線索，那麼只要去突襲嫌疑人在神奈川縣內的藏身地，往往便可以水落石出。然而，對於奧姆真理教這樣全國範圍的組織，似乎刑警們的做法有著鞭長莫及的感覺。

一名年輕的刑警豐岡辯解道：

「那麼萬一，我是說真的萬一是他們在神奈川縣內的設施里策劃的這起綁架，那麼我們現在去強制搜查，還有希望救回坂本一家人吧？對不對？」

公安委員長林真太郎冷笑了一聲，對著這名年輕的刑警說：

「也許對你們這些警察來說，想要的只是這起案件的儘快破案。但是，對我們公安而言，你們在這裡越拚命，給我們的撒網就帶來越多的麻煩。你當然可以申請一張搜查證，馬上帶上人馬去奧姆那邊大鬧一番 —— 當然，這結果很可能是毫無收穫的。但是在你的胡鬧之後，奧姆一方肯定會對警方產生極大的戒備心，將自己的活動轉入更深的地下。到那時候，你能負起責任來嗎？」

「可是，我們就這樣眼睜睜地看著坂本一家陷入危險嗎？」豐岡不服氣地回嘴。

「沒能早期發現坂本一家已經置身於危險之中，這是你們刑警的失職。」

「話是這樣沒錯，可難道現在我們就只能這樣忍氣吞聲嗎？公眾會怎麼看待我們警察？」

「就算是被打掉了牙，你們也要咽下去忍著。想要不被人看輕的話，就乾脆從警察里辭職好了。」公安委員長說完，便對身邊的公安一課課長渡邊耳語幾句，站起來離開了會議室。

一直坐在一邊的檢察長佐藤道夫，對在場的警方也道出了自己作為檢察官的考慮：

「從現場證據來看，縣警的判斷是無誤的，而就此展開調查，其實也是我認為正確的方向。然而，從事件是否可以提起公訴來看，目前警方即便出動警力對奧姆的設施進行搜查，恐怕也難以找到可以立案的證據。這樣一來，檢察院一方並不支持警方進行強制搜索。」

縣警一方此刻完全泄了氣。

公安一課課長渡邊哲也清了清嗓子，對在場的人們說到：

「情況各位也都有所了解了。公安委員會對這起案子的判斷是，這將是奧姆真理教在未來一段時間裡，教團轉入違法暴力活動的一個信號。在坂本一家失蹤後超過48小時的時間裡，我們並未收集到任何與綁架事件相關的消息，並且也沒有人來索要贖金。綜上判斷，我們認為坂本一家已經遇害的可能性極大。鑒於奧姆真理教的活動範圍相當廣泛，因此他們進行設施內毀屍滅跡，或者進行野外拋屍的行為都在我們的考慮範圍之內。

下面一段時間裡，公安部門會將相關信息上報給警視廳公安委員會，在全國範圍內對野外發現的屍體進行比對。在此期間里，公安委員會要求全體縣警，嚴禁向外界透露此案與奧姆真理教的相關性。」

「那麼，我們又如何向媒體解釋這起案件呢？」刑事一課的河口問道。

與各國的媒體不同，在日本的各大警察局中，都駐有一個「記者俱樂部」。各大報刊負責社會新聞的記者們，都會像上班一樣，每天來到警察局中的記者俱樂部，在這裡獲得警方公布的各種消息。所以，日本的警方在辦案時，往往要想到如何對記者俱樂部進行交待。

公安一課的渡邊皺了皺眉，「怎麼解釋，這是你們縣警的工作，我其實不便開口。但是據我所知，坂本堤這個人，其實在你們縣警之中，也早有耳聞吧？」

渡邊的這句話，並不是空穴來風。坂本堤所服務的「橫濱法律事務所」，在政治上傾向於左翼，倡導人權、平等，並且有一定的親共傾向。而坂本個人所加入的「自由法曹團」組織，更是一個與日本共產黨有著密切聯繫的律師組織。因此，坂本堤也曾經多次與神奈川縣警打過交道，在日本官僚系統「反共」的大背景下，他是一個警方眼中的「刺頭」。

然而，神奈川縣警此刻所要面臨的，是將一個自己認為很麻煩的對手的失蹤，用一個更荒唐的謊話遮掩過去。這件事一旦對外公布，神奈川縣警肯定會被大眾當做無能而嘲笑的對象。但在公安委員會的壓力之下，縣警們的選擇似乎也只有這一條路可選了。

11月9日上午10:00，神奈川縣警刑事一課課長河口來到了記者俱樂部，對在場的各報記者說：

「坂本堤律師一家失蹤案件，目前警方已經對其家中進行了徹底的搜查。從目前的搜查結果看，不排除坂本一家系主動出逃的可能性。同時，其一家作為綁架案件的受害人，這一可能性也佔到了50%。

從坂本堤的履歷和社會活動來看，警方目前得出的失蹤原因如下：

1 由於欠高利貸，所以全家連夜出逃。

2 在學生時代，坂本堤曾經參加過共產主義過激派的活動，因此受到了牽連而遭到過激派的綁架。

3 在業務過程中，他接觸到了大筆公款，並攜款潛逃。

以上，便是警方目前的主要調查方向，待有進一步情況後，繼續對媒體進行信息披露。」

說完這些他自己都不相信的話後，河口想要轉身便走，然而卻被怒不可遏的各位記者攔住了去路。

「你當我們都是傻瓜嗎？」

為首的《讀賣新聞》宮城記者堵在河口面前，對他說：「在現場發現的奧姆真理教的胸針，怎麼解釋？！」

原來，早在公安委員會召開會議之前，在現場負責調查取證的刑警們，便已經將發現胸針的事情，私下告訴了記者們。而更有甚者，幾家報紙其實早已在當天準備下廠的日刊中，將這一信息寫在了事件報道中。

河口此時並未慌了陣腳，而是懇求各位記者息怒，之後，他對記者們說了這樣的話：

「各位對坂本堤一家案子的重視，我個人深表謝意。在你們看來，對外界封鎖消息，對記者們說這些我都無法相信的謊話的警方，想必是維護新聞報道透明、言論自由的敵人。

然而，警方目前所面對的敵人，卻比各位想像得更加強大。他們早已在暗地裡，將爪牙伸向了我們社會中的各個角落。如果不能徹底打敗他們，那麼我們恐怕將長期生活在恐怖之中，正如坂本律師一家所遭遇的一樣。

即便如此，我們警方還是希望能夠儘早，將他們一網打盡。然而在此之前，我用我個人的名譽向各位起誓，如果此案不能在三個月內找到真兇的話，我一定會辭去個人的公職。請各位記者再給我們一些時間，千萬不要將目前已知的線索報道出去，以免打草驚蛇。」

說完，河口俯身在地，向記者們磕頭致歉。

在場的記者們一下也被驚住了。他們的正義感和職責感，此刻與理智不停地衝突著。最終，記者們一致決定，對奧姆真理教與此事的挖掘，在三個月內保持緘默。

1989年11月18日，奧姆真理教舉行記者說明會，在會上矢口否認了與坂本一家失蹤的案件有所牽連，並且提出，在坂本一家失蹤現場發現的奧姆真理教胸針，是「有人刻意栽贓奧姆真理教所致」。

1989年11月19日，神奈川縣警以「對記者說明會的發言了解情況」為由，要求奧姆真理教的幹部前往縣警本部進行問詢。奧姆一方以「集中修行正在進行」為由，拒絕了縣警的要求。

1989年11月21日，奧姆真理教全體核心成員秘密飛往阿姆斯特丹。

1989年11月30日，奧姆真理教在德國波恩進行了記者說明會，在會上正式否認了教團與坂本一家失蹤有關，並且將矛頭直接指向了橫濱法律事務所，提出該事務所企圖栽贓給奧姆真理教。由於在場並無日本記者出席，因此對於這一聲明，並未有人當場提出質疑。

奧姆真理教選擇德國波恩進行記者說明會，其意圖也是非常明顯的：他們打著宗教自由的幌子，在歐洲進行這樣的內容說明，旨在對日本媒體和警方施壓，並藉此擴大自己的國際知名度。

然而另一方，日本警方也獲得了一封神秘的來信。1990年2月16日，神奈川縣警收到了一封沒有署名的加急信件。打開信件後，裡面只有一句話：

「小孩的屍體在長野縣大町市日向山的山中。」

於是在公安委員會的協調下，神奈川縣警與長野縣縣警對該地區進行了為期一周的搜索，然而毫無所獲。對該信件的分析和調查，也沒能找出發出信件的人究竟是誰。

似乎一切線索都在這裡結束了。坂本一家所遭遇的慘劇，究竟何時才能昭雪呢？

話說回來，我這次去日本，又走了幾個奇怪的地方。其中有一處林間工廠，非常讓我想起來後怕。

這是一條靠近滋賀縣和愛知縣縣界的縣道，連接國道306和國道421。由於山間交通不便的原因，原本在這條公路兩邊的村落，大多已經變成了無人村落。我們剛剛駛入這條道路，一間已經徹底廢校的小學，便出現在了公路的路邊。

越往深處走，路變的越來越窄，偶爾出現的會車也幾乎再也不見。轉眼間我們便開到了山頂。山間的雨下得非常大，水流順著山體流下來，在下山的公路上匯成了一條水勢湍急的小溪。當車子拐過幾個彎後，我在GPS上看到，我們已經位於山林中最深的位置了。

然而，一處木材堆卸廠，突然從路的盡頭出現了。走到近處，我才發現這其實是一片很大的工廠 —— 叉車、鏟車一應俱全，廠房高大，燈火通明。

然而奇怪的是，這處工廠在地圖上根本沒有標識 —— 即便是小小的便利店都會在地圖上標出的谷歌地圖，在此處完全是空白的。即便是車載GPS，也沒有關於這裡的記錄。

在工廠外面，用顯眼而巨大的黃底黑字寫著：

「用感恩的心 和感謝的心情 對待每天的工作」

我叫醒了在副駕上迷迷糊糊打盹的孟爺，讓他看這個地方。我在直覺中，已經意識到了這個地方的不正常，於是根本沒敢停車，而是疾馳而過。

一個地圖上沒有標識的地方，大小卻相當於兩個村子，還在門口寫這種像是在打雞血的標語... 更重要的是，這裡離最近的有人煙的地方都相隔20公里以上的山路。究竟是什麼公司，或是什麼團體，才會在這種地方蓋起工廠來呢？

之前在公眾號里發的另外幾張照片，也來自於這條公路上的景色：

1990年3月，奧姆真理教為了尋求在九州地區的據點，同時為自己的「教團武裝化」計劃鋪路，看上了九州阿蘇火山附近的一塊15萬平方米的土地。

（說來也巧，今年3月份我剛去過阿蘇火山。）

所謂「教團武裝化」，是麻原彰晃在1989年開始逐漸形成的一種意識。他認為在不久的將來，奧姆真理教與日本政府的暴力衝突將不可避免，因此希望能夠自行製造槍支和彈藥，以供在可能發生的衝突中使用。儘管在此時，這一意識僅僅是個雛形，但在心思縝密的麻原彰晃的心中，他的前進道路上，是容不得任何阻止他的人出現的。

奧姆真理教購買阿蘇地區土地的這件事，很快便在當地的居民中傳開了。儘管此時奧姆真理教尚未被定性為「邪教」，然而由於其在發展信徒方面的積極擴張，以及之前各大媒體對於其從信徒手中榨取錢財的事件的報道，它在大多數民眾心中的名聲其實已經相當狼藉。於是，居民們聯合起來，開始向當地政府施壓，要求政府出面干預這起土地購買的實施。

1990年5月，奧姆真理教為了掩人耳目，利用教主麻原彰晃的原名「松本智津夫」的私人名義，購入了這塊土地，並劃歸了奧姆真理教所有。隨後這一經過便被阿蘇當地的媒體公之於眾。為了進行澄清，奧姆真理教的發言人上祐史浩出面說明，這是「松本智津夫以布施的形式，購入土地後無償捐贈給了教團」。

布施：佛教用語，六波羅密之首（分別是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般若），大乘佛教中為到達彼岸而進行的修行之一，意指將財物分與他人。

然而，此時的熊本縣政府卻出面聲明，由於土地購入人松本智津夫向奧姆真理教轉贈該土地時並未進行土地變更登記，因此這一土地購買交易無效，要求奧姆真理教立即將土地歸還，並撤出該地區。

奧姆真理教並未遵從熊本縣政府的這一指令，而是派出律師主張「由於這是財產贈送，因此不需要向政府進行土地所有權變更登記」，並且繼續進行著建設工程。這樣一來，熊本縣真的惱火了。

1990年8月，熊本縣政府以奧姆真理教違反了「國土利用計劃法」為緣故，向熊本縣警提出了對奧姆真理教的指控。10月底，在獲得了奧姆真理教「非法將林地改為建築用地」的證據之後，熊本縣警對奧姆真理教的在建設施進行了強制搜查，將奧姆真理教的首席顧問律師青山吉伸逮捕。11月1日，在熊本縣阿蘇當地活動的兩名奧姆真理教幹部，大內利裕和石井久子，以干擾警方調查工作為名被熊本縣警逮捕。11月5日，公安警方前往了奧姆真理教位於山梨縣上九一色村的總部，對麻原彰晃進行了問詢。而同一天，正在負責秘密實施武裝化計劃的村井秀夫、上祐史浩偽裝後倉皇逃竄至仙台。

然而，畢竟熊本縣警的能量相當有限。在面對奧姆真理教這樣龐大的組織時，他們僅僅選擇了將奧姆真理教趕出熊本縣之後，便早早結束了對事件的追查。而這樣一來，奧姆真理教在九州的發展，也進入了一個停滯期。

在1990年這起警方與奧姆真理教的角力發生之後，麻原彰晃意識到了自己的教團，事實上非常缺乏群眾基礎 —— 熊本縣阿蘇的這一事例，正說明了奧姆在民眾中的形象不佳。於是為了扭轉這一印象，麻原彰晃一方面準備著手開始公關工作，另一方面仍然惦記著他的「教團武裝化計劃」。

奧姆真理教的「公關工作」，是這樣進行的：

1 美化教主麻原彰晃形象，製作給小朋友們洗腦的動畫片：

2 積极參加綜藝節目，以「新興宗教領袖」、「大智慧者」、「青年導師」的形象示人：

3 以麻原彰晃為首，教團內幹部參選眾議員，並且派出了大量女性信徒上街遊行，為奧姆參政造勢：

4 大打親情牌、家庭牌，營造出教主麻原彰晃充滿愛心的形象：

然而，在這一切的背後，一個駭人聽聞的計劃，正在麻原彰晃的布置下悄悄進行著。這就是「國家顛覆計劃」。

早在盲人學校就學時，麻原彰晃便有過「統治全世界」的念頭。根據教徒們之後的回憶，麻原彰晃曾經有過這些構想：

「建立一個機器人帝國，擊敗全世界的列強。」

「成為率領神軍的光。」

「使用武力和超能力，奪取日本的政權。」

「聖經的啟示錄的時刻已經到來，人們都需要凈化。」

「我要走上救濟萬民的道路，為了救濟世上的生靈，需要使他們的肉體得到凈化，靈魂才能從充滿罪惡的肉體中得到解脫。」

「如果為了凈化世上眾人，我就要背上罪孽深重的罪名的話，我在所不辭。」

「與真理為敵的人，需要儘快進行凈化。」

「為了保留真理的種子，我們只能將愚昧的日本民眾盡數清除。」

不難發現，麻原彰晃在自己的構想中，已經逐步將「殺人」合理化地解釋為「凈化」，甚至為大量殺人，布下了自己的理論基礎。

1993年上半年，麻原彰晃與自己最親近的村井秀夫、中川智正、早川紀代秀等人一起，制定了「最終戰爭」的計劃。在這一計劃中，麻原彰晃是這樣構想的：

首先，使用軍用直升機在東京上空，布灑下70噸沙林毒氣，將東京徹底無人化。在這期間，奧姆真理教的教徒們將在徹底癱瘓的東京市裡，接管日本的政權，並同時對俄羅斯、美國、中國、朝鮮宣戰，誘使各國爭奪日本，並引發全世界的核戰爭。宣戰之後，奧姆真理教的教徒們要躲入教團建設好的防空洞中，在地下靜靜等待核戰爭的結束。最終，殘存的奧姆教徒們便可以在全球核戰之後的廢土上，建立一個永恆的「奧姆之國」，迎接新時代的到來。

而這一計劃的實施時間，被麻原彰晃定在了傳說中的「1999年恐怖大魔王從天而降」的日子，1999年7月。

為了進行這一計劃，麻原彰晃首先授意村井秀夫，從1990年3月開始，嘗試培養肉毒桿菌。然而，在1990年4月，由於無法獲得合格的肉毒桿菌樣本，加之教團在熊本縣購置土地事發，因此這一計劃只好作罷。

1992年9月14日，麻原彰晃通過債權轉讓的形式，獲得了一家液壓缸工廠的經營權。在接手這家公司當天，麻原彰晃曾經放出了「兩個月內扭虧為盈」的豪言壯語。然而，事實上奧姆真理教接手這家經營慘淡的工廠的目的，卻根本不在拯救工廠經營上 —— 他們所看重的，是這家工廠所擁有的無縫鋼管加工機械，以及金屬鑄造全套設備。

對機械加工熟悉的讀者們一定明白了，奧姆真理教的真實目的，就是製造槍支。

1992年11月1日，奧姆真理教宣布將工廠內130名工人中的108名辭退，剩餘的工人在指示下，將工廠內的全部機床設備，運到了位於山梨縣巨摩郡福士川邊的一家秘密工廠內。

1993年2月，在奧姆真理教中擔任首席科學長官的村井秀夫，秘密前往俄羅斯，從黑市上購得了一把 AK-74，以及20發 5.45mm步槍子彈。在酒店裡，他命令手下人架設好攝像機，之後將AK-74拆解，將每個部件拍照並量好尺寸，繪製成加工圖後，將槍支零件分散在隨行人員的23個行李箱中，偷偷帶回了日本。

1993年6月，在村井秀夫的領導下，教團成員們開始在之前提到的山梨縣秘密工廠內，試製AK-74。然而，由於成員們大多沒有車床、銑床和金屬鑄造的經驗，加工出的零件長期無法滿足量產的需要。

1994年2月，麻原彰晃向村井秀夫下達指令，要求在年底之前製造出1000把AK-74。為了達到這個要求，村井秀夫只得向一些外部的塑料製品工廠偽稱「準備製作一批模擬槍玩具」，定製了大量的塑料配件，以彌補工廠內加工水平的不足。至奧姆真理教被日本警方徹底查封之時，村井秀夫所帶領的團隊，已經完成了1000把AK-74，以及100萬發步槍子彈的製作。

經過測試，這批奧姆版AK-74由於加工精度不足，以及大量金屬部件被塑料部件所代替，因此無法進行前自動射擊，並且撞針經常失靈。然而，即便如此，這些槍支的射擊初速也達到了831米/秒，與原槍幾乎匹敵，具有相當大的威脅性。

另一方面，麻原彰晃仍然認為，使用槍支進行「凈化」的過程實在太缺乏效率。他仍然希望能夠獲得一種更高效的武器，用來「凈化世人」。於是，他將目光投向了現代戰爭中的禁忌 —— 生化武器。

在下期連載中，我來繼續講述，奧姆真理教的最後瘋狂：東京炭疽菌散布事件、松本沙林毒氣事件，以及奧姆真理教造成的最大悲劇，東京地鐵沙林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