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應如何理解過去——讀《屠貓狂歡》

美國歷史學家達恩頓的《屠貓狂歡——法國文化史鉤沉》被認為是新文化史學的典範之作。按作者的說法，本書隸屬「心態史」領域，即「以人類學家研究異種文化的同一方式處理我們自己的文明」。

按我的理解，在歷史學研究中引入人類學方法的意義在於，人類學研究更多依賴於自在的無意識的「客觀」物件或記敘，而非有意識的歷史書寫。史學研究，無論其如何標榜客觀性，都是一種對過去發生事情的追憶，而人類學則沒有這種歷史感，它將它的研究對象——部落、族群、乃至民族、文化——看做一個標本，對它進行即時的解剖與描述。如果我們對歷史中某個時期的某種文化做人類學式的解剖，不帶先入為主偏見地調查彼時人們留下的自在的記錄與訴說，從當事人的角度來理解他們的生活狀態與所思所感，這種方式一定會比單純地將那個文化放入我們構建的歷史敘事脈絡中理解來得「深刻」，更符合歷史學的追求。這正是《屠貓狂歡》一書對十八世紀的法國文化所抱有的野心。

一旦暫時放棄現代人的思維方式，試圖理解前人的精神世界，我們立即會陷入陌生感中。《屠貓狂歡》向現代讀者展示了舊制度法國社會各類人群的「心態」——其中既包括他們世界的內容，也包括他們看待世界的方式。

小紅帽的故事我們都耳熟能詳，而與小紅帽最後化險為夷的美好結局不同，在十八世紀法國農家圍爐夜話所講的故事版本中，小女孩最後沒於狼口，以此警示：和狼保持距離。我們現在讀到的故事已經過流傳與編纂，使我們遠離了它的歷史情境。而這則故事的早期版本，與其他眾多流行於早期現代歐洲農村的民間故事一道，間接反映了農民們的生活方式和處世哲學。考察同一故事題材在不同國家的變異，我們還可以讀出——雖然作者不完全贊成這種簡單歸類——英國的樂觀主義，德國的神話幻想，以及法國的鄉土氣。結合統計數字，我們可以勾勒出一個被貧窮和飢餓所迫的法國農民群體，以及他們充斥著狡猾與「騙徒主義」的精神世界。

聖塞佛倫街上的印刷所工人為了發泄對師傅的不滿，策划了一次屠貓行動，將包括被那位「資產階級」所寵愛的小灰在內的群貓一網打盡，還舉行了行刑兼狂歡的儀式，並在之後的生活中不斷模擬重演。現代讀者已很難理解工人們屠貓的笑點，而正在此處，我們發現了自身與前現代歐洲工人的心理距離。通過理解那個時代資產階級與工人的對立狀況、分析貓在文化習俗中的象徵含義，我們才能大致把握他們行為的意義所在。

提起十八世紀的法國，我們腦中首先浮現的應該不會是農民或工人，而是「啟蒙運動」，文壇欣欣向榮，知識分子群體開始形成——儘管這個詞還並未造出。同時代的一位警探對文壇群像做了詳細的描繪，在他的記錄里，啟蒙哲人們並未展現出如我們後世所仰望的、由其思想光輝所映照的偉岸身影，而是被限制在一種描寫家族關係、徇情營私、『保護傘』網路、曖昧關係和對政府的危害的敘述結構之中。在這裡我們也許需要將自身全部浸入舊制度的社會環境中，來理解這位警探話語的含義，反過來也通過他描述文壇的方式，來理解舊制度社會的心態。

《屠貓狂歡》的其他章節還分別展示了一個資產階級看待他所在城市的階層的方式，狄德羅和達朗伯編纂《百科全書》的考慮，以及盧梭帶來的閱讀方式的變革。展現於我們眼前的過去構成了一種全然異質的文化體驗，以至於我們不得不感嘆人類學方法的必要性。當然，看到這樣異質的過去一定程度上也是人類學方法的必然結果。然而，歷史學畢竟有它的獨特之處，我們可以人類學式「內蘊」地（藉助一個幾何學用語）考察某個歷史截面，但卻無法忽略它內中包含著的變化的動因，這必然要求與它的過往、它的將來結合作整體理解，此處所需要的，正是那種外在的、帶有歷史感的達觀。雖然它常常沾染著當代的自負，但我認為，這是歷史學對於現代我們自身具有意義之所在。囿於時代的人們往往缺乏這種歷史的眼光。《屠貓狂歡》中，那位記錄文壇的警探已經具備了一定的文學欣賞能力，但他卻無法意識到那些文字中包含的力量，而我們像戲劇的觀眾一樣心知肚明：一場巨大的時代變革已在醞釀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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